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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托派史》
王凡西
五个月前，一位朋友寄给我一本『中国托派史』，并嘱我读后写点书评。全书读完已有两个多月，可是我一直无法应命。写不出，并非因为无话可说。恰恰相反，倒是由于想说的话太多，我没有力气把它们写出来。试过几次都归失败，暂时只好放弃。希望不久将来，精力能够恢复一点，到那时再写象样的东西。在这之前，我想写几篇不甚有系统的，长短不等的『随笔』，谈谈我对这本书的看法，同时和读者与其它朋友交换点意见。
看过这本书的几位朋友，给我来信说：这是一本坏书。郑超麟说：它是『康生和王明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反托运动」的余波』；是『站在胜利者立场对失败者所作的轻佻嘲笑。』我完全同意这个批评。
不过同时，我又知道，著者唐宝林研究中托历史有年，特别对陈独秀的生平与思想有较深研究。而且，从他近年来的研究动态看，他确实在对陈和托的研究上，走了一些比较正确步子。可是，为什么仍会推出这样一部坏书来？为什么不能如他在序中所说，『力图公正客观、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托派兴亡的全过程』呢？
这里的主要原因，我以为，在于著者对有关中俄二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主要发生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争论问题，特别是中国托派和毛派之间的争论问题──他迄今还完全站在后者一边。同时，对某些争论内容，他或者了解得很浅，或者了解得很错。
此书出版后，著者曾给我来信，说：『立场观点，总是不会同意的，但可讨论；事实上有不正确的地方，务必指出，以备重印时改正。』这个态度是坦诚的；但也表示出他没有充分认识『立场』和『事实』之间的密切关系。历史家从千头万绪的历史中选取典型的事实，必须通过他那副有色眼镜的。这副眼镜便是他的立场观点。因此，要指出书中的事实错误，先得指出著者对某些基本立场观点的错误。
粗粗归结一下，我认为值得指出和讨论的立场观点，可有下列一些问题。
1、对不断革命论的认识；
2、托、斯二派对中国革命的争论。它是『悲喜剧』，甚至是『一场闹剧』吗？当时的中国革命可是命定要失败的？
3、『联合战线』与共同行动的区别；
4、对中国托派基本政纲的抨击；
5、中托对抗战的态度；他们对国共内战的态度；谈谈所谓『失败主义』；
6、陈独秀『误入歧途』？他的晚年思想是『迷途知返』？
7、托派的『汉奸』问题；对『逼供信』的二重标准；
8、托派和鲁迅。
这里只想略谈第一个问题：《中托史》作者是怎样了解和介绍《不断革命论》的。
先请看第卅八页上如下的一段有关文字：
『托洛茨基……创立的以「不断革命论」为核心的「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思想之一，是强调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应以后者为中心，认为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不应以主要力量搞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因为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下，靠本国落后的经济技术力量，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所以他主张把苏联建成反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战争的桥头堡」，「世界革命的基地」，不仅一般地支持各国革命，还应直接输出革命。认为只有在世界革命的胜利中，苏联一国的无产阶级政权纔能巩固；社会主义建设，也能在其它革命成功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先进的经济与技术的支持、交流与合作中，取得成功。为此，他在一九一九年，曾建议派三万至四万名骑兵到印度去「直接推动被压迫群众的起义」；在一九二三年，他又坚决主张派遣红军正规军去德国，以此「在欧洲点燃无产阶级革命之火」，并表示他自己愿意亲自率领红军前往。』
如此介绍『不断革命论』，（即使只想介绍它的『主要思想之一』，）也是既肤浅而又荒谬的。肤浅，因为它只是不甚正确地指出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密切关系，却不曾触及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相互关系。换句话说，他只说到了不断革命论的横的一面，却不曾说到不断革命论的纵的一面。至于荒谬，则在于著者把『横的』不断革命论简单归结到革命战争，归结到『主张即把苏联建成反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战争的桥头堡』。并且举出实例，用以证明托洛茨基不仅有此主张，而且还企图实行的。
著者在上引文字中，加了几个引号，却不曾说明引文来源。从我阅读过的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却始终不曾见过这样的『建议』和『主张』。恰恰相反，我却可以举出托洛茨基反对这种『不断革命论』的许多文字。下面只是其中之一：
『在今天开展着的巨大的阶级斗争中，外来军事干涉的作用，只能具有一种辅助的、补充的与翼赞的意义。外来的军事干涉能够加速革命胜利达到顶点。但是要起这样的作用，除非（这个国家）的革命在社会关系方面业已成熟──而且，即使具备了这个条件，还得看那（革命的）政治意识方面，是否成熟。外来的军事干涉好像是产科医生的那把箝子，使用得当，可以减轻生产阵痛，但若过早地使用它，却会造成小产。』（见『托洛茨基军事著作集』英文本第五十三页。）
和列宁一样，托洛茨基是德国大军事学家克劳瑞维次的信奉者，他们深信『战争乃政治的继续』。革命战争更是革命政治的继续。离开革命政治便没有革命战争。革命战争是必须服从革命政治的。然则，托洛茨基又怎能单单为了『输出革命』，提议派兵到印度和德国去，而且还自请担任总司命呢？
这个说法的无稽与荒唐，再看看当年俄国的实际情形，便更加清楚了。
一九一九年是怎样的一个年头呢？它是俄国内战最艰苦与最危急的一年。一九一八年二月苏维埃政府被迫接受了德国的和约建议，她立即遭到协约国策动并支持的旧俄反动派的军事进攻。革命政府一度缩小到彼德格拉与莫斯科地区；新政权的命运危若累卵。为了保卫革命，苏维埃政府于这一年三月任命托洛茨基为海陆军人民委员，复于九月六日成立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托洛茨基担任主席。当时旧俄军队已彻底解体：最反动的一部分成了白军骨干。革命政府除了数量不大的工人赤卫队与极少的革命兵士外，没有任何军队。那时最迫切的任务是要立即建立起一支革命军队。靠了托洛茨基的努力，纔能像列宁后来对高尔基所说的，『在一年之内，建成了一支几乎是模范的军队，甚至赢得了军事专家们的尊敬……』（见英文本『我的生平』第三六○页。）同时我们知道，正是在一九一九这一年内，托洛茨基还指挥着这一支仓皇建立起来的红军，于四月间击败了东战线上高尔察克的叛乱。七月间他驰赴南线，打败了邓尼金的进攻，然后在十月间，他又击溃北方战线上尤登尼奇将军对彼得格拉的进犯，以此获得国内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试问，在如此紧张与艰苦的这一年中，托洛茨基怎么能『建议派（当时并不存在的）三万至四万名骑兵到印度去直接推动被压迫群众的起义』？！如何能抽身到印度去『亲自指挥』？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不会相信这样的神话。
再从印度方面来看，一九一九年虽已开始了以甘地为首的『不合作运动』，但它离开真正的革命运动还很遥远，任何军事援助更无从谈起。在此情形中，别说精通革命政治与军事战略的托洛茨基绝不会存此怪想，便是最普通的政治家与军事家，也不会提此『建议』。
说一九二三年托洛茨基『坚决主张派红军正规军去德国点燃无产阶级革命之火』，其无稽与荒唐虽与出兵印度说略有差别，但其不符事实则完全相同。战败后的德国，确有极大可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以下的所有俄国革命领袖，确曾以最大希望寄托于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此，他们确曾想尽办法去帮助德国革命。但他们从来不曾想派红军到德国去『点燃无产阶级革命之火』！理由很简单：事实上不可能，理论上不允许。他们对德国革命的主要帮助是在思想上，是政治性的。当时的德国革命的主要帮助是在思想上，是政治性的。当时的德国无产阶级，客观上既有取得政权的可能，主观上也有彻底革命的决心。唯一欠缺的，只是一个领导他们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是彻底堕落了。它非但不能领导劳动者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与资产阶级联盟、充当镇压革命的急先锋。斯巴达团起义失败，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被谋杀，这个传统的工人政党都要负连带责任。因此，一九一九年以后德国无产阶级的最迫切需要，乃是尽快建立一个像俄国布尔雪维克党似的革命党，并且要尽快使它植根在广大的群众之中，以便到形势更有利于革命之时，能够不失时机地，以正确的策略和战略去完成德国的『十月』。
在这个基本态度上，俄国共产党诸领袖之间并无重大分歧。没有一人主张派遣军队到德国去。连当时极左派的领袖布哈林都不曾有此主张；虽然他坚决反对签订勃来斯脱和约，提出他独特的『不断革命论』：主张不作任何妥协，力主不断进攻，以此开展世界革命！至于托洛茨基，两年前纔主张对波兰的反击战争应适可而止，此时又竭力要争取和平来医治三年内战的创伤，更不会提议出师远征了。
关于一九二三年的德国革命局势，俄共领袖中间确曾有过不同看法，有过争论。争论主要发生于当年的第三国际主席齐诺维也夫与托洛茨基之间。只因那场争论根本不涉及『革命战争』问题，我不必在此介绍了。
可是『中托史』的作者凭什么举出这两个例子来说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呢？是他凭空捏造的吗？那也不会的。我想，这多半是著者透过他那副反托的有色眼镜，以致在形形色色的『史料』中，无法辨别真伪，因而有意无意地以假作真了。想当年，俄国革命像晴天霹雳似的震撼了全世界，真的吓坏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者。为了反对『过激党』，为了消灭『赤祸』，他们什么武器都用上了。枪炮之外，他们又乞灵于宣传。宣传攻势的对象首先集中于十月革命的二大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在某一时期，后者甚至比前者更成为众矢之的，因为托洛茨基担任着外交和军事的重任，似乎更加可怕些。为了丑化与歪曲托洛茨基的形像，任何荒唐无稽的话都说过了。例如，一边说托洛茨基原本是纽约勃龙克斯区的犹太裁缝，同时却又说他是花花公子；说他是Meplistopheles型的恶魔，又说他是野心冲天、穷兵黩武的军阀……
类乎此的荒唐攻讦，『中托史』的作者当然不会相信；但通过斯大林的『伪造工厂』，经过一番『改进和修饰』的工序，至少对托洛茨基那项『极左盲动』与『军事冒险』的指控，却曾经为不少较为正直的史家所接受的。非常可惜，『中托史』的作者竟也成了此类史家之一。
一九九五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