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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以来上海工人阶级斗争之略述
尹宽
（1927年5月）
载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1927年5月30日第196期，第2140-2145页。
（一）
没有工人运动，即没有了革命运动，这是在数年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所表现的情形，已经充分证明，我们可以大胆的这样说的。
这就是我们的革命观点，与蒋介石及其走狗吴稚晖的“革命的观点”完全不同的地方。吴稚晖说：“国民革命军，为国民党革命力量之总表显”，他的总政治部就是“真正国民党革命精神之感应机”，“能万应而不忒，散射其真正国民党革命精神之发火点，使我国民党总表显之革命力量，得尽量解释于民众，得尽量宣传于民众，得尽量有所协应而播达于民众”（见吴稚晖的《总政治部成立宣言》）。按照吴稚晖的观点，革命力量之总表显就是国民革命军。这个国民革命军之所以有此力量，就是由于“真正国民党”有一种云气（革命精神）可以由“真正总政治部”这个发火点散射于外而播达于民众，使民众知道歌功颂德。
但是，我们还应知道，吴稚晖所指的国民革命军及他的“真正国民党”归根结底都只是蒋皇帝个人的化身。因为蒋皇帝应天承命，神文圣武，所以才有许多将士及民众愿横尸遍野，喋血街道去为这个真明天子打江山。
我们的革命的观点又是一样。我们认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唯一的主要势力。他是最彻底的革命者。他是真正能为整个的被压迫的民族而奋斗而牺牲的。由他的英勇的斗争领导农民及一般被压迫人民（学生、中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等）发展广大的民众革命势力；国民党的革命势力是随着这个广大民众的革命势力之发展而强大的；真正的国民革命军，只不过是整个的民众革命势力之武装的表现。
尤其是在上海，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地位表现的最为明显。我们可以说，自五卅以来的上海，假使没有工人阶级的斗争，断没有上海的革命运动。
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最大的根据地；它不但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商埠，并且是一个工业的中心；帝国主义不但从此地输入商品，并移殖大量的资本在此地开设工厂，收买贱价的劳动力；同时，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下，上海的买办阶级的势力自然特别大，民族的资产阶级也比别处更为发展；工人及一般劳动者的数量也特别大。在这样的一个简单分析之下，我们可以知道上海革命运动的环境，有以下的特征：上海不独在经济上即在政治上也差不多是直接在帝国主义操纵之下的；上海的革命斗争就是与帝国主义发生直接冲突；上海的革命运动可以影响于全中国；上海是中国一个模范的资本主义的社会，阶级分化比较明显，因而革命的斗争比较复杂艰难；上海虽有在帝国主义影响之下的买办和大资产阶级，但同一也有强大的工人阶级之革命的主力军及城市的学生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之广大的后援队。
在五卅以前，所谓上海完全是洋奴化的上海。中国人民完全屈服在帝国主义牢笼之下，仿佛是奴隶牲成。及五卅运动爆发后，洋奴化的上海竟一变而成了革命的上海。这个震动全世界，轰轰烈烈，开展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一新时期的五卅运动，竟完全是由上海工人阶级的领导而发端而开展的。
（二）
五卅运动之发生绝不是偶然的。欧战以后国际帝国主义为竞争市场，加重殖民地的压迫，自然就促进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从普遍的民族运动发展中，工人运动遂蓬蓬勃勃地生长，渐渐带很严重的性质，与帝国主义发生直接的冲突。五卅运动就是代表这个冲突在上海首先发难的。
我们都还记得，1925年的五卅事变是肇始于2月9日之小沙渡4万余日厂工人之同盟罢工，这个罢工延长至20余日之久。帝国主义者因这种罢工的斗争能直接给他们一重大打击，遂决意以坚决手段对付：不独不履行罢工中所得到之些微的条件，并且无论如何，要根本消灭工人在斗争中所形成的组织（工会），因此遂有日本帝国主义者亲自用铁棍、手枪打杀中国工人，发生顾正红之惨死而激起小沙渡工人之同盟罢工及学生之反帝国主义的演讲；由此愈演愈甚，遂发生南京路之大屠杀。大屠杀发生后，首先工人举行总同盟大罢工，继之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于是整个的上海都震动起来了，于是全国风起云涌都响应起来了，于是开展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一新时期，继十月革命之后接应西方革命运动之五卅革命遂爆发出来了。
在这个斗争中，上海工人阶级显然站在革命的领导地位。20余万工人的总同盟大罢工及其坚决的斗争，不但给帝国主义一重大的打击，并且使它惊慌失措。它的新创成的总工会不独在上海，即在全中国也成了运动的重心。上海总工会的声名不独煊赫于全中国，并且腾播于全世界！
上海工人阶级奋勇的、艰难困苦的领导这个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绝不是狭义的小团体主义的斗争；它差不多把关于它本身地位的改善，放在第二位上，而把“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一切租界及租借地”、“收回海关及盐政的管理权”、“收回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华海陆军”、“中国人民之绝对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这一些关于普遍民族利益的条件，放在第一位上。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不能相离。它为着集中革命的势力，坚固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曾由它的上海总工会之拟议组织工商学联合会，并坚决的拥护这个工商学联合会。
这次的斗争虽未得到直接的胜利，然已给帝国主义一重大打击；最重要的就是促进工人阶级本身之政治觉悟，开展广大的、深入的民族解放运动，使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正式衔接起来，打成一片。
（三）
五卅革命运动在上海虽因大资产阶级之背叛、勾结帝国主义强制工人上工及奉系军阀之严厉压迫民众运动，仅支持两三月之久，就销沉了，但上海工人阶级仍变换一个方式继续保持并发展其斗争。所以自大罢工停止一直至五卅周年纪念，上海总工会虽相继遭张宗昌、孙传芳之封闭，但事实上不断仍秘密存在，并且在社会上被认为一有力的团体。它虽未能继续维持当时20万罢工工人大群众的组织；然全上海40余万产业工人中，始终是有10万左右的工人坚固的团结在上海总工会旗帜之下，公开地或半公开地进行工作。五卅政治罢工失败后，不旋办上海工人即接之以循环起伏的经济罢工。帝国主义者虽积极举行反攻，勾结军阀严厉压迫，并实行大批开除以危困工人，收买流氓、工贼实行武装捣乱，然上海工人阶级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仍再接再厉地与帝国主义的走狗作流血的斗争。在这一时期中，几乎全上海无一工厂没有经过一次以上的经济的罢工，即五卅运动中未举行政治罢工的工厂，此时也逐渐加入斗争，举行经济罢工。这样明争暗斗的继续发展一直到五卅第一周年，表面上看，上海的革命运动是停止了，实际上，革命的势力是以工人阶级之经济的斗争而继续不断地发展与深入——引起市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化及部分的抗捐抗税等政治斗争。
在此期间，上海工人阶级除经济斗争外，也还主持了反奉、讨段、反对日本出兵满洲等次的群众运动，这种革命的势力之潜在的发展，到了去年五卅第一周年纪念时遂公开地爆发出来。
（四）
在五卅第一周年以前，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满洲、打败郭松龄起，一直到三一八惨案及国民军退出北京后，英、日、吴、张统治了中国北部和中部，反动的局面仿佛是到了最高峰，上海自然也在这全国反动空气笼罩之下，表现得很沉寂的。然而竟在这个沉寂之中，霹雳一声发生惊天动地为五卅以后唯一的大运动。
在将近五卅周年纪念两三个月以前，帝国主义者即惊心动魄，要设法度过这个难关。他们把军阀、大资产阶级及学阀，事先都拉拢好了。所以到了五卅周年将到时，租界工部局直接发通告禁止集会、游行；军阀的官厅也帮着三令五申；大资产阶级做了许多缓和的运动；一般反动的大学教授对于学生也做了不少防止的预备工作。
在这时一般民众差不多人人都这样的想：“五卅周年纪念快来了；自去年五卅惨案发生以来，帝国主义者不独对我们所要求的条件完全置之不理，并且一切空口的让步都不实行，设若今年五卅周年纪念没有伟大的示威，岂不表示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者已经完全屈服了吗？无论如何总要检阅革命力量才行。”但究竟用怎样的形式表示呢？这就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大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倾向——和平的致哀；另一种是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倾向——群众的行动对帝国主义者示威。但工人阶级是“下等华人”，它的倾向很难传达于社会；所以一直到五卅之前夜，完全是大资产的倾向占优势，和平之声布满了全上海。代表中小商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虽事先有筹备会的组织，极欲有所表示，但终慑于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之成焰和大资产阶级之牢笼，而极力避免与工人、学生接近。
到了五卅周年纪念日当天，这两种倾向各不相下，就从实际行动上分道扬镳了。受孙传芳的走狗傅筱庵（间接即英帝国主义走狗）所把持的总商会除下半旗致哀外，一声不响；在五卅运动中著名的人物虞洽卿，事前即组织赴日参观团，跑到五卅惨案的凶手——日本帝国主义者祖国内大闹其中日亲善；郭任远、朱经农一类的学阀统率其各大学同志会及各大学生同志会（完全受英帝国主义指使，差不多专为应付五卅周年纪念而组织的）在各校提早开追悼会、名人演讲、静默、呜钟、茹素、下半旗这类的牢笼手段，同时又加以师长权威的恫吓，阻止学生出外参加群众运动；各马路商联会除宣布休业并悬“卧薪尝胆，永矢弗忘”白布旗外，一早六时即由总会轮相（怕与工人、学生的行动混合）召集各路代表多人开一个追悼会：读祭文、行三鞠躬礼、静默三分钟等；散会后就分头回去各劝告伙友“闭门静思，切勿外出”。
“高等华人”表示既是如此，“下等华人”的工人应该怎样呢？上海总工会事先曾与各马路商联会诸领袖接洽多次，要求取一致行动，虽百般迁就，终不可得。上海工人阶级决不能献那追悼致哀、闭门祈寿……等求怜的丑态！上海工人一致在他的总工会领导之下。凡外国工厂一律罢工，不顾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刀枪，不受“高等华人”的破坏与欺骗，拨开云雾见青天，一早离开工厂门即蜂拥至街市上来，号召学生及城市手工业者及一般平民，召集六七万人的群众大会。中国地界游行示威还不足，必待要集合成千成万的人在那自五卅以来即紧紧封锁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租界上，直接向帝国主义者示威。吓得帝国主义者张皇失措、强颜相笑，再后因巡捕、包探之追击，群众愤激竟毁坏电车，拿起砖头瓦块、板凳木盒等与帝国主义的巡捕搏战，帝国主义者虽开出压制暴动的铁甲车及水龙，亦不能冲散群众。从上午12时起，一直至下午7时左右，市面已不见阳光了，方告平静。
这一场大示威可算是依计而行、有始有终、有声有色；人人都看得出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怎教帝国主义者不望着发抖！
（五）
这个五卅周年纪念的大运动，乃是上海工人阶级过去一年以来潜在的发展其势力，自此做一个总的、公开的暴动。自这一个总的力量表现以后，上海工人阶级把他们的斗争更加开展。周年纪念日一过，经济的大罢工即如波涛一样，汹涌而至。单就是6月起至8月止计算，上海工人罢工人数达20余万。在这两个月中，上海的罢工潮为中国旷古所未有，差不多无日不有罢工。罢工所涉及到的范围也比前更推广：从大产业到小工厂，到落后的丝厂，以及形形色色的手工业都打进去了！（详见本报周刊第四集中关于上海罢工潮的论文）
经过这两三个月的广大的经济斗争，上海工人阶级所得到的结果是极大的；简单说起来，约有下列数点：
第一，加强工人阶级本身的组织。上海工人阶级经历过许多经济斗争，把本身组织弄得更为坚固。在五卅以后，已取消的工会又恢复起来了，挂空牌的工会又充实起来了，未组织过的工厂也组织起来了。
第二，扩大了工人阶级的势力范围。从前上海总工会的“势力范围”差不多只限于一些新式产业工人，现在在组织上不断在产业工人中增加了，并且扩大到店员及各种手工业者，几乎是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上海总工会所统率有组织的工人精油十万左右，增长到30万左右。
第三，增高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上海工人这种继续不断的斗争，大体可以说是经济的，但实际上随时都起了很大的政治作用：摧破帝国主义者的凶焰；引起一般小资产阶级民众之民族的觉悟及对于工人阶级英勇斗争之同情；因此，上海总工会不独在上海工友中有绝对的信任，每次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大斗争，上海全工友都能在它的指挥之下，朝令夕发，并且在社会上取得重要地位，获得学生及一般被压迫人民之拥护，它虽屡经孙传芳、张宗昌之封闭，但它在社会地位以及在工友中信任仍不少。
从1925年秋上海大罢工停止，一直到1926年秋北伐军进抵武汉前，在这一年期间，表面上看似乎上海没有什么大的革命运动，但实际上，上海工人将在五卅运动中所开始的斗争仍保持着一直发展下来。在帝国主义、军阀、大资产阶级以及流氓、工贼多方压迫之下，它的斗争并未一日间断，并且斗争的形势非常之复杂的：文的、武的、大的、小的、和平的、武装的……通通都有。及北伐军进取武汉后，上海工人阶级随着即由此经济的斗争进展到政治的斗争。
（五）
去年国民政府出师北伐，9月间进取武汉后，举国大震，上海工人奋起响应北伐军。除以本身之力量多方打击军阀后方外，并领导上海市民做自治运动（即市民自求解放运动）以动摇孙传芳的统治。及孙传芳第一次在江西挫败，失守南昌时，上海工人阶级即奋勇当先，于10月23日举行第一次武装暴动，响应浙江夏超独立，企图一举消灭孙传芳在东南之势力。只因当时军事上，孙传芳在江西尚能勉强抵抗，夏超独立亦归于失败，暴动遂未达到成功。然因此更动摇敌人的军心及促进被压迫市民之觉悟，自治运动更加扩大而有组织。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之第一次发表政治宣言，主张上海市政归上海市民及工商学团体联合组织市民公会，即其重要的表现。
及今年2月北伐军攻下浙江，上海工友更下大决心，准备联合一般被压迫人民起来响应北伐军，催促孙传芳之灭亡，并根本消灭军阀之统治，肃清一切反动势力，实现民主政治，故2月19日上海总工会闻北伐军进杭州，即下总同盟罢工令，罢工人数达60万人，并于22日联合沪上革命的海军实行第二次武装暴动；结果因当时蒋介石之逆谋已成，故令其部下按兵不进，使军事上转向沪宁路发展，先取得南京，而暂让李宝章在上海先消灭工人的势力，所以仍未达到最后的胜利。当上海工友总同盟罢工实现后，西山会议派著名领袖张继，即怂恿李宝章屠杀工人，可见这般反动派，这般国民党叛徒。唯一的毒计，都在如何消灭工人的势力，破坏真正革命运动。
二次暴动失败后，上海工友虽牺牲许多烈士并备受压迫，但是不但未有丝毫的灰心，并且看清环境更积极、更严厉的准备作更进一步的斗争。故二次暴动过后，上海总工会一方面迅速准备第三次暴动，并指挥沪宁、沪杭两路工人罢工以扰乱敌人后方；一方面即联合商民、学生及各种自由职业者，主张用工商学兵及各种有职业人民之团体代表组织市民代表会议，由市民代表会议之执行委员会组织市政府，以实现被压迫人民之民主独裁制，消灭一切反动势力。至3月20日北伐军截断沪宁路同时又猛攻淞江之消息传出后，上海总工会即下令于次日上午12时总罢工，午后1时军事行动。至21日上午12时，全上海工友即遵令一致罢工者达80余万人，罢工后群众即向预定的目的地进发，纠察队持着斧头、木棍及少数枪械，围攻各警署，在军队所在地，即与军队正式接战。自1时至3时光景，南市、浦东、吴淞各地遂先后全为工人纠察队所占领，巷战的中心遂集中于闸北，因此地有鲁军千余，负隅顽抗，并有极严害之枪械、极充足之子弹，所以工人纠察队与鲁军竟鏖战至两日一夜之久，顷刻不停，枪炮之声直如燃放鞭炮一样，并有震动天地之帝国主义大炮协助鲁军示威。至23日下午5时，闸北鲁军终被缴械，上海工友第三次武装暴动才算是告了最后的胜利。上海工友这种斗争完全是孤军独战，蒋介石的走狗白崇禧故意停兵不进，只于工人已经脱离危险的地方才派队出去安民、布告。上海总工会于2月23日见白崇禧时，亲眼看见钮永建的代表及傅筱庵嗾使白崇禧停止进兵，可见反动派之阴谋毒辣。
在这个壮烈的斗争中，我们看出上海工友是最革命的。是最能为人民的利益奋斗而牺牲的。当12日夜，帝国主义的大炮引起宝山路大火时，工人纠察队一面在枪林弹雨中与敌人作战，一面人拼命救息火灾，暴动成功后立即恢复市面秩序，维持上海治安至一礼拜之久。市民代表会议所组织的上海市政府也就在这个革命斗争的胜利之下，正式宣告成立，受国民政府指挥。
（六）
不料蒋介石及其走狗也与过去军阀一样，为想实现他的军阀统治，就不能不首先把上海工人的势力压迫下去，解除工人的武装，消灭民众的政权。所以蒋介石到上海后，马上即进行三个工作：（一）仗着帝国主义的权威，暗示帝国主义者极力向中国人民恐吓、示威，造成紧张空气，以便他好向中国工人进攻；（二）与上海买办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亲密地结合起来解决财政，并恐吓一般小资产阶级，使工人陷于孤立；（三）凭借他个人青红帮领袖的资格，嗾使麻皮金荣（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重要流氓，组织所谓中华共进会及上海工界联合会，以捣乱工人的组织。
帝国主义者见到上海工人表现伟大的革命势力并夺取武装在手，也自然视为唯一死敌，故用尽种种威吓利诱的方法，督促蒋介石对工人下毒手。上海总工会虽屡经申明工人对外交问题绝对受国民政府指挥，统一步骤，绝不单独行动，但这都是无效的，蒋介石乐得有帝国主义帮他造谣，以便他好向工人进攻。
因此，在4月12日晨4时许，蒋介石以各方都布置妥当，遂下令上海驻军，调集军队，并用流氓队为先锋（名叫一拥队，蓝色短装，袖上有“工”字符号），深夜乘工人未及防备，将全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一律解除，13日全沪工友闻讯大愤，纷纷集闸北开群众大会，并整队往司令部请愿，距当地驻军事先已接有屠杀的密令，当群众向司令部方向前进时，两傍伏兵突出，开枪示威，群众逃窜无路，司令部之军队即出机关枪向群众扫射：一时尸横满街，堆积如山，是时大雨如注，满街道全成了血河，此种残暴手段，比五卅惨案、万县惨案、“三一八”惨案还厉害百倍！
蒋介石将工人屠杀后，即用原有组织上海工界联合总会之流氓，盘据上海总工会会所，改名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并到处协同帝国主义者破坏总工会所属之各工会，拘捕工人领袖。上海学生联合会及各级党部，亦相继遭武力占据，成为蒋介石御用机关，上海各报亦完全在他的手中，任其造谣做无廉耻的欺骗。从此，东南数省完全在蒋介石暴徒专制之下。
蒋介石这种手段是使帝国主义拍手称快的。自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北伐军进抵江西后，革命势力大涨，国民政府之威望日高，汉口租界既已收回，帝国主义的政府正在准备如何交还上海租界，若非蒋介石有此一举，则以国民政府之外交再加以上海工人阶级势力做后援，至少上海租界可以按照汉口的协定收回。蒋介石不独不需要帝国主义交还租界，并且替帝国主义对上海工人自五卅以来革命斗争做总报复。这种报复诚如张伯伦所说：“比任何外国势力所能做者为尤甚”！
我们知道这种屠杀绝不是偶然的、简单的一回事。这完全是由于代表资产阶级意识的蒋介石，本其狭隘的、阶级的利益，利用工农群众及小资产阶级民众之革命势力的发展，及国际革命之援助，而借其政治的领导地位。一旦自以为已经取得资格，可以与帝国主义妥协时，即不惜与原来的所谓敌人——帝国主义及军阀——打在一起，回转过来屠杀工农、背叛革命、出卖整个的民族利益。——五卅时的有名人物虞洽卿，在此时已经是蒋介石的财政委员；他剥削小商人，压榨上海市民，意欲筹集1500万元为此次屠杀的犒赏金。
这种事实本不是中国的新发明，在1848至1871年之间的欧洲就有过。资产阶级首先尽量利用工人、农民反对封建阶级；其后自己有了相当地位，同时又见到工人阶级的势力一天发展起来会侵犯他的阶级的利益，就不惜与一切最反动的封建势力妥协，调过来屠杀工人。中国现在有此事实，不过是过去欧洲历史在中国重演一次。这正是证明中国没有什么特别国情，中国民族没有什么特别仁爱性——仍是有阶级斗争！
上海工人阶级两年来轰轰烈烈的斗争，果从此就在蒋介石的暴徒专政之下消灭下去了吗？绝不会的。上海工人阶级已认清蒋介石这个暴徒，绝不为他的无廉耻的、狡猾的言语所欺骗，亦不为他的威武所屈服。
我相信每一个上海工人，甚至每一个全中国的工人都永远不会忘记蒋介石这个屠杀！历史是为着我们工作的，我们一定能报复到这个仇恨！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及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