“……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加紧反革命活动。6月10日汪精卫和冯玉样在郑州举行会议，策划反共。19日冯又和蒋介石在徐州举行会议，密谋蒋汪合作，共同反共。这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路线不仅不加强工人阶级的武装，准备应付突然的事变，反而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将武装交给国民党。7月15日，汪精卫即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封闭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个落网’的血腥口号，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至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受失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竭尽力量，直接的、间接的，以及联同国民党左派（指汪精卫的国民党——引者），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在工人中极力发展党员，在城乡劳动群众中极力为国民党发展党员，必须使国民党以极大的速度成为最广大的组织——这是目前中国共产党之主要任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督促中国共产党极大注意，一切工农群众组织，须有各方面的加强与扩大之必要，如职工会、罢工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工人自卫团等，以及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乡村工人组织、农民自卫军、城乡小资产阶级的组织、小手工业工人、家庭工业工人组织等，在这一切组织中，必须宣传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工人阶级之强大的群众组织。“（摘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85年6月，人民出版社版，425-426页）

　　“……蒋介石已向人民群众提出了挑战，人民群众必将起来应战。失败教育了人民。中国工人、农民以及所有中国革命者，将从上海的悲剧中（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引者）吸取必要的教训。中国共产党将同没有蒋介石的革命的国民党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他们将更坚定地、满怀信心地组织群众，积蓄新的力量，准备参加新的战斗，他们定能通过这次上海的失败，最终夺取胜利。“（1927年4月15日《真理报》，题为《上海的政变》）

　　“布哈林谈了自己对中国形势的看法：农民正用暴力强占土地，这吓坏了武汉政府。如果对土地运动不加遏制，我们将失去左派同盟者，因此便不能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如若对农民运动加以遏制，我们便能继续在国民党内扩大影响；当我们有了足够力量的时候，便可在必要时抛弃现在的同盟者，完全按我们的意志行事。
　　特伦认为……指望国民党通过一项在中国实现革命的正式决议，今天不可能，明天也同样不可能。资产阶级试图在我们赢得国民党的绝大多数之前，用军队的力量把我们打垮。我们必须立即开始把农民运动与无产阶级起义结合起来。
　　斯大林来了。他声言同意布哈林的意见。他认为特伦没有抓住中国形势的实质问题。如果我们现在不反对农民暴动，资产阶级左派就会转而反对我们。就会打内战。
　　特伦：……如果我们赞成镇压农民起义，那么，以后再要把农民争取过来就要花很长时间；没有农民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革命就会无限期地推迟。
　　布哈林：少数必须服从纪律。我希望特伦同志放弃自己的打算。
　　特伦：事关重大，什么也阻挡不了我阐明自己的保留意见。
　　就这样结束了会议。“（会议辩论性发言较长，以上系节录部分发言——引者注）

　　据张国焘回忆：早在（1927年）7月14日，“陈独秀先生在一个秘密寓所躲藏起来，不再露面了。我……曾去看陈先生也找不着了。……七月十五日陈独秀先生曾有一封简单的信向中央表示无法继续工作，要求解除他的书记职务。”
　　“再说瞿秋白。他与鲍罗廷早于七月十三日晚悄然由武汉到庐山去，不告诉任何人。二十一日瞿从庐山回来，立即提出改组中央领导的问题。……瞿表示在庐山与鲍罗廷冷静的研讨，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交代。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指示，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
　　“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那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

　　“在武汉，中央不是陈独秀决定问题，而是三巨头（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决定问题。中央决定了问题，然后陈独秀担负责任，由秘书长蔡和森传达执行。……纠察队缴械事也是如此。”

　　“……斯大林在这里再次宣布他自己反对工农苏维埃（苏维埃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即权力机关——引者），他辩解说：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令人满意的，并且是土地革命的工具。因此，斯大林设想并希望国际对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政策负责，他重复了以前的对蒋介石国民政府政策的负责。
　　我们同这种政策没有共同之处。我们不愿对武汉政府和国民党领导集团负责，哪怕是承担一点点责任，我们殷切地奉劝共产国际要拒绝对其负责……汪精卫类型的政治家，在困难的条件下，将以十倍的努力同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工农……“（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