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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暴动与“第四次暴动”
王明
（1929年11月30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红旗》第58期，1929年11月30日，署名：慕石。
上海的工人群众——尤其是亲身参加过上海三次暴动的人，一谈起上海三次暴动来，莫不眉飞色舞，大声疾呼的说：“我们还要干个第四次暴动”！这的确是值得每个革命者欣庆的事情。这不仅表示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深切觉悟到：“中国革命中的一切根本矛盾，只有以武装暴动推翻现存政权的方法，才能解决”；并且表示出先进阶级的群众们，时时都有准备着为武装暴动而牺牲作战的勇气与决心！
但是，我们讲到上海第三次暴动时，一定不仅仅了解第三次暴动是上海工人群众的英勇伟大的著作，并且应当了解第三次暴动的主要特点与主要错误，然后才能正确的去了解所谓“第四次暴动”的特质与我们怎样去胜利的干第四次暴动。上海三次暴动，客观上是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的领导权的斗争达到最高峰的表现。但因为革命主观力量赶不上客观事变发展的进程及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所以使上海暴动在实际上表现出下列的特点和错误：（一）上海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只是成了响应北伐军的军事行动。（二）只打倒了旧直鲁军阀统治，没有准备继续打倒一切反动统治的工作。（三）只占领上海的中国界，未曾与帝国主义的统治起直接冲突。（四）成立了一个依赖大资产阶级的上海临时市政府。（五）临时市政府在它存在的两个星期中，对于上海广大劳苦群众的紧急问题（工资，工时，改良待遇，住房，税捐，政治自由等等）一个也没解决。
上海工人群众的所谓“第四次武装暴动”，必须与第三次暴动根本不同：第一，暴动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的统治，而代之以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第二，暴动的群众不仅要战胜中国反动势力，并且要驱逐外国海陆空军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第三，暴动群众不仅尽力摧毁旧政权机关，并且立即建设群众自己的政权组织（苏维埃政府）；第四，苏维埃政府在它成立的第一点钟内，即须迅速颁布解决工农兵贫民群众紧急要求的政纲（如米归工人，八小时工作，救济失业，社会保险，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耕地归农民，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废除一切税捐，代之以统一的累进税，没收大资本家的房屋给贫民住，没收当铺，将当铺的物品，无报酬的归还贫民……等等）；第五，苏维埃政府不仅设法维持保障上海既得的胜利，并且努力扩大其胜利，与全国的工农兵运动汇合起来。
只有这样大体根本上去了解第三次暴动和所谓“第四次暴动”的区别，才不致于以为所谓“第四次暴动”只是第三次暴动的重演！
上海以及全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不仅应该研究上海三次暴动的经验，尤其应该研究广州暴动的教训。广州暴动建设了苏维埃政府，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存在过五十八点钟的广州苏维埃政府，不仅历史的与阶级的意义非常伟大，即暴动本身的经验与教训也非常丰富，将来的中国工农兵大暴动，是广州暴动的继续工作。上海的工人群众只有把广州暴动的经验教训也研究得纯熟，才能顺利的干胜利的所谓“第四次暴动”。
反对进攻苏联和反对军阀战争的目前两大革命任务，只有中国工农兵武装大暴动才能完成。广暴二周年纪念日 （十二月十一日）与反军阀战争周（自十二月九日到十五日）均迫在目前了，全中国的广大工农兵劳苦群众正积极准备一个伟大的暴动的预演——政治总示威。国际的与中国的革命形势，都使工农兵武装暴动的任务日益逼近，所以对于正准备着干武装暴动的全中国的工人阶级——特别是时时准备干所谓“第四次暴动”的上海工人群众，必须使之正确的去了解过去的武装暴动与将来的武装暴动的主要异同，以便他们能够正确的及时的发挥他们干武装暴动的决心和勇气！
最后，据说改组派现在正在上海收买一部分军警流氓，同时，想利用一部分工人来一个反蒋的暴动。广大的上海工人群众当然不会受改组派的欺骗，但难保不有一部分工人群众会受欺骗，甚至有一部很勇敢的工人轻于上当去作战，所以明确的提出第三次暴动与所谓“第四次暴动”的性质与任务，是非常必要的工作。只有如此，工人群众才能明确的认识：反革命的改组派为与蒋介石派争夺升官发财的勾当来利用上海工人干暴动，绝对不是中国共产党所准备领导与全上海工会时时准备干的解放中国工农兵士贫民群众的所谓“第四次暴动”！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