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七十年代”编者再谈几个问题
《七十年代往何处去?》第四篇
“最后,我们得强调:无论本刊编辑中有没有无政府主义者,本刊也绝不会关闭门户,紧守一家之说,本刊以后希望扮演的,是一个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势力,极权堕落了的社会主义阵营为出发点的激进论坛。更希望通过这个论坛,剌激更多人发表自已深思的意见,向一切恶势力挑战,并不惜以行动见证。”这一个关于立场的声明,我认为是一种很大的进步。比过去空洞地说只想扮演“一个公开论坛”的角色,不知要好多少了。编委诸君也许会不同意我这个说法,他们也许会说:“这个立场不是新的,我们从来就抱这样的态度。只是在过去我们没有明说,现在将它明白规定下来,并加以强调罢了。”
“由于确信人民群众在自己的多少被历史所发展了的本能中,在自己的迫切需要中,以及在自己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企望中,具有未来正常组织的一切因素,所以我们在人民之中寻找这个真理(社会组织);而由于任何“国家”权力、任何政府、按其实质、按其地位说来都是被置于人民之外和人民之上的,因此必然要力图使人民服从与人民格格不入的制度和目的,所以我们宣布自己是任何政府权力、“国家”权力的敌人,是一切“国家”结构的敌人……这样是社会革命者的信念,为此人们称我们为无政府主义者。(转引自马克思摘录兼评注的巴书“摘要”,中译本第三十三页。)这里所说的无政府主义,所以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两个基本信念,也就是巴枯宁主义的思想基础。请大家看看:这个“基础”里是否含有“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成分。
“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政治词句。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由于在此以前存在过的一切发达的和不发达的经济形式都包括了劳动(不论雇用工人、农民等等)的奴役,所以他认为,在这一切形式下,彻底的革命同样都是可能的。不仅如此!他希望,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要根据俄国或斯拉夫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水平来进行,并且不要超过这个水平……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见上引“摘要”第四十页。加重圈是原有的。)这几句言简意赅的评语,将巴枯宁那个非历史的与主观的、因而是唯心的社会革命观,充分地揭露出来了。他这里抓住了巴枯宁主义的整个错误根源。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说来,当然,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是些军阀吧了,要和这些人联合这个念头,那是从来不会在他们心中转过的。如果他们必须在蒋氏或毛氏的政权之下选择居住之所,那末他们的决定决非因为对任何一方较有好感。”这个极其空洞的说法,不用说,很难算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共二党的态度。不过大体上我们总可以从中获得一点印象:蒋毛二家代表了二派军阀,他们同样压迫民众,同样榨取工农,所以对革命者说来二者乃一丘之貉,根本谈不上谁比谁好,或谁比谁坏。
1972年7月10日
“一、巴枯宁主义者一遇到严重的革命形势,就不得不抛弃自己以前的全部政纲。首先,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必须放弃政治活动、特别是放弃参加选举的学说。其次,关于无政府状态、消灭国家的学说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们不是消灭国家。相反地,而是试图建立许多新的小国家。接着,他们把工人不应当参加不以无产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为目的的任何革命这一原则抛弃了。他们自己参加了显然是纯资产阶级的运动。最后,他们践踏了他们自己刚刚宣布的原则:成立革命政府无非是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新的欺骗和新的背叛——他们破坏了这个原则,泰然自若地出席各城市的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同时他们差不多到处都是被资产阶级先生们驾驭,在政治上被他们利用的软弱无力的少数派。请看,恩格斯在1873年指的巴枯宁主义者的毛病,差不多正时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在1930年代所犯的毛病。前事不忘,本来是后事之师,可惜无政府主义者不能接受1873年的前事,以致六十年后又让孙儿一辈更大更惨地重演了祖父一辈的悲剧。
“二、但是,这种背弃以前宣传的原则的行为,是以最怯懦、最虚伪的形式和昧着良心做出来的,所以无论是巴枯宁主义者自己或者受他们领导的群众,都是在没有任何纲领或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做什么的情况下投入运动。这种情况的自然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巴枯宁主义者或者是阻碍了一切运动,如在巴塞洛那那样,或者是参加了零散的、没有计划的、荒唐的起义,如在亚尔科和桑虚卡尔,德·巴腊梅达那样;或者是让起义的领导权落入不妥协派资产者手中,如在大多数起义中那样。可见,一旦要采取实际行动,巴枯宁主义者的极端革命的叫喊,不是变为安抚,就是变为一开始就没有前途的起义,或者变为同极其可耻地在政治上利用工人并用拳脚来对待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流。
“三、所谓的无政府状态、独立小组的自由联合等原则的唯一结果,只能是无限制地和荒谬地分散革命的斗争力量,让政府用一小撮兵士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把各个城市一一征服。”
“四、这一切不仅使组织良好和人数众多的国际(假的和真的)西班牙支部跟着不妥协派一起覆灭,现在实际上已不存在,而且还使人们把许多虚构的暴行归咎于它,没有这些暴行,全世界的庸人简直是无法想像工人起义的。因此,要在西班牙无产阶级中间建立起新国际组织,在若干年内也许是不可能的。”
“五、总而言之,巴枯宁主义在西班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应当如何进行革命的绝好的例子。”(引自“马恩选集”中文第二卷第578—579页)。
“你们从来都是受迫害的,我呢,一度曾经和你们在一起,但是后来,颇为痛苦地,为政治的现实所逼,却不得不反对你们,迫害你们。今天,你们是本城(按即巴塞洛那)和全加泰隆尼亚的主人,因为你们独立打败了法西斯军队。我希望你们不会为我向你们提及下面的情形而觉得恶心,那就是,你我将会获得我党与警宪方面的多少帮助……你们胜利了,一切都在你们的权力之中。如果你们不需要或不愿意我做总统,现在就对我说吧,我将成为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一个兵士。如果相反,你们相信我,相信我只当我被杀死之后才会将自己的岗位让给胜利的法西斯党的,那么我,也许还能联同我党同志,用我的名字与声望,来给你们服务。”总统先生这一段恭顺卑屈的证言,非常清楚地表明出,在当时的西班牙,工人阶级事实上已经掌握了权力,所以问题根本已经不是工人阶级有没有条件夺取政权;而是工人阶级要不要保持这些权力?如何去保持乃至应用这些权力?应该不应该像1917年10月革命中俄国工人阶级一样去组织一个由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权?
“打内战,正如每个人都知道,不仅要靠军事上的武器,而要靠政治上的武器。从纯军事观点来看,西班牙革命势力比它的敌人要弱得多。革命一边的力量在于它能唤起广大的群众来行动。它甚至能够将(佛朗可的)军队从反动军官们的手里夺过来。为要做到这一点,只要郑乎其事地与勇敢地推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纲就行。”这几句话如何为那时以后的事变所证明,不待我们喋喋了。
“革命方面必须宣布,从现在起,土地、工厂与作坊由资本家手里移转到人民之手。这个政纲,在那些工人们业已实际掌握的省份里,必须立即设法实行。法西斯军队无法抗拒这样一个政纲的影响:兵士们将会把他们的长官捆绑起来,交给最邻近的工人民军总部。不过资产阶级部长们不能接受这样的政纲。他们压制社会革命,这是强迫工农要在内战中流出十倍的血的。”
“对我们说来,这是要一劳永逸地扑灭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是这样的,不管我们这里还有政府存在。”这番话确实说得很好。虽然它让人嗅得出浓重的无政府主义的气味,但在基本的革命立场上,在总的战略路线上,却是与托洛茨基的话相符的。他看透了斯大林的卑劣,不信任“民主帝国主义”的援助,绝不受“联合政府”(无政府派领袖们参加在里面的)欺骗,预见到这个“自己的”政府会借法西斯叛军之力量扑灭工人运动……。多正确,多好!
“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会誓死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当资产阶级看见权力从它的掌握中溜走时,它得向法西斯主义求救来维持自己。西班牙的自由派政府本来很久以前就可以将法西斯分子的力量削除的。他们不此之图,却踌躇不前,调和妥协,浪掷时间。甚至在目前,在目前这个政府中,也还有人想同叛军客客气气,不要严厉对待。你可别叫表面的现象给欺骗了,你知道——你笑了起来——我们现在的政府也许会需要这些叛军来扑灭工人运动呢……”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目前世界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苏联,这对我们说来并无意义——为了这个国家的和平与安静,斯大林却将德国和中国的工人当作牺牲,奉献给法西斯的野蛮统治。我们要在此地,在西班牙干革命,而且现在立即就干,不要延迟到下次欧战之后。我们用我们的革命所给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烦恼,比俄国整个红军能给他们的烦恼更甚。我们给德国和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做了一个榜样:该如何去对付法西斯主义。”
“我不期待我们的自由意志的革命会从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获得援助。各个帝国主义的利益冲突也许会对我们的斗争发生某种影响。这是很可能的。佛朗可正在尽其所能把欧洲拖入冲突中。他会毫不迟疑地教德国来反对我们。但是我们不期望什么援助,最后分析起来,我们甚至不期望我们自己的政府给我们帮助。”(注6)
1972年9月
“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恶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这个判断直到今天都仍然正确,也许应该说,它今天比当时更加正确了。因为目前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罪恶,比起当年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中派和右派所犯的罪恶来,纵然不是更甚,至少是更为露骨、更加无耻的。同时,今天不但打起社会主义旗帜的工人运动的头头们是如此公然与如此忠诚地为资本主义服务,而且以共产主义与列宁主义为幌子的,自称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客们,也一样地,甚至更丑恶地、为资本主义效劳。这种令恶心的机会主义的罪恶,在不满现状的小资产阶级中,乃至也在部分的工人阶级中激起了应有的反感,而这种反感则极有可能与相当自然地在思想上表现为无政府主义。今天在欧洲和美洲,形形式式的所谓“新左派”思想的本质,或多或少地都包含着传统无政府主义的见解。
1972年10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