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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怀念——王振华烈士生平忆略
赵芳举
（1983年）
刊载于《陈独秀研究动态》第7、8、9、11期。本文原为作者提供给重庆“中美合作社”集中营展览馆、红岩英烈史料研究会的烈士生平材料，《陈研》上的标题为《一对黎明前牺牲在中美合作社的托派烈士夫妇》，刊载时有所删节。
王振华（又名玉华亭、王叔本）祖籍吉林省，1911年生。青少年时代是在哈尔滨度过的。他自己常说，他很喜欢哈尔滨，特别是哈尔滨的夏天。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谋取东北，即制造一系列事件，致使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作为青年学生的王振华，遂于“九一八”前夕流亡关内，来到陌生的古都北平，这年他刚满20岁。
一、人生道路的起步
王振华只身来到北平后，考进了北京大学经济系。当时时代的风云急骤，北大的政治气氛非常高涨，学生相继组织学术团体，互相争鸣。王振华以一个思想激进的青年，多次在团体学术会上慷慨陈词。一次，在讲到东北国土不战而丧时，声泪俱下，连连高呼“还我东北！”“还我东北！”，为之语惊四座。
王振华为人刚直不阿，秉性坚强不屈，课外爱读进步书籍，在左倾思潮的不断冲击下，他终于接受托派地下组织的影响，开始了思想政治生活的起步。就这样，他选择了一条曲折、坎坷而又苦难重重的政治生活道路。他以纯真的心灵向往着光明，追求着共产主义理想——全人类永恒的幸福，并且始终不渝地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被荆斩棘，拼搏前进！
二、南京请愿与济南之行
在北大读书期间，他曾组织一批托派学生离校南下随同请愿团到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这一正义的爱国行动触怒了学校当局，被列入开除名单。他被除名后南走上海，从事托派地下工作。1935年初春，他由上海专程来到济南我校（山东建专），在黄台车站附近的桑园农场，秘密会见了学校托派组织的部分成员。他穿一件深灰色的长夹衫，一双小圆口的黑布鞋，挺像一个商人打扮。身体偏矮而显得瘦弱，面容清癯，肤色微黄带黑。偏分头发陪衬着带有几分稚气的脸庞，看上去完全是一副学生派头。尽管显得有些疲惫，但眼神依然闪烁着青春的活力。他仔细了解了学校托派组织情况和工作后，提出并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1．揭穿斯大林一手炮制的政治阴谋——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暗杀案。
2．苏联左派反对派同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斗争和列宁的《遗嘱》。
3．在没有世界革命（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首先胜利）的前提之下，一国能否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
4．谁应负中国1925-27年大革命失败的罪责？陈独秀怎样做了斯大林第三国际的替罪羊？
5．国民党蒋介石能否真正领导全民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6．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的走向和党的性质问题——农民的党，工人的党，还是官僚集团的统治？
7．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我们的工作方向与任务。
他逐一提出了这些问题，经过他的讲述和讨论之后，大家又提出了其他有关问题，无形中成了一个答问会，情绪十分热烈。最后，他特别强调：“斯大林谋杀基洛夫而嫁祸于左派反对派，是得以铲除威胁自己独裁宝座的基洛夫，并借口大肆屠杀不同政见者，取得一箭双雕，以继续苟延他个人独裁的官僚专制政权。”“斯大林的这种罪恶行径，今后还会继续无限扩大。”（1936至1938年之间，连续炮制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冤案，果被不幸言中）。“斯大林专制独裁，将严重威胁苏联的命运，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保卫列宁和托洛茨基老一辈革命家所亲手缔造的苏联！”王振华这次和大家的会见，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三、第一次被捕
王振华这次离开济南回到上海后不久就被捕了。根据他后来的叙述，经过是这样的：
他和几个托派中委一起租住了一家私人楼房院的一处亭子间。这个院里住的人比较复杂，有做小买卖的，有店员小职员，还有码头工人等。其实，这里具有较好的掩护条件，是组织的机关所在。一天，王振华正在翻译一篇稿件，其他的人也都在忙着工作。他们突然听见外面有几个陌生人的讲话声，急忙把工作收起，一出门就看见房东与几个宪兵在讲话，说这楼房住户中有人贩卖鸦片。宪兵边说边闯进了王振华他们的房间，并说：“搜查！不准离开！”结果鸦片烟没有搜到，却搜到了一些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书刊，还有一些油印品和印刷设备等。就这样，他们五个人当场被捕了。其中包括刘仁静、刘家良、斯朝生和扈文章四人。这个楼住户中确有一家贩毒户，就在他们间壁，终于也连人带烟土一起抓走了。开始是搜错了房间。此案本与政治无关，他们也意外地被捕了（另一说法是由于叛徒告密）。
据当时在中央军人监狱坐牢的郑超麟回忆：此案“解到南京卫戍司令部，刘仁静立即做了叛徒，因之没有判刑，只送去苏州反省院反省。其他的中央委员，斯朝生、刘家良、扈文章、王树（叔）本（即王叔华）则不肯投降，因此判了徒刑。刘家良七年，其余三人都判三年，他们都解到中央军人监狱来监禁。”
刘仁静在反省院中表现十分无耻，发表文章为反动派歌功颂德，甘愿为国民党所利用，而成为反人民的工具。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任政治教官，为国民党宣传法西斯统治，声言三民主义救国救民，马克思主义不适于中国。
1937年七七事变后释放政治犯，王振华等四人一起于8月29日出狱。斯朝生表示不愿再干了，其余三人依旧回到上海，坚持托派活动。王振华负责组织工作。后来，扈文章去东北参加了抗日队伍，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刘家良去了越南，在那里被捕牺牲。
四、从上海、香港、梧州到重庆
王振华回到上海托派组织之后，在上海负责托派组织工作。以后沪港两地托派组织政见有所分歧，他又南去香港从事托派工作。在港期间，他写了《沪港两地组织的争论》一文，对两地争论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并分析了当前形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这时是1940年初或更晚一些。
1940年冬，王振华由香港到了广西梧州，准备在广西开展托派工作，暂住在他在香港结交的女友黎洁霜（本名黎琪清、后改黎洁霜）家中，黎的父亲黎庆裕原是梧州有名的富商，早年病故。黎洁霜在母亲和长兄黎超贤（中山大学毕业）的照料抚养下长大成人。家务由长兄主持。黎洁霜比王振华小九岁，早年曾在梧州华侨主办的商校就读。黎以王振华系其在港读书时老师的身份暂时留住家中。其实，黎早即敬佩王振华的为人、学识和事业而与之私订终身。一天深夜，他俩还在阳台上交谈被黎的长兄遇见，并从他们的谈话中弄清了他俩之间的真正关系。当场严词斥责了黎洁霜，弄得王振华十分尴尬。事后强要妹妹与王中断这种爱情关系，认为王振华并非本乡本土，外地人不可轻易相信。黎对长兄的意见表示坚决抵制，以后终于离家出走，追随王振华来到了重庆。
抗日战争时期的广西，特别是广西的桂林、柳州、梧州等几个城市，成了当时抗战后方的文化中心。王振华原想留在广西开展托派工作，但当时的抗战陪都——重庆，也急切需要他，终于决定前来重庆。我们重庆托派组织，得到王振华即将来渝主持工作的消息，大家都感到非常振奋。特别是我，六年前济南相聚的旧友即将重逢，欣喜之情难以抑制。当时，重庆托派主持人梁贻，还喜形于色地告诉我：“就是在济南同你们会见的王振华，记得吗？”我说：“当然记得。”王振华于1941年初春旧历的年关之后，只身来到了重庆。一见之下，难免抚今忆昔：他那带有学生雅气的脸庞消逝了，眼角明显出现了鱼尾纹。也许是两年监狱生活的磨难，过早地为他带来了苍老，已不似一个二十九岁的年轻人。但他那当年沉着、稳重的神态和永远闪烁着活力的双眼却依然如故。
这时的重庆托派组织，只作为一个小组开展工作，核心成员只有四人，外加分散在五十兵工厂（即今望江机器厂）、军政部制呢厂（地处磁器口）、二十一兵工厂（即今长安厂）、重庆电力公司发电厂、民生造船厂、益世报厂、文律出版社以及南岸酒精厂等所有成员，约计总共三十余人。四川绵阳国立六中毕业的托派学生还在陆续来渝。成都等地的托派组织，也在迅速发展。王振华的来渝，给年幼的重庆托派组织，注入了极大的活力。也给重庆托派工作的开拓和理论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力量。
五、出版《工人呼声》
在王振华来渝的半年前，即1940年的上半年，重庆托派组织的核心成员只有张维良、梁贻（即梁公衡）和刘振基三人，另外就是分散各厂的成员。这时，我已在国民党的中央军校（即原黄埔军校）第十四期一总队步兵科（大专学员招进）毕业一年多了（遵照组织决定，于1938年春在武汉打入军校的，迁校后毕业于四川铜梁县本校）。当时，我被分配到重庆新编十二师一团一营三连任中尉连副兼一排排长。我连驻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担任飞机场保卫工作。1940年8月底一个星期天，梁贻特地来到白市驿太慈寺驻地（通过组织与我取得联系的），代表组织告诉我两件事：一是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科约阿康私邸被斯大林克格勃刺杀遇难；二是王振华即将由港来渝主持工作，并筹备出版自己的刊物。他要我尽快设法离开部队到市区共同开展工作。我明白这是命令，经过百般努力和周折，终于获准离开部队，并于同年11月30日考进重庆电力公司任职员，从而取得落脚之地。
重庆托派为了建立地下机关和出版刊物即将使用的房子，四处急切寻觅。后经张维良多方物色，终于在陕西路赣江街65号租到一处单独进出的民房。房子紧靠古庙万寿宫的大门左侧，庙门口日夜有武装军人把守。我在这所房子的旁边挂上了“重庆电力公司职员宿舍”的牌子，我即由公司迁居在这所房子里。以后，这里就定为重庆托派机关所在地，并在这所房子里出版了托派刊物《工人呼声》。根据多方了解，万寿宫古庙里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办的一个特种通讯训练班。在先我们对这所房子地点的选择是有顾虑的，照后来王振华的说法：“咱们的机关就设在特务的眼皮底下，它是咱们可靠的‘保护神’，尽可放心，再安全不过了”。这一说，大家才恍然大悟，相视而笑了。
1941年初春，春节刚过，王振华来到了重庆，同我一起住在65号机关房子里。他在几天之内就把各厂托派情况基本了解，随即开始积极筹备《工人呼声》机关刊物的出版工作（《工人呼声》刊名是大家商定的）。工作分工是这样的：
王振华负责主编兼理论宣传；
张维良负责出版物资供应和绵阳、成都等地新来成员的职业安插；
梁贻负责组织工作兼宣传鼓动；
刘振基负责财务收支、保管兼联络工作；
赵芳举（文升）负责《工人呼声》的刻印、发行和掩护工作。
我从重庆电力公司业务科用户股弄到一部搁置未用的油印机和一筒油墨，张维良拿来一简油印腊纸和一令白纸。在大家一阵紧锣密鼓地努力之下，很快就出版了油印本的《工人呼声》第一期创刊号（暂定每月一期）。首期内容篇目较多，有王振华撰写的《创刊词》和一篇分析当前形势的文章，阐述了《工人呼声》创刊的时代意义和它的艰巨而神圣的任务；主张在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同时，决不放松对国民党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斗争。它代表了重庆托派对当前国际形势和国内抗日形势的看法与主张。并指出了我们工作应有的方向和奋斗目标。王振华在以上两篇之外，还另外写了以“皖南事变”为内容的评论文章。题目是《记取沉痛的教训》。文章厉言声讨了国民党蒋介石对人民的血腥镇压，也批评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招致“皖南事变”，是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下放松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警惕。并在文章中回忆了上海“四·一二”大屠杀的反革命军事政变。梁贻写了一篇题为《五十兵工厂的起身炮》的报道（根据梁贻1986年4月10日重校印行的《回顾》，谈及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制炮厂为什么不出炮？》——72页）。这篇文章以冷嘲热讽的笔触揭露了国民党五十兵工厂迁厂几年以来（由广州迁重庆）所生产的仅有的一门炮。试炮，尽管弹头远远没有落到靶子上，可总算放响了。这一响可好，厂长也私囊中饱“起身”离厂高升了。为此，工人们就叫它“起身炮”。最后的一篇是我写的《请看国民党蒋介石的抗日军》，主要是以我的亲身经历控诉蒋军层层克扣、残虐士兵的罪行。并报道了蒋军内中、下级军官普遍不满与士兵的大量逃亡。第二期篇目比首期较少，除了王振华的文章《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召开无记名投票普选全权代表的国民会议》之外，还有刘振基的一篇特写，题目已记不十分准确了，约略记得是《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工人弟兄们》，也或者是《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工人弟兄》，报道了工厂工人的悲惨生活。以上两篇篇幅较长，内容较多，特别是王振华《会议》一文中，引述较多，论述翔实，代表了托派关于“议会斗争”的主张。其他还转载了中国托派中央机关报刊《斗争》、《火花》的部分文章和梁贻的一篇通讯。通讯记述了五十兵工厂工人阶级为改善生活同厂当局所作的斗争。第三期是以重庆较场口防空大隧道万人大惨案为中心内容的专刊。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和平居民的狂轰滥炸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官僚统治者的无能贪污腐败、侵吞防空设施经费和草菅万人生命的血泪控诉。在这一期专刊中，王振华写了《向日寇和国民党政府讨还血债》，我写了题为《较场口隧道大惨案目睹记》（我凭电力公司抢险通行证进入现场的）。另一篇是张维良提供具体材料，由梁贻执笔撰写的一篇资料性文章。它揭露了国民党防空系统高层官员侵吞防空经费的骇人听闻的罪行。第四期和以下几期未能按期出刊，其中一部分稿件的钢板刻写是刘振基负责的，我只记得内容增多了向各厂成员的约稿，适当扩大了通讯报道和转载文章，具体篇目、内容，现在已回忆不清楚了。只有让那些今日尚能幸存的当年知情同志和细心的读者去回忆了。
《工人呼声》自创刊起，都是以“第四国际中国支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马克思主义列宁派）重庆小组”的名义出版的（第四国际于1938年9月3日成立于法国巴黎，有21个代表出席，代表了美、俄、英、法、意大利、波兰、比利时、荷兰、希腊和拉丁美洲等十余个国家的托派组织）。至于“四川地委会”这一组织名义的建立，那是以后的事了。
六、危难关头——一个革命者生命的价值观
《工人呼声》的投递和散发是大家的事。刊物印好之后，大都是几个人分头送下厂去，由厂组的成员秘密传递，扩大宣传和影响。外地如昆明、成都、绵阳等地，一般都是化名邮投。当时，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是战时陪都的两个最高学府，也是《工人呼声》散发的重点之一，这两所大学中没有托派成员（中央大学原有一个姓陶的学生是在南京时的托派成员，此前，曾经梁贻的书面介绍，我去会过他，他表示不干了），《呼声》的投放散发工作，一直是王振华和我两人负责的。每次都是各自腰间捆扎十几本，瞅准上课时间混进他们的学生宿舍区投放。大都是由后窗投掷在学生的案桌上；王振华有时由后窗翻进宿舍，把《呼声》放在学生的枕头底下，这样就会更加稳妥。记得一次下午，由于门卫的阻拦，未能进入重大（记得是散发的第三期以较场口防空隧道万人大惨案为内容的专刊）。回来时，两人腰间都剩了四、五本。这天振华穿的是一套草黄色呢料中山服，是重庆牛角沱复兴面粉厂厂长葛斯乔（王振华北大同学）送给他穿的。我们回到市区内陕西路，正要转弯下坡回宿舍，突然迎面来了两个武装宪兵。很显然，目标是冲着我们来的。王振华急忙向左抄前一步，用左手猛力把我顶在后头，我俩拉开了四、五步距离。两个宪兵拦住了王振华的去路。一个宪兵右手指抵住他的胸膛：“你是军人吗？”“不是”“不是军人为什么穿军服？”“不是军服，是朋友送我穿的中山服。”“胡说！这不是军服是什么？脱下，收缴！”“我里面没穿多的衣服，脱了外衣怎回去，我回家染成黑的再穿就是。我真的不懂这是军服。”开始被宪兵拦住时就有不少过路人围了上去，我也走了过去。另一个宪兵已把手伸向王振华的外衣扣子，开始动手脱他的衣服。这时，不少人都为他讲好话，“官长、官长”地说个不停。宪兵终于开口了：“好吧，来我先给你染一下。”两个宪兵把王振华推推搡搡弄到就近一个茶馆里，用柜台上的笔墨把他周身上下前后涂满了条条墨迹才算了事。我们走在路上，一群孩子跟在后面大喊大叫：“麻老虎！麻老虎！”事情就算太平了。不然，只要脱下上装，露出捆在腰上的“向日寇和国民党政府讨还血债”这铁的“罪证”，将是什么后果！事后，我在想：王振华是准备用自己一个人的生命来掩护我的安全。我想起了古人的一句话：“危难关头见人心”。这就是一个革命者生命的价值观。更不必说，他那面对虎口而毫无惧色和镇定自若的胆识与精神，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另有一次，也是一天下午，天气晴朗，我去公司上班，王振华下厂开展工作去了。将近五点左右，他匆匆返回，刚走到赣江街120步石梯大半的转弯处，远远望见65号我们住处的门上交叉贴着两张白色的封条。他第一个判断是：机关被破坏了，我已肯定被捕了；第二个判断是：住房附近一定还有便衣人员守候，很可能还有同志要回来。他就在远远的高处一家拆卸火巷留下的屋基石礅上反背坐了下来。在这里可以拦住回来的同志。尽管面对无人通过的火巷废墟也是十分危险的，不能排除会被人认出来的可能。下午六点多钟，我下班回来了，还在一坡石梯的最高处，王振华跑上来拦住我。他见我平安无事，心里也就平稳了一半。我劝他马上躲避，他怎也不肯，要在这里等其他同志。我在想，机关被破坏，查封了房子，却没有到公司来捕我，一定另有原因。我突然想起，我和此地国民党保长，很不错，我向他亮过证件，他知道我是“响当当”的蒋委员长的学生，正当的公司职员。搬来居住之后，并且他的什么“老表、舅子”用电问题没有少帮忙。他也拍过胸膛，有事尽可找他帮忙。这次找他了解一下为啥封了我的门，估计风险不大。结果弄明白了，原来是卫戍司令部同宪兵团、警察局强迫市民疏散。凡门锁无人户均予封门，不准回城。保长告诉我：“你把封条撕掉进屋就是，由我负责。”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我又一次想到，王振华在任何危难之际，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同志。我明白他那冰晶玉洁的灵魂和无畏无我精神的真正价值！
七、艰苦的岁月
时间流逝得太快了。似乎是短暂的一瞬，已经过去五、六个月时间。半年来，王振华的生活实在太苦了。为了亲自了解重庆托派整个组织的情况和理论宣传工作，顶风冒雨踏遍了大江两岸、城郊内外；为了《工人呼声》的编撰工作，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天热了，脱去棉袍只穿一件单长衫，这长衫的颜色已经变得土里带白；两只皮鞋前尖都已绽了线，烂开了口，底子磨出了洞，两个后跟磨得向外偏倒着。他为忙于组织的工作，一直没有在社会就业，分文收入也没有。有工资收入的每个成员，也都薪资微薄，每月交纳的党费终属有限，物价又逐日升腾，抵不了多少用场。原有的一点党费积余，也只有一两百元，王振华坚决分文不予动用。成都、绵阳远道前来的托派学生成员，在就业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一时安插不出去，也只好暂时住在65号机关里（大量的人员住在机关当然增大目标，不够妥当，但战时重庆房子难找，也只好如此）。他们白天出去走走，会会同学、逛逛书店，到晚上，三三五五横睡在地板上。夜深了，有时回来的同志整天都没有吃上饭，作为这里的“主人”，我总不能看着他们挨饿。有时碰巧身上连买几个烧饼的零钱都掏不出，眼望着他们疲惫饥饿的样子，心里就像刀铰一样难受！我知道，管财务的刘振基同志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好同志，但也是一个对人态度非常生硬的人。在万难之中，我还是向他提出了建议：“老刘，公款是否可以动用一点救救急，度过眼前的难关，以后由我偿还就是。”他的回答使人难堪：“你又没有婆娘，工资拿来用嘛！”（刘振基当时负担父亲和爱人的生活，负担比我重，但作为技术工人领班，工资收入比我们刚进公司的办事人员高得多，大约是我们的两倍）。我进电力公司工作也才几个月，国难期间起薪低微，实际上，几个月来，我的工资月月不剩分文，想给王振华买双鞋子都没能抽出这点钱来。我来公司伙食团为我和王振华搭了中午一餐伙食，午餐费是全月伙食的一半，搭午餐的人较多，实际上，我再也拿不出两人搭全餐的钱了（我还要负担机关房屋的房租费）。这中午一餐，天天总是我和王振华最后下席，尽量让肚子填得饱胀，一天也就过得去了。吃过之后，只有等待明天的午餐。每到夜深，王振华经常闹胃痛，我也陪着心里难受。尽管这么艰苦，也总觉得和王振华这样艰苦奋斗的同志生活在一起是幸福的。“搞这工作，个人还图个啥！”这就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王振华默默地过着艰苦的生活，为了革命事业，他已经全把自己的生活忘掉了。在他的身上，我似乎看到了有一种永远燃不尽的生命之火在熊熊地燃烧！
在王振华没有来重庆之前，重庆托派组织是由重庆文津出版社经理人张维良和五十兵工厂工人梁贻共同领导的。张维良忙于社里的业务，具体工作即由梁负责。七七事变之前，梁贻曾在上海托派组织搞过一段时间，颇有组织才能和拓展能力，也有一定的工作经验。重庆托派组织的建立，是他和张维良一手打下的基础。凡事开头难，开创革命事业更艰难。对重庆托派组织的创建和开拓，他们所做的努力和付出的心血，我是知道的。张维良为人虚怀若谷，默默无闻地为革命事业做了很大贡献。还可说涵养之高众所不及。凡事有求必应，从不推诿。绵阳国立六中那么多来渝的托派学生，在求职就业问题上，绝大多数都是他安插解决的。至于对组织财力的全力支持就更不必说了。前面已经谈到，梁贻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工作经验和对事业的开拓精神。正因为如此，重庆托派组织在他的具体筹划和多方努力之下，很快就建立起来。在事业成就初露墩晖的面前，梁贻也难免有时流露出一点自负。《工人呼声》出版之后。他对王振华的撰稿不时提出意见，尽管有时也不一定确切。一次，梁对我半开玩笑地说：“小王是个快产作家，一趟厕所就是一篇文章。”意思是说他写文章粗制滥造，不讲求质量。对王振华的文章如此评价，似乎有欠公平。梁贻在同我闲谈中谈到：“小王在上海翻译一篇英文小说，把女主角的乳房译成了胸膛。”我想，笔下疏误亦属可能，但我听一位北大历史系的同学谈起过，王振华的英语造诣是相当深厚的。
王振华主持工作之后，重庆同上海、香港的联系，仍由梁贻继续负责。如上级组织对重庆组织的工作指示和中央报刊《斗争》、《火花》以及各种文件资料的寄递等等，都由他通过求精中学收发室化名收取。他似乎有一套特殊的掩护、伪装的手法，在邮寄方面从没有出现过差错。尤其他那遇事应变能力和一贯乐观主义精神，给同志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重庆托派的创建和发展，中间倾注了全体同志们多少呕不尽的心血，经历过多少困苦的磨难！特别是王振华、张维良、梁贻等，给同志们树立了光辉榜样和难忘的印象。
梁贻，作为重庆托派事务的主持人，他对王振华的生活也可说关心很不够。就在王振华生活濒临饥饿的境地时，我对他认真地反映过多次，他始终唯唯诺诺不了了之。但，只要他开个口，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其中问题所在，时至今日，我依然无法理解，也做不出正确的判断。在王振华来前和来渝之初，他又表现出那样的欢迎，何其如此前恭后倨？我在想：梁贻不是这样的同志，也许有他的难处。在工作中或多或少同志之间的意见分歧，滴滴点点的些微摩擦亦属难免，这已是过去的工作上的一些细节末枝，这里就不再过多地谈它了。
八、任《益世报》校对和黎洁霜来渝
1941年6月间，黎洁霜由广西梧州给王振华写来一封信，这封信他拿给我看了的。信上第一件事是说：王振华在给她的前一封信上，把孙中山的头像邮票贴倒了，说这种粗心大意影响很不好，一连写了两个“注意、注意”。王振华这时还顺便谈了利用邮票背后书写铅笔小字秘密通信的方法。第二件事是说，她熬不过家庭的沉闷环境，准备离家来重庆。她说，最好的希望是能在重庆读上一个大学，要这里代她联系招生问题。并说，即使读不上大学，她还有劳动力当个普通工人讨生活。王振华写信告诉她暂缓动身，并说自己正在物色工作，一旦弄到工作有了收入，两个人在生活上就可解决，这样比较稳妥。记得是7月底或8月初，经过《益世报》会计主任史逸民（早期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战前曾任济南正谊中学训导主任，王振华的朋友）的推荐，王振华担任了《益世报》编辑部的校对工作（地址：曾家岩原“明诚中学”旧址内）。夜间上班工作，白天除了必要的休息，其余时间就是读书写作。一段时间之后，我见他头发理顺了，穿上了中山服、新鞋子，见面就说：“我有收入了，准备让小黎来重庆。”大概是8月末，黎洁霜来到了重庆。这时王振华仍住在曾家岩《益世报》编辑部，黎洁霜的来去，我很少看见，只知道她已考进了江津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在很不凑巧的场合下，我看见过她两次，其中最后一次是她已登上去白沙的无头囤船，仅只看到了她的背影，连话也没再谈上一句船就开走了，以后再也没见到她。
就在这年（1941年）将近年底或12月中旬，王振华突然离开了《益世报》编辑部到华岩高等农业学校当了教师。为什么离开报馆和怎样去了高农校，我一点也不知道。有一次他进城时曾来找过我，我也不便过多地问询一些情况，他只说在高农校的“环境条件”很不错，可以开展工作。我明白他的意思。他谈起老梁（这时梁贻已被捕将近两个月了，王去华岩高农校，也可能与此有关），我说：“他已越狱逃走了，不知去向；那些时，我给他提了不少意见。”王振华没有多谈这方面的话。但仍然可以感觉得出，他们之间确有一定分歧，当然不是生活上的。当时我在想，王振华也许打算在高农校开创新局面，在事业上高农校自比《益世报》更有条件（《益世报》是天主教会主办）。我计划过些时再去看他，也顺便领略一下华岩的山水自然风光。临分手，他嘱托我抽时间去民生路《新华日报》门市部看看，帮他买几本《列宁选集》。后来，我陆续买到了1-13集（中间缺第5集）。没想到，这一分手竟成了人生的诀别！他在高农校任课不过三、四个月突然被捕了。这时是1942年的春天（也或者是春末），这十二本《列宁选集》连同《不断革命论ABC》、《世界工人运动史》（拉狄克著）、《共产党宣言》等等，我一直保存到1952年12月22日（这个令人愤慨的日子！），竟被作为我的“罪证”给没收了。
九、国民党蒋介石向重庆托派举起了屠刀——王振华第二次被捕
1942年春，国民党蒋介石对重庆托派开始了一场大搜捕。根据后来重庆电力公司工人（托派成员）黎昌堃对我透露，事情的败露是由于先期关押于巴县五营山集中营的一个成员受不住特务的酷刑拷打而投敌叛变（据刘志超同志回忆：“范文华说，乃由于通信不慎引起”），以致重庆托派组织几乎全遭破坏，因而在工作上一时陷入困境。王振华在华岩高农校刚一被捕，校内即有人火速赶往白沙女师院，通知黎洁霜赶紧隐蔽，但她坚决不肯。为“情之所鍾”甘愿与王振华一起去受难，结果亦遭逮捕。据当时知情人谈，是从王振华处搜出了黎的来信和相片而逮捕黎洁霜的（关于王与黎共同坐牢和终于一起殉难，据知情人熊安东同志的确切回忆：“并非仅仅为了‘忠实于爱情’而跟王振华坐牢被杀的，她在香港参加了托派组织……黎洁霜亦是以托派身份被捕，长期坐牢最后牺牲”）。他们被监禁八年之后，最终于1949年11月27日在白公馆监狱一起遇难（已评为烈士）。同期先后被捕的还有梁贻、刘振基、王坤荣、赵金声、杨寿元、任玉玺等十余人。
梁贻被捕后关押于较场口石灰市卫戍司令部稽查处，以后越监逃跑。1947年初，闫子桂由上游给我来信（闫去美国留学路经上海），谈到他“在上海一家书店巧遇老梁”。此后，我就再也不知他的去向了。根据熊安东同志1991年2月20日给李慎之同志的来信谈：老梁被捕后关押于重庆陕西路一个看守所，不久，趁雨夜逃跑，先是躲到磁器口育婴堂当临时工，后又逃往云南西双版纳勘海小镇电信局工作。抗战胜利回上海。在一家外国轮船上当电工。1950年在这艘船上会到过他。1986或1987年在香港因车祸丧生（熊安东同志来信所读是准确的。此后，与所获得的梁贻生前在香港以“波臣”署名所撰写的《回顾》一文相对照基本一致）。
刘振基被捕后关押于枣子岚垭宪兵队看守所，半年后无供释放。放回来时遍身青肿并长期吐血。
王坤荣被捕后关押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二七”遇难（解放后已评定为烈士）。
赵金声（原名赵风田）被捕后关押于巴县五营山集中营（据刘志超同志回忆：“赵风田第一次被捕释放后告知，是被关押在江北兴隆场集中营——战时青年训导团”），此系第一次被捕。此处关押的托派成员，除赵金声之外，还有杨寿元、任玉玺等共计七人，全部人员姓名现已回忆不起来了。抗战胜利后全部释放。
根据李慎之同志回忆：“赵金声被释放之后，发觉仍被特务暗中盯梢，因此，去成都躲避了一段时间。回重庆之后，于1949年3月15日在太平门考巴县衙门附近被第二次逮捕，关押于“中美合作所”渣淬洞监狱，1949年‘一一·二七’遇难。解放后曾在男监楼上第一间牢房门边的烈士姓名栏内看到过他的名字，一段时间之后不见了。”烈士陵园资料室赵金声的档案袋里的殉难人员登记表上，只填写了赵金声的姓名，无其他任何材料。迄今仍未评烈。
在重庆21厂（今长安厂）工作的工人托派成员孟宪章，亦被三个特务跟踪追捕。从21厂追到歌乐山，追到牛角沱，并在21厂撤下追捕网，穷追不舍，务求捕尽杀绝！幸被同志和好心的师兄弟们冒死掩护逃离虑口。终于在蒋介石的屠刀下死里逃生！
十、八年监禁和生命的最后时刻
王振华于1942年春在重庆华岩高农校被捕，随即在江律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将其女友黎洁霜捕来，一起关押在重庆。一年以后（1943年），被列为重犯、要犯，由重庆押解贵州息烽集中营监禁。1946年3月，息烽集中营撒销，他们又被押回重庆，因禁在磁器口“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白公馆监狱，就在这年，他们俩在这座监狱里成婚。1947、1949年先后生下王小华、王幼华两个孩子。1949年11月27日，全家四口一起遇难。
根据白公馆监狱脱险志士们的回忆：王振华、黎洁霜在关押期间，意志非常坚强，虽历经残酷刑讯、百般折磨以及威迫利诱，但他们从未表示过屈服。”在监狱里，敌人曾以‘感化’的手段引诱王振华‘合作反共’，遭王严辞拒绝；他们又以同样手段妄图收买黎洁霜，黎投以鄙夷的眼光，不予理睬。……1947年（黎洁霜）生小华于牢中，1949年1月又生幼华后，特务头子徐远举要她写悔过书取保出来，她坚决的拒绝了，她不愿意离开她的爱人——王振华。她在牢里非常的苦，带着两个可怜的小孩子，没有营养的牢饭，自己还害着严重的胃病，奶水不够，孩子天天哭着。但她耐心的带着娃娃，等待着天亮的到来。”（以上均见1983年8月31日《重庆日报》报道：《火中的风凰》）1949年初，黎洁霜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取名为王幼华。残暴的刽子手杨进兴没有儿子，见到刚生下不久的王幼华乖巧，便威胁王振华，妄想把王幼华抱给他作儿子，王振华知道了这个可耻的目的，转身就走。黎洁霜知道后，愤怒地骂道：“宁肯把孩子掐死，也不给那王八蛋作儿子”。夫妻俩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爱憎分明，表现了他们清白高洁的气质。（见《党没有忘记他们》中的《一对宁死不屈的患难夫妇》，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编写）
1983年“一一·二七”纪念大会期间，在会后午饭时间前，经“红岩英烈亲属联谊会”副会长孙重同志介绍，我有幸见到了白公馆监狱脱险志士郭德贤女士。她谈到她与黎洁霜较接近，她说：“王振华、黎洁霜身体都很不好，黎洁霜有病，还要带孩子，但他们很勤劳，常常帮助有病的难友洗衣服和做其他工作。他们常用简陋的炊具为生病或受刑的难友服务。”是的，王振华无论在任何危难或艰苦的情况下，首先想到的总是别人，而不是自己。
王振华、黎洁霜夫妇，在蒋家王朝的监狱里，熬过了苦难的八年，最后终于抱着自己的终身理想——共产主义，走完了曲折、坎坷而又苦难的一生，于1949年11月27日全家四口一起被屠杀了！《一对宁死不屈的患难夫妇》中，对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作了如下的报道：
“……刽子手们从白公馆楼下牢房最先押出王振华、黎洁霜夫妇和两个孩子。夫妻俩在敌人的长期折磨下，身体虽然十分虚弱，还是昂首挺胸，竭力抱好孩子，毫无惧色地迈着坚定步伐，高呼着口号，向刑场走去。在铁窗内的难友们，含着泪花为他们送别。难友们看不出他们夫妇俩有丝毫的恐惧与忧伤，而是神态严峻，步履坦然地向前走去，还不时地回头依依不舍地向难友们告别。
临刑时，两岁多的小孩子王小华看见押着他们一家的刽子手们一个个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得大哭起来，不住地叫喊：‘妈妈，我怕！妈妈，我怕！’黎洁霜看着紧紧伏在他们夫妇俩身上的两个儿子，听着儿子凄惨的哭声，母亲的心都碎了，……她转过身对押着她的刽子手杨进兴说：‘你们多打我几枪，把孩子放了。’杨进兴想到过去要抢王幼华做儿子，遭到王振华、黎洁霜的唾骂，这时便凶狠狰狞地一笑，大声吼：‘把孩子一起打，斩草除根！’
‘一起就一起，你跟这群狗讲什么！’王振华高声喝住妻子。刽子手们夺过他们手中的孩子，就在他们跟前先把孩子残杀了。黎洁霜愤怒地扑向孩子，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
王振华夫妇一家，就在天将黎明的时候全被杀害了。时年，王振华三十八岁，黎洁霜二十九岁，王小华二岁多，王幼华只有八个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国民党蒋家王朝的覆灭。这是二十八年来党和全国劳动人民流血奋战换来的成果。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中国托派也曾为它洒下了光荣的鲜血！但是五十年代初，《毛泽东选集》1、2、3卷相继出版，在繁体字第一版第152页注释（30）中是这样写的：“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公开参加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接受托洛茨基匪贼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以此为根据，中国托派当然是“特务”、“汉奸”组织。因而在1952年12月22日一夜之间，在全国范围内，托派不下五、六百人（包括株连的人），被一揽子捕进监狱。他们照“注释”所定，被强加了所有的“罪名”，忍受了“应有的惩罚”。
重庆解放之初，在清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死难人员和评烈工作中，王振华、黎洁霜夫妇既是托派，当然打入另册。三十四年之后经历了多少个千淘万滤和人们的奔走呼号，终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事求是”之后，他们才被评为烈士。
感谢 先知在1917 整理及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