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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暴动》的序言
王明
（1928年5月16日）
〔说明〕本文最初载于《武装暴动》，1928年莫斯科出版。后又刊载于《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6期，1929年4月1日，署名：诏玉。
《武装暴动》这本小册子，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为自身解放的武装斗争的经验之结晶，它是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无产阶级的武库，它阐明了十次暴动的丰富经验（俄国两次——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莫斯科的暴动，一九一七年的十月暴动；德国两次——三月暴动与汉堡暴动；爱沙尼亚一次——涅维尔暴动；保加利亚一次——一九二三年九月暴动；中国四次——上海三次暴动及广州暴动）。它搜罗了二十三年（一九〇五至一九二八年）武装斗争的历史教训，它发挥了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对于暴动问题的根本原则；同时，并揭穿了马克思主义的变节者——第二国际的领袖——对于暴动问题的可耻的曲解。它对于暴动必要的社会政治条件的问题，以及组织技术的问题，都曾给予一个明确的观念，它对于暴动有关联的各个问题都加以丰富深邃的阐明，因此，它对于每个共产主义的战斗员有不可比拟的价值。
我们很热烈的把这本小册子介绍给读者，我们希望它成为读者实行作战的指导，只有在实际行动中才能完成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只有在实际行动中才能完成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所指出的中共目前的主要任务。
序言的内容是想向读者说明下列两点的：（一）小册子中未曾充分说明的与暴动问题有关联的问题；（二）与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暴动问题有联系的问题。
（一）关于第一点
一、巴黎公社的教训
巴黎公社的教训，在小册子中曾有时附带的说到，但必须补充两点：第一，关于毫无反顾的坚决的进攻；第二，关于占领银行。
暴动是艺术，这种艺术的主要规律是拚死的、勇敢的、毫无返顾的、坚决的进攻（恩格斯）。未曾应用这个规律，是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是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莫斯科暴动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德国中部暴动时，“涅那威尔克”工厂区的暴动工人不曾把军事行动扩大到本区以外，广东暴动工人未曾设法向河南李福林部作拚死坚决的进攻，以致结果都遭受了失败。由此，可见不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关于暴动问题的这个主要原则，是许多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这种毫无返顾的坚决的进攻并不仅限于军事政治的行动，经济上的进攻也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即仅就占领银行一事举例来说吧：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指出暴动者占领银行的意义，未曾夺取存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巴黎银行，是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广东的暴动者对于占领银行一事也同样的作下了错误，他们不能取出银行的存款（打不开铁保险箱），来作为革命的急需，而将银行付之一炬。
二、总罢工与武装暴动
列宁主义者看得总罢工是武装暴动不可避免的阶段，武装暴动没有总罢工差不多一定要遭受失败。我们且举一件事实作例：莫斯科十二月暴动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尼可涅夫斯基铁路（圣彼得堡至莫斯科铁路）未曾罢工，以致毒把数夫——莫斯科守将——有从圣彼得堡得到援兵以压迫巷战工人的可能。广州十二月暴动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李福林能够电调韶关军队由粤汉路进攻广州，以致决定了苏维埃政府的运命。涅维尔的九月暴动，未曾准备总罢工，以致发生极不好的结果；暴动对于涅维尔的无产阶级纯粹是“晴天霹雳”，工人阶级对于暴动不曾了解，大部份工人群众不起来参加，以致遭受了失败。广州暴动失败的原因还必须要注意的，就是它未曾吸收广大的城市贫民和手工业者参加，暴动的社会基础不广大。
根据许多暴动的经验，在暴动前发生了政治的总罢工，其结果则完全与上述各例相反。
上海三月暴动胜利的原因之一，便是铁路工人的罢工，使张宗昌没有运兵到沪去压迫暴动工人的可能。
我们此处列举铁路工人罢工的意义，不过是总罢工意义中之一例；其他如：邮政、电报、电话、兵工厂、财政机关……等等之罢工与占领，意义都极重大。
总罢工的爆发，只有在工人阶级战斗情绪最高之时才有可能，所以总罢工是革命潮流高涨的具体表现；总罢工是动员工人群众到街上去的最灵活的动力，所以总罢工是调动群众作战的动员命令；总罢工是工人阶级和平斗争的最高形式，所以总罢工是武装暴动的直接前提。总罢工能破坏敌人，恐吓敌人，沮丧敌人的意志，妨害敌人的力量，所以总罢工是武装暴动的序幕，是武装暴动胜利的保障。
三、巩固和扩大武装暴动胜利的问题
在一区域或某几区域取得暴动的胜利，固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此处还有更复杂的任务，就是巩固和扩大胜利的问题；换言之，局部和暂时的胜利，如果不能巩固和扩大，则结果一定要失败。所以在暴动胜利后，必须组织能够代表革命利益的新式的政权（苏维埃），必须很迅速的满足劳动群众生活上急需的要求（衣、食、居住、工作时间、劳动条件、土地……等），必须组织和创造保障革命阶级利益的武力（武装队、赤卫军、红军、人民警察、非常委员会……），必须深入劳动群众中去解释暴动的意义，必须使劳动群众都积极起来拥护、参加、创造、巩固和扩大暴动的胜利，必须用一切力量根本压倒和消灭反革命的反抗。
一九二七年上海胜利暴动的指导者便不会完成这一任务，他们不会组织群众，不会建设真正的革命政府；由几个智识分子所领导的上海市政府，只注意仰大资产阶级的鼻息，忽略了广大劳动群众和完全抛弃了多数的城市贫民；在它存在的三个星期中，差不多完全没有活动，简直未曾解决革命民众的任何紧急问题。所以当蒋介石公开叛变，大行屠杀胜利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的上海无产阶级群众时，大部分上海无产阶级和劳动贫民不曾应上海市政府之号召而给反革命以坚决的反抗。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在圣彼得堡爆发后，布尔塞维克能够把工人阶级和贫农组织在党和苏维埃的周围，发出使群众都能了解的口号，迅速颁布满足劳动群众急切需要的命令（土地，和平……的命令及宣言），给反革命阶级以各种致命的打击，所以这胜利能扩大到全俄的范围，巩固起坚强的基础。
（二）关于第二点
一、关于武装暴动本身的问题
“党应准备应付新的广大的革命浪潮的高涨，党对这新高涨的革命浪潮必须的任务，便是组织和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这是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上特别指明的。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因革命的任务，只有用武装暴动和推翻现存政权的方法才能解决”（同上决议）。
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应当坚决的用全副力量全副精神去实行这个决议。并须切实纠正下列三种错误的有害的倾向：
一、原则上反对暴动的倾向：
在目前状况之下，不仅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如“民主社会党”或所谓“中华革命党”……等）之领袖们的头脑里充满了这种倾向，也不仅一部分落后的农民和不觉悟的工人的心房里荡漾着这种思想；就是在我们共产党员的队伍中有很少数的分子也不免沾染了这种毒素。他们希望用和平改良的方法来解决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于是就发生合作社运动，向南京政府请愿，组织地方自治机关等为目前运动主要形式的理论。对这些分子的关系，列宁在他论莫斯科暴动的教训一文中曾坚决的说道：“谁反对它（暴动——作者），谁不准备干它，就应当把谁毫不留情的从革命同情者的队伍中赶出去，把它赶到革命的反对者，革命的变节者和革命的畏缩者的队伍中去；因为这个日子快要来到了，就是事变的力量，斗争的环境都使我们不能不按这个符号来分别朋友和仇敌了！……”——见《列宁全集》第七卷第二部第五一页——现在在中国从这一问题去分析每个中国共产党员的政治观点是非常必要而且绝对正确的。坚决的反对这种倾向是暴动的指导者，真正同情暴动者及每一个革命战士的基本任务！
二、儿戏暴动的倾向：
“暴动是艺术，无论何时不要以暴动为儿戏呀！”（见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从中国各地所得的消息看来，证明我们的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武装暴动策略的根本原则还未曾充分了解。例如：河南省委根据中央所决定的暴动的政治路线，划河南为若干区域，决定自十月十日至十七日为暴动时期；因为没有把暴动的企图与一般环境及群众情绪相联合，所以这些企图终归完全失败；长沙工作的同志因热中于未成熟的暴动，遭受极残酷的牺牲；湖北省委曾三次决定在汉口暴动的时日，同时又三次改期；这种冒险倾向引起许多惨酷的破坏，失去党在群众中的信仰，及群众对于本身的自信心。有这种倾向的人创造出绝对冒险的理论基础，他们说：“在中国现在谈不上什么未曾成熟的暴动”——这理论在中国少共中尤其有很多的势力，形成少共先锋主义内容之一部。每个觉悟的共产党员必须知道：由这种理论基础所产生出来的暴动行动，一定永远遭受失败，因为，即在客观条件对于暴动极顺利的情况之下，如果暴动的准备不充分，暴动的指挥者与组织者对于它不慎重其事，没有精详的暴动计划，没有坚强的暴动领导，则暴动的结果还不能免于失败。
“一部分在农民区作指导工作的同志，迷恋着零碎的必遭失败的游击战争，而不注意把运动准备扩大到广大的范围”——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议——这种儿戏暴动倾向的来源有两方面：一方面由于一部分同志毫无忍耐的革命情绪，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对于客观环境的估计不正确，他们以为可以继续暴动到很久的岁月。每个觉悟的共产党员应当知道：“以儿戏暴动代替工农群众暴动，正是消灭革命的好方法”（同上决议），“必须坚决的反对一切在城市和乡村中没有准备的暴动，反对以暴动为儿戏”（见上决议）。
三、过于重视军事行动和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倾向：
中共中央十一月（一九二七）扩大会议关于政治问题的决议上有一条说：“再者，武装暴动的总策略中，有发生下列各个不正当倾向的可能：（一）军事投机主义，事前明知道要遭受失败，而竟号召群众参加暴动，这固然是军事的投机主义，但这还不算最危险的地方；最危险的就是只崇信军事力量、军事准备和军事进攻计划，而不号召群众，不相信群众，这样在暴动中只见军事行动，而没有充分的群众斗争，这真是机会主义。（二）事前没有准备，而策略上采取观望态度，既不能号召群众，到群众自己已经发动起来的时候，而领袖们还在动摇不定，甚至于怠工，表示出不相信群众力量的态度，不去指导群众，于是断送了党在群众中的政治生命”。在另一条上又说：“……不相信群众运动的力量，不希望凭借工农群众，而希望凭借那靠不住的军队而和军队拉拢（在湖北的西北及湖南，都发现这种企图），这是机会主义政策之余毒”。这是由于不了解暴动决不仅是纯粹的军事行动，暴动只有凭借广大的群众的参加才能得到胜利，暴动如果不凭借群众运动，而仅仅依靠军事行动，则变成了军事的政变，而并非真正的革命。群众抱旁观态度而不积极参加的军事政变，迟早必遭失败的。群众工作是准备暴动的必要前提，群众工作是一切群众运动和革命斗争胜利的先决条件。
二、关于游击战争的问题
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决议上有一条说：“党在指导各地农民自发的游击斗争时，应注意到：只有使这些斗争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联结的条件之下，才能使这些单独的暴动变为总暴动的出发点。此处党应明了自身主要的任务，在准备使城市与乡村或邻近各省共同联络出动，并在一广大范围中组织与准备这种动作。因此，便须与过于重视散漫不相联络的必致失败之游击争斗的倾向奋斗（这种危险已见于湖北，湖南及其他等地）”。这只是说游击斗争必须与工业中心的暴动相联合，必须使这一区的斗争与其他各区同时联络发动，必须慎重把零星的无准备的斗争，准备和组织成广大范围的运动，这绝不是抹杀游击斗争的意义，尤其不是根本反对游击战争。
“当群众运动事实上已发展到暴动，在国内战争的‘大规模作战’的相当休憩期间，游击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斗争形式”（见《列宁全集》第七卷第二部八二页）。这种斗争形式的广大应用和发展，在俄国是一九〇六年，即是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莫斯科的暴动失败以后；在中国是在一九二七年秋季至一九二八年，即是在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叛变以后，特别是在广州十二月暴动失败以后。总而言之，都是在“政治恐慌剧烈到武装斗争的程度，而在城市和乡村中的需要，饥荒和失业又特别加剧之时”（列宁）。“它（游击战争——作者）的发生自有其强有力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我们无法消灭这种原因，也就无法消灭这种争斗”（列宁——同上页）。这就是说，如果在任何地方出乎我们预料之处而自然爆发了游击战争，则我们一定要参加这个斗争，取得这个斗争的领导，把暴动者组织起来，使他们的运动与工人阶级的斗争及广大范围的农民暴动相联系。
游击战争的反对者通常用下列言论作为反对的论据：游击战争是无政府主义、布郎吉主义、恐怖主义、堕落工人道德的行动，脱离群众的个人行动，使广大的居民脱离工人的行动，破坏革命和危害革命的行动。
只要某个地方发展着游击战争，就会听见这种论调，在一九〇六年的俄国听到，在现在的中国也同样的听到（“游击运动”是“原始的”，“不觉悟的”、“无组织的”，甚至于是土匪式的运动……等名词）。列宁对于这些自命为“有组织的”、“纪律化的”、“有秩序的”革命斗争的同情者——冒牌的革命家和假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给以严重的反驳，“从军事便利的观点出发的对于国内战争的各种形式的批评，我们完全承认和无条件的同意……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之下，我们对于国内战争的条件的分析，必须毫不采用什么‘无政府主义’、‘布郎吉主义’、‘恐怖主义’等等的陈腐的和淆人听闻的套语”（《列宁全集》第七卷第二部第八三页），我们承认游击战争仅仅是国内战争和革命斗争的形式之一，仅仅是帮助群众运动和准备群众武装暴动的一种斗争形式，游击斗争的目的只是在扑灭某部军警的长官及显著的反革命的急需，破坏敌人的组织，扰乱敌人的后方，恐怖敌人的走狗。我们是这样（仅仅是这样）估计游击斗争的意义，我们无论如何不以为游击斗争永远只是无组织的、偶然爆发的和个人性质的行动。游击斗争的确有变为“脱离群众的和个人行动，和使广大的居民脱离工人的行动”的危险，假若无产阶级的政党不能正确的组织和领导这种运动，不能阐明和解释这种运动的意义于广大的群众之前，不能使游击队本身及局外人了解游击斗争在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及一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力量；游击斗争的确有盗贼分子、流氓和无政府党人参加，的确有“使工人道德堕落”的危险；然而我们“不知道那里这些花样的斗争工兵，就是他们或者能够建立起一道中国式的万里长城，把比无产阶级高一点或低一点的社会成分和无产阶级完全隔绝起来”，（《列宁全集》第七卷第二部第八五页）。我们应当把这种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联贯起来，应当把它与为社会主义而战的光荣斗争衔接起来。谁也不否认游击斗争有时有“破坏运动”和“危害革命”的危险，但是谁也知道：“一切含有新的危险和新牺牲的斗争新形式，不可避免的要‘破坏’对于这个斗争形式没有准备的组织”（前书第八三页），同时，谁也知道：“无论何种战争的任何军事行动，对于参战的队伍总有相当的破坏”（同上页）。再者，就是“有秩序的” “有规则的”革命的同情者和游击斗争的反对者也不能否认这一事实：就是一九〇六年俄国革命运动被破坏得最厉害的地方，不是游击斗争发展最宽广的西境波兰与那腿世，而是这斗争比较不发展的中部俄罗斯；一九二七年秋季以来，中国革命运动在游击斗争最发展的湖北、湖南、广东各省的浪涛，始终比其他长江各省及黄河流域的浪涛高，由此，我们的结论是：游击斗争含有许多危险，游击队伍及进行游击斗争的组织中有时有许多不利于我们的成分参加，但绝不能因此就说游击斗争根本不要了。恰恰相反，游击斗争是必要的，应该整饬队伍，巩固组织，尽一切可能来学习和改良游击争斗。
党的任务就是在于使这种“原始的”，进到“高级的”运动，“不觉悟的”变为“有觉悟的”运动，“无组织的”形成“有组织的”运动。“我们斥责游击斗争，实际上是斥责在暴动行动中我们党的能力薄弱”（同书第八二页）。
“无产阶级的政党无论何时未尝把游击战争看成唯一的或主要的工具：这工具应当服从其它的工具，应当与斗争的主要工具相吻合，应当与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教育的和组织的影响相联系”（同书八四页）。谁把游击运动看成土匪运动，谁便是无产阶级的叛徒，应当把他从革命的政党和组织中驱逐出去。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斗争相联系之游击斗争与土匪运动是有天渊之别的！
三、论土匪
既然有人把革命的游击运动比作土匪运动，我们便不能不把中国实际生活上的一种宽广的病态现象，即被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深恶痛绝而认为“死有余辜”的“土匪”的社会根源，及革命政党对他所应持的态度等略加探讨。中国现在的所谓土匪，内容包括各种不同的成分，他的主要成分是迅速贫穷化了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加上一部分失业的工人和溃败逃亡的兵士，他们在无衣无食、欲生无路、求死不得的境遇之下，才被迫而去干那“头在脖上转”的所谓“土匪”的勾当——抢掠资本家和地主老爷们一点财富。我们绝对不能附和着地主、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走狗，把土匪看成“天生贱骨”、“盗贼成性”的怪物。我们——共产党员——对于这种含有极深社会根源的运动形式不能袖手旁观；只有瞎子才不会看见这种事实，就是因为革命运动的扩大和深入，在土匪队伍中发生了很多的分化；在许多地方的“土匪”渐与农民运动相接近，渐渐直接的帮助农民的斗争，这种事实尤其使共产党员不能不注意到他们对于“土匪”的关系问题。我们应当钻进土匪队伍中去，向他们解释生活痛苦及形成他们现在所处境遇的来源，指示他们正确的出路，组织他们的运动，使与一般游击运动及革命的斗争相联系。同时，我们必须知道，这些成分不是轻易的就可把他们变成革命游击队之可靠的纪律化的战士，他们可以把很多不坚定性与散漫性带到革命游击队中来，有时甚至可以发生叛变的行动；然而其中很多的部分我们是可以夺取过来的，是可以重新改造的，是可以组织他们作革命的争斗的，所以我们对于土匪运动当加以应有的注意。
四、在军队中的工作
在中国现在的军队工作应该分成两部分；即在军阀军队中的工作与在帝国主义军队中的工作。
一、在中国一部分同志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观念，以为中国军队纯粹没有为革命尽力的可能，所以在军队中工作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尤其在屡次暴动被军队残酷压迫下去，和白色恐怖空前紧张的条件之下，这种观念更有加强影响的可能。中国事变的实际，在这些同志的脑筋中回旋，恰似经过折光镜，由这一个极端转向那一个极端。原来过于看重军事行动，忽略雇佣军队本身及其统御人的军阀性，而以为军队是解决革命命运的唯一力量；转到完全否认在军队中工作的意义，完全否认军队有革命的可能。这两个极端的观点都是不对的。过于重视和过于忽视军事行动的观点，都是同样的有害，必须很客观的估计实际的环境，必须很清楚的了解中国军队的特质，必须知道我们不能利用军官成分和军事组织完全不变的军队。我们应该设法分崩离析旧有的军队，应该在军队中扩大和加深我们的影响，使军队在紧急关头转变到革命民众方面去，必须向军队中的农民成分进行解释工作，向他们解释中国现在革命斗争的实际意义，指明他们的利益恰与军官们的利益相反；告诉他们怎样制止和救济农村的恐慌，证明他们为什么与工人阶级和农民有共同利益，指示出中国革命前进与工农兵切身的利害，使他们觉悟到他们现在被军阀利用作为工具镇压革命的可耻；必须估计到雇佣军队的特点，提出与士兵有切身利害而且容易了解的口号，指示出他们特殊生活的痛苦，揭破长宫对于他们最低薪饷的吞蚀与刻扣，利用一切机会燃起和发展士兵与长官之冲突。为的进行上述工作，尤须尽力设法在军队中组织党的支部作为指导某部分军队工作的核心。
在各县警备队，大城市的警察与商团，以及乡村的民团中都应该尽可能的进行上述的工作。
我们必须知道：以雇佣军队为基础的军阀统治已日渐崩坏，雇佣军队的本身已日趋瓦解，我们如果能够加紧在军队中的工作，是可以得到极大成效的。
二、在帝国主义军队中工作的目的也是破坏和在政治上夺取军队，在这种工作里必须注意到在“有色人种”（印度、安南人等）的兵士和“白种人”的兵士中的工作方法的不同；必须向他们解释中国事变的实质和帝国主义政府调遣他们来华的意义，必须依靠兄弟党和各国革命工人组织的援助。
五、关于党员军事化，武装工农及建设红军的问题
党在这些工作中当然要遇着许多困难，在中国一般人中——同样的在工农群众中散布着反对军队的心理，不能不是这些工作中最困难的困难之一。这种心理的来源是延绵不断的军阀战争，旧式军队对于人民的残酷的掠夺与蹂躏，“好人不当兵”成为一句最流行的口头禅。但是，最近几年来的实际经验证明，这种心理已有了极大的变化。工农群众已经了解军队是一种力量，统治阶级利用这种力量可以惨酷的压迫劳动群众。工农群众已经相信，只有人民的武装，只有创造自己的军队，才能消灭旧有的强盗式的军阀军队，这种心理的变化对于共产党创造工农红军的工作是有极大帮助的。上海、武汉工人纠察队的经验，广东红色志愿军与赤卫队的经验，以及海陆丰、琼崖等处组织红军的经验，都证明这件事实的真确。因此，现在谁要借口这种心理的困难而来掩盖自己不愿党员军事化和武装工农的丑态，他便是革命的叛徒。
党现在必须执行自己的任务，利用一切公开或秘密的可能，教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以使用武器和巷战策略等基本常识。在苏维埃政权存在的地方，把游击队伍改编成正式的工农红军。
害怕武装群众的观点，在南昌暴动失败的过程中，已宣布了最后的死刑了。
在武装群众的工作中，必须对于工业城市的无产阶级加以最大的注意，绝不能把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看成对于乡村游击战争的简单响应或补充。谁不懂只有工业城市是暴动的组织中心，谁不懂只有无产阶级是暴动的领导力量，谁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暴动策略丝毫也不懂。
城市的武装暴动一定要依大规模的产业工人为主干，同时，也绝对不要忽略了中国城市里有盈千累万的贫民和苦力，是暴动时主力之一部。再者，占中国无产阶级很大的一部份的无产阶阶的妇女，对于工人阶级的武装斗争，绝不会袖手旁观的。在许多伟大的群众示威中，在上海和广州的英勇暴动中，无产阶级的妇女都曾表显其伟大的作用。在湖南、湖北、海陆丰、琼崖等地的无数游击战争和广大群众暴动中，农村劳动妇女也都同样的显露出她们全副革命的精神。总而言之，各处的经验都在事实上说明了劳动妇女是工农武装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因此，谁脱不了旧恶习而轻视妇女——特别是这轻视劳动妇女在暴动事业中的作用，谁就不配当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农民武装力量的基础应该建筑在贫民（佃农与半佃农）和雇农的群众身上，应该尽力夺取在豪绅、地主、富农成分影响和指导下的农民武装组织，和非武装组织中的群众。必须特别注意在农民的半宗教性的武装组织（如“红枪会”、“大刀会”等等）中去工作，这种组织差不多在中国各省都吸收有广大的农民群众；我们必须估计这种组织的特点而采取相当的工作方法，提出特殊的口号而吸引他们参加一般的革命斗争。不能把这种组织变成有觉悟的革命的战斗的组织（至少须成为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组织），中国农民运动便不会得到完全的胜利！在农民的武装组织中应该渗进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员的成分：只有如此才能够使农民的组织增加组织性、觉悟性和纪律性；只有如此才能够使农民群众感觉到工人阶级不仅是他们思想上的领导人，而且是实际作战的指导者和组织者；只有如此，才能够消除一部分农民不相信任何政党的情绪（在河南、陕西因国民党的叛变已发生这种情绪）；只有如此，才能够建立真正亲密的工农联合，只有这个亲密的联合才能够保障革命的胜利。
同志们！“没有一九〇五年的总演习，便没有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大革命的胜利从来没有不经过失败的，谁怕失败，谁便没有胜利。“失败是成功之母”呀！中国无产阶级经过不少的英勇的血战中，懂得了失败的原因，种下了胜利的种子；在这些血战中，知道了谁是朋友，认识了谁是仇敌；在这些血战中，找出什么是敌人的优点和劣点，发现了自己的强处和弱处；在这些战争中，教育了自己，训练了自己，锻炼了自己，学得了阶级斗争的艺术。他将把学得的这种艺术告诉全世界无产阶级“怎样用法”，他将应用这种艺术来创造工农专政的苏维埃政权！
一九二八，五，十六。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