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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中上海报纸的论调

尹宽

(1925年6月)


  载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1925年6月6日第117期,第1080-1082页。


  “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运动”,这是一个国际的革命家列宁告诉我们的。

  这次日、英、美,帝国主义者任意屠杀中国人民,不独引起全上海市民一致的反抗,并促起全中国的民众都震动起来。从这一方面去看,似乎很可以看出久屈服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中国人民尚有一致抵抗外侮之决心;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已膨胀起来。然而,从一般的思想方面去观察,又可看出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觉悟程度尚甚浅薄,因之,在这次运动中所表现的思想上有许多是热情的、幼稚的、模糊的。这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我们对于一次运动若没有一个前因后果的彻底认识,断不能使这个运动有力量,结果一定受敌人或奸细的诱惑,弄得无头无脑的下台;以后当亦不能再接再厉地进行。这样的运动只能叫盲目的运动,不能叫革命的运动。

  在这次反抗日、英、美帝国主义的暴举之运动中,一般人所表现的错误思想归纳起来有两点:

  一、不认识国际间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对抗的关系——因之,这次英捕房枪杀中国学生及市民,他们不把它当作是帝国主义国家压服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以维持它的“侵掠秩序”看待,只当做英捕房偶然与学生发生感情的冲突或工部局处理不当,致演此惨剧;因之,他们反对此种暴举,不是从被压迫者与压迫者阶级对抗的形式,只求之于“法律”、“公理”、“人道”,并求之于“公正之西人”。这样竟把帝国主义列强80余年来在中国一部侵掠史完全抹煞了;仿佛帝国主义列强历来强占中国海港、在中国境内驻兵、驻军舰、设租界、设领事裁判权……当时都是偶然的,不是为现在有事用的!

  二、不认清此次事变之来源与性质——一年以来国际资产阶级鉴于世界革命的危险,故拉拢撮合以苟延他们相互间帝国主义的生命,对于殖民地决计以最严厉的手段积极进攻,不独要极端压服殖民地人民的一切反抗,并且深具野心要捣毁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苏联(此中详细情形当由别论)。

  这次上海大惨剧是帝国主义这种进攻的必然结果。我们即从,这件事本身的经过上亦可证明。事之肇端是由日本帝国主义者擅自杀死中国工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以杀死中国工人,是因为要迫胁工人解散工会,以图根本铲除中国工人的反抗能力;并且在青岛,日本帝国主义者也同时同样对待中国工人,这不很明显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以严厉手段向中国工人进攻吗?

  因中国工人无辜被杀,引起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遂为国际帝国主义所重视,故英帝国主义者决以严厉手段禁止学生在租界上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结果竟至拘捕并枪杀中国学生;从此愈演愈烈,愈杀愈多,美帝国主义者也加入火线大逞其屠杀威风。

  由此可见这件事实的发生,完全不是像一般无头无脑的人所想象的——以为是偶然的、无意识的事件。殊不知这是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的大政方针,早已在他们的国务会议里决定了的。不信,再请看各帝国主义国内的态度:

  5月24日东京电讯:日政府训令在华领事……上海、青岛纱厂工潮各侨商不得谋单独解决……,工潮涉及在华之外人时应与外人联合一致。(节录5月28日青岛《公民报》)

  本月2日路透社东京电:外交省对于沪罢工事,取静观态度;预料如有必要时,联系各国,取联合行动。

  电通4日伦敦电:英国各报以此次中国各风潮谓为由劳农俄国势力所起,列国应取强硬态度以恢复秩序。

  路透4日伦敦电:上海骚扰情形,现甚为公共所注意,报纸一致以为须采迅速而有决断之方法,以恢复秩序,并以为欧洲列强宜合作与团结以应付中国全局……。

  电通4日东京电:日政府意见以为沪事若涉及日侨生命财产,固不能忽视……至于对付政策将一委诸外交团决议,取列国协调主义。

  4日北京电:使团连日由英、日两国周旋于各使馆,务将上海事件认为使团共同问题,增加远东驻军。

  就以上所举数电就可看出国际帝国主义一片进攻声,加上4日北京公使团驳复中国外交部的抗议更可一目了然!乃有些人因为不明白上列两点事实,所以对此次帝国主义横蛮的屠杀政策尚持惊讶的态度,以为“外国人”偶然蒙眛做出这件事来;甚至疑虑为什么西洋文明人也还有“理智”不发达,做出这样“无道理”的事来。所以他们努力呼号于“正义”、“人道”、“公理”、“公正的西人”之前。《时事新报》5日时论栏内有一篇《求理智者之同情》,令人读之,真愚蠢可怜。他说:

  “我人读公使团致北京外交部之复文,深感异样之不安与失望。在我人始愿,以公共租界之巡捕房属于工部局,工部局为纳税西人之自治机关而受监督于领事团,领事团则遥制于公使团。故以为不获期望于捕房者,期望之于工部局;不获期望于工部局者,期望之于领事团;不获期望于领事团,期望之于公使团,今使团之态度乃若是,是岂特此次风潮之大不幸,实堪为人类之公道哭……。
  平心思之,亦有未可据为使团责者,历观枪杀后巡捕在验尸所之供词及上海各外报之记载与评论,可以推想领事团所得工部局之报告如何,公使团所得领事团之报告又如何,则使团借以决定之态度,原可想见。
  抑世有抹煞公道之人,要不能谓人类竟无理智之存在,故在此种局势下,国人实应以最忠实之态度,表白经过情形于天下,以求世间理智者之同情。良以呼声难出自弱者,而公道为人类共同生活之要案,即人类有公共维获之必要。抑图顾而方趾者,虽无良知,非有所蔽,孰忍忘公道,公使团之态度,殆亦有所蔽而然。然则对外宣传,更有不容缓者,国民智识界其奋起乎?”

  这种盲目的、笼统的、幼稚的思想实足以使运动走入歧途,堕到敌人的术中,若中国人民至今革命的思想尚止于此,实是很大的危险。我们深知道这种思想多出自一般“上等社会中人”——知识分子及无头无脑的新闻记者——,非真正可以代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民众思想,因为被压迫的革命群众的思想多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不过我们为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一天一天变成意识的,应该不读这些奴气障天、畏洋如帝的可鄙论调去迷惑民众的视线!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