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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莫斯科的三国会议

吴季严

(1943年10月)



  英、美、苏三国外长已正式集议于莫斯科,两月来弥漫于国际间之政治阴霾,渐有扫除之望。会议已开始工作,其主要议程及讨论结果尚不得而知。据二十日华盛顿邮报称:“莫斯科会议之主要目标并非求特殊问题取得协议,而乃求于指导三国关系之原则觅取共同之谅解……如目前会议对此原则不能商得同意,则有关特殊问题之协议亦无从觅致。”此殊与本报上周社论就此问题所发表之见解不谋而合。吾人于该文中曾坦率指陈:在此次会议中,“解决战后问题之基本精神与态度,彼此首应以谅解之方式取得一致,否则枝节之谈判必阻碍横生,会议之时间与精力亦必多所浪费”。今三国代表既已循此途径向预定之目标迈进,吾人窃愿其能以造成一种互相信赖之空气,“将过去有碍和好关系之传统普遍心理”完全祛除,则此项建设性的工作,不仅可作为推行全球性战略之基础,抑且可作为战后实行广泛政治合作之必要前提。

  不过彼此互信的空气怎样才能造成呢?会议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以觅取基本态度的一致呢?在论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吾人深觉与会代表首应坦白互陈其对于对方战后政策疑忌之点,然后彼此始能互谋所以祛除对方误会之道。政治上的猜忌心理与“尔虞我诈”的态度,是造成国际间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会议既在于促进彼此间之坚固团结,则万不能仅求其表面上形迹上之和谐,而将彼此久积胸隔间之根本疑虑抑而不宣,重使其可能于异日联合作战中另生更重大之枝节。

  或者有人以为这种方法未免有点近于行险侥幸,其结果不是使三国关系有可能陷于毫无回环之余地,便是使德方得乘机以肆其挑拨离间之宣传。其实就我们看来,这些都是过虑。因为回避问题决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正当方法。倘若三方相互之猜忌隔阂已达不能谅解的程度;又或三方根本无求取谅解之共同决心,则纵不提出此项根本态度问题,会议成绩亦难期其圆满;反之,倘三方具有阻止世界大局逆转之决心,则彼此愈能开诚相见,愈可为战后建设性的计划觅致一种各方均可同意接受之原则。至虑资德人以挑拨宣传之数据,则尤可不必。须知德人之宣传,仅在三方彼此各怀成见无法消泯时始能生效;畏敌人之离间,而不迅将己方阵营中授人以隙之猜忌心理,直接设法予以化除,这直是一种和自己开玩笑的态度。

  目前英美与苏联间最大的隔阂,端生于对战后欧洲问题之基本态度未获一致。英美所畏惧的是苏联过份伸张其势力影响于战后欧洲各国,致造成一种类似上次大战后之普遍革命危机,使其自身之社会经济体系亦连带感到震动;苏联所畏惧的是英美重在欧洲扶植一些敌视苏维埃政权之国家,使其痛感西陲永无安枕之一日。这种彼此不能放心的态度,在我们看来,应该是三国关系未能顺利发展之最大暗礁。要打破目前的难关,也只有从这里下手,才能收到继续合作下去的实效。以为这种隔阂甚易化除,固未免有论断过于轻率之嫌,盖国与国间此类隔阂之存在,必有其历史之根因,决非一朝一夕之故;但若以宿命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而放弃一切重大之努力,驯至使可能觅致谅解之门户亦为之关闭,则尤为不当。自吾人观之,苏联内部近年来所经历之过程,及其对外所推行之政策(如解散国际革命团体,对宗教世界采取融和政策等),已表示其与他国和好共处之意愿,而英美方面死硬派的观点近亦渐有改变,是则未尝不可觅致一共通之起点以奔赴摧毁纳粹暴政之一致目标。当三国外长在莫京检阅仪仗队时,莫洛托夫曾笑谓艾登曰:“外交家须自军人方面学得步武一致,吾人亦须取同一之步调”,这话固确能反映世人之普遍期望,但我们尤其期望这句话能由外交家的辞令一变而为使纳粹党人战栗之现实!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