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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甚么是革命的势力,甚么是反革命的势力,在五卅运动中间,都显然呈露出来到每一个有眼睛的人的面前了。
  反革命的人总不愿意听见强力反抗的话头,他们希望帝国主义者自动的让步,希望一个帝国主义者帮助我们打倒另一个帝国主义者,希望军阀帮助我们打倒帝国主义。他们不信任人民自己会有打倒帝国主义的能力,而且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厌憎恐怖人民自己组织团体的进步,常根本要破坏人民自己的组织团结,与人民信赖自己组织团结力量的观念。在上述的标准之下,我们可以看见有五种人:第一是大商买办阶级,他们忽略代表上海大多数市民的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十七条要求,自己与北京特派员勾结,摆出垄断此次交涉的面孔,而他们的交涉又充分的表示出来他们上层阶级的妥协自私的态度;第二是一般“高等华人”,如梁启超、丁文江、胡适、余日章之类,他们根本不懂民众的组织与其自救自决之觉悟的重要,他们不懂开会游行的真正意思,他们把自己看做命定的奴隶一般,以为除了要求帝国主义者发慈悲讲公道,组织一个他们理想中的公平无私的中外调查委员会,没有方法解决这个案子;第三是那些希望缩小范围专对英日或专门对英的学者名流,他们虽然比较进步,然而他们亦是不肯相信民众自己的力量,希望不靠民众自己的力量而靠那一个强大的邻国出来说公道话帮助我们,所以他们急于要把美法丢开,甚至于要把日本丢开,他们常常喊着要开市以维持罢工,要使日人工厂工人上工以维持英厂工人罢工,然而他们这种敷衍妥协的心理,恰足以灭杀民众革命的精神,便宜了美、法、日本,美、法、日本既不因感吾人之好意而助我抗英,维持罢工或仅仅维持日厂工人上工,亦究竟是丝毫没有把握的事情;第四是那些信赖政府、军阀或者是仍旧信赖法律解决的庸俗论者,他们反对罢课罢工,主张应当静候政府解决,或者自由法律手续谋正当解决,有时他们主张谓罢市罢工为消极不能持久的抵抗,不如请张作霖、孙传芳派兵来收回租界,或要求他们对英宣战,这是有些准官僚的绅士、教职员、律师或法政学生等常有的见解,他们虽然明知这都是一些不通的死路,但他不相信除了这些“求神拜佛”式的方法,有甚么更有把握能打倒帝国主义的法子;第五是那些反对甚至于破坏工人、学生组织的资本家、教职员,例如穆藕初、闻兰亭帮助日纱厂资本家教唆其不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权利,曹慕管、贾丰臻怕学生势力扩大不受教职员无理的箝制约束,以及近来在各处散布总工会、学生会的谣言,利用工贼或流氓作种种破坏总工会言论与行动,想引起大家的疑惑非议,以便于引军阀出面压迫,而根本破坏爱国运动的一般人,他们都是根本妨害国民革命势力之进步的。
  所以大商人、资本家、名流、学者、律师、教职员,一切在社会上所谓比较有地位或者自以为有地位的人,常常是反革命的。我并不是说在上述各种人中间便不可以有纯洁努力的革命分子,但这总是少数,而这种少数的分子仍是不免于深中“缩小范围”等说之毒的。
  甚么是革命的势力呢?第一是工人,他们是因为困苦无所挂念的,所以比较有决心;他们的聚居而占经济上重要地位,便使他们加增战斗的勇气。第二是学生,他们虽然没有经济上的地位,而且比较浪漫软弱不能持久,然而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较高,由知识而唤起的同情心比较丰富,他们比较容易感动而感情比较热烈。第三是小商人,他们虽然在生活上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能无多少关系,但他们因为既未曾自己经营工厂,与工人的组织不发生利害的冲突,对于帝国主义又没有买办阶级相倚为命之关系,而且买办阶级包办一切的态度是他们所不甘愿的,所以他们比较富于爱国心,而在爱国运动中容易与工人、学生相结合。第四是农人,他们虽然没有工人的团结与自信力,但他们在生活上之要求革命与可以无系念的从事于革命,与工人没有两样。第五是兵士,他们本只是经济上落伍的农民,平日虽似为反动势力作爪牙,但在全国一致的空气中间,他们每易于倒戈为全国人民利益而奋斗。工人、学生、小商人、农民、兵士,他们都是在社会上比较没有地位的,但他们常是革命的力量。自然在他们中间亦一定有反革命分子的;然这种反革命分子若不是自己有意去为那些所谓有地位者作走狗爪牙,一定是受了所谓有地位者的欺骗蒙蔽而不自觉悟。
  革命的青年,认清楚谁是你的革命的伴侣,谁是你的革命的仇敌罢!不要丢了你的革命的伴侣,却只是等候那些反革命的“士商阶级”出来领导革命!


载《中国青年》第83期
署名: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