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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
王明
（1929年9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0期，1929年9月1日，署名：韶玉。“撤翁”即为陈独秀的化名。
在《红旗》第三十七期（八月七日）上发表了撒翁同志对于中东路问题致中央常委的信，以及中央对于撒翁同志的意见的答复。这一问题值得每个同志加以严重的注意，世界大战问题是现在历史阶段的中心，反苏联战争问题已成为目前政局的枢纽，共产党员间如果对战争问题——尤其是反苏联战争问题有了原则上的不同见解，则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其他根本问题都不免要发生原则上的纷歧意见；从不同的原则中一定要产生各别的策略路线与实际行动。
在对中东路事变这一问题上，从撒翁信与中央复撒翁的信以及中央对这一问题的各种文件中看来，显然“实际上是有极大的原则上不同”，因原则上的不同，才发生出策略上的差异。
详细研究中央与撒翁同志意见不同的原则实质，考究撒翁同志意见的错误本体与思想来源，指明与撒翁同志这种错误倾向以及和这种倾向有密切关联的其他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的必要，是每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当前的紧急任务！
一、撒翁同志意见的错误实质
——从共产主义者的观点堕落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
一、当判断某个阶级，政党以及个人对于战争问题的分析是否正确的，首先便须考察它对于战争这一问题本身的了解。反动派以战争为自然的现象，是人类的“劣根性”所造成；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以战争为偶然的现象，是政府的“坏”政策所引起；无产阶级的战士——列宁主义者以战争为历史的现象，是社会分裂成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结果，资本主义是近代史中战争的原因，因此，反动派以为战争是永远不能废除的东西；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实际上是反动的空想主义者计划以公约或空话等去废除战争；列宁主义者指明战争与资本主义是不可分离的，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即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消灭阶级，然后才能根本废除战争。撒翁同志把支配一个阶段的历史中心的主要战争之一——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战争，看成只是国与国间的“纠纷”（“中俄纠纷”），“国际间的纠纷”，或者是某一政府的“误国政策”的结果；所以便以为只要“中东路恢复原有的状态即中俄共管形式”，“国际纠纷”便不会“发展到爆发战争”了！不了解战争问题的本质，是撤翁同志的第一个错误！
二、撒翁同志既不能了解“每一种战争都是某些阶级（用其它的方法）以赓续其阶级的政治，当然便不会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上，去仔细研究每一次战争的历史的与政治的阶级意义，尤其是参加战争的各国的统治阶级的任务。这样，便必然的走向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道路，对于战争问题只是顾及到战争中牺牲的可怕，而不考求每一战争的政治意义与归宿，进攻苏联与拥护苏联这一战争的历史的与政治的阶级意义，是非常明显：一方面是全世界的反动力量——帝国主义、法西斯蒂、社会民主党、中国国民党，各国的资本家、地主、官僚、政客、军阀、教徒、工贼、走狗——企图消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另方面是全世界的革命势力——苏联工农，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劳苦群众-——尽力保护地球上唯一的世界革命的中心，参加这一战争的各国的统治阶级的任务，也非常露骨：帝国主义国家与供帝国主义驱使的国家的统治阶级的主要目的是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并建设一种反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及劳动者的白色恐怖的统治，苏联的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世界革命。中国的统治阶级参加这一战争的目的，当然与各国反动阶级的主要任务相同的；国民党政府现在勇敢的担任进攻苏联的先锋，绝对不是与国民党“赓续其政治”的原则相违背，即绝不是所谓“误国政策”——国民党的“党国”现时的主要敌人，在国际上讲是苏维埃运动旗帜下的无产阶级，在中国内看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劳苦群众；今年五一以来，中国革命开始复兴的形势，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成为群众运动公开行动的中心；而统治阶级内部也适于此一时期加深和扩大自身的矛盾（北方东北西北将领的护法政府的酝酿，两广的护党政府的企图……等等）。国民党的“党国”企图在这样危机紧迫之下找出一条非常的出路；于是便：
（一）以“反对赤色帝国主义”的行动来转移广大群众反帝国主义的目标，更加露骨的表示国民政府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忠实有力的佣仆，博得帝国主义者们进一步的欢心，更加努力的来保障国民党对于中国劳苦群众的统治。
（二）以反对“赤化”的口号来动员和团聚资本家地主买办阶级的力量，使之加紧拥护南京政府和反对“赤化”的工作；
（三）以“民族利益”、“一致对外”等口号来维持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局面与延缓行将爆发的反“中央政府”的战争，特别是进一步的压迫工农劳苦群众的革命运动和日常斗争——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共产党，虽然国民党的这种企图，事实上终于只是企图，而且会得到相反的结果；但统治阶级的这一企图绝对不是“误国政策”，“国”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统治阶级是不会而且不能自“误”其“国”的，个人会错误，阶级是不会错误的——尤其是对阶级利益的根本问题更是不会错误的。撒翁同志不能研究这一战争的历史的与政治的阶级意义，不能了解参战各国的统治阶级的任务；只从“酿成中国民族莫大灾难”和“国民党的误国政策”来看待问题，当然是越说离题越远了！
不懂得以列宁主义方法去研究战争问题，是撒翁同志的第二个错误；第二个错误是紧接着第一个错误而来的！
三、帝国主义者反对苏联的战争，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公开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阶级战争，现在帝国主义列强间在争夺市场上的冲突虽愈形尖锐，但比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冲突表现得更加剧烈的是划分全世界为两大营垒的根本的冲突：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一方面是苏联及集合于其周围的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为的顺利的进行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为的破坏中国革命及无限制的宰割中国及霸占全世界的宝藏和市场，为的扑灭照耀着人类幸福前途的照灯，消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战争，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最近几年来政策的战线的总标，国际联盟几年来努力的目的，便是集中在怎样实现反苏联这一战争，中东路问题只是反苏联战争的“导火线”，“中俄两国的纠纷”和“国际问题纠纷”；撒翁同志的意见，显然是离开了无产阶级的观点，“走入了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不了解反苏联战争的意义，不从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去了解这一战争的意义，这是撒翁同志的第三个错误！第三个错误，是紧伴着第二个错误而来的！
四、虽然因帝国主义列强彼此中间的矛盾的尖锐化，甚至在反苏联的战争尚未爆发之前，这一为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在帝国主义列强间，也有发生的可能，一旦当着帝国主义列强已经驱使其走狗——中国国民党公开的直接的实行反苏联的战争时，我们绝不能还从“理论上的可能”来观测问题，而应当从“事实上的实际”来决定战术；于此时机绝不能把反苏联战争与帝国主义间的战争看成并列而同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即不能以为如果“苏俄始终取强硬政策”，则“帝国主义者在援助中国的名义之下，共同向苏联进攻”，因而爆发战争的可能；同时，如“苏联若取退让政策”，帝国主义者之间必然因互夺中东路迟早要导入第二次大战的可能，尤其是不能以为任何战争的爆发，都是由苏联的政策来决定。否则便一方面抹煞了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冲突比资产阶级国家间相互的冲突来得更加尖锐和深刻这一事实，使群众对于这一战争的阶级意义模糊；另方面恰恰帮助了资产阶级与社会民主党的宣传，使群众以为“苏联的政策”是世界和平主要的敌人！把帝国主义列强反苏联的战争看成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相互战争看成有同时爆发的可能，而且以为这些战争的是否爆发都由苏联的政策来决定其命运！这是撒翁同志的第四个错误，第四个错误是紧啣着第三个错误而来的！
五、帝国主义国家间相互的战争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的起因、内容和结果，有根本的差异，在帝国主义相互的战争当中，作战双方都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敌人，双方的目的都是在奴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使之成为自己的商品、原料、资本的市场，无论哪方面胜负，都是于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不利的；在帝国主义者反苏联的战争当中，作战者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另方面是苏联与团结在其周围的全世界工农群众及被压迫民族；苏联的胜负，与他们自己解放或加紧奴役的命运有密切关联的，所以虽然“无论哪一种战争，都要以中国作战场”，但中国无产阶级对于两种战争的策略是根本不同的；在第一种战争中，无产阶级采取的策略是绝对的“失败主义”，即努力“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使交战国双方失败；在第二种战争中，无产阶级的策略是努力“变反苏联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使帝国主义列强失败。把这两种战争看成同样的只是“直接蹂躏中国人民”的东西，事实上不走反对双方的“失败主义”的策略，便走向呼号“和平主义”的策略，无论这两种中的哪一种策略，实际上都是帮助帝国主义的！把帝国主义间的相互战争与帝国主义反苏联的战争，形成同样的“直接蹂躏中国人民”的战争，这是撒翁同志的第五个错误，第五个错误是密接着第四个错误而来的！
六、当帝国主义驱使其走狗国民党政府实行进攻苏联之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应当采取什么战略呢？这一点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帝国主义大战的斗争与共产党员的任务中说（第二十九项）：“在这样的战争中，因为‘敌人’是苏联，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祖国，所以策略上和‘纯粹’帝国主义战争的策略相比较，必须有如下的变更：
（甲）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在这一战争中，不但要努力使本国的政府一败涂地，而且要积极的努力保障苏联的胜利。
（乙）所以战斗的策略与战斗的方法的选择不但要以各国国内阶级斗争的利益的标准，而且要考虑到前线上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战争的结果。
（丙）红军不是‘敌人’的军队，而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军队，在反对苏联的战争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必须不顾任何威吓而坚决的去拥护红军，坚决的以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手段去拥护红军，以痛斥资产阶级的叛逆罪状去拥护红军。”
此外，在同一文件的第二十八项（丁）条中说：“在帝国主义列强进攻苏联的事件中，被压迫民族，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必须尽全力去鼓动欧洲少数民族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的自由的暴动或战争，反对苏联国家的敌人——帝国主义！”
所以中央所提出的“拥护苏联”，尤其是“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以及第四十二号通告的指示，是非常正确的！
在中国反动政府公开的进攻苏联的情形之下，“武装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不仅是一般的宣传口号，而且要随着事变发展的过程而转变成实际行动的口号的，只有“变反苏联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中国无产阶级才能尽其国际的阶级的和历史的作用与任务。
撒翁同志把帝国主义与苏联间的战争与帝国主义间的相互战争，看成是同样的“加于中国民族灾难”的战争；对于“拥护苏联”这一口号，当然不能不出来加以公开反对，至于“武装拥护苏联”这一口号，在撒翁的脑子里，一定找不出任何丝毫的影子来！
“变反苏联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这一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既然为撒翁所根本不联接，当然不可免的要走入社会民主主义的“空口呼吁和平”的反动路线上去，因此，撒翁便大施其苦口婆心之技，高呼：“把中国做成塞尔维亚”，“酿成中国民族莫大灾难”，……等等口号，企图以“空口和平的呼吁”来代替“实际武装的斗争”！
中国每次军阀战争时，“名流、元老”们总要拍几通电报以呼吁和平，第一次大战的过程中及第二次大战的准备中，社会民主党高呼“和平”、“裁军”，结果都是无济于事而且帮助了战争爆发的本身！
以和平主义的宣传来代替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这是撒翁同志的第六个错误，第六个错误是总和着上述几种错误而来的！
七、在进攻苏联的反革命战争中，国民党的各派从蒋系到改组派都是以“民族利益”的口号来做幌子，托洛斯基主义的反对派不只以“世界革命利益”的口号来装招牌，有些人以为“拥护苏联”，在中国民众方面，只有阶级利益了，没有民族意义，撒翁同志则以中国具体的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的大道理是不相并容，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则指出进攻苏联同时即是压迫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要了解这些主张中到底是哪一种最正确最合乎事实，便不能不先解答两个具体问题：（一）什么是“中国民族的具体利益”或“民族利益”？（二）什么是“世界革命的利益”或“世界革命的大道理”？要解答第一个问题，当然首先要问：什么妨碍和危害了中国民族的利益？这当然毫无疑义的要回答说：是国际帝国主义所加于中国民族身上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压迫与剥削！因此，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不没收外国的企业与银行，不统一中国，不推翻为帝国主义作走狗的军阀国民党政府，则所谓“民族利益”或“具体民族利益”是丝毫没有保障的！要解答第二个问题，首先当然要问：什么是“世界革命的利益”？这毫无疑义的是回答说：建立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建设全世界的社会主义社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生力军之一，是为准备建立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国现在的工农革命阶段中所需要建立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更是直接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政权。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呢？是不是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呢？是不是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与赞助人呢？这些问题，只有一切反动派（帝国主义、社会民主党、中国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托洛斯基派……）才会给一个“否”字的回答：进攻苏联的战争仅仅简单的是中俄战争，或者只是国际帝国主义进攻俄国工农的战争——抑是帝国主义压迫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战争——特别是同时来瓜分中国的战争？这一问题，只有一切反动派和近视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才会肯定前者而否认后者！因此，“拥护苏联就是拥护中国革命”，“拥护中国革命必须拥护苏联”是绝对正确的主张。国民党供帝国主义驱使去进攻苏联，同时就是甘心任帝国主义来瓜分中国，即是无耻的合盘的出卖民族利益！由此可见在进攻苏联的战争中，国民党是躲在“民族利益”的骗子旗下事实上出卖民族利益；托洛斯基反对派是借着“世界革命利益”的招牌来削弱中国民众“拥护苏联”的意义和行动；有些人是忽略了“进攻苏联”同时就是进攻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瓜分中国的事实；撒翁同志是只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场上而脱离了无产阶级的观点！把“中国具体的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的利益”对立起来，是撒翁同志的第七个错误！第七个错误是赓续着上述各种错误而来的。
八、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通过的反帝国主义大战的斗争与共产党员的任务的决议第一章第六点中说：“正如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战直接引起了旧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引起了殖民地独立自由运动的发展，引起了欧洲无产阶级的暴动与革命的群众运动，一个新的战争一定也照样唤起来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这一运动包括了美国的产业工人，农民国家的广大农民群众，以及殖民地无数万被压迫的民众……”，这很明显是指明这一次世界大战的前途一定引起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而在进攻苏联的战争中，这一高潮尤成为不可免的东西，为什么决议这样指明呢？因为：“国际无产阶级及一般劳动群众，都把苏联看做他们自己的保护人，他们对苏联的同情态度是一天一天的增加。……此外，……广大的工人群众比在一九一七年更会明白下一次帝国主义反苏联的战争将是公开的阶级战争，劳动群众因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中已得了经验，现在就更聪明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现在更有一个坚强的革命的组织，这便是共产国际……”
“……被压迫民族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尽全力去鼓动欧洲少数民族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自由的暴动或战争，反对苏维埃国家的敌人——帝国主义”
“无产阶级转变反苏联战争为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之有利的条件，将要比寻常帝国主义大战时更快的造成。”
“……拥护苏联是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事，同样也是光荣的义务。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苏维埃政府能够战胜十四个国家来干涉苏联（世界最大的几个帝国主义列强全都在内），苏联之所以能够战胜，正因为国际的无产阶级以革命的群众行动，帮助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干涉了帝国主义的列强。将来帝国主义对苏联新的进攻，虽然他们有一切的准备，纵然有社会民主党反革命的助桀为虐，一定会证明这种国际无产阶级巩固的团结是依然存在的”。（见同一决议）
由此，可见在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战争当中，“拥护苏联”一定成为动员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中心口号，在这一口号之下，一定要发生普遍的武装的反帝国主义的行动；结果一定要促进和形成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推进和促成中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公认的事实，这绝不是“在主观上也许会演成的事实”。公开的指明这一事实，只是使全世界的劳动群众显然的了解这一前途，了解在这一战争中他们的任务和在他们完成这一任务中一定产出的结果。在这一指明中，使他们更清楚的了解“拥护苏联”的必要和应当怎样去“拥护苏联”，绝不会使同志们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结论：“原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赶快向苏联进攻吧！”根据同样的事实，列宁主义与机会主义总是作出两种根本不同的结论，这非某个人的错误与罪恶，而是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的原故！
撒翁同志不相信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事实上就是不相信在进攻苏联的战争中，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会有“拥护苏联”的直接行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偶然的错误，这一错误是综合上述七种错误而来的！
从中央所发出的关于“中东路问题”的一切文件中——以及对撒翁同志的复信中，都可看出中央的观点与撒翁同志的观点立于不能并容的地位。因为中央对于这问题是根据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对于战争的态度——尤其是帝国主义战争与反苏联战争的态度的整个原则路线决定的，撒翁同志是抛弃了共产党员的见解而堕落到社会民主党员的见解而形成的观点，所以中央要求撒翁同志声明放弃他这种严重错误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
二、撒翁同志错误的思想根源
——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历史继续——
撒翁同志意见的错误实质，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世界革命第三时期的基点看来，是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这一点我们已经充分的具体的说明了，现在我们不能不更从中国党过去的错误思想根源中，来寻找撒翁同志这一意见的根蒂；在这一追本求源的工作中，我们马上便可发现和指明：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主张，毫无疑义的是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历史继续！要证明这一发现和指明的正确，只须举出几个最主要的思想内容来作例便够了：
九、中共过去机会主义的特点之一，便是把“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这两个东西，完全隔绝和对立起来；以为“民族利益”只是一小群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无关：所以在国民革命当中，时刻要以顾及“民族利益”为前提，既要顾“民族利益”，便不能不牺牲工农的“阶级利益”；否则民族革命中的联合战线便不能不破裂，资产阶级不能不退出这一革命同盟，结果便不能不妨害“民族利益”，在与国民党合作的整个革命阶段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便躲在为“民族利益”的旗帜之下，放弃对资产阶级的严格批评，抛却自己的独立政治面貌，不在革命转变的紧急关系中，给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以非常手段的打击，以致牺牲了广大工农群众的“阶级利益”！在中东路问题的事变当中，撒翁同志意见的中心精神，便是脱离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而单从“民族利益”的观点出发，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偶然的过失，而只是过去机会主义思想的中心思想的历史继续！
十、机会主义的特点之二，便是把中国的“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利益”（或是所谓“具体的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大道理”）这两个东西完全隔离和对立起来；以为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是中国民众的事，与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无关；所以在机会主义领导的整个过程中，对于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总是有意的，无意的，自觉的，不自觉的表示怀疑、消极、怠工以至于公然反抗，把共产国际的正确决议和指示，不公开给广大党员群众，使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因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了解而有具体更正确的了解与认识；而偏躲在“毛子不懂中国实际”的宣传之下，使共产国际的正确意见不能成为全党领导的中心！对联邦共产党的兄弟党的帮助和领导，更是加以非常忽视和轻蔑的态度；“联共不懂中国实际情形”，“联共是革命已经成功的党，其经验不能适用于中国”，“俄国人不懂中国实际”……这一类的呼声，在机会主义领袖的口中，可以时常或明或暗的听到，对于苏联实际生活的鼓动工作和经常宣传，更是客观上表示出非常的怠工；在整个国共合作的历史阶段中，在那样利于这一鼓动宣传的环境之下，试一检查这一工作的实施与成绩，便令人感觉到异常的不满！在现在“武装拥护苏联”已成为实际行动口号的状况之下，越发使人追溯到过去对于苏联实际生活介绍工作缺乏的结果；在一般劳苦群众中，仅仅存在着“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观念，是非常不够的；即在群众的先锋分子当中——甚至在一部份同志当中，对于苏联的实际了解，也非常薄弱；“苏联是工人的国家”这一观念的内容，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未曾足够的充实起来；于是便对苏联发生许多的幻想和臆测来，以致现在有时对敌人的宣传也不免发生疑虑——甚至于动摇！这一点不能不归咎于已往党对于苏联实际生活介绍工作做得不充分的原故！在中东路问题的事变当中，撒翁同志意见的主要精神，便是以“世界革命利益”与“中国民族利益”的不相容或对立的观点出发，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或然的感想，而只是过去机会主义思想的主要思想的历史推移！
十一、机会主义的特点之三，便是放弃和不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属和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蒋介石不要共产党员夺取军权，机会主义领袖便宣传国民革命军的军事领导要统一；国民党不要共产党员夺取政权，机会主义领袖便迫令共产党员脱离县政府和地方政府；武汉政府的国民党领袖大骂“工农运动过火”；机会主义领袖便宣传“工农运动幼稚”；国民党不允许工农组织侵犯和代替国民党政权的作用，机会主义领袖便下令工农团体绝对遵守所谓“革命纪律”；汪精卫高唱中国没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机会主义领袖便附和其说主张召集长江工商业者代表会议，（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机会主义领袖，早已宣传：中国资产阶级等于凤毛麟角！）现在——在中东路问题的事变当中，国民党高呼“民族利益”，撒翁同志便宣传“具体民族利益”；许多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确受资产阶级“民族”纠纷的宣传以及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传统思想，而不免于难于了解和接受“拥护苏联”的口号，撒翁同志便主张我们应该迎合他们的心理说话，无产阶级在历史的，革命的事变当中应有的独立主张与领导作用，在撒翁同志的心目中是绝无影响，这不是一个忽然的、临时的荒谬，而只是过去机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病根的历史发作！
十二、机会主义的特质之四，便是不懂和不愿以群众的革命武装力量去战胜反动的武装力量；不以为只有力量可以战胜力量，只有革命的武装可以战胜反革命的武装；而以为用“和平”方式有战胜反革命武力或取得反动力量谅解或让步的可能；在黄埔军校创立以至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的过程中，机会主义领袖始终未努力自己武装力量的树立和培养；在北伐军由广东打到武汉的过程中，更抛弃和错过了武装工农和夺取士兵的许多有利的机会；在上海工人武装占领上海的紧急关头中，机会主义领袖不知以工人武装基础而建立政权，命令武装群众等待蒋总司令的批准才实行市政府的职权；在宁汉分裂后，所谓“武汉时期”中，不利用一切可能去武装工农群众以保证武汉政府的革命作用和实行革命转变，反而限制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以至于自动的缴纠察队的械；当许克祥叛变时，变十万工农军围攻长沙的行动为静候国民政府及唐总指挥解决的行动；在南昌暴动的事变中，宁将枪炮抛弃在山谷水涧里而害怕去使农民群众武装，这一切一切的主要病源，却是以幻想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代替了无产阶级的“武装行动”！在中东路问题的事变当中，撒翁同志企图以“和平主义”的宣传来代替“武装拥护苏联”的行动，这不是一个单个的、偶然的失错，而只是过去机会主义的历史复演！
十三、机会主义的特点之五，便是不认识和不了解革命高潮；当一个机会主义者高兴的说：“我们早已说过：现在没有革命高潮”！布哈林同志很正确而聪明的回答道：“……机会主义者将终是不认识革命高潮的，所以在革命高潮时，他们也只是会采用没有革命高潮时的策略；现在在没有革命高潮之时，机会主义者高喊几声，‘没有革命高潮！没有革命高潮’，这绝不能表明他不是机会主义者，而只是证明他是机会主义者！”这一段话非常有趣的而且正确的为机会主义者对于革命高潮问题写了一张照，在进攻苏联的战争当中，全世界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都相信而且准备着不可避免的到来的革命高潮，撒翁同志偏表示毅然的怀疑；这不是一个失慎的、卤莽的疏忽而只是机会主义的历史本质！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