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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凡西、郑超麟来往书信
（1986年4月至5月）
王凡西致郑超麟
超兄：
《待访录》读完了。适值身体不好，拿起放下地读了约近二十天。读时感想极多，可惜没有随读随记，无法详细写出来与你一一商榷。同时体力实在差，根本无力写长信。这里只能把我记住的几个基本问题，简略写出来，请你再考虑一下。我希望《待访录》还不是最终定稿。在发表或以最终形式予以保存之际，你尚能作多少修改。
首先是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认识问题。老托一直秉承着老列的看法，把现时代称之为“资本主义垂死痛苦”的时期。《过渡纲领》开宗明义就说“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先决条件，一般的已达到资本主义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了”。它说：“所谓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尚未‘成熟’这一类空话，乃是无知或有意欺骗的产物。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不仅已经‘成熟’，而且开始有点霉烂了。因为如果没有一次社会主义的革命，如果不在下一个历史时期内发生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则一个大灾难将威胁全部人类的文化。”
这个一九三八年通过的纲领，今天看来，非但毫不过时，而且更显得正确了。目前新技术带来了以核子武器为首的种种发明之后，所谓人类正面临着“不是社会主义便是野蛮主义”这个命题，显得万分迫切与正确了。
拿飞跃的技术革命来证明资本主义之历史使命尚未完成，那是非常错误的。相反，层出不穷的新技术的出现，绝不说明资本主义的富有生命力，而是说明了它之“垂死挣扎”。
新技术是怎样产生的？简单说，它是上一次大战的产物，又是准备下一次人类大灾难的结果。
曼德尔在其《经济学》一书中说：“这一场几乎不曾间断的生产技术大变革，……实际上乃是二次大战一经结束便把我们都卷进去的军备竞赛及冷战的副产品。事实上，你如果仔细考察应用于生产上的技术变革，你会发现，其中百分之九十九的起源都和军事有关。”
我们应该肯定，如果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这种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只能将人类消灭——文化上的，甚至肉体上的消灭。
新技术越来越不能与资本主义相协调。从它被应用于民用生产时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下面是最近发生于英国的两个例子。
最近以泰晤士报为首的一个报帋集团，偷偷地在一个围着铁丝网的集中工场里装置好最新式的印刷机器，暗中招了四、五百名工人学习这些新技术，等到学习成功后，资方立即与原有的六千工人谈判，提出一连串绝对不能接受的条件。工人们拒绝，实行罢工，老板们便将六千工人全部开除。工人们示威抗议，保守党政府派了大批武装保护工贼，镇压罢工者。四、五百人可以做六千人的工作，这是“生产力的大跃进”，只因这种新的技术操在私人资本家手里，这个跃进的结果只能帮助老板赚更多的钱，同时把每人每周可赚二、三百镑的六千名工人，送进了失业大军——每周拿三十几镑救济金。
另一个例子是矿工。二次大战后，英国煤矿工人有一百万之多；后因能源扩大，原子能应用于生产，以及采矿新技术的引进，矿场不断关闭，矿工日益减少。到了一九八四年，煤矿工人只剩二十万人了，可是保守党政府还要关掉了许多“不赚钱”的矿场，还要减少了三分之一的工人。为此，是年三月发生了大罢工。这次罢工持续一年，工人们的斗争情绪非常之高，有些情景让人想起历史上那些最出色的革命。但因政府调动了全部国家的镇压机器，又因工党与工联总会那些领导人“口蜜腹剑”的援助以及公然的出卖，罢工终于失败。一年以来，矿场关了不少，矿工又减少了七万。
今天的英国矿工与当年工业革命时的某些纺织工人不同，他们不反对新技术。他们欢迎这些新技术，他们所要求的只是要分享新技术带来的成果。要求缩短工作时间，不裁减工人，让工人们可以做较少的工作而拿同样的或更多的报酬。可是这样的好事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办到。在资本主义下面，新技术的应用只能意味着老板的赚钱更多，工人们被送进废物箱。
实际斗争的教训，今天有愈来愈多的英国工人觉悟到，如果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新的技术革命只能使大多数的劳动人民陷于悲惨穷苦之境。
至于新技术正在以加速度将全人类推送到集体自杀的路上去，那是已经为广大的群众所认识了。
可惜的是，现有的各个工人政党都深陷于机会主义的泥淖里，怀着改良资本主义的幻想，甚至有意地为资本制度服务，竭力阻止工人大众之趋向社会主义，从这一点看，《过渡纲领》的主要论点，“人类历史的危机还原为革命领导的危机”，至今是日益见其正确的。
因此，我们绝不该有任何解散革命组织的想法。今天的世界形势与一八七四年之后的局势，即与第一国际宣布解散时的局势是大不相同的，我记得第一国际解散的一个大原因是为了巴枯宁派的处处作梗。为了顺利工作，不如解散了□〔注：辨认不出──录入者注〕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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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这个问题，我觉得与不断革命论有密切关系。当年俄国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老托的不断革命论，都曾引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文中的那句名言，即“一个社会形态在其开放的一切生产力尚未完成发展以前，是不会死灭的”。从这个断语里，主要是那些门雪维克派引伸出那个结论：俄国的资本主义尚在发展中，还有很长道路可走，因此谈不到无产阶级专政，也谈不到社会主义前途。老托的回答是（见《俄国革命史》第三卷附录《一国建立社会主义吗？》）“这个断语……不是依据于某一单独国家上面，而是依据于普遍的社会制度的接续变化上面的”。他接着说：“俄国的经济结构及其阶级斗争性质，在一个有决定的意义的程度上，受决定于国际条件，就世界范围说，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一种地步，再不能辩护——并非在商业意义上说，而是从社会学观点上说——其生产费了：关税、军备、危机、战争、外交会议及其他病象，吸收了和消费了如此之多的创造精力，以致不管技术如何进步，仍然没有能力去富裕生活和增进文化。”
老托的不断革命论主要是研究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势力关系而提出的。它非但不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当落后，而且正是从这个落后性立论的。但是，它同时以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为前提。如果，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像俄国国内的资本主义一样，尚未达到不能辩护其继续存在的地步，那末不断革命论确实会像它的反对者所指责——是一种没有任何客观依据的空想。
今天我们如果认为资本主义仍未完成其使命，那末在回顾中，我们得承认在中国革命中我们提出的不断革命方针，要求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是一种不符实际的空想，是没有前途的幻想。
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研究，据我所知，以曼特尔最精详，倘你觉得读法文更省力，我可以托法国朋友购买。
还有《过渡纲领》，我想在你将《待访》定稿之前，也得再读一下。这个文件的意义等于当年的《共产党宣言》。它草成至今虽快有半个世纪，但基本上仍旧为同志们共信共守。当它二十周年时，我曾写了一篇文章，指出某些地方已过时，应改正。你应该把批判的思路从这个文件出发，而复归于这个文件。不能不承认，这个文件代表着革命马列主义的真正传统，是它在新时代的应用。我们应该坚守在这个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发挥或发展。希望此信能送到你手里。祝好！
弟 凡西
八六年四月六日
又：信未发，今晨再看了一遍，觉得还有几层意思得趁此机会和你作谈谈。
1．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战场自然在最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有这个战场上的革命胜利，才能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只看重这一地区与这一部分的革命而忽视世界其他地区的革命。列宁那句“先进的东方，落后的西方”，其含义到现在还是正确的。
有人把“第三世界”的这些斗争——这些争民主与争民族独立的斗争，看作“世界规模的乡村包围城市”战略的体现——当然是荒谬的。但将它们看作“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认为这一部分的革命在某一程度内能影响与推动世界其他部分的革命，却完全正确。过去我们曾经以这样的态度看待中国革命，今天我们也应该以同样态度去看待发生于亚、非以及中美的革命，拥护它们，参加它们，乃至领导它们。我们绝不能对它们采取消极态度。
2．当然，这些革命常常为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所领导。它们的领导人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其中有军人，甚至还有“造反派的天主教神父”。真正的工农领袖并不多。同时这些革命发生与发展的形式也颇为不同。它们几乎都是一开始就发动武装斗争，在农村里积聚力量，逐渐进入内战，在内战中打败由帝国主义扶植的腐朽与反动的统治，由此建立一个革命政权。这个政权，如像在古巴与尼加拉瓜所表现的，首先摧毁了农村的落后势力，然后由于斗争逻辑与国内外形势所逼，不得不把大工业与银行等机构实行国有化（古巴早已完成，尼加拉瓜尚未完全实行）。与此同时，执掌了国家政权的革命党人，也在斗争中思索和学习，终于接纳了马列主义，把自己的政治组织改组成共产党那样的政党，并提出明确的政纲。如此，这些国家在经济、政治乃至意识形态方面造成了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上无大差别的体制。
如何对待古巴与尼加拉瓜，不少年来□成了第四国际争持不决的主要问题。约略地说，有三种不同态度：1．认为这些国家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军事专政，制度上还是资本主义的，它们与苏联式的工人国家有本质上的差别（坚持此说的在英国有希利派）。2．与上说相反，认为古巴已建立了健全的无级专政，它不但是工人国家，而且与其他工人国家不同，它是未曾堕落的。它是当前世界革命的旗手。我们要团结在它的左右，放弃自己的“门户之见”，借以推动世界革命（持此说者是美国的社工党与他们在澳洲的朋友们）。这些人对帝国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远景非常悲观，把整个希望寄托于第三世界。3．大多数，承认古巴是工人国家，承认它早已建立了无级专政（又承认尼加拉瓜也已建立了工农政府），也承认它具有较多的国际主义精神，因此，我们要积极支持它，保卫它，但并不以为它竟是十月革命后布尔雪维克们所建立的那种无级专政。卡斯脱罗的党及其专政制是受着浓重的斯大林主义影响的，它可能比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开明些，但本质上并无不同。因此，我们还是可对它（对尼加拉瓜则更加如此）采取独立的与批评的立场。同时，这派人特别指出，目前世界上的革命势力，不能单独寄望于所谓第三世界。除此之外，还有“堕落工人国家”中的政治革命以及帝国主义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两者都很重要而且都有希望。在这两者中，发达国家的工人革命，将决定整个人类的命运。
我同意第三种意见，不过在某种程度内，我确实理解第二种意见何以会日见抬头的原因。在像彭述之那样的“老卫士”中，确有太多的人躲在“批评”的旗帜下，光说空话，一事不干，坐待理想的将来从天而降。这就难怪那些有所作为青年人要去另觅可以发泄精力的出路了。
3．是阶级还是阶层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让我们的后辈去解决。只有等历史提供更多更丰富的事实之后，才能——而且很容易——给它以确定的答案。今天，最重要的，我以为应确立一个标准藉以断定这个群体——不管是阶级也好，是阶层也好——所起的历史作用，并由此决定我们对他们应该采取的态度。从革命的实践出发，这是绝对必要的。
根据我们的传统立场，生产工具的国有化是我们用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可以称为工人国家（堕落的和非堕落的）的标准，也是凭以判断一个政权是否（至少在客观上）在若干意义上代表着，或者还代表着无产阶级历史利益的标准。这个标准，我觉得至今还是合适。
从这个标准出发，我们一方面可以确定我们对那些正处于革命中的国家的态度：如果它们已经把全国的主要生产工具国有化了，我们就有理由称之为“工人国家”，并采取由此派生的种种政治态度。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早已实行生产工具国有化而经历着政治、社会、文化乃至于经济诸方面堕落的国家，是否仍有资格被称为“工人国家”，则主要应该看它们在国有化的生产工具方面后退与取消至何种程度。
我们依照这个标准去决定对此类国家的政治态度。这与此类国家中的统治群究竟是一个新阶级与新阶层，并无直接关系。
因此，当年夏克曼等为此问题引起争论时，托洛茨基曾说这些□于社会学定性方面的不同意见不必力求统一；更不应为此分裂。重要的是政治态度上的一致。
盘纳姆等一经认定“经理阶级”是新的阶级，又认为这个阶级比原有的资产阶级更反动，因此作出政治结论认为我们要拥护后者打倒前者——这就完全不同了，必须与他“划清界限”了。
《待访》由于明显理由，不可能具体论及如何对待“新阶级”的态度。不过在谈到这一制度的前途时，记得你曾说：它可能比资本主义制度较易过渡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个看法，事实上与我们的传统看法很接近了。至少有一半很接近了。我说“一半”，因为照传统看法，这个政制如不经过革命性的改造而前进至社会主义，它会后退到资本主义。
这个看法，我以为比《待访》的看法全面，且将更符合历史的未来发展。
4．马克思从巴黎公社经验得出来的三条有关新型工人国家的原则，自然是重要的。任何一个健全的工人国家一定要具备这三个条件。可是一百多年的革命历史告诉我们，这三条原则多半只能是一个工人国家在其方生与将逝前的两个时期存在。在此两端之间的较长时期中严峻与严酷的阶级斗争一定要在某种程度内减弱它们或取消它们。这个减弱与取消的程度，大致也就是这个工人国家堕落的程度。
是否这三条原则（其实这三条原则之外，现在至少还得加上国际主义、民主权利）一经受到限制、减弱与取消，我们便不承认这些国家是任何意义的工人国家呢？这是历来争论于世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大问题。我们的传统立场，只要生产工具国有制度还未根本取消，不管统治者如何堕落反动，还得把它看作一种工人国家。这个看法当然不总完满，大有“愚忠”之嫌，不过我再三考虑，从理论上，尤其从实践上去接触这个问题，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老立场比其他任何一个新立场更站得住，因而也更正确的。
5．陈独秀的《最后意见》，我不同意，你当然也不同意。但不能不承认，他是把握了争论的要点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究竟必须通过民主手段（主要是国会制）来达到，还是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来达到，实在是一切争论的中心。许多人认为手段决定目的。他们坚信由暴动取得胜利，胜利后建立专政，根本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它们只能造成极权的官僚统治。照这些人的看法，斯大林主义正是布尔雪维克主义的嫡传正统，根本谈不上什么堕落或叛变。
在这个基本意见问题上你我都是列宁意见的拥护者，也就是托洛茨基意见的拥护者。不过看见了五十年来这些全能政制的种种丑恶形象，回头来再读列、托二人有关这个问题的种种言论，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提出若干补充或“修正”的。大约二十年前我写过一篇《从陈独秀的最后论文谈起》，多少想给列、托这方面的见解作点补充说明。你最好在《待访》里对此多加发挥。
弟 凡西
八六年四月十六日
郑超麟给王凡西
凡西兄：
十四页长信，看到了。我想，我的回信不会写得那么多。
出狱后，我想把狱中参加犯人学习小组同人辩论时形成的意见，以及自己研究思考所得的结论，整理成系统写出来，作为最后的意见留给后人。所谓“最后的”，不是决不改变的意思，而是写成之后我就会死去，无法去改变的。今天的情况是始料所不及的：写成之后，国内虽未示人，但能送出国外征求几个朋友对此提出意见。我尊重朋友的意见，考虑朋友的意见，可能时接受朋友的意见，但我要避免辩论，我也不愿意彻底改变我的系统的意见。
你首先抓着资本主义制度是否竭尽了它的历史作用问题，是很对的。我虽然到末章论马克思主义危机时才提到这个问题，但我的整个系统就是建立在这个问题上面。正因为资本主义尚未竭尽它的历史作用，所以需要形成一种新的制度——生产资料由个人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但仍接照价值法则的资本主义形式来生产。这是符合于“配合发展法则”的。不过这个集体财产并非属于无产阶级所有，而是属于一个新的阶级（管理者资产阶级或干部阶级）所有。我们的旧的标准是应当改变的，例如，你说，只要全国的主要生产工具国有化了，就有理由称为“工人国家”。如此不问这个集体财产属于何人所有，便根据国有化而称之为“工人国家”，那么以今天的波兰为例，便觉得大谬不然。在波兰这个“工人国家”中，连勉强可以代表工人利益的“团结工会”，也染指不到这个“集体财产”，何况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和政党。
最足以说明当今资本主义尚未竭尽其历史作用的，莫过于科学技术的大进步及其大应用于生产。“二十年间科学技术的发展超过于过去二千年”。这话即使是夸大的，但打了折扣之后仍旧是一个突出的事实。我们试想，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曾举出垄断资本主义腐朽性的一个特征，即科学技术不会发展，即使有人发明什么，垄断资本家也会买下它的发明权锁在保险柜里，不使之应用于生产。可是，今天，不仅科学技术有重大发明，而且差不多每种发明都能应用于生产。
不错，这些新发明大多数是为了战争需要的，而且最后使用于战争，但过去的许多发明也是出于战争的需要。例如，最初商船就是战船；后来分化了，但商船的进步仍是受战船进步的影响。恩格斯还把工资制度追溯到罗马军队的薪饷制。
科学技术发明应用于生产，造成工人失业，从工场手工业转变为机器工业时起就是这样了。现在不过是规模更大更多，四五百人取代了六千人。能实行社会主义，使得六千人分享这项发明的果实，自然是最好的。无奈这项发明证明了资本主义尚未竭尽其历史作用，而尚未竭尽其历史作用的资本主义是能够安排六千人的失业问题的，正如机器工业能够安排破产了的工场手工业留下来的失业手工业工人一般，不是安排人人的就业，而是保留一个工业后备大军，这本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规律。
《过渡纲领》的基本思想是说，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条件已经成熟了，但革命领导发生危机。这话，半个世纪以后还是可以说的。历史上确实有客观条件成熟而主观领导错误以致失败的事例。但若客观条件果真成熟，则此种失败不久之后可以纠正的。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发展当作一种自然过程的学说就是这样说的。可是，现在，《过渡纲领》提出半个世纪以后，仍旧看不见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那就不能归咎于主观领导的错误了。那就应当重新检查一下客观的条件。恰好在这半个世纪内科学技术长足的进步又证明了资本主义尚未竭尽其历史作用，难道不应当用另一种角度去考虑问题么？
我在今年三月份的《读书》上看见了一篇访问记，被访问的是一个美国人，名Fredric Jameson，你也许知道这个人？他应聘来北大讲学，讲的是文学批评。我本来不打算看下去。可是，他提到马克思主义，引起我的注意；他又提到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更加引起我的注意，还是他从曼德尔的书中转引马克思的言论，以下引的是访问记中的原话。作者没有分别清楚：哪几句是曼德尔说的，哪几句话是被访问者说的。总之，被访问者谈到曼德尔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见，认为：
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是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纯粹的资本主义，这一阶段正是证实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商品化的论断。在《资本论》之前的一些著作中，马克思说过：社会主义运动只有在整个世界都进入资本主义以后才有可能，也就是全球性的劳动力的商品化。……正是对于这一点，曼德尔才认为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
马克思果真说过全世界都资本主义化以后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成功么？我身边虽有《晚期资本主义》，但翻译得太坏，无法查找。所以我希望有一本法文原本，藉以正确理解上引一段话说的是怎么意思。
我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是民族的，可以一国一国地分别进行和完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则是世界的，必须以全世界为革命的舞台，必须以全世界条件的成熟为前提。这话当然不是说，须待地球上各个部分都发展了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最高生产力以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但经济落后的地区和人口占据的比率太大时，资本主义仍有回旋的馀地。记得卢森堡在她的《资本积累论》中曾发挥这个思想。为此说来，那些落后的国家，所谓“第三世界”，今天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所谓“开放”，所谓“改革”，客观上是有利于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至于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则应当寄托希望于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应当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去，过去一切“四肢先死，心脏后死”的说法，“落后欧洲，先进亚洲”的说法，“曙光从东方来”的说法，等等，都是对于发达国家革命感到失望以后的说法而已。
以上只说了一个问题，即对于当前时代的认识。其他问题，我想就不需要说了。
资本主义终归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何时代替，我自己虽觉渺茫，但不排除很快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即使客观条件未曾完全成熟，革命仍会爆发，仍有成功的希望。譬如十月胎儿也能出生和成活。这里，主观领导也能起作用的。革命家对于形势估计偏向于乐观是可以原谅的。列宁曾如此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我们也应当如此评价列宁和托洛茨基。我并不认为我们当初跟着托洛茨基坚持不断革命论适用于中国革命，是错误的。不能以成败论人，我们的主张比其他形形色色的主张都好得多。至于我这本书，那是准备死后发表的书，不能多说策略性的问题了。
弟 超
一九八六·五·四。
感谢 曹一二录入；素侠云雪 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