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西：悼郑超麟（1901年4月15日

悼郑超麟

（1901年4月15日－1998年8月1日）

王凡西

　　郑超麟死了。他是中共的元老之一，又是中国托派的元老之一。他把一生贡献给中国工农大众的解放事业。但他毕生的贡献并不限于革命。他赋有多方面的才能，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同时又是作家，是诗人，是历史家，是语言学家，又是翻译家。他所投入的方面不但多，而且精。无论在哪一方面，他都不是「票友」式的涉猎，而是专精深入，辛勤钻研的。

　　当然，他首先是一位坚贞不渝的革命家。他在其它方面的努力和成就，基本上是以他的革命思想作为基调，贯穿着他的革命家精神的。因此，我这里只想约略介绍他的革命家生平。

　　他于1901年出生在福建省漳平县，自幼接受中国的传统教育。1919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受到西方思潮影响，特别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他逐渐放弃了原先的孔孟的乃至老庄的学说，转而接受陈独秀等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的主张。稍后，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不久更由思想进入行动。1922年6月，当中国旅欧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在巴黎开会，成立「少年共产党」，郑超麟是十八名代表之一，其中有周恩来、赵世炎与尹宽等人。1923年他被选派到俄国留学，在「东方劳动者大学」研究马列主义。1924年7月，因中国革命形势开展，中共急需工作人员，他与陈延年等被派回国。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编辑党报，草拟共产党内部教育与党外宣传的文件，翻译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同时担任党校上海大学的教员。在1925年至1926年中国革命进展期间，他参加有名的「五卅运动」，参加第二、第三次的上海工人起义。1927年4月，蒋介石实行反革命的流血政变，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他参加了中共第五届大会。会后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革命全面失败后，参加中共党史上有名的「八七会议」。会后随新中央秘密回到上海，担任新党报《布尔什维克》的主编。1928年，赴福建整顿党务。1929年与同志刘静贞结婚。不久，初次为国民党的特务所捕。幸未查出他的真实身份，羁狱四十余日即被营救出狱。1929至30年，开始接触到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结果与陈独秀等八十余名老干部一齐转向托派。1931年5月，他代表「无产者」派与陈独秀一起参加中国四派托洛茨基组织的统一大会，被举为中国托派统一组织的中委，兼宣传部主任。不久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十五年。因中日战争发生而提前获释，实际在狱七年。出狱后与妻子在安徽乡间养息，校改和续译了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1940年回上海，参加中国托派组织的领导机关——《斗争报》编辑部。同时翻译托洛茨基的大著《俄国革命史》（第二、三两卷）。自从1939年新的世界大战在西欧开始后，中国托派的领导人中发生了意见分歧。主要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被卷入世界大战后我们——中国托派——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问题。争论延长，又由政治问题牵涉到组织问题。结果，中国的托派组织终于在1942年重新分裂了。郑超麟是后来命名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的那一派的一位领导人。

　　1941年12月7日，日军占领上海的外国租界，一切抗日的革命活动异常艰难。从那时起直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为止的几年中，超麟的主要努力放在写作方面。除了编辑托派的地下刊物《国际主义者》外，他写了《回忆录》，写了《三人行》——一部对话体的政论集。又写了《不断革命ABC》与未完成的《陈独秀评传》。为了生活，还翻译了意大利作家西龙尼的《丰丹玛拉》等书。

　　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即从日军投降，中经国共内战，直到中共胜利这个期间，他写了大量文章，登载在公开出版的杂志《新旗》上。对于新中国的性质，他作了系统的研究，结果写了一本书《国家资本主义论》。

　　在中共军队来到上海前夕，他所属的一派改组成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超麟是新党七名领导者之一。在往后二年多内，「国共党」在中共治下进行活动，影响有所扩大，结果，于1952年12月22日，全体党员，所有中国的托派，连同他们的同情者，被中共特务一网打尽。

　　这本是意料中事。为了预防，以彭述之为首的另一个托派组织，早已把领导机关迁移到香港。超麟所属的一派也主张派人去香港，去建立一个联络站。但超麟本人却不愿出走，明知危险而决定留在上海。

　　他的这种「圣彼得」精神虽不曾使他为殉道而丧生，却换来了长达二十七年的牢狱禁锢，换来身体与思想的摧残和迫害。

　　1979年6月，终因中共领导层的变动以及海内外关心人士的呼吁（他是1979年「国际特赦组织」列为「良心囚犯」(prisoner of conscience)之一），他和其它十一名幸未瘐死狱中的同志被恢复了自由。

　　如此，他在国民党监狱与中共监狱中一共渡过三十四年，相等于法国著名革命家勃浪基的羁狱记录！

　　从1979年6月出狱到1998年8月逝世的十九年中，超麟的身体虽因长期受到摧残而局部残废，但他过的却不是一般老年人的退休生活，而是十分紧张的思索与写作生活。这时期内他在三个方面做出了成绩。一、协助一些历史家编写中国革命与中共（包括托派）的信史，纠正过去官方历史家在这方面所作的有意与无意的歪曲，特别是纠正过去中共对于陈独秀的诬蔑与歪曲。二、对中国与世界革命的基本问题作系统的与独立的思考，并且写下了思考的过程和结果。三、不断向中共的历次大会提出平反托派的要求，要他们正式宣布托派（中国的与世界的）不是反革命，要求他们承认过去对中国托派的镇压是错误的。

　　他的这三方面的努力，记录在将近百万字的文稿里。可惜迄今只有小部分能获得出版机会。因为他虽然从1979年起已得到人身自由，而且还被指派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会的委员，但他仍然戴着「反革命」帽子，仍然遭到歧视。近几年来他所著的回忆录虽曾获准以「内部发行」方式印行了两次，他翻译的一本小说《诸神复活》（俄国作家梅列希考夫斯基D.Merezhkovski所作）得以重新出版；但他主要的作品，涉及思想与政治问题的大量文字，不论是他在狱中所作或出狱之后所作，一律不准付印出版。因他一直坚持着他反对斯大林主义与毛泽东主义的立场，被认为是「反革命」的。

　　他的大量著作中，只有《回忆录》曾被班国瑞教授（Prof. G.Benton）译成英语；由美国「人文出版社」（Humanities Press）出版。德国的鲁道尔夫．西格尔（Rudolf Segall）又由此书的英译稿译成德语，由德国法朗克福的LSP-Verlaz书店出版。以此让海外朋友能多少见到中国这位非凡的马克思—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生平。

　　妻子刘静贞于1979年6月与超麟一起离开劳改营，不足半年后逝世。他们的儿子弗来（Frei），生于1938年，夭折于1945年。超麟晚年的日常生活是由他的侄孙女照顾的。

1998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