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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李福仁（1901—1988）
王凡西
3月21日，格莱斯Frank Glass（在托派运动中以其中文名字李福仁Li Fu-jen着称）在洛杉矶病逝。
李福仁是真诚的国际主义者和革命共产主义者。他一生中的不同阶段在不同国家（南非、中国、美国）和整个第四国际起了重要的作用。
李福仁出生于英国伯明翰，童年在伦敦度过，十多岁时随父母迁到南非。第一资世界大战末期，曾短时间服役于英军，当时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
回到南非后，他加入了“社会民主联盟”，不久与一些同志脱离，成立“工业社会主义联盟”。1921年，他与许多第三个国际的支持者一起，成立“南非共产党”。
1923年，南非共产党第二次大会上，他被选为党的组织部负责人。1924年12月，在第三次大会上，他领导一个反对派，反对党内的机会主义右翼。之后，他大部分时间及精力放在领导“南非雇员组织联会”（日后改名“南非工会大会”）之上。他早已支持苏联的左派反对派，并在1928年成为南非的首批托洛茨基主义者。
1929或30年，李福仁到美国，会见了加农、夏克曼及其它美国托派的早期领导人。接着他起程赴远东，被拒入日本，约在1931年在上海定居。
李福仁并未立即接触中国的托洛基主义者。当时，中国托派刚达致统一，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年5月1—3日）；在国民党镇压下，中国托派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领导人接连被捕，运动处于困境。李福仁在上海当记者，并独立地进4行革命活动，争取西方知识份子支持中国革命。他成功地影响了一些人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其中的伊罗生（他后来写作了《中国革命的悲剧》）和布殊曼（他约10年后在墨西哥为托洛茨基担当警卫工作）。
1933年，李福仁开始直接参与中国托派运动，在恢复和维持我们的地下组织方面，起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作用；1935年冬天，在一次上海同志的代表会议上，他被选入临时中央委员会，担任秘书/财政的职责。
在国民党镇压的情况下，一个外国人对运动所起的作用更受局限。在经济上，李福仁夫妇为我们的印刷工作提供了差不多所有的物质条件，并维持两名负责印刷工作的同志的生活费。
在政治上，我们通过李福仁与托洛茨基（初时在挪威，后来在墨西哥）和巴黎的世界运动中心保持联系。
1937年5月，李福仁到墨西哥与托洛茨基会面，讨论中日战争前夕的中国局势。他带了一份由我起草、由临时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案，在这份决议案和李福仁所作报告的基础上，托洛基和李福仁在1937年8月11日进行了一次重要的长谈。（会议记录见《托洛茨基论中国》）
在纽约逗留数月后，李在1938年夏天返回中国。当时他的主要任务是设法实现托氏的想法，将陈独秀安全转移出中国（当时中央共对陈进行污蔑运动）。托氏希望陈独秀能为第四国际起着日本社会主义领袖片山潜为第三国际所起的同样作用。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拯救陈独秀”的行动失败了。
日本侵袭珍珠港前夕，李离开中国，以后几年在纽约度过。我相信他协助处理第四个际的事务，因为由于纳粹占领法国，第四国际总部由欧洲迁至美国。李也写很多文章，特别是关于中国的文章。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很想返回中国，与旧朋友会面，但这个梦想始终无法实现。他继续关注中国革命的发展，但更多留意菲律宾的问题。有一段长时期，他编辑出版一份菲律宾刊物。
中共胜利、托派被清洗迫害后，我与李恢复联系，我们对中共每一个路线的转变都交换意见，在大部分问题上我们意见相同，在一些问题上则有不同。我们维持很好的同志和朋友关系。
李福仁作为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者和革命者的许多美德中，最主要的是他没有任何个人野心。他对自己的信念也很认真，对每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有他自己的意见。
每当他有了一个意见后，就执着地、真诚地、光明磊落地保卫他的意见。他永远针对事而不针对人。在内部争论中，他胜利时是忠厚的，失败时是有风度的。
李福仁最后的愿望是见到托洛茨基在苏联恢复名誉。可惜这点还未实现。但是，迟早，不仅托洛茨基而且所有托洛茨基主义者都会恢复名誉，在苏联、在中国，在所有托派被迫害的“社会主义”国家。
（诗风译自《国际观点》1988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