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一九二九年的中国》（1930年1月1日）

一九二九年的中国

王明

（1930年1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红旗》第66期，1930年1月1日，署名：慕石。

　　据中国共产党中央估计，一九二九年是中国革命开始复兴的一年。据取消派（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与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彭述之等）的估量，一九二九年是中国反动统治全盛和稳定的一年。

　　现在已经是一九二九年的尽头，我们且拿一年来的主要事实来作一个总结。

　　一九二九年的中国经济状况怎样呢？工业方面：重工业的，铁矿及炼铁业的已经有九五%是在日本资本的监督之下。煤矿业在一九二五年有四六%是中国资本，五四%是外国资本，一九二九年时已经七二%是外国资本，二八%是中国资本轻工业方面，一九二五年中国资本占使用蒸汽机的纺械业中占五八%，外资占四二%，在一九二九年时，中资只占四四%，外资占五六%了。丝业方面，全上海一百零四家丝厂中，除已倒闭者外，最近须宣告停业者还有七八十家。烟业处在异常恐慌的地位，倒闭烟厂已有数十家。茶业因中俄绝交关系，更失去最后的市场而致凋敝不堪。财政方面：海关因实行七级税则后，名义上全年全国增加收入四千万元，但因金镑的涨价，实际收入仅增一千万元。这一千万元的小小收入，不说别的，连蒋介石最近一笔买阎费（一千二百五十万元）也还不够。只南京政府方面，便发行了各种公债、库券、军用券四万万元。各派军阀在各省发行的尚不止此数。自南京到广州，从福建到辽宁，没有一处不发生金融恐慌和银行挤兑的风潮。商业方面，即哈尔滨一埠，在中俄绝交后，便继续倒闭大中商号三百多家，景德镇的磁器商，倒闭的约十分之三四；因兵匪税捐发生罢市，停业倒闭的商店，全国各地，无日无之。对外贸易，虽然总额比上年增加了六千五百万两，但出口方面仅增一百万两。最近上海的西商股票跌价，一次损失达七百二十万两以上，破产者达两三万人。交通方面，津浦线到现在还不能通车，平汉、陇海各线，都破坏到不堪收拾的地步。中国航业公司，都处在风雨飘摇的境遇，最大的招商局，都有断航的危险。据中央日报（二十八日报）消息，长江外轮一零二艘，华轮仅四艘；南北洋外轮一〇四艘，华轮六艘；农业方面，全国有七千五百万以上的饥民，陕西一省以五元到二十元出卖的妇女便有二十几万人，不仅甘肃、陕西、河南的饿殍满地，也不仅山东、山西、安徽、直隶都普遍着几十县的灾荒，即素称富裕的江浙两省之中，也有几十县的“灾情严重”。很明显的，在经济方面，一九二九年的中国，是整个经济处在危机的一年，尤其是工业“非民族化”的一年。

　　一九二九年的政治状况怎样呢？帝国主义方面：美国占领了中国天空（中美航空合同），英国抓住了中国海面（中英海军协定），德国握住了中国陆军（中德陆军协约），日本取得了内地航行权，并且武装占领了北中国及东三省（自山东至沈阳）。在中东路问题发生以后，国际帝国主义者都拚命地实现它们的进攻苏联和瓜分中国的双管齐下的政策，上海天津北京香港四处，便驻有外兵一万六千人以上，上海一隅，便泊有外国军舰二十三只，飞机、大炮、炮弹、毒气不断的大批装运来华，军舰及陆军都不断的增加。一年来外人直接处死华人的张案、水案、马案、新大明案、新康轮案、□岭案……等等，至今都无丝毫结果；国民政府叩头哀求的领事裁判权问题，至今还只是得到个最多不过是组织个变相领判权的“特别法庭”。同时，在夺取中东路、占领满蒙和瓜分整个中国问题上，英美日法之间又发生了异常尖锐的冲突，太平洋战争有一触即发的形势。因此，他们都尽量发动争夺进攻苏联领导权及瓜分中国优劳的中国军阀战争。军阀混战是一年来经常的现象，并且越战范围越大，局面也越混乱。第一次蒋桂之战，战区是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第一次蒋冯之战，战区是河南；第一次张发奎蒋介石之战，战区是湖南、湖北；第一次愈作柏蒋介石之战，战区是广东、广西；第二次蒋冯之战，战区是陕西、河南、四川、湖北；第二次蒋系与新旧桂系之战，战区是两广、两湖、江西、福建；唐石倒戈后，战争扩大到安徽、山东、江苏、浙江；阎张等号电发表后，战争亦蔓延到察绥晋以及关外东三省。这样不断的军阀混战，把南京政府的一切“政治统一”、“财政统一、“军事统一”、“外交统一”……等等的幻想打得粉碎，把国民党的什么“训政”、“建设”、“编遣”、“和平”……等等的欺骗宣传揭露得破碎无余。“武装收租”、“武装索债”、“强迫仲裁”、“屠杀罢工领袖”、“加时减薪”……等等行动，把国民党的“主佃合作”、“二五减租”、“劳资妥协”、“劳资合作”、“乡村自治条件”、“工厂法”……等等改良主义的假面具扯落得赤裸裸地现出原形。加税、加捐、拉夫、派饷、奸掳焚杀……等等事实，把国民党的“裁厘”、“爱民”、“反赤”、“反共”的真相完全揭露。改组派、第三党专门干勾结军阀，作升官发财的勾当，使广大群众认识他们是统治阶级欺骗群众的走狗，汪精卫、冯玉祥，国民党的最中心地域——南京，在五十二万四千多人口中，只有三一〇七个是国民党员，国民党纯粹是大军阀、大官僚政客、大地主、大资本家、大买办、大豪绅、大流氓的集团了。很明显的在政治方面，一九二九年的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者加紧进攻苏联和瓜分中国的一年；同时，就是中国反动统治（自帝国主义至国民党各派）走向崩溃的一年。

　　一九二九年的中国群众斗争怎样呢？工人方面：从零星的，局部的，少数人的怠工、请愿，进到几千几万人的群众罢工；从手工业（估衣店员、学徒）轻工业（纱厂、丝厂）的群众斗争，进到重工业（铁厂、矿油、电汽）市政工业（电车、汽车、自来水、电话……）交通工业（铁路、海员……）的群众斗争；从工人运动的历史中心区域（上海、武汉），扩大到工运比较落后的南（景德镇瓷业工人、四川自流井盐业工人）北（青岛四五万纱厂工人、火柴工人、烟厂工人、渔民，唐山五矿五万工人，北平人力车夫、清道夫、消工队，津平电车工人，平泰路工人，中东路工人……）各地；斗争方式从请愿、仲裁、怠工、罢工，走到示威、武装骚动（青岛纱厂工友及渔民包围公安局，汉口福源纱厂工友打军警，景德镇二十万工人殴打军警保安队，四川盐业工人武装抵抗军队压迫……）以至巷战（北平五六万工友的武装行动，福州的十一月七日的武装巷战……）；斗争性质由日常的经济斗争，走到公开的政治行动（“五卅”、“八一”、“九一”、“九二七”的各地示威，唐山五矿工友的驱逐国民党委员和黄色领袖，青岛车夫的拘捕工整会委员），黄色工会的影响逐断缩小，赤色工会在全国主要工业区域及交通网上的信仰的增高和组织的恢复。农民方面：不仅湘鄂赣粤几省的农民群众，又恢复了英勇广大的斗争，苏维埃区及游击队已普及到福建、四川、河南、安徽各省的区域；在北方有八十几县的农民反抗“四政”的大清愿，在四川有八万打红旗的抗捐军，在甘肃有将近百万的汉回农民大暴动，在江苏有三十九万的大刀会员，在闽西有八十万赤色群众拥护的朱毛红军和游击队，在江苏、浙江的主要各县（南通、如皋、常熟、常州、杭州、江阴……）都不断的爆发着农民自发的暴动和武装抗捐的斗争。士兵方面，四川有旷继勋旅整旅的哗变，打起红旗来组织苏维埃政府，闽西有整团整营的反动军队投降红军，中俄战线上有整百整千的中国兵士倒戈，投降到苏联红军队伍去，湖北、湖南、江西都有士兵哗变杀戮官长，投到农民游击队中去的事，天津、安徽的兵士到处找共产党，上海龙华的兵士都时时有哗变的可能。兵变成了经常不断的现象，虽然有时候兵变的起因，是为的某一直接的小问题甚至受另一派别的军阀所利用，但士兵群众的日益革命，反对军阀战争和接受土地革命宣传，则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事实。小资产阶级的学生群众，对于国民党统治，已由希望走到失望，一年来因反抗压迫和争取政治自由，已不断的起来斗争；苏州第二中学的学生，武装反抗军警，福州、厦门的学生，罢课反抗国民党逮捕学生领袖，哈尔滨学生举行“一一九”反日拥俄大示威，上海艺大学生公开反对国民党的“反俄大会”，暨南、群治、厦大、复旦各校学生公开反对国民党，驱逐改组派，华南、剑南、大陆三校学生，因热烈参加反帝反国民党运动而致学校被封；“五卅”、“八一”、“九一”、“广暴纪念日”、“反军阀战争运动”……的示威，都有广大的革命学生群众英勇的参加。一般城市贫民方面，也都感觉到深切的政治压迫和经济痛苦。反抗苛税杂捐的与反对加房租、加物价各种方式运动（通电、请愿、罢市、罢业……），不断的在全国各地发生。北平一市即有贫民四十几万人，现在正处在饥寒交迫的困境。全中国的空气里，正弥漫着群众斗争的愤怒和热潮，只有取消派才会说：“现在是没有群众的时代”，只有近来反对派所发表了一篇“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上才会说：“中国政象，两年来都是停滞不前，只有沉沉的死气，毫无斗争的生气”！

　　至于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中国共产党）的情形怎样呢？它根据去年第六次大会的总路线和按今年客观形势的变更，开过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和江苏省全省代表大会。在整个工作上，得着显明的进步，党的组织无产阶级基础有相当的改善和扩大，党在各主要城市及主要产业部门中的组织有了相当的建立和恢复，党在群众中的工作方式有了相当的改进，党与群众的关系亦比较前此密切和正确，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威信不断的增高。对于武装拥护苏联及反对军阀战争的两大任务，是毫不怀疑的加紧实行；对于党内取消主义与取消派（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及机会主义陈独秀彭述之等），坚决的铲除和肃清。在实行两大政治任务及进行反取消派及调和派的斗争工作中，使党更得到加速的进步。一九二九年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在政治上、组织上、宣传上、军事上、群众工作方式上，都还不免有或多或少的缺点，但无论如何，它的确是加速布尔塞维克化的一年。

　　一九二九年的客观的和主观的重要事变，都历历如绘地摆在我们底面前。现在的形势是反动统治走向崩溃和革命开始复兴，还是反动统治日趋稳定和革命继续低落？每一个有正确辨别力的人，都不难给以肯定的回答。

感谢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