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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米夫和马耶尔的信
王明
（1930年10月17日）
亲爱的屈珀[1]和马耶尔[2]：
不久前我给你们写过一封信，大概已经收到。你们生活好吗？你们的孩子们生活好吗？
关于中国市场[3]和我们公司[4]的详细情况我会很快写信告诉你们的，但是我担心，可能这封信要很久才能寄到你们那里，所以我只向你们谈谈以下几件必须谈的事情：
1．虽然老板们的所谓第三次全会[5]已经开过近三周了，但是巴黎总公司[6]今年7月的一些来信〔决议〕[7]至今尚未公布。干部和基层〔党组织〕都急切地等着了解这些信的内容，因为这些信能对他们现在和将来的贸易[8]作出明确的答复和正确的指示。
2．巴黎[9]的来信〔决议〕在目前形势下只是“上层联合”的手段，因为不开展自我批评，不实行明确而坚强的领导，在政治理论水平如此落后的情况下，在家长制长期统治（辱骂、惩罚、撤职、警告、迫害和在有关机关监视下的相互跟踪[10]及开除人员[11]等等）的情况下，仅仅来自上面的决议对于改正错误和活跃公司的事业很少会有真正的和必要的帮助。现在不仅总老板，而且连驻上海的省分公司[12]都没有执行巴黎决议的坚定性和愿望，但后者在某种程度上要比前者更加重要，而遗憾的是，它比前者更糟糕。
3．在江苏省，为首的是这样一个人[13]，他在政治理论方面是第二个李立三，在实际组织工作方面是第二个“老头子”[14]和陈独秀。直到现在他仍然是李立三的忠实弟子。他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最有害的阻挠者。他是上海和江苏组织遭破坏和工作不力的第一个控诉人和罪人。如果他仍留在领导岗位上，那就永远别想改进江苏的工作，而首先是上海的工作。
4．老板们（不只是一个老板）患的病过于严重。这种病具有很深的社会历史根基和来源。对这种病的治疗只局限于寄来决议和撤销有关领导人的职务（所有这一切当然是十分必要的）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采取坚决的进一步的措施。应该根除对公司中某个人，特别是对莫斯克文（周恩来）等人的任何幻想（这样的幻想以前我和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有，现在被事实完全打破了），对他们之所以有幻想，是因为他或他们能够理解和做得更好些。历史会抛弃他们。他们无论如何也来不及踩脏历史[15]，更不要说他们能超前[16]了。莫斯克文（周恩来）这一次不仅是主要老板之一，而且还是决议起草工作的唯一参加者，在上海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甚至称自己是巴黎的代表，他到处发表维护李立三和抹煞老板与巴黎之间分歧的讲话，根本不想提高巴黎的威信。现在应该既从上面又从下面来医治老板们的病症。从上面医治比较容易，从下面就困难得多；困难就在于以下几点：（1）所有真正的、甚至在这方面受到怀疑的战士处境艰难，他们没有机会走向群众；（2）客观情况也不等待我们，因为在高潮不断发展的时刻，时间特别地宝贵。事态发展非常快，一个事件接一个事件；（3）物质力量——体力——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数量上，由于上面多次玩弄手腕而逐渐减少和分散。所以还需要上面给予更多和更快的帮助。
5．“左”倾和右倾的理论和实践已经拥有相当的实力，不进行有力而坚决的斗争，就别想纠正这两种倾向。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的老板患“左”倾病，而另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老板则患右倾病，有时有的地方既患“左”倾病，又患右倾病。谁也没有权力批评他们。制度几乎达到了恐怖的程度（请原谅我这样说）。理论和实践不少是建立在国民党作风和陈独秀主义的残余基础之上的。遗憾的是，这里没有可能来描述实际机会主义的详细情况。
6．我和其他人（以及古多克[17]），无法真正地工作，到处都有来自领导方面的罪孽[18]。过去和现在所有批评理论和实践不正确和在这方面表示怀疑的人仍处于罪人地位。领导机构直接或间接地在残酷地惩罚、迫害、监视和分派[19]他们。
我认为，为了改善和挽救公司和贸易，应该在政治和组织问题上立即采取更坚决的措施。
致兄弟般的敬礼！向所有敬爱的人转达问候！
你们的[20]
编者注：
[1] 米夫。
[2] 何人不详。通过邮局寄发的信中使用的是暗语。在信上有批注：致萨发罗夫。这是一位很好的中国同志写来的信。库〔丘莫夫〕。
[3] 革命。
[4] 党。
[5] 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6] 共产国际执委会。
[7]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和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
[8] 革命运动。
[9] 莫斯科。
[10] 从意思上看应为“盯梢”。
[11] 原文如此。
[12] 指中共江苏省委员会。
[13] 指李维汉。
[14] 向忠发。
[15] 原文如此。从意思上看应为：跟不上历史发展。
[16] 原文如此。从意思上看应为：走在前面。
[17] 即古多科夫——沈泽民。
[18] 原文如此。从意思上看应为：责怪。
[19] 原文如此。从意思上看应为：发配。
[20] 签字辨认不清。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