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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凡西
最近重读了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真所谓温故而知新，它给了我许多新的认识与新的启发。
这本书写成于一九三六年。中译本出版于一九三九年。翻译工作是二位被囚禁在国民党监狱里的托派同志做的。当时我读了译稿，还给它写过一篇短短的「出版者序」。序中说了如下的话，作为我的印象：
「他拿了马克思主义这把冷酷无情的刀，像医生似的，平心静气地，检验与解剖着整个苏联的机体。举凡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甚至家庭等方面，他都毫不含糊地指点出它的强处或弱点，不搀杂丝毫感情，不混和半点意气，他让你看到苏联的真面目；但决不是它的假面具。」
现在，离开这本书的出版已将近半个世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照着新中国三十五年来的经验，特别是看到了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当权以来的种种措施，我再读此书，所得的印象和感想，不仅仅是上述的一些了。
我惊奇于著者先知似的预言和论断。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操在一位真正高明的理论家手里，简直可以「未卜先知」的。托洛茨基在半世纪前对苏联所说的话，作了必要的修正，完全能应用到目前的中国。
历史在某种意义内确实在重演。类似的客观条件，常使政治家被动地重复类似的举措。明智的政治家能从历史学到教训，以便在大致相同的情势中采取过去政治家们执行过的正确对策，又可藉以避免重犯前人的错误。
用句中国的老话来说，这就叫做「以史为鉴」。
可惜的是：真能以史为鉴，并真能以史为戒的人，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实在太少。同时，真正可以拿来「为鉴与为戒」的信史和良史，在古今中外也实在不多。
托洛茨基这本书，只要你不存党派偏见，总不能不承认它是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信史与良史。它在记述史实上的信，和它分析政策方面的良，早已为全世界一切有科学良心的史家和社会科学家所公认了。
历史的不幸是：第二次大战以来，从革命中产生的十多个所谓人民民主国家，在它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竟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曾以托洛茨基这本史书为镜，以致无一能够避免苏联当年犯过，早已为托洛茨基在此书中指出并分析过的诸般错误。这些重犯的错误给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带来了莫大损失；让世界革命运动经受了、而且继续经历着深刻的危机。
这些错误中最为突出与轰动的一项，便是那所谓「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它见于毛泽东主演的「三面红旗」，见于他企图由「人民公社」这条快捷方式一下子达到「共产主义」。同样狂热而更为荒唐的则有柬埔寨的波尔．波特政权之以「消灭城市」，「消灭货币」等等来立即「实行共产主义」。
这种「共产主义」酿成了怎样的大灾大难，它们造成了多么惨重的生命与财富的损失，它们如何败坏了共产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的名誉，因而给资本制度、甚至给帝国主义如何帮了大忙，这些，大家的记忆犹新，我不必多言。这里我想谈的是：如果毛泽东与波尔．波特们曾经仔细学习和研究过苏联当年的建设经验，更如果他们能学习和研究托洛茨基写在这本书里的，关于这些经验的叙述与分析，那末，他们的狂热病多半会获得「免役预防」，即使发作，多半会轻微得多的。
原来在苏联建国之初，布尔雪维克党人，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也曾在某种程度内犯了这种「左倾幼稚病」。
那就是所谓「军事共产主义」。
它是怎样发生的呢？托洛茨基告诉我们说：
「革命后最初三年，是一个公开而残酷的内战时期。那时的经济生活，完全服从于前线的需要。……这就是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在那几年当中，苏维埃政府的经济问题，最主要的便是支持军事工业，并利用从过去接受下来的贫乏资源，以供军事的目的和维持城中人口使不至于饿死。军事共产主义，在本质上，就是在被围困的要塞之内，一种消费品的有计划的管制。」（见中译本第二十二页。）
在这个意义上，俄国当年的「军事共产主义」，颇似中共江西时代的「苏维埃体制」，它们主要是为激烈的军事冲突所促成，因而可以说是不可避免，不得不然的。从一个革命政权力图生存的观点来看，这办法本是正确的。
「但是」，托洛茨基接着说，「必须承认，军事共产主义的原来观念却是要追求更广大的目标。苏维埃政府曾经希望并且力图使这些严密管制方法能直接发展成为分配与生产方面的一种计划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它曾经希望军事共产主义会逐渐地、毋须毁损这个制度地，进入真正的共产主义。一九一九年三月通过的布尔雪维克党的党纲上写道：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府的当前任务是毫不动摇地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地继续拿生产品的分配去代替商业。」（见同上引书中译本第二十二至二十三页。字句上曾依英译本略作改动──凡西。）
布尔雪维克党人这样的想法与做法，显然在不同程度上，犯上后来毛泽东与波尔．波特们所犯的同样毛病。不过当时的列宁与托洛茨基在客观事变的无情打击下，很快就看出了这个毛病，并且立即采取对策：用「新经济政策」来代替「军事共产主义」。
更加可贵的是：当布尔雪维克的领袖们发见了毛病，并决定实行政策改变时，绝不像一般政客那样偷偷摸摸地暗自转变；也不像那些无耻官僚似的强辩死赖，硬是要人承认他们的「永远正确」。他们公开与深刻地检讨过去的政策，明辨其是非，从而确定今后的新路线。这样，他们让自己获得了经验，给别人提供了教训。
列宁在这方面所做的深刻的理论工作，主要记载在论粮食税及其它的一些文件中。在论粮食税一书纲要中，列宁写下了这样的一条纲目：
「余粮收集制（按此乃军事共产主义制的最重要的一项措置──凡西）不是『理想』，而是一种痛苦的和可悲的需要。相反的看法是危险的错误。」（见中译列宁全集第一版卅二卷第三一一页。）
这真是典型列宁式的、一针见血、抓住要点的论断。谁若以为「军事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并非为痛苦的现实所逼而采取的可悲的措置，那是危险的错误！
「法律永远不能高过于经济的结构，也不能高过于由此结构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与下层经济基础的这一个见解，布尔雪维克党的领袖们即使在为非常的客观条件所迫而不得不采取暂时有背于此一立场的措置时，也仍旧牢牢把握住的。
托洛茨基由于更多的机会与当时的社会下层接触，他比列宁更早体会到「战时共产主义」有让位于「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故当列宁提出这项改变的时候，托洛茨基便立即与坚决地表示支持，而且和列宁一样，联系着苏联建设中的种种问题，将他自己从来对俄国革命所采取的战略路线，作了深刻与充分的理论检讨。
在新问题与新经验的光照下，托洛茨基的根本思想，粗略地可以归结为如下二层：
1.在帝国主义时代，一个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于其国内外所造成的一些特殊的阶级关系和特殊的社会矛盾，那个占总人口少数的无产阶级，领导了人数众多的贫苦农民，却可以，而且应该利用有利的革命危机，比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更早地起来夺取政权，建立革命专政，以此解决这个国家尚未解决的民主任务，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从事社会主义的建设。这个见解，托洛茨基早在一九○五年便依据马克思的不断革命意见而形成了的，在俄国十月革命中得到了证实。
2.俄国革命胜利后最初几年的经验，即「军事共产主义」与「新经济政策」的经验，却又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另外一个基本命题，即落后国家中胜利了的工人政权不可能在落后经济基础上，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因为「法律永远不能高于经济结构，也不能高于由此结构所决定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水平」。这个工人国家应该着手建设社会主义，但其领导者必须清楚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成功，它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可思议。
上述见解，乃是托洛茨基当年用以理解布尔雪维克何以会犯「左倾幼稚病」的理论根据。同时，正是这次「幼稚病」的经验，使托洛茨基原有的不断革命论见解，获得了更明确与更具体的内容。
因此，只有掌握了这个理论根据，人们才能真正从一方面的「左倾幼稚病」、另一方面从「向右转」的新经济政策取得教训，避免重犯错误。
斯大林便是因为不懂得这个不断革命论，而且拚命排斥这个理论，以致无论在指导其它国家的革命上，或者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上，他都一错再错，经常跳跃于「极左」与「极右」的两端，以此给苏联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造成了莫大祸害。
别的不说，这里只略谈与「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有关的问题。
斯大林既不认识「战时共产主义」被迫放弃的主要理由，又不曾从基本理论上去把握「新经济政策」何以要代替的理由。因此，当苏联经济藉「新经济政策」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刺激而得以复兴之时，斯大林又来试行第二次的「军事共产主义」了。
第二次「军事共产主义」试行于并无战争的时期。它的出现较少地由于客观的形势，而较多地由于政府一连串错误政策的结果。因此第二次比之以第一次，积极的作用更少，而消极的效果则更大而且更多。为要克服由「军事共产主义」所造成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种种矛盾，付出了大得无可比拟的代价。
无可估计的诸般代价中最大的一宗，便是整整一辈的老布尔雪维克党人的横遭杀害！
究竟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当年如何积垒起这些矛盾？为什么当时官方在宣布「社会主义最后完成」的同时施行了极端野蛮的恐怖统治？这里有着复杂的原因。艰难的客观条件与斯大林们错误的主观政策是互为因果，交织在在一起的。不过无论如何，斯大林未能从第一次「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行中吸取教训，未能从那次「试验」中确认到马克思关于「法律永远不能高于经济结构」的原则，以致再犯了「左倾幼稚病」，总不失为最重要的一个主观原因。
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托洛茨基不仅把斯大林们那个「扶得东来西又倒」的情形作了详尽叙述，而且客观地与深刻地将苏联在其十余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所遭遇的一切困难，即一切促成斯大林丑恶统治的客观因素，都作了深刻分析，并指出所有主客因素相互交织，互为因果的来龙去脉。
对于后来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对于那些在革命中幸而获得胜利并得以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家，它实在提供了一面最有价值的镜子。可惜，截至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这样的革命政治家能够利用这面「宝镜」。
不过我们这些未能成功或尚未成功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都可以并且必须拿起这面镜子，善自利用这面镜子，以便一方面去批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所有当权者的或「左」或右的举措，去预先指出这些举措的发展趋势与可能结果，另一方面以此教育我们自己，以便有朝获得胜利，并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权力之时，不致于迷失方向，不致于犯别人犯过的错误。
文已太长，我却仍未能把中共三十余年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反经验，联系到托洛茨基这本书的有关论述，加以研究和发挥。希望有心的读者于仔细研读这本着作之后，自己会联系到中国的情形来加以考虑，加以判断。中国目前的情形和苏联当年的情形，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太多了。有些情节简直像是旧有剧本的重新排练。譬如说：「努力致富」的口号，布哈林早在一九二五年就提出过了。「承包制」的办法也大致在那个时候由斯大林提出并实行过够。究竟这一类口号和办法如今由邓小平和赵紫阳在中国重提重行，是否会产生它们以前在苏联曾经产生的结果，如何才能希望它们只造成好的影响而避免坏的后果……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郑重思考的，希望大家一齐来解决它们。
我个人，如果体力允许，愿意再草一文，谈谈从苏联经验看中共最近的「改革」。
一九八四年八月
（原载香港《先驱》杂志第39期，199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