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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往哪里去？──致编者信
耕莘（王凡西）
（1971年12月）
（这封长信原载《〈七十年代〉往何处去？》，页1至24，春燕出版社出版。1970年，受着欧美青年激进化思潮的影响，香港一群不满现状的青年人创办《七十年代》双月刊，团聚在刊物周围的青年思想倾向不一，部份信仰无政府主义。当时居港的老托派王凡西、楼国华、向青等密切注意动向，并先后写信与《七十年代》编委讨论。本文是其中一篇。经过反复讨论后，部份青年改变了原来的无政府思想，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
编辑先生：
《七十年代》已经出到第二十四期了，这实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过去十几年来，由于香港环境的某些特点，更由于港英当局有意利用这些特点，采取了一系列手段的结果，香港青年给引导进一种非常可悲的境地：上焉者陷于会考、出洋、成名致富、终于厕身“太平绅士”的奴才迷梦；下焉者则堕入犬马、声色、甚至奸淫掳掠的罪恶深渊。正在这个时候，你们几位怀有理想的，既不愿做成功的奴才，又不愿做堕落的阿飞的青年，不顾自己在能力和财力上的不足，毅然决然，挺身而出，办一份小小刊物，希望在这乌烟瘴气的环境中，给香港青年人寻找出救自己救同辈，同时救国家，甚至在某一意义内，又企图救人类的一条道路。你们这个心愿，这种勇气，这般毅力，我是自始就深深觉察到的，因而自始就感动着的。同时，由于期望过甚，也使我自始担心它会夭折；有时，又会发现它不是符合我的愿望而感到失望和沮丧。
两年过去了，这本似乎先天不足的杂志终于撑下来了；不但撑下来，而且还进步了，充实了；不但进步充实，而且还认真发生影响——不仅是思想上的影响，并且有行动上的效果；两年来，在中文法定的运动，保卫钓鱼台运动，乃至其他有利于青年的觉醒和平民福利的运动，你们的杂志都起了一定的领导和推动作用。
你们的成功，自然不应该光拿你们几位的艰苦奋斗来解释，更应该拿整个世界情势的改变，特别要拿西欧与北美等地区青年人的觉醒来解释。因为正是在这里转变了的国际空气中，香港的一般青年跟着转变了，以致能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愿意走你们走着的道路，从卑琐的物质考虑中解脱出来，发生了对理想与对真理的憧憬和追寻，因而围绕在你们竖起来的旗帜周围，支持你们的工作，使你们的杂志能继续存在，并进步充实。
虽然如此，两年来你们几位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中艰苦支撑，毕竟是值得所有读者感动的。
请接受我——一个经常的读者——对你们的谢意和诚恳的祝福。
不过这不是我今天给你们写信的主要意思。上面说过，有时候，你们的杂志不甚符合我的期望，以致让我感到失望或竟感互沮丧，很久就想给你们写信来表达了，只因穷忙——我是一个私校教员——老抽不出时间来写信，以致一延再延，未曾动笔。
看了最近一期（第二十四期）的内容和“编者的话”之后，却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再拖，非给你们写信不可了。
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首先谈谈杂志的立场。在“编者的话”中，你们这样写着：“……七十年代扮演的角色，只是一个公开论坛而己……”。又在“无政府主义”一文的按语中，你们表明：“我们的编辑，并不一定赞成无政府主义，但却赞成我们应该研究、比较不同的意见，不同学说，才可以避免前人犯过的错误，才可能创造更理想的社会。”
这个态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或民主自由主义的。完全拿这个态度来做你们杂志的立场是否对呢，首先我们得研究一下自由主义本身。在人类历史上，自由主义是起过进步作用的，在欧洲，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特别从十六、十七世纪以后，它代表着反教会与反专制的一种新兴势力，出来要求国家生活中的民主，社会生活上的平等，和文化生活中的自由。它所代表的新兴势力就是市民阶级，也就是初期的资产阶级；把这些要求在思想上明确反映出来的，则是西欧的，特别是法国的那一群伟大的启蒙运动者。他们的思想影响既深且远，它在本国开花结果而为十八世纪末页的革命。在北美洲，它早已促成了美国的独立运动和那个新型民主国家的创立。在欧洲其它国家，它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使这些国家多多少少走上了民主化与自由化的道路。
但是自由主义的这个历史的进步作用，随着它所依据与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它的反动而反动了。我们知道，思想上的自由主义，主要是经济上的自由竞争的反映。因此，当社会经济（即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到垄断阶段之后，这个政治上与思想上的自由主义，也跟着让位于新的专制主义了。这两个阶段的转变，大致说来，是发生于本世纪之初，相当完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特别加剧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此一转变在政治上最赤裸的表现，便是意、德等国法西斯的兴起，以及其他民主国家中民主实质的退缩（自由主义的变质）与整个统治军事化的加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法西斯国家因战败而恢复了民主自由政制，但是作为政治体制与思想体系的自由主义，却并未因此而获得新活力。面对着各国以劳动者为首的革命势力，而对着各自脚下殖民地的造反民众，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作用，总只有：或者公然转变成最右的“不自由主义”，或者，权充安全活塞，以伪装的自由，在各种革命势力与统治阶级之间起一点缓冲作用，借以瘫痪革命力量，保卫既成制度。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这一种反动作用与反革命作用，在欧洲近百年的政治史上，特别在革命上，是历见不鲜的。自由主义早己成为一面反动旗帜了。在今天（正确些说，尤其在今天）当历史向人类提出或者走向社会主义，以便最后走向没有政府的共产主义，或者维护资本主义，因而会退入野蛮主义这一抉择之时，谁如果竖起自由主义这个破旗，不管那掌旗手的主观愿望如何，其归趋却总只能为种种反动势力服务的。
自由主义，自由权利与社会主义
但是，我们如果决定走社会主义的路，难道就必须反对自由主义，必须反对任何种类的自由，必须反对个人享有的自由权利吗？
当你们看到我上面段话时，我相信，你们一定要提出这个问题的。好，让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吧。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必须分别出自由主义与自由权利。这犹之乎当我们讨论民主问题时，必须将民主主义与民主权利区分出来一样。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亦然）是代表了整个制度的，它代表着整套思想，而作为这个制度与思想的基础的，乃是资本主义。当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阶段时，这个自由主义表示得比较真诚，因而比较有生气，等到资本发展到财政垄断阶段时，这个同一的自由主义便表示得虚伪，因而也发散着它过了时的霉味。不过，只要是作为制度的自由主义，无论是真也罢，虚伪也罢，有生气也罢，霉腐也罢，它总与资本主义共命运，与这个物质基础分不开。自由权利，亦即民主国家宪法上规定的人民所应享有的种种自由，例如：言论、出版、集会、居住等等的自由；每个人所享有的人身保障之类，它们虽然随资本主义制度以俱来，却不一定要随资本主义制度以俱去，恰恰相反，这些提高个人的地位，看重个人的意义，增加个人的种种权利，这乃是几百年来，甚至是几千年来，无数烈士抛头颅，洒鲜血而争得的权利，它们非但不应任其在资本制度消失时消失，反而应将它们保存在社会主义制度里面，使它们继续发挥作用，使它们配合在更高更好更合理的经济基础之上，进一步造福全体人类，使人类真正达到无论在物质与精神方面，都摆脱了剥削与压迫的美满社会。
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意即真欲推翻资本制度的人）必须反对自由主义；但在另一方面，凡是反对或抹煞自由权利的人，却绝对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更不必说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公开论坛”该如何了解
那末《七十年代》编辑部所标明的态度，到底应该说是由于你们信仰“自由主义”呢，还是由于你们热爱“自由权利”？
这就得看你们对资本主义采取什么态度而定了。从杂志过去的文章看，很清楚，诸位编辑对于这样的基本问题，还不会有统一意见，或者，还不会有确定意见。因为你们都还年青，都正在摸索与探求真理。这个情形，在一个时期内，应该说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在不会找到确定的、认为满意的道路之前，是“应该研究，应该比较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学说”以便“避免前人犯过的错误……创造更理想的社会。”
不过这样的态度显然不应该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一本杂志也和一个人一样，不能永远停留在不成熟的阶段。再则，如果诸位想“创造更理想的社会”，即如果真的不愿以空谈为限，而有决心将所信付诸行动，那就更不应该对目前时代最中心的问题，即对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始终不采取一个明确态度。事实上，你们透过你们的杂志，或以杂志社的名义，一开始就不限于空论，而是同时有所行动的（这正是你们的好处！）。可是，谈到行动，虽然在直接的意义上，并非事事与上述的基本问题有关，但从较长的观点看，它们却总与那个问题有关，至少是间接有关。就拿保卫钓鱼台运动来说吧。若就问题的本身说，仿佛它只是一个民族问题，因此凡是中国人，不管是北京的也好，台湾的也好；拥共的也好，反共的也好；都可以参加，都欢迎来参加。可是这样一个立场，一经付之行动，便荒唐立见了。将同样的期望寄托于台北于北京，将同一的要求提出于双方之前，无分轩轾，严守中立，其结果却只叫人看得莫名其妙，而在客观上仅给了那衰败贪污、辱国图存的一方以意外的“面子”在群众中散布了幻想。
关于中国的“内政”问题如此，牵涉到国际问题则更加如此。如果你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无所取舍，那么谈到任何问题，纵使你本意是如何的中立与公正，而结果总会一无是处。举个例，你们最近一期上登了一篇题为《杀人盈野的暴行》的文章，这是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公布的“研究报告书”。你们把“公开论坛”开放给这样的文件，实在令人惊奇。这篇文章如果登载在《香港时报》或《星岛日报》上，那就一点不稀奇了。因为它们并不以中立或客观自命，它们是有公开立场的。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它们表示出分明的憎和爱，它们敌视社会主义和中国，拥护资本主义与美国。因此，凡是敌视社会主义与中国的东西，它们都乐于登载，根本不考虑（更谈不上研究）这些文章中的材料是否真实，以及立论是否正确了。
但是你们的杂志，我坚决相信，并非属于“香港时报”一类。一般说，你们几位负责编辑的人确实想采取中立与客观的立场；可是为什么也会如此不加研究地将这份反共与反华的宣传品登载出来？
这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你们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视同仁，同时将帝国主义与求解放的殖民地同等看待，对侵略者与被侵略者采取中立态度了，否则，你们决不会容忍这样的文件进入你们的论坛。因为，如果你们亲社会主义而反资本主义，如果你们坚定地从这个立场出发，那么无论你们对中共政权有多么大的不满，你们的同情还是寄托在它的一边，因而反对美国参议院对它所作的控诉的。为什么？因为中共在中国的种种设施，不管它犯过多少错误与做过多少荒谬事，但在基本上，即在社会经济方面，它确实已经肃清了封建残余，确实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它在城市和乡村所已实行的集体财产制，确实已经向社会主义迈出了很大的步子——这是我们，一切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凭以决定我们对它采取态度的首要标准。没有这个首要标准，不从这个标准出发来看中共，那么你只能看见为实现这个标准所付出的代价，你只能看见流血和迫害，你只能看见一切民主和自由权利的被剥削。这样看问题的结果，你很自然地会否定社会主义，会肯定资本主义，会接受资本——帝国主义在反共名义下所进行的一切言论和行动。
你会相信美国政府所发出的一切反共宣传，甚至按照逻辑的发展，你还会支持美国在越南所进行的“反共”战争哩。
由此可见，不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个基本的历史抉择作出决定，就是想保守真正的中立与客观都不可能。
义愤与“暴行”
我并不怀疑你们真心想要保持中立。你们登载这篇美国参议院的报告，我相信，主要是出于青年人看了中共所犯（真实的与虚构的）暴行而生的极大义愤。这种义愤是否理当呢？我以为十分理当。不过问题还得分开来讲，还得从较深的地方研究。同样是暴行，可能有进步作用的，亦可能是完全反动的。起着进步作用的暴行，我们非但不反对，而且还要拥护；完全反动的暴行，我们自然要反对，但在反对之时，先得弄清楚自己是站在什么立场上。
美国参议院的委员老爷们是反对中共的哪一些暴行？并且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反对的呢？他们首先反对中共实行土地革命时对地主们所施行的“暴行”。据这个“研究报告”说：“1949年至1952年的“土地改革”，地主遭杀害者达数百万人”。在这一方面，如果我们因此而发生了义愤的话，同时就得想想这个问题，中国要想现代化，要想从经济的死胡同里走出来，是否必须通过土地关系的彻底变革？如果必须通过彻底变革，那么得再想想：不经过暴力革命是否能实现这种变革？假使你承认地主只有在农民暴力之前才肯把土地交出来，而且即使在他们屈服于暴力之后，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加以抵抗，那么你怎么能根本斥责中共的此种暴行？
因此，我们可以说，谁若拥护土地革命，便无法不拥护为实行土地革命而发生的“暴行”；因为这是进步的暴行。反过来，如果反对土地革命中应用必要的暴力，亦就等于反对土地革命，至少你只是在口头上赞成土地革命。
美国的参议员老爷当然反对中国的（乃至全世界落后国家的）土地革命，因此，他们之反对土地革命的暴行是合乎逻辑的。
可是“七十年代”的编辑先生们如何呢？你们有否考虑过这个问题中的逻辑关系？也许你们会这样想：土地革命本身是好事，它确是使中国现代化与向前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为此付出了“数百万人”生命的代价，总未免太昂贵了。
对，即使是做一件好事，也得顾到代价的大小，何况这代价是人的生命。但是我们必须懂得：任何一次真正的大革命，都不得不付出高昂代价的。一个人的诞生都必须让母体流血，一个新社会的诞生又怎能不付出血的代价？还有，据我所知，中共实行土地革命时，地主被杀的数字，远比一般人所想像者为小，更比一切反共者所报导的数字为小。并非所有地主都遭到了人身消灭的。依据中共的政策，只有“恶霸地主，民愤极大”者才交付公审，当众枪决。考诸事实，大致上也确乎如此。
美国那个报告书中的所谓“数百万人”，当非据实统计，而是作者的想当然吧了。其实，只要我们稍加考察，便立即可以看出，整个报告中的数字都是主观的臆造，并无客观根据，作者愿意它多时就开多些，愿意它少时就开少些。表面上煞有介事，事实上假账一篇。你们如果不信，请看下面的例子。
据说“从1937年到45年的中日战争[１]，死了五万人（耕按：这个数字大概是印错了）到五万人。”这个数字让任何一个经厉过抗战时期的中国人听了，都会觉得荒唐透顶的，不必说别的，光拿南京屠城一件事说，仅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的几天内，日本帝国主义者残杀的中国人早就数倍于此了。
为什么这位“中国问题专家”吴克先生要如此以多报少呢？很显然，为了要反对共产主义。为了要“最有效地”反对共产主义，他竟站到当年日本军阀的立场上去了。当年东条等等战犯就是这样说过的：他们吞“满洲”，并华北，出兵华中，乃至图占全国，都只为了替中国人“消灭赤祸”。他们又说：“皇军”乃“仁义之师”，决无暴行，偶有杀戮，为数极少（八年中仅五万罢了！）而所杀之人，尽属“赤匪”，因此，连这点小小暴行，其责任也要由中国共产主义者负起来的。
多么美妙的逻辑，多么美妙的统计！
今天的美国统治者正走着当年日帝所走的旧路，重复这种逻辑和重做这样的统计，原不足为奇。我奇怪的是：为我所爱护的杂志，而且我坚信这个杂志的编辑们是既反对以前的日帝，又反对今日的美帝的，却不加研究地登载了这样的东西！
你们所以会这样做，归跟结蒂，只是因为你们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不会作出取舍。
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
我这样说也许不完全对。因为从刊物上过去登载的文章看，你们——至少你们中间的某几位——是不满意目前的资本制度的，你们倾向于社会主义。这，从你们登载托洛茨基派与无政府主义派的文字中表示出来，也从你们刊载的文艺作品中多少模糊地表示出来的。一个青年，多少怀抱着理想的青年，假使竟能满足于目前那个因垂死而百病丛生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个青年本就可以休矣。不过，不满意现实，不满意资本制度，显然还只是初步，而且是消极的一面。初步应当再求进步，消极必须继以积极；否同，那点在初步的消极否定，便会一无价值。所以你若真的不欢喜目前这个社会，你就得积极地为一个较好的社会制度而进行实际斗争。
有志青年从消极否定进而为积极斗争，即他们为推翻旧制度与建立新制度而奋斗，在欧西，已经历了快近二百年，在中国，也将有六七十年之久。自从1871年的巴黎公社以来，至少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此种破旧立新的理论与理想，也不仅少数志士仁人研究与宣传的课题，而且是付之实验的东西了。究竟哪一种理论对，哪一个理想正确，早已不单是搬弄论据的争辩问题，而更是以血和肉作了实验的事实问题了。这情形，对于目前像你们一辈的青年们提供了极大便利的。因为谁若真的像你们所说：要“研究和比较不同的学说”以便“创造更理想的社会”，不仅已有了大量的书本让你们读，而且已经有大量的历史事实让你们看了。
不过，在这封信里，我不想，自然也不可能谈这些书本，更不可能叙述那些史实。我在这里想跟你们约略谈谈，只关于一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和另一方面的无政府主义（也可名之为巴枯宁主义），由于它们这些年来，在革命斗争的证验而发生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我们先谈无政府主义，关于这个主义的立场，你们最近一期杂志上的那篇文章，介绍得相当清楚，它把无政府主义的中心主张，概括成下述诸点：一、“正义正如爱一般，存在于我们的心中，人与生俱来，便可以生活在自由与和谐的社会中”；二、“每一个文明的发展初期都有过没有权力，只有互相合作的雏形无政府社会”；三、“把人造的法律附加在社会之上的人，自然便是社会的真正敌人”；四、“各派无政府主义者……不约而同的认为他们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五、“毫无例外地，所有追求权力的政党，都是自由的死敌”！六、“暴力革命常常是罪恶，是大罪恶，是大灾难；不但对于受害者而言，同时，也是对于革命的崇高的、完全目的而言”；七、“普选是反革命”！“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八、“工会作为斗争的工具（最有力的战略是总罢工），同时也是未来自由社会的基础组织”。
以上所摘，自然不能说是无政府主义的全貌，它是粗略的，而且不会分别出无政府主义的不同派别；但是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的精神，它的最普遍的观点，却总已能让人从中看到了，它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抱着唯心主义的看法，它强调人性的爱，强调与生俱来的自由生活与和谐生活；它将政治，将一切政治看成为罪恶之源；它反对暴力；它否定阶级斗争，更否认阶级斗争乃历史前进的动力；它强调互助，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才是人类进步的原因；它也反对民主斗争，实际上反对任何争夺政权的斗争；因此，它把社会的诞生或者寄望于“自由生活的需求，科学的进步，新发明和高深观念的出现……”或者寄望于“总罢工”的发生和持续——这一切，那篇文章都给我们介绍了。
有关无政府主义者的几个故事
我不能在这里批评这些观点，因为要批评的话，将要牵涉到哲学，史学和社会学的太多方面，决非短短几句话所能完事。在这里，我只想讲一两段故事，藉以让大家看看，在目前这个社会中，在存在着阶级，进行着阶级斗争，“文明”事实上靠压迫和剥削来维持，社会离开了政治便无所谓社会的情形中，那些好心肠的，抱着美妙理想的，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旦从空言进入到行动之时，究竟表现为什么样子，我可以举出下列几个人物为证：
克鲁泡特金是无政府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最杰出的一位代表。他一生反对野蛮的沙皇制度，因而遭受沙皇政府的严厉迫害。他反对国家，信仰国际主义，希望经由他和他的同志所设计的办法，能将俄国乃至全人类带上幸福的无政府的乐园。可是到了1914年，帝国主义大战才一发生，他老人家便转了向，立即采取了“保卫祖国”的立场。他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反对在帝国主义者战争中继续坚持国际主义的路线，更反对把这条路线在行动上实现出来。等得到了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起来推翻了沙皇政府，这位无政府主义的开山祖师更妙了，他彻头彻尾地抛弃了平素的主张，不但参加了毕生反对的政治，而且附和了最右边与最糟糕的政派；不但“接受国家原则”，而且号召人们坚决地“保卫俄罗斯这个祖国”。这位可敬老人的全新的立场，充分表现在他向莫斯科国政会议（召开于1917年8月）的演说中：他也“号召全体俄国人民永久与齐美尔瓦尔得主义[２]断绝关系”。他喊道，我们失败不仅要使我们损失广大土地和偿付多量赔款，而且“同志们，你们必须知道，还有比这一切更糟的事情哩，那就是：失败要给我们一个被征服国家的心理！”此时这位否定国家原则的人，却极端爱自己的国家了。他接下去说：“我们需要一个联邦，如同美国那样。”巴枯宁的“自由公社”，给他抛到九霄云外了。演说结束时，克鲁泡特金向大会提出这样的请求：“让我们最后互相约定，我们不再分化为这个戏院中左半边和右半边了……因为我们大家只有一个祖国，为了它，我们应当团结一起，必要时应当共同为它牺牲，不分左派和右派。”当他要下讲台时，据记述这段历史的那位历史家说：“地主，资本家，将军，圣乔治骑士，所有不承认齐美尔瓦尔得主义的人，都给这位无政府使徒以一阵热烈的欢呼——这是他应当得到的。”（见《俄国革命史》第二卷136-137页）
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大师，当真正革命到来之时，其所表现的就是如此。
那么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领袖又如何呢？
在上一期你们的杂志上，有一篇英文文章，便是谈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起源的，其中谈到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几位前辈们。这几位，后来在中国政治的实际发展中，都曾经或多或少露过一下脸。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是否胜过他们的俄国导师呢？让我们给青年朋友们做个约略的介绍吧：文章说：“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真正创始人是李石曾与张静江”。可以这么说：这两个人很早（或最早）在巴黎接触了无政府主义的；但是，二人回国之后，“原则”上便都放弃了这个主义，因为他们都加入了国民党。李石曾曾经在北京大学当过不少年认真教书的教授，后来，当国共分家后，他在国民党政府里始终是并不正式做官的显贵。张静江这个浙西豪富之子，回国后，在上海过着洋场巨贾的生活，与蒋介石一起做过投机，在经济上帮助过蒋氏。缘此在蒋氏取得国民党权势之后，张静江便在广州做大官。随着北伐，国共破裂，张氏一贯是蒋介石的“亲密战友”。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他曾当浙江省省政府主席，聚敛有术，以致富上加富。在蒋系高官中，此人是托有“政府”之福而发了大财的贪官之一。
文章接着提到张静江的得力助手，“另一位积极的无政府主义者诸民谊”，提起此人真是大大有名。这个现代化的宫廷小丑，可惜毫无中国古代滑稽名臣的那份胆识和骨气。他先后媚事蒋汪，终于变成汉奸，枪毙下场。
“另外一个中国人，一位生物学家，吴稚晖，也来到巴黎……跟他们一起，创办了一份周刊：新世纪……”这也是事实。虽然说他是生物学家，不知何所据而去云然。吴稚晖这个老头儿，目前的香港青年也许对他陌生：可是在本世纪之初，尤其在20年代中页，此人对于中国知识青年的思想，确实发生过一些影响。在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那几个元老中，最拿得出来的大概要数他了。学问不错，文字俏皮，个人生活俭朴；同时在反对迷信，提倡科学，使中国人思想现代化这一方面，也确实尽过一点力。可是，当中国的革命斗争日益尖锐紧张之时，尤其当社会中广大的被剥削与被压迫的群众，蜂涌而起，不但要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而且要触及旧社会的存在基础之时，这个无政府主义者就立刻变了：他宣称，他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原不过是崇高而渺茫的一个理想，“它须得过二千年才能实现的”，至于共产主义，他给它规定的实现期望为“五百年之后”，在当时（即1927年）当地，据他说革命者只能“拥护三民主义，因此，只能拥护国民党，只能拥护蒋总司令！”倘有人焉，不听从他定下的时间表，硬要提前五百年而实行共产主义，或硬要提前二千年而实行无政府主义（谢谢上帝，当时可并没有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则“为了革命的利益”，断然以反革命论罪，应杀无赦！就这样，这位“跑在时代最前面的老人”，出来替蒋介石叛变革命与屠杀千千万万工农和青年的罪行，充当了辩护士。当他旅法时的一个学生——当时中共书记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在上海被捕与被杀之时，这个老头儿还竟拍贺电给蒋介石，表示其庆贺之意哩！
所谓“巴黎派”无政府主义的三巨头，在中国革命中的表现便是如此。
文章中还提到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的“日本派”，提到那“著名学者刘师培”。是的，刘师培是一个著名的中国学者，本世纪之初，当他在日本办《天义报》的时候，也对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发生过些少进步作用。但是此人在政治上的堕落比“巴黎派”诸巨头更早更快。文章本身曾提到他“为妻悔过”，“投降清室，出卖同志”的事，不过这些事有人替他辩护过，说“并非事实”。就承认它不是事实吧，可是袁世凯称帝，筹安会“七君子”中赫然有这位过去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总不是造谣诬蔑了。
革命的现实与肥皂泡
中西无政府主义者那些头面人物如此出乖露丑，到底是否要让无政府主义本身来负责呢？在个别情形中虽然不能这样说，但是在基本原则上却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呢？详细解说难免冗长，这里请让我引用上引那位历史家的一段讲话作为答复：
“自由主义原则，惟有同警察制度结合起来，才能真实存在。无政府主义企图使自由主义脱离警察制度。但是纯粹的氧气是不能呼吸的，同样，没有警察制度的自由主义，也等于社会死灭。无政府主义既是自由主义的漫画式的阴影，便必须一般地分担自由主义的命运。阶级斗争之发展杀死了自由主义，也杀死了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同所有的教派一样，它的学说不是建立在人类社会真实发展之上，而是建立在其中一个特点引伸至于荒谬程度之上，故当社会矛盾达到战争或革命之点时候，无政府主义便像肥皂泡一般破碎了。”（《俄国革命史》第二卷137页）
这段话原是用以说明俄国无政府主义在俄国革命中彻底破产的原因的；但若拿来说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国革命中的表现，显然也是完全合适的。
不过，无政府主义的朋友看到了我们这段文字，也许会提出这样的反问：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中写下的那“一页光荣史”，又该怎样解释呢？这不是证明无政府主义在革命中不会像肥皂泡那样破碎吗？
无政府主义派在西班牙内战中所起的作用非常值得研究。因为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百年来就只有在西班牙内战中有大规模的与认真的实验。关于这个实验，如果今天有少年青朋友对它发生兴趣的话，希望你们的杂志能以更多篇幅来加以讨论，我极愿意参加这个讨论；不过在这里，我只能说说我自己对这一件事的总的看法：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工人们，曾经以非凡的英勇，极大的牺牲，在国内战争中证明了无政府主义原则的谬误，又证明了无政府派头面人物的无耻与反动。
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
当西班牙革命进展时期，我们在上面一再援引过的那位历史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西班牙革命不论怎样发展，至少无政府主义要被它送进坟墓去的。”这个断语，根本上并不错；不过表面上看来仿佛让事实给否定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政府主义这个思想在不少青年中又找到了市场。譬如在法国，1968年的学生斗争中，无政府派就相当活跃。
无政府主义所以会从坟墓中钻出来，我以为，原因不在于无政府主义赋予新的活力，而在于社会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在其实行中体现为可怕的极权主义。
大战前的苏联，以及一系列战后新兴的共党国家，各自以不同程度的暴行和罪恶，大大败坏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声誉，激起了人们，尤其激起了年青人应有的反感和义愤。其结果是使一部分人重新稳定了资本主义的信念，使他们认为这个制度虽然给人类带来了两次大战与其他数不清的罪恶，但是生活在它中间的人，毕竟还享有或多或少的自由，多少还保存得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二害相较取其经，他们于是重新拥护了资本主义。另有一部分人则因此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胜利了的国家，虽然凭借其独裁政权解决了不少在资本制度下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它以官僚极权的，甚至以个人独裁的手段剥夺了广大人民——不反过去的剥削者，而且是一切的被剥削者——的民主自由权利，总是太不对了，太可怕了：所以，他们认为人类如果真要解脱资本主义的苦难，真要进入远较完善的社会制度，决不能经过社会主义（这仅仅是以暴治暴）却必须走无政府主义的道路。
因“社会主义陈营”的罪恶而促成的对于资本主义的向往我不想谈；对于资本制度的辩护士和他们所提出的一切理论（顺便说一句，你们杂志上介绍过的殷海光便是这一类辩护士之一），我不想在这里和他们争辩。因为从整个历史的发展看，资本主义早已完成发它的使命，早已濒于死亡，它必将为更高的新制度所代替，无论在理论上或事实上都是非常明显的。要想保留这个制度，只能使它更进一步地腐败；要想使这个制度新生，则有如教逝去的时光回来。这都是绝望的、极其反动的、终于是徒劳的挣扎。和这样的挣扎去作理论争辩，在今天，我觉得多少有点像和“天圆地方论者”去争辩一样，都是一种精力浪费。
可是对于那些看见了“社会主义国家”暴行，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人，特别是对于其中的青年人，我们却必须耐性和他们讨论的。
上面说过，无政府主义不管有多么美妙动听的理论，可是半个多世纪的经验证明，一遇到了战争或者革命时候，它总是像肥皂泡似的破碎了。这情形使我们想起了中国古代那个有名的故事：“叶公好龙”。据说这位叶公“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可是等到后来，“天龙闻而下凡，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看见了这条真龙，却“弃而却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有无政府主义的头头们，都是如此的，当他们见了革命这条真龙，几无一不像那位叶公一样，“弃而却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了”了。更有甚者，他们还立即改变立场，参加在“降龙”魔师的队伍中，拼命去扑灭他们一向自以为爱好的真龙。
当历史的真龙出现之时，即遇到了像战争和革命来临的时刻，能够贯彻其“好龙”的素志，能够纵身跨上龙背，藉以旋转乾坤，即能够全心全意去参加革命，发展革命，或在帝国主义大战场合，能够坚持国际主义原则去反对战争，藉以推进和领导革命去打倒资本制度的，从来总只有马克思派的革命社会主义者。
不管你是否欢喜或赞成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但你总得承认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如果你承认这个史实，那你就得承认：至少在反对资本主义及其战争的革命上，无政府主义己被证明绝不胜任的了。如果我们承认了这一点，那我们便无法不达到下面的结论：当我们“破旧”之时，即当我们决心前去打倒旧有的社会制度时，我们再没有任何理由去舞弄无政府主义这把纸斧；却只能去拿取革命马克思主义这把钢斧。在这方面，据我看，一切有志于革命的青年并无选择余地，其实也无须选择的。
因此问题还需要讨论的仅仅在于“立新”方面。无政府主义在“破旧”方面虽然不能和马克思主义相比，但若用以建设新社会，是否会比马克思主义高明些？
让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五十年来，被马克思派破坏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先后已经有了十四个国家，胜利了的革命党，全都成立一个自称为无产阶级独裁的政府。它们在政治上，在社会关系上，特别在经济上，都企图建设一个新制度。其中有几个国家，甚至还自称业已建立成这样的制度，业已建立成社会主义制度了。但是，不容否认，这些国家取得这种成绩，付出的代价非常之大，而成绩本身也未能使人满意。所有这些国家中都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官僚集权制度，它专横跋扈，不受广大民众的监督，它以取消资产阶级的民主制为借口，将人民所享与应享的民主权利都剥夺了；它以“政治挂帅”为借口，箝制了人民所有的思想和创意；它以集体主义为借口，将全国人民的“小私”统一而为某一“伟大领袖”的大私，因而建立了超越乎帝制的“个人崇拜”；它又以计划经济作借口，大量浪费了国家财富，并造成上下悬殊的官僚特权；它更以“国际主义”为借口，进行了大压小，强吞弱的民族侵略，将真正的国际主义压碎在坦克车下……凡此种种，事实俱在，纵使共产党的宣传技俩如何巧妙，它的宣传机器如何强大，也无法加以否定或抵赖的。
那么，从这些丑恶的乃至罪恶的事实中，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结论？
无政府主义能否建立更好的新制度？
无政府主义者的结论非常现成：“暴力革命必然要败坏道德；建立专政必然要产生极权制度，我们事先警告过你们了。要避免官僚专政的一切罪恶，必须依照无政府主义的办法来破旧，然后依照无政府主义的方案来立新。”
无政府主义办法之不能“破旧”，既如前述，现在且看它的“立新”方案。
假定在某一个国家中，旧制度已经被破坏了（且不谈这是怎样被破坏的），同时又假定，所有革命者都同意照无政府主义者的方案来建立新制度。这意思也就是说：大家同意不要把所有的革命力量统一起来，不要组织革命政府，而只是由工人委员会管理了各个工厂，同时由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先知先觉们，充当新福音的传教师，鼓其如簧之舌，尽其慈悲之心，劝导一切剥削者不要再剥削，请求一切压迫者不要再压迫，同时又呼于一切曾被剥削与曾被压迫的人不念旧恶，尽释前嫌，上下合力，建设一个既无政府，又无任何强制的新的社会制度，——这样干，是否就此便能够顺利而理想地，把新制度建立起来呢？
要回答这几个问题，只要提出另外几个问题就够了：
一、一时被推倒了的旧制度，它的代表人物（即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种类的剥削者与寄生者），当革命的群众动力略略减弱之时，是否会立即组织反攻，借以取回一切刚被剥削的财产和特权？
二、任何一个深刻的革命都是国际性的。革命与反革命双方都是国际性的。因此，一国的统治阶级被推翻了，必然会引起别国统治阶级的关切，这关切又往往会发展成武装颠覆与军事干涉。在这时候，如果革命方面忠于无政府主义的原则，不组织政府，不建立集中指挥与拥有权威的军队，试问它能抵抗得住外国勾结了本国旧统治的干涉吗？
三、在破败的基础（这是革命，内战或对外抗战的必然结果）上，想要建设一个不同于旧制度的新社会是否必须有为数不少的人，以此种建设的规划与实行为其专业，（意即不直接从事生产，至少不以全部时间参加生产，）因而形成一种政府。
四、这样的一个政府，为了要从事建设，保卫建设，即一方面为使建设能遵循正确方针前进，另一方面不让内外敌人来破坏建设，这个政府是否可以没有集中的权力？是否可以不实施一些必要的强制办法？
五、无政府主义者的道德的说教与理想主义的教育，是否能起上述那个权力与强制办法的作用？换句话说，是否可以代替它们？
不论谁，只要仔细想一想这几个问题，便会明白，若以无政府主义的方案去“立新”，它之必将变为“肥皂泡”而归于破灭，即使不比它用以“破旧”时更快，至少也会同样立见的。
马克思的“立新”办法则是非常简单，简单得甚至不成为办法的。因为马克思最“不愿意陷于空想”，关于未来的事情，他是“期待由群众运动的经验来作出答案的”（列宁语）。所以他只从实际斗争的已有经验中，提出一个最基本与最原则性的大方针。这个大方针是从巴黎公社的经验中归纲出来的，其要点有二：一、将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统治阶级，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二、必须争取最完备与最彻底的民主。
可是列宁继承这个方针，并且在实践中贯彻了这个方针，即发挥出巨大无比的力量。你们知道：当新的俄罗斯从革命中诞生出来，便立即外遭全世界反动势力的围攻，内受旧制度一切顽抗份子的进击，当时的形势是十分危险的。革命的俄罗斯到底能否生存下去？它究竟能存在多久？这是连许多热爱革命的人都给以悲观答复的。可是事实上，革命的俄罗斯终于生存下去了，它克服了种种似乎不能克服的困难，打败了看似决不能战胜的敌人，它终于生存下去了，不但存续下去，而且还开始走上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建设道路，以此开展了光明灿烂的前途，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希望。试想当时，如果按照无政府主义的方案办事，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不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无论如何反对通过苏维埃来体现劳苦大众在政治上与经济上最美满与最彻底的民主，那么，革命的俄罗斯能存在三天之久吗？革命既被扑灭，还有什么“新”可“立”呢？
但是列宁的苏联终于堕落了
“但是”，人们会说，“你自己也承认，列宁的革命政权终于还是变成可怕的官僚国家了。这难道不曾证明出马克思主义终究不能立新，难道还不曾证明出它非但不能立新，而且还恢复了比资本制度更坏的旧制度吗？”
当然，我“承认”苏联的堕落，但我绝不以为它应该让马克思主义来负责。相反，依我之见，堕落原因之一，恰恰是苏联领导人之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不过这且不谈。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向我提出如上反诘的那种人，对于历史的创造过程，看得过于简单了：仿佛建设一个新社会，和建造一所房屋一模一样，只要打好图样，便可按图兴建；至于兴建出来的房屋的好坏，是完全决定于建筑师所绘的蓝图的。
这种想法完全错误。人们所以会有这个错误想法，只因他们既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也不了解新社会建设的复杂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其中也包括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主要的一个不同点，在于前者认为社会主义基本上是由历史发展的客观原因决定的，而后者则以为社会主义主要是由社会主义者凭主观的意愿设计出来的。依马克思之见，人类社会之必然要进入社会主义，乃是必然要进入共产主义的阶段，是为它整个过去的历史所决定，特别是由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发展决定的。生产工具私有制与生产力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国家本位与生产力国际化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经营各单位之相对合理化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富可敌国而游手好闲的资本家与那些实际经营事业的经理们之间的矛盾，另方面是资本家及其经理们和那最大多数实际生产者之间的矛盾；此处还有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和被剥削的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这一切矛盾，都必然地，由于其自己力量的推动，要去求得一个解决；首先要去解决生产工具私有制与生产力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也就是说，首先要去推翻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代之以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其次，国际化了的生产力一定要去打破民族国家那个狭隘的框框，一定要去实行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不然的话，如果生产力继续限制在各个国家的框子里，继续以民族国家为本位，则第三第四次的世界大战将不断发生，终于要把全人类毁灭于核子弹之下。至于其他种种矛盾，同样，都由于内部力量的催促，要去否定一切导源于资本主义的事物，同时去建立种种符合于社会主义利益的事物。
总之，依照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早己由资本主义替它筑好了；鸡雏早己在蛋壳里成长了；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毋宁说是一个自然过程，在这上面个人的意志所起的作用是非常之小的。所以绝对不能说社会主义者发明了社会主义。相反，只因为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发展，在客观上先造成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基础及其必然的趋势，某些社会主义者的头脑中才能有社会主义这些观念，才能从客观研究中得出社会主义的理论，并进而制定出一些为促成社会主义制度早日来临的斗争办法。
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既不曾“发明”社会主义去反对资本主义，他们也不曾预先拿社会主义的画饼来让资本主义下面的受难者聊以充饥。他们只能是比普通人更早看到了、与更深理解了资本主义的趋势，于是比一般人更为坚定地相信只有促成社会主义的来临才能解决资本主义下无法解决的矛盾；同时确信只有通过革命手段，才能更快，更无痛苦地促成社会主义的来临。
至于革命胜利之后，人们将如何建设新社会，将建设怎样的新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派的大师们从来不会，也从来不愿意绘出详细蓝图的。何以故？因为这样的蓝图任谁都画不出来。
建设新社会的工作与建造房屋的工作完全不同。用以造屋的原料是死的木石钢土，用以建设社会的原料却是活生生的人，是各自具有个性和意志的人，是凭种种利益而形成为各个集团的人，是因种种关系而分成为各个阶级的人。这些人和人群之间的关系，既结合，又冲突，既相反，又相成，他们相互之间的接触与影响，真可说千头万绪，变化多端，形成着一个极其易变的“分子运动”的过程。如何把握这个过程，如何引导它走向新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决不可能事先画好一张蓝图，然后依照图样来建造的。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对于资本主义矛盾的剖析和理解。马克思派所赞助和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诸矛盾的解决。旧矛盾确实随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解决了，但革命胜利后的新条件却带来了新矛盾。这些矛盾的性质及其解决，却是在马克思的研究范围之外的，而且是任何人不能在事先提出解决办法的，马克思本人和其他的大师们都不曾虚拟过什么办法——除了我们上述的大方针之外。
因此，说苏联等国的官僚堕落证明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破产，其实只暴露出批评家的无知吧了。
如何了解与反对官僚专政？
苏联等国家的官僚堕落不能叫马克思主义负责，但是要了解这些堕落，要反对这些堕落，却非靠马克思主义不可。只有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我们才能研究这些丑恶现象所以发生的原因，才能确定它们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所生坏影响的程度。也只有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我们才能透过丑恶的极权外表，去看清楚这些制度把社会主义生产力到底提高了还是压低了，去看清楚对于极大多数的群众而言，那些国家里经济文化的水准是提高了还是压低了。只有当我们如此这般地研究过、确定过与看清楚了之后，我们才能断定，到底这些国家，对于人类的整个进步说来是正数还是负数，是“比资本制度更坏的旧制度”呢，还是一些堕落的（或“歪曲的”）工人国家，因而在基本上仍有可能变成为较优于资本制度的新制度？
如果不做这样的研究和分析工作，只凭了那些国家中民权的被推残，便肯定它们是法西斯一类国家，是比资本主义更不如的制度，更由此而站在民主帝国主义国家一边去反对那些“法西斯国家”，或者在二者的对抗上采取中立态度，这，据我看，都是有背乎人类进步的趋势，都是反动的。
然则，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来了解与研究这些工人国家的官僚化的堕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办到。此地我不想多谈，只想给你们以及《七十年代》的读者们介绍一本适当的书：《被背叛的革命》，这是里昂·托洛次基著的。托氏是个怎样人物，你们谅必知道，他是缔造苏联的二大领袖之一，另一位便是列宁。托氏比列宁不幸，他是比列宁多活了十六年，但在这个期间，他被人从政权的顶峰打下来，被开除出党，被放逐出他亲手缔造的国家，晚年又过着流亡与被迫害的生涯，最后还被他的政敌史大林所谋杀；不过他又比列宁更为幸运的，因为他有机会见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如何堕落，如何官僚化，如何以相反的极端体现了列宁关于建立新国家的诸原则。他不但有机会见到了这一切，并且还应用他广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以及他精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了这些为列宁所不及见的人类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他不但做了研究，而且给我们提供了满意的解释和解答。这些解释和解答，构成了托氏三十年代大量著作的重要部分。托氏有关堕落的工人国家的全部研究及其成果，无疑是列宁国家学说的继续，是此一学说在新条件之下，根据了新经验而完成的一种光大和发展。
《被背叛的革命》是托氏对史大林官僚统治所作第一次全面的研究。作者从肯定十月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出发，完全以客观材料为依据，不让自己悲愤感情起任何作用，极冷静与极公正地证明了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为何与如何堕落到当时的地步，确定了它在哪一方面仍有其进步意义，在哪些方面已属反动；他又确定地指出了：为了人类真能走向理想社会起见，我们对于苏联仍属进步的东西应该如何保卫，对于反动的东西应该如何反对。简括地说，托氏在该书及后来继续写作的文字中，确立了这样几个意见：1、因为俄国原有经济基础的落后，又因为十月革命发生于全世界（尤其是先进国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而相继失败，以致苏联的工人政权逐渐让右派官僚掠夺了去，使这个政权可怕地堕落了；2、只因这个堕落还不曾将国有财产制度取消，而且那个新生的官僚阶层正是立足于国有财产制度之上的，所以它在基本上并不曾发生资本主义的复辟；这个国家应该说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3、要将这个堕落的工人国家恢复成健全的工人国家；通过改良办法是无望的，必须经过一次政治革命，即必须经过一次不触及经济基础、仅仅为政治民主化而斗争的革命；4、要进行民主化的政治革命，必须提出一个完整的民主斗争的纲领——这个纲领里包含了一切为劳动大众争取民主与自由的要求，它还特别提出了给苏维埃中各个政党以合化法的要求；5、如果这些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战争，全世界的革命者还是应该保卫这些工人国家。
托氏为苏联提出的这些意见，基本上，我认为也同样适用于战后兴起的其他按照史大林主义建成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希望诸位能详细研读《被背叛的革命》，也希望你们能阅读托氏有关此一问题的其他作品。你们可以同意或不同意他对工人国家官僚化的解释，也可以同意或不同意他对如何防止革命政权堕落办法以及他所指出的政治革命的方针和纲领；但是我相信，只要你们真正不满意这个现有的资本制度，同时你们又真的要为较佳的理想社会而斗争，那么你们绝对不能忽略像托氏那样人物所作出的研究及其所提出的结论。
两种不能分开的斗争
我的信写得太长了，必须赶快结束。
总括起来说，我的意思不外乎如此：目前全世界的人类，大体上可以说是分别受着两个制度的统治（我们暂且不提那个所谓第三世界），一个是资本主义的统治，另一个是所谓社会主义的统治。资本制度是日薄西山了，它陷于垂死的痛苦挣扎中；可是在自命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地方，那里虽然已经推翻资本制度，代之而兴的却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官僚专政。在这样的情形中，历史事实上给我们，给一切力求进步的人们，提出了两个巨大的任务：第一个，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去推翻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这统治在目前仍旧是人类进步的最大阻力），加速它的死亡，以便让整个世界较少痛苦地转入社会主义。第二、要进行政治性的争民权的革命去打倒“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官僚统治，以便堕落的工人国家恢复为健全的工人国家。
这两个任务，可说是趋向同一目标的两条道路，其总目的便是要实现全世界健全的社会主义。这两种斗争是相辅相成的，它们性质虽异，但是密切联系，二者不能分离。因为，如果只讲社会主义而不讲民主权利，势必要助长共党国家中官僚极权的气焰，反之，若只讲民主斗争而排斥社会主义革命，结果则必然要落入资本主义的陷井。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政治民权革命，如果形象一点来说，乃是目前历史前进的一辆二轮车；这两个轮子中缺少任何一个都会使车子倾覆的。它或者会堕入官僚独裁的深渊（这个深渊的名字叫做史大林主义）；或者将跌落资本剥削的悬崖（这个悬崖的名字是帝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不管前一情形或后一情形，其结果总要使历史停滞或倒退，总是要使人类文明衰败或破灭。
朋友们，在这样的历史任务之前，你们到底准备做出怎样的决定？你们愿意驾着双轮车飞驶前进呢，还是愿意站在独轮上甘心倾跌？两年的摸索已经不算太短，是你们决定基本立场的时候了。从杂志过去所登的文字看来，你们向“左”转而堕入深渊的危险并不大，比较大的危险倒是你们因为厌恶史大林主义（＊＊＊主义，是史大林主义的一个变种）而根本排斥社会主义，因而使你们右边的独轮向前急转，将你们冲下那百丈悬崖去。
发表《杀人盈野的暴行》，据我看，乃是右轮急动的一个危险的信号，也许我的疑虑有点多余，也许那篇文章的发表不过是一件偶然的事。只是我爱《七十》，我对诸位怀抱理想的年青朋友寄以莫大希望，看到了这样信号，自不能默然而息，不得不向你们坦率地提出警告。但愿你们坐稳在上面所说的轮车上，不要再给那些极端反动的所谓“研究”开放绿灯。
也许你们还会这样说吧：《七十》登载不同意见的文章，因为我们坚信自由主义的原则，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一定立场，我们仅仅给任何方面提供一个“公开论坛”。
如果你们真的这样想，那请容许我征引法国那位伟大的自由主义者的名言：“我不同意你们的意见，但我要为你发表意见的权利而斗争。”（意思如此，文字容有出入。）这名话里包含着两个要素的：第一、自己先得有确定的意见；第二；允许不同意见者有发表的权利。可是你们的情形不同。当你们发表美国参议员这篇“研究报告”之时，却并不表示你们的意见，仅仅给了对方以发表的权利。这样做，那是连与古典的自由主义原则都不相符的。
临了，希望我这封冗长的公开信能够不加删节地在《七十》上登出来，希望能引起读友们的兴趣，并进行比较深入的讨论。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 香港
[1] 这句话的含义很不清楚，也可能有这样的意思：中日战争时期为共产党所杀的中国人与日本人，但这样的数字又怎能计算得出呢？
[2] 1914年大战发生后，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几乎一夕间变为自己祖国的保卫主义者，只有一小部分人仍旧坚持国际主义原则，于1915年9月集会于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得，号召各国革命者联合起来反对战争。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大师，当真正革命到来时所表现的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