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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凡西给同志的一封信
（1988年2月4日）
××兄：
你给楼兄（即楼国华）的条文连同二本中英文小书已由楼兄转寄给我，谢谢你。可惜我身力衰竭，最近又患白内障，无法看书写字。因此不能对那两本书作出批评。约略翻翻，觉得作者虽有广博的书本知识，但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实在不懂。我觉得他只简单重复了共产主义极左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老调。这些老调（当然除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这个新问题之外），至少于我和大多数托派同志之见，是早已被几位大师，特别被列宁和托洛茨基彻底批评过，而他们的批评被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我未细读那本书。本来我无权作这样的判断。我所以能作上述的判断。只因小书英文版的最后载有作者所属一派的一个完整的纲领：〈左派共产党人的立场〉。这个立场共有十三条。它用简单明了的文字，说明了他们关于现时代的特点，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病症，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者如何才能推翻这些反动丑恶的制度，如何完成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和策略。
这个立场书显然是全书的总结和精华。我们完全有理由凭此纲领来判断这派人的正确或谬误。
不知你注意到这个纲领未？如不曾注意，盼详细看一下。最好能将它译成中文，让不会看英文的朋友们也一起来研究。
本该逐条加以批评的，可惜我真是有心无力，我这里只能随便选出几条来谈谈。
总的说来，作者的基本精神，他处理问题的方法与态度，完全是机械和武断的。它让人嗅不到丝毫唯物论的与革命的辩证法气味。它总是从一个无可争辩的原则出发，从而做出荒谬的引伸。
就拿第一条来说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半世纪以来就断定资本主义制度必将与必须让位给社会主义了，他们也说多次过早地宣布资本主义已竭尽其内在的生命力，他们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提出了人类前途不是社会主义便是野蛮主义的抉择。但他们从这个前提——这个客观的真理——都不曾作出放弃一切改良斗争的结论。相反，他们主张积极参加与领导一切改良斗争，要把这种斗争和革命的目标联系起来，托洛茨基晚年草拟的过渡纲领，主要的意义，主要的功绩，就在这里。
这位“立场书”的作者一方面极其机械地宣布，“自从一九一零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其不进步的年代”，一方面又武断地说“持续性的改良已不再能从资本主义争得了。”其实，人们只要指出第二次大战以后，先后在西欧各国，特别是英国和瑞典实行的所谓“从摇篮到棺材的福利”制度，（这些制度在资本主义的“进步时代”甚至无法想象的），就可使那位作者无言以对了。
社会改良并不直接决定资本主义的进步或不进步。它决定于许多因素，而首先取决于各国与各时期的实际阶级斗争。
从第一条对时代特征的认识出发，立场书得出了反对工会斗争（第四条），反对议会斗争（第五条），反对与任何其它党派或社团作任何联合的斗争（第六条），反对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第七条），并悍然宣布“一切自命的共产党、工人党、托洛茨基主义党等等……客观上全都是资产阶级的政党”（第七条）。
如此可爱的，比当年中国某些无知的红卫兵更可笑的“革命”立场，别说我目前毫无力气，就是精力充沛，也不愿意与它浪费笔墨的。好在列宁对于这些可爱与可笑的革命见解做过精深的批评，只要真正的革命者，真正预备实干而非空谈的革命家，研读了列宁的有关著作，一定会鄙视与抛弃这些见解的。
我在一次给楼兄的信中说，我们应该再研究列宁的作品，特别是他的《左派幼稚病》，主要是对上列各条的谬见而发的。你条子中说你已读过《幼稚病》三次，我希望你带着新的问题，再读一次，带着特殊的目的（想解决某一特殊问题）来读书，有时比泛泛阅读更为得益。
立场书的作者排拒了工会斗争与议会斗争等等方式之后，似乎把全部希望寄托于苏维埃（见第十一条）。其实为苏维埃的斗争，以及由苏维埃进行的斗争，绝对代替不了工会斗争与议会斗争。极左派往往把苏维埃神秘化，企图赋它以一种根本不能有的功能，结果给革命运动带来过不少损失和灾难。最著名的当然是我们中国的经验。从一九二七年尾到一九三六年的所谓苏维埃运动，由于硬搬这种组织来对抗革命的国民会议口号，曾经使中国的反革命统治多延长了许多年，使成千上万的革命者丧失生命。
苏维埃绝对不能在非革命时期产生与存在的。老托从中国革命教训中得出来的关于苏维埃组织的三个时期与三个作用，具有极大价值，而极左派的乃至斯大林派的人对它们一无所知。
……。好在这些问题，先哲们早已说过很多，我这里只是给你再提一下，促请你注意。关于“联合战线”，“人民阵线”，“共同行动”三者间的异同，老托在希特勒上台前所写的两本小册子，说得极好，极充分，不知你以前看过未？
写到这里，我想起你给楼兄的条子上另一句话了：“列宁也有错的。”我觉得，斯，毛们提倡的个人崇拜，神化领袖自是最反动最荒谬的勾当。但这与我们虚心地，同时批判地向革命大师学习绝对不是同一码事。至于对于错误的态度，我觉得列宁是最开明的。他不止一次地说：“没有不犯错误的人”。想尽一切方法来保证自己永远正确的人是最可鄙与最可怜的，因为事实上做不到。即使像斯，毛那样握有无上权力的人，死后或生前，终于会让人“拆穿西洋镜”。
有些无政府主义者与某些极左派否定一切权威，事实上他们总只是有意地或无意地做了某一非常渺小的权威奴隶。
……
写了许多，却不曾触及那本小红书所讨论的最主要的问题：即苏联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问题。
在“立场书”中，作者把他的全部意见归结成这样两句话：
“一切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和西方的‘混合’经济一样，遭受到同样危机的打击”。（第三条，加重号原有）。
“在资本主义不再进步的时代里，资本主义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从西方的‘混合’经济到东方的‘社会主义’经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成为长期性的需要”。（见第四条）。
光凭这两条看，作者的见解就成问题。譬如说，西方两类国家遭受到“同样危机”的打击，这就与明显的事实不合。谁能认真以为中苏等国所面临的危机与美英等国所遭受的危机是同样性质呢？
不过，我不想，也不能和作者讨论这些问题。因为我不想也不能讨论那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三十多年前的我曾经接触过，写过一本名叫《苏联研究》的小书。当时我的结论是说苏联这类国家的制度应该称作“官僚集产主义。”后来，在继续思考并企图将由此认识所得的政治结论应用到实践中去的时候，我又发觉这个认识不对，于是在本质上回到了老托所主张的传统立场。我的这一思想演变曾经写在《思想问题》这个小册子中。现在无论《苏联研究》或《思想问题》，大概都已找不到了。不知你以前有否见过它们。近年来，我继续在思考这个问题，只是精力愈来愈衰，要想在这方面做郑重研究，已是无望的了。我当然希望你，也希望其他年轻朋友，能够郑重、严肃，并且要把抽象的理论思考和具体的实际斗争联系起来，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并终于获得最正确的结论。
最近，因为我发现了陈独秀在狱中写的一封旧信，谈到苏联性质问题。这又引起了我对这问题的兴趣。如果体力许可，也许会写篇短文来谈谈这个问题，并借以和朋友们讨论。
去年曾经参加一次有关中国革命的辩论，其中一个问题是：既然中国继俄国之后，共产党人靠了一些不平常的历史条件凭武力取得政权，结果也和苏联一样，建立了一个非常专横的政权，它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那末由此是否可以得出结论，不断革命论的那个主要论点，即认为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夺取政权这个论点，根本错了呢？同时，它们是否又在事后证实了当年考茨基反对布尔什维克强行夺权的意见是对的呢？
我自然是站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传统立场上，坚决拥护布尔什维克乃至于中共之夺取政权的。不过我同时承认重新提出这个旧争论来研究、讨论，都有必要，也有好处，因为它确实是近代史上几个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在许多方面，它的重要性甚至比“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更为重要的。
不知你和香港的友人可曾接触到这个问题。
……
凡西
88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