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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纲领》二十年
王凡西
《过渡纲领》以1937年9月在第四国际的成立大会上正式通过，作为新国际的基本文件，迄今已整整过了二十个年头。（按：本文作于1958年9月）这不是平静的二十年。它乃是一个空前的多变的时代。
在这期间，人类经历了一次波及世界的大战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政制失败了；中东欧洲成立了一系列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国国民党统治垮了台，中共取得了全国政权；英法治下的古老殖民地纷纷独立；世界主要分成了两个营垒：一个以美国为首，另一个由苏联领头；这两个阵营用了二十年前无法想象的神奇武器，正在积极准备一场实际可以毁灭人类的大屠杀。
二十年来如此巨大和激烈的变动，是否要使我们检讨一下自己的纲领呢？换言之，写成于这些变动之前，对二十年前世界与社会的关系说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基本立场。到今天是否仍旧完全正确？
《共产主义宣言》发表于1848年，到了1872年，即过了二十五年之后，马克思与恩格斯给新版《宣言》写了一篇序文，就说「宣言中某些次要的段落已经不合时了」，只因它已成为历史文件，他们没有权利修改原文。
1937年，托洛茨基给《共产党宣言》的南非文译本作序，即那篇有名的文章《共产党宣言九十年》（原名《今天的共产党宣言》），其中有如下的一段话：
「如此，我们看见了这二位青年作家合写的那个很短的作品，对于解放斗争的最重要的与最迫切的诸问题，至今仍旧提供着无可代替的指示。在这方面，此外有什么书能够和《共产党宣言》稍稍相比的呢？不过这非说，有了九十年来生产力的与巨大的社会斗争的空前发展之后，《宣言》既不需要什么改正，也不需要什么补充，革命思想与偶像崇拜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纲领与预断是要在经验的光照之下试炼与改正的，这乃是人类理性的最高准则。《宣言》也需要改正与补充的。不过，诚如历史经验的本身所证明，这些改正与补充如果想做得成功，只有依照着《宣言》本身所依据的那个方法来进行。我们将在某几个最主要的地方试行做这工作。」
接着，托洛茨基就指出了八点应该改正和补充的地方。
我们同意托洛茨基所指出的改正意见和补充意见，我们也需要学习他对《共产党宣言》所采取的极度尊重而又非偶像崇拜的态度。
同样态度，我以为我们应该用以对待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
我年来因为生活和外界隔绝，消息很不灵通，以致无法清楚我们的海外同志们，曾否做过这个工作。我希望他们曾经做过，不然，希望他们正在或即将做这工作，以便在将来的正式大会上，确定一个更为合时与精益求精的纲领。
下面一些意见乃是我个人几年来想到的，认为必须做的一些「改正和补充」。
《过渡纲领》第一章，即〈社会主义革命之客观的先决条件〉，我以为在基本的分析上完全保持其正确性，也许今天比二十年前更正确了。说「世界政治的整个形势，其主要特点在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一种历史性的危机」，此一对人类世界现有病症的总诊断，绝不因二十年来许多国家中共产党之当权而有所失效，也不因法西斯政制之倒台而有所不同。一方面，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避免战争的能力」，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更微乎其微了」。它们已经让自己的绝症逼成疯狂。另一方面，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集团们则以其专横罪恶的官僚手段，在他们的国内以及全世界，拚命败坏社会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的信誉，以致世界无产阶级不能坚决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来防止那个「威胁全部人类文化的」大灾难，不能根本与干脆地推翻全世界的资本统治。因此，今天还是和二十年前一样，「人类历史的危机还原为革命领导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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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无产阶级及其领导〉。其中有一主句如下：
「横在前革命时期转变到革命状态道路上的主要障碍物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机会主义性质。」（加重圈是我加的——山）
其中又说：
「共产国际之确定地走到资产阶级秩序方面去，它那遍及全世界，特别是在西班牙、法国、美国以及其它「民主」国家中之无耻的反革命作用，已给全世界无产阶级产生许多特别的附加的困难。」（加重圈是我加的——山）
这两段引文中所表示的思想，我以为成了问题，因为二十年来的历史告诉了我们相反的事实，使我们必须加以思索并予以改正了。
「共产国际」，即全世界的斯大林党，二十年来起过了，而且至今还起着「无耻的反革命作用，给全世界无产阶级产生许多特别的附加的困难」，那是无可否认，千真万确的。但它们和第二国际不同，它们的反革命作用并非主要地在于「机会主义性质」，它们并不「确定地走到资产阶级秩序方面」。它们对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所犯的罪恶是在另一方面，在于官僚主义性质方面。
《过渡纲领》将改良主义政党和斯大林党等量齐观，认为在本质上二者都是机会主义，其罪恶同样为确定地替资产阶级服务。今天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由于它，我们做过了许多关于斯大林党将堕落成资本主义秩序党的预言；由于它，我们相信了苏联如不经过革命的更生，战争中出来多半会成为常规的资产阶级国家；由于它，我们无法了解中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由于它，使我们不能事先预见与事后了解中共的胜利以及胜利后的发展。
斯大林党的罪名中无疑要包括机会主义。但机会主义不是它唯一的本质，也不是主要的本质。在回顾中，我们可以说，只有在「第三时期」（开始于1929年秋冬）以前的斯大林主义，即表现为中国革命中的「四阶级联盟」，英国大罢工中的「英俄委员会」以及苏联建设方针中对富农与新资产阶级让步的那个斯大林主义，才是典型的，与第二国际并无二致的机会主义。自从进入30年代之后，斯大林主义在国内外事变的打击下，虽然是时左时右地蹒跚前进，但不管它有时右得如何无耻，其机会主义的一面却不再是战略性与原则性的，而主要是策略与作为手段的了。30年代以来的斯大林主义的最大罪恶，不论它在苏联之内或苏联之外，都应该说是官僚主义而非机会主义。斯大林党非但没有确定地走到资产阶级秩序方面去，而且以它特有的「犬儒主义的」方式，阴险毒辣的官僚办法（他们用这办法代替或控制群众革命运动），去反对资产阶级（同时反对其它反资本主义的政党——特别是第四国际）。斯大林党的改良主义与其说是骗子手里的迷药，毋宁说是披在豺狼身上的羊皮：它帮助资产阶级来麻醉群众的用意小，松弛资产阶级警惕的用意大。当然，遇到不受他们控制的革命群众时，他们是宁愿跪伏在资产阶级面前藉以破坏革命的；但即使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还不是确定地站在资本主义方面，因为形势一改变，他们又会和资产阶级作对。
古典的改良主义为了保护资本制度而瘫痪革命，破坏革命。它确定地站在资产阶级秩序方面。
斯大林主义则为了争夺与确保它对革命群众的官僚控制，为了保证革命只在他们的官僚控制之下去打击资本主义，因之有时不惜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破坏革命，有时则促使革命胜利以推翻资本制度。它并不确定地站在资产阶级秩序方面。改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所以有这个不同。乃由于它们各自的来源，背景与阶级基础的不同。
改良主义的根生长在资本制度里，斯大林主义的根则一大半长在苏联那种新制度里，一小半则长在各该国的现存制度（资本主义的与前资本主义的制度）里。改良主义派的身世与性质比较简单明白，他们是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获得超利润所造成的劳工贵族，后面跟着一大批中下小资产阶级，以及好一些不觉悟的工人群众。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忠贞反对派，但决非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死敌，他们自称「社会主义者」，但他们只要求存在于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基本利益与资产阶级一致，因此他们确定地站在资产阶级的秩序方面。
斯大林主义主要是苏维埃国家经历了可怕的官僚化堕落后所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它首先是苏联30年代前后逐渐结成的那种新现实的概括化。苏联的那个新现实，不管我们称它做什么制度都好，总之不是资本主义的，而以集体的财产所有制为其基础。这个「主义」的负荷者与实行者也是一种贵族，甚至也是从劳工中间产生的贵族，但他们与改良主义的［贵族］根本不同，因为前者是集体财产的控制者与剩余价值的支配者，而后者则始终是资本主义财产的拥护者与资本家利润的分肥者。因为这个不同，斯大林主义根本上反对资本制度，改良主义则根本上拥护这个制度。
苏联以外的斯大林主义运动，也充分反映着这个不同于改良主义的特点。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他们多少代表着比较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因而是较不贵族的无产阶级；在落后国家中，因为资本主义力量薄弱，根本没有改良主义的物质基础，因此群众的改良政党无法存在，革命的群众便都趋向了斯大林主义。诚然，无论在高度发展的或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斯大林主义并非一贯坚决地反对资本制度，他们有时很左，有时却右得比古老的机会主义者更无耻。他们或左或右的摇摆，我们知道，一向是随克里姆林宫的官僚外交政策的转变而转变的。我们一向着重了各个斯大林党为克里姆林宫服务这一面，却过低地估计了它们在各该国内部代表着比较更反资本主义的群众这一面。我们虽然不曾和右派社会党人与思想上完全离开第四国际的某些过去托派一样，把各国的斯大林党视同希特勒时代的第五纵队，却总过分强调了它们对克里姆林宫的依存性，过分忽视了它们在各该国群众中的基础。因此，当它们向左跳跃时我们说它们是莫斯科官僚向帝国主义榨取让步的一些工具（这自然是事实），当它向右急转时，我们就说它们已完全和改良主义合流了（这却不曾成为事实）。
二十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斯大林主义不曾成为，而且不可能成为十足十的改良主义。
这儿的基本原因是托洛茨基在《斯大林传》中指出的：「资产阶级这个统治在全世界已被证明为陈腐的了」，因此，虽然彻底堕落了的苏联国家却终于不曾恢复资本主义，相反，它更在集体财产的新形式上巩固起来；也因此，部分代表了苏联官僚利益的外国斯大林党亦不曾彻底资本主义化，而它们所代表的另一部分本国群众利益，亦根本不许它们改良主义化，因为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都愈来愈少改良可能了，它们愈来愈不能和部份劳工同享利润了。
世界资本主义越显得陈腐与危殆，苏联就越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主义也就越不会和改良主义合流。如果二十年前我们还不能作出这个肯定，那末今天，当资本主义世界更是日暮途穷，死征毕露，而所谓「社会主义」世界则日益强固，处处占先之时，我们是必须把这个认识肯定下来的。在今天，我们若仍坚持《纲领》上的旧立场，宣布：无产阶级领导（包括斯大林党）的「机会主义性质」为「主要障碍」；断定斯大林党「确定地走到资产阶级秩序方面」，显然是不符实际的了。
《过渡纲领》对斯大林主义的此一认识，现在必须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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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改正了这个认识，那末表现在《纲领》第十三章〈工农政府〉中的看法，亦须随之改正。《纲领》说：「第四国际控告那些无产阶级传统组织的主要罪状便是它们不愿和资产阶级的政治的半死尸割裂开来。在这种条件之下，有系统地向那个旧式领导提出要求：「与资产阶级破裂，夺取政权！」就是暴露第二第三及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叛卖性质的最重要的武器。」（见中文译本第三十五页）这个意见，今天看起来是显然过时了。历史告诉我们，「第三国际」，即各个斯大林党，只要有可能的话，即是无所不用其极来夺取政权的。他们虽然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幽灵们拥抱跳舞，而其用意和目的显然跟第二国际的完全不同。中共和「民主党派」的「联合政府」表示得非常清楚，斯大林党之所以要这样做，无非是一种「民主姿态」与「民主策略」，并不像我们《纲领》所指出的：想「给『工农政府』（亦可读作『联合政府』——山）的公式以一种完全不同的，纯『民主的』，亦即资产阶级的内容，拿它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的，如果我们承认斯大林党的官僚专政仍可算是某种意义的无产阶级专政，那末我们应该说，斯大林党今天的「工农政府」或「联合政府」口号，不但与1917年的孟雪维克派路线不同，而且也与1936年前后的「人民阵线」策略不同，他们越来越将它（随着资本制度的急剧衰落与官僚们自信的增强）变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伪装与掩饰了。
过去，我们中国的乃至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正是为了纲领上的此一意见，以致对中共的胜利及其后果做了不正确的判断与推测。我们曾经肯定说：中共不能够，甚至不愿意打倒国民党与夺取政权；等它在全国范围内胜利之后，我们又说他们始终不愿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半死尸割裂开来，又预言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要对资产阶级让步。我们的判断与推测显然都落了空的。因此，迟些总比永不好些，今天在回顾中，我们必须把这个认识改正过来。
《纲领》同一章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如下：
「……人们却不能事先便绝对否认它（即组成反资产阶级的工农政府——山）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在完全例外的条件（战争失败、财政破产、群众革命的压迫等）的影响之下，小资产阶级政党，包括斯大林党，也会出乎他们的意愿之外，沿着与资产阶级破裂之路走得更远一些的。但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不容置疑的：即使某时某地这种极度靠不住的变态成为现实而依照上述意义的『工农政府』在事实上建立起来，它也只是代表真正无产阶级独立道路上的一个短促的插话而已。」（见中文译本第三十八页）
中共的上台，事实上正是实现了《纲领》没有「绝对否认的可能性」。它确乎是在「完全例外的条件（战争失败【对中国而言，「失败」两字应读作「惨胜」】、财政破产、群众革命的压迫等）的影响之下」，与资产阶级国民党破裂的。中共的胜利也确乎出于毛泽东们的意料之外。这个预言，充分表示了《纲领》的主要起草人托洛茨基的精微的洞察力，他将理论应用于实际时的周详审慎。（顺便说一说，假使我们以前曾经深切地领会了托洛茨基的这层意见，我们将不会在中共的胜利面前如此地张惶失措了。）不过，不管这个意见显得如何地精致敏锐，只因它基本上还是将第二第三两国际视成一物的，以致在新的光照之下，我们仍须加以改正和补充。中国的「人民政府」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它在事实上建立起来，它虽不立即过渡到我们所了解的那种无产阶级政权，却并不退回到资产阶级专政，并不像老机会主义者那样拱手让渡政权给资产阶级。相反，他们却是横蛮地，贪婪地，不顾一切地，全部由党官僚控制地，想把这个「人民」，政府实际上成为他们所了解的「无产阶级政府」，而更重要的，它在事实上也做出了不少确乎只由无产阶级政府才曾做过的事情。
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在许多方面不同意中共的做法，但没有理由责备他们不和资产阶级决裂——而这个责备，恰恰是《纲领》宣布为斯大林党的主要罪状的。
我们必须改变这个立场：如果我们要自己有一个坚固的立脚点去指控斯大林主义，则首先必须声明斯大林主义根本罪恶如今已不是（其实30年代后期以还已是如此）[1]改良主义，而是它的官僚主义；其罪恶不在于他们不肯和资产阶级破裂，而在于他们跟无产阶级的破裂与对立。否则，在今天胜利了的斯大林党之前，在与资产阶级破裂了的斯大林党之前，我们便失去一个主要的存在理由了。
斯大林主义的前期机会主义与后期机会主义为什么有这个不同，那是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了：第一，苏联国有经济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官僚等级的增强；第二，世界资本主义力量之相对的与绝对的减弱。
然则托洛茨基当1937年起草《纲领》时候为什么没有看到和指出这一点呢？是否他见不及此？
我以为问题不应该如此简单地回答。斯大林主义并非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它乃是官僚们在经验主义摸索中对客观的一些盲目的适应。斯大林主义本身绝对不含有反对机会主义的保证，它之是否会愈陷愈深地走上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道路，首先要看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命运及其对苏联新经济制度的相对比重来决定的。而正是这一点，在30年代末期，即使托洛茨基也还未能肯定的。因为资本主义处在垂死挣扎中（马克思在一百年前就下了这一判决的）固然是事实，但它的余威是否尚能迫使斯大林主义「确定地」为资本主义服务，却仍须待事实证明。因此，托洛茨基当时采取比较谨慎与「保守的」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不过经过了二十年的证明，垂死的资本主义的余威，即使在赤裸裸应用暴力的战争条件中，亦不能压迫苏联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不能迫使斯大林主义确定地走上改良主义道路，却已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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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来研究《纲领》中关于苏联的一章。
《纲领》对于苏联的性质，作了社会性的与政治性的两种诊断。社会性的：「它仍旧是一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政治性的：「具有一种二者择一的性质；或者官僚制度愈来愈成为世界资产阶级在工人国家中的一个机关，它将推翻财产的新形式，且将国家推回到资本主义；或者工人阶级将推翻官僚制度，开启到社会主义之路」。（见中文译本第45页）
我个人曾怀疑过那个社会性质的诊断。在1950年写成的《苏联研究》那本小册子中，我认为苏联已不能算是工人国家，而应该称之为官僚阶级的国家，它以集体财产为基础的。不过这一点，经过以后几年的继续思考，并参证了中国与其它共产党国家的经验，我放弃了这看法，又回到《纲领》上的旧立场。因为要彻底废除私有财产制确实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或至少将合于无产阶级较远的历史利益的一种革命——虽然其领导在社会成分上说并非真正无产阶级的。因此，一个确已取消了私有财产制，且以坚决的步子依着集体所有制发展经济的国家，不管其政权操在专横的官僚手里，却仍该称之为工人国家，自然是堕落的，有病的或变态的工人国家。
《纲领》上这个诊断，我以为仍旧正确。
至于那个二者择一的政治性诊断，我却认为不再适合了。二十年来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斯大林党不曾确定地走向资产阶级的秩序。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当然不是因为斯大林主义「一贯的忠实于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而是因为世界资本主义走进了真正的断头巷，竟使苏联的发展没有二者择一的余地，它只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虽然它未能抛弃跋扈、专横与浪费的官僚统治。
二十年前，世界资本主义在垂死挣扎中究竟尚能发挥出多大政治的、经济的与思想的压力，乃是颇费猜度的问题。《纲领》上假定苏联的前途二者择一，自有理由。不过今天的情形已大大不同。以美帝为首的百孔千疮的半个西方世界，要想凭着压力（即使连战争压力也计算在内），并以斯大林党为代理人，把苏联推回到资本主义，则毋须作深刻的研究，仅从表面的种种关系看，就可以说已很少可能了。
《过渡纲领》的此一诊断因此必须改正。
我们应该说：以苏联为首的那一群工人国家，今后甚少可能屈服于资本主义的压力之下，使自己放弃其新的财产形式。相反的情形倒是更为可信的，即：统治着此种国家的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等级，为了他们自己特权地位的提高与增强，为了他们所自信的那种社会主义，为了对抗世界资本主义的进迫，势将继续应用，并且更甚地应用官僚方法来发展他们脚下的集体财产，并将此一制度推广到更多的地区。这些官僚等级今后将依照国家单位而非国际范围地，只顾官僚特权而绝不顾到劳动者利益地，来建设「社会主义」，来对抗乃至打倒资本主义，因此造成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矛盾，造成官僚统治者与劳动生产者之间的矛盾。
这样的发展并非由斯大林主义官僚们的意图或愿望促成，主要乃由于半吊子式的无产阶级革命所造成的各个半吊子式的（堕落的与变态的）工人国家这个客观现实所促成。因此，民族的「社会主义」，官僚的工人国家，这两种非常矛盾的观念，却在未来一个短时期的人类历史中，多半会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实。我们给苏联与其它「人民民主国家」作社会性与政治性的诊断，首先应当着重这个现实。
第四国际分子在这些国家中的政治任务，主要应该依据于这个现实来规定。而依据了此一现实所能得出来的政治任务，毋须说，是集中一切来反对斯大林党的官僚主义，而不是反对他们的机会主义。反对他们建设社会主义时候的错误的与罪恶的官僚主义，而不是反对他们对国内外资本主义投降的机会主义（这种主义至多表现在他们对西方国家外交谈判的买卖上）。
《纲领》对于苏联官僚等级的内部派系，有如下的描写：
「官僚内部的革命分子只是极小的少数，他们消极地反映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利益。不断生长的法西斯反革命分子，以更大的一贯性来表现世界帝国主义的利益。这些准备充当买办角色的候补人的见解，并不是毫无理由的。他们认为新的统治层只有同化于「西方文明」，即在资本主义的名义之下抛弃国有化、集体化和对外贸易独占权，才能保障他们的特权地位。在这两极之间还有一些中间的散漫的孟雪维克——社会革命党——自由派的倾向，这些倾向都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归趋。」（中文译本第45页）
这个描写显然根据于斯大林主义确定地走向资产阶级秩序这一认识。因之，正和这个认识一样，此一描写也被证明为不甚正确的了。官僚等级中反映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利益的革命分子当然是极小的少数；但法西斯反革命分子却并非不断生长，因而也不可能占据多数。想同化于「西方文明」的官僚们无疑是不少的，但他们不曾，也不能在那个统治层中占取上风。而在这两极之间的「中派」，始终以斯大林本人为代表的，却不是散漫的，并非以资产阶级民主为归趋的，他们是官僚层中起决定性的一派，其整个努力是要在国有化的财产基础上，加强官僚的统治，他们可称之为「官僚集体主义者」。[2]〔注一〕
本章结尾处，《纲领》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革命要求。这些要求，非但没有一个已被证明为不对或过时，且因斯大林党统治的国家增多，其丑陋的面目遍及了半个世界，所以越发见得它们的新鲜及时与正确恰当了。它们不仅会被苏联新的政治革命采作纲领，而且在中国与其它「人民民主国家」中，亦必将成为群众反官僚的旗帜。
然则，被我们认为过时或不正确的分析如何会得出及时的与正确的答案来呢？其原因我觉得在于本章里前面的「诊断」和后面的「处方」并不一贯。所有这些要求的都是「社会的不平等」与「政治压迫」，即反对斯大林党的官僚主义，而非机会主义。[3]
要求的依然正确，恰恰帮助我们去领会诊断的未曾正确。
「苏联革命的新的高涨，将无疑地在反社会不平等和反政治压迫的斗争的旗帜下展开。打倒官僚特权！打倒史达哈诺夫运动！打倒苏维埃贵族及其等级！给一切劳动形式以更大的工资平等！」
「争取工会及工厂委员会的自由，争取集会权利和出版自由，这种斗争将在争取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民主的斗争中展开。」
「苏联官僚以希特勒和戈培尔式普选权的虚构，来代替苏维埃这个阶级的机关。现在不仅须恢复苏维埃的自由的民主形式，而且还须恢复它的阶级内容。既然过去曾禁止资产阶级及富农参加苏维埃，那末现在就必须把官僚及新兴贵族逐出苏维埃。在苏维埃内只能给工人，集团农场下层分子，农民及红军兵士的代表以位置。」
「如果不给苏维埃中的各个政党合法化，那就不能使苏维埃民主化。工农将由他们的自由投票来表明他们所承认的苏维埃政党是那些政党。」
「根据生产者及消费者的利益，从上到下，修正计划经济！工厂委员会应该恢复管理生产的权利。根据民主方法组织起来的消费合作社，应监督生产品的品质和价格。」
「按照参加集体农场的工人意志和利益，改组集体农场！」
「应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策来代替官僚底反动的国际政策。公布克里姆林宫的全部外交情报。打倒秘密外交！」
「特尔米多官僚导演的一切政治审判案，在完全公开、坦白和正直的辩论的光照之下，重新审定。只有被压迫群众的胜利的革命暴动，才能恢复苏维埃政权，并保障它向社会主义作更进一步的发展。现在只有一个党能够领导苏维埃群众暴动，这个党就是第四国际党！」
「打倒该隐——斯大林的官僚集团！」
「苏维埃民主万岁！」
「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党万岁！」（以上所有的加重点都是原有的——山）
二十年前后世界情势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由那时的一个苏联，变成了目前的许多个「苏联」。因此，那时只牵涉到世界六分之一土地的问题，现在扩大到几乎半个世界了。在新成立的共产党国家中，虽然基本上犯着和苏联一样的毛病，因之适宜于采取本章所列的一切过渡时期要求；但这些国家中的矛盾至少在形式上是不尽相同的。又因各自社会的与历史的条件不同，共产党政权所造成的矛盾显然有民族的差异。再，我们从南斯拉夫、波兰与匈牙利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中还有国与国间，民族与民族间的剥削和压迫的矛盾。对于所有这些矛盾，我们未来的新纲领中，应加以充分阐明和提出解决方法的新要求。
新纲领（不应就《过渡纲领》加以补充修改，而应依照它的方法重新起草[4]）的整个结构，不用说，也应随世界情势之变动而变动。在《过渡纲领》中，苏联问题仅仅是全书二十一节中的一节（当然这数字并不表示苏联问题在纲领中所占重要性比例），在未来的《纲领》中，关于共产党国家的问题，无论篇幅或内容方面，都应该得到与资本主义世界诸问题的同样重视。因为今后，全世界的「除旧」问题（即推翻资本主义）与它的「布新」问题（即打倒斯大林党的官僚统治并真正走上社会主义之路），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两组问题异常密切地联系着，它们相互影响，互为因果。
我们只要想想这一点就够了：今天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多数工人与下层小资产阶级，所以仍旧拥护或容忍资产阶级统治者，由于他们迷恋资本主义的「好处」者少，由于他们眼见到斯大林党在其所统治的国家中，施行丑恶的官僚制度，因而憎惧了社会主义者为多。如果今天存在于小半个世界的乃是像苏联初期那样健全的工人国家，那我们毫不夸张地可以说，仅凭它们精神上的影响力，已足使垂死的资本主义世界失去基础了。
在这个意义上说，打倒斯大林官僚主义的任务，实质上就是在帮助着打倒资本主义这个任务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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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反对帝国主义与战争的斗争〉的一章，基本立场，都仍然正确。只因未来的大战主要将发生于帝国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国家（依据我们的看法，这些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说，乃是工人国家）之间，与上一次战争双方主角之同为帝国主义者不同，故在许多方面，它也需要改正和补充。
反沙文主义斗争，对第二国际诸党及其所影响的群众说，当然仍构成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但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斯大林党及其群众说，这却不成其为问题了。或者更正确些，应该说，将以不同方式提出问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下次战争发生前及其进行期间，必然要遭受严厉镇压，它们必然转入地下，从事怠工，破坏乃至全面武装暴动的斗争。在此等条件中，斯大林党及其群众自必有一部分受该国爱国主义的影响，脱离斯大林党，保卫他们的「祖国」。这部分人将不再是传统式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而将是帝国主义的公开走卒，因此不在我们讨论之列。在未来战争中，与苏联交战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整个地，或其中重大部分，以共产党名义来保卫资本主义的祖国，这可能性据我看来非常微小。这些共产党多半将是十足的失败主义者，采取极左的与盲动的政策。
《纲领》正确地指出：「我们对战争的政策是由两个要素构成的：一、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采取不可调和的态度，二、能够把党的政纲放在群众本身经验基础上的能力。」战争中斯大林党对革命所能犯与必将犯的一个错误或罪恶，多半是关于第二个要素而非第一个要素。受克里姆林宫命令与由他们自己的信念，他们多半将担负起保卫苏联与其它共产党国家的任务，这立场在基本上是与我们一致的。但为了不顾一切地完成这个任务，他们却多半不会采取「放在群众经验基础上的」「政纲」，即多半会实行远离群众的盲动路线。又由于他们年长月久的思想和实践的习惯，一定会加倍地发挥官僚作风，特别残忍地实行恐怖手段，以此摧折广大群众的反战革命。
斯大林党以世界革命服从纯军事的保苏联的斗争；我们则一定要坚持把保卫苏联任务服从于世界革命任务。
我们新的《纲领》必须把这一个革命战略的原则性的不同点，着重而具体地规定下来。
我们的新纲领还必须郑重地指出：世界战争，即使是含有阶级斗争意义的世界战争，也不能代替世界革命。各国的资本主义统治，只能在各该国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打击之下，才能被彻底推翻与根本消灭。外国（工人国家）的军事胜利，纵然打垮了某一国的资产阶级政府，也不能意味着该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相反，军事征服常常只能给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在群众中培养力量，给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带来新的困难。当全世界的斯大林主义者（包括大量真诚的共产主义者）愈来愈陶醉于苏联的武力时候，我们指出战争与革命的关系，指出二者之间的重大差别，是十分必要的。在这里我们还必须竭力反对克里姆林宫将反动的官僚制度藉战争力量强加于别国劳动阶级头上的企图。
《纲领》说：「在战争中援助殖民地国家或苏联，无产阶级丝毫不能与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或苏联的特尔米多官僚相结合。相反，他们要对这两者都保持政治上的完全独立。革命的无产阶级给进步的与正义的战争以助力，可赢得殖民地和苏联工人的同情，可增强第四国际在那些地方的威望与影响，且增强它的力量，俾得推翻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与苏联的反动官僚制度。」（中译本32页）
这个立场在未来战争中也仍旧正确。不过今天苏联已经扩大成「以苏联为首的阵营」，有更多的劳动人民处在官僚制度之下，有复杂的关系发生于这个阵营之内，有多样的「内部矛盾」形成在各个共产党国家之中，因此，第四国际分子在未来大战中如何完成一方面的保卫和另一方面的革命，新《纲领》应提出更具体与更详细的口号和要求。这些口号和要求，我以为应该分为两类：一、普通适应于这些国家的；二、特殊适应于某一国家的（尤其如南斯拉夫）。
在第四国际的第二次大会上，曾经提出了一个总口号：「不要华盛顿，不要克里姆林宫，但要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口号，亦可说我们对于两大阵营的基本立场，我以为应该写进新的纲领。不用说，这口号应随伴着明确的说明：它并不等于在双方采取失败主义政策。对美国阵营固然是失败主义，对苏联阵营却是革命的胜利主义，——正为了要确保此一胜利，万不能不踢开克里姆林宫所代表的那些官僚等级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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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纲领》关于无产阶级武装的一章，非但迄今仍旧正确，而且越来越显得正确，其重要性也越来越大。由于资产阶级国家的法西斯化与军事化，以致几乎每一次「阶级斗争不可抗拒地倾向于转变自己为内战」。托洛茨基就教训我们说，在每一次罢工中，都要设法组织罢工纠察队（它是无产阶级军队的基本细胞），宣传建立工人自卫团的必要。当群众运动到达一个新的高潮时，就要「按照邻属，城市，区域」统一那些自卫团，并进而着手工人民军的组织。《纲领》着重地指出：「无产阶级的武装是与它的解放斗争伴随而生的一个必要的因素。」这一章的结尾处，它要求第四国际各支部保持一种领导权，去寻找武装的道路和手段，以便武装无产阶级。
上述种种，必须保留在新纲领中，甚至对它们的重要性还应加以发挥。不过根据第一次战争时期以及战后世界上重要地区的许多经验，我认为有一个新的意见应该补充进去。《纲领》所述，乃是托洛茨基的，亦即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见解。它认为无产阶级武装一定要依循这样一条成长道路：罢工纠察队——工人自卫团——工人民军——红军。这道路实际是历史上第一支无产阶级军队，苏联红军的诞生史。此外有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曾经发展到内战程度，后来虽然失败，但总是形成过无产阶级军队的，其产生的经过亦是如此。因此，托洛茨基曾经给红军下过一个定义，它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军事表现」。不经过工人的阶级斗争不可能产生工人的武装队伍，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便没有无产阶级军队。这是我们的基本见解，当然是正确的见解。
不过新的经验告诉我们，这并非是无产阶级觅取武装的唯一道路。
在非民主的国家中，在落后国家中，在战争条件中，特别是在敌国军队的占领之下，我们上面描写的那条唯一的道路，证明出是甚难实现的。实际的阶级斗争的逻辑，将革命者逼上了另一条非传统的[5]武装斗争的道路。我们看见了欧洲纳粹统治下面的抵抗运动，看见了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这些武装斗争并非以工人阶级为主力，而是以农民及一般小资产阶级为主力的；它们处于资产阶级的，或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资产阶级领导的游击队当然没有革命意义，它们仅仅是战败一方帝国主义的辅助力量。等到战争形势转变之后，这些军队就发挥了彻底反革命作用。不过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情形是不同的，它们时多时少地实施着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政策，利用一切机会扩大自己的力量，结果是，至少在南斯拉夫、中国、北越三地，共产党就是凭这些武力获得政权，并实行反资本主义革命的。
今天我们如果承认南斯拉夫、中国以及北越是某种意义的工人国家，如果承认它们所实行的是反资本主义的革命，那我们就得承认它们所凭以取得武装的道路是可行的，是正确的，我们自己有可能时也应该取法的。
新纲领应该把这一条武装革命的道路肯定下来。当然在肯定的同时，我们应该吸取上述国家的反面教训，指出此一道路必然伴随而来的疯狂与丑恶的官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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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谈到的种种，主要涉及《过渡纲领》的第二、第十、十二、十三、十七及十八诸章。它们占据了全纲领中二十一章中的六章。其它的十五章（除十六章关于法西斯国家的要求，因形势改变而减少其实际意义之外），将来在新纲领中大概不需要作原则性的修改。大部分甚至可以原样保存的。
总之，《过渡纲领》将斯大林主义的罪恶说成为改良主义，乃是它目前必须加以修改的最大原因。新纲领站在反对斯大林党官僚主义的立场上，站在反对共产党国家的官僚制度的立场上，一定可以给第四国际定下更切合实际斗争的路线，提出更符合斗争要求的口号，同时使《过渡纲领》获得更充实的生命。
1958年9月23日
[1] 斯大林主义的最初性质当然是机会主义。它以一派资格在苏联的布尔雪维克主义中形成，乃因为20年代初期世界革命的再三遭受挫败，世界资本主义的重趋稳定，以及苏联内部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抬头。1925-28年时期斯大林——布哈林一派的全部思想和政策，都可以用对资本主义压力的让步来解释的。但从192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以后，克里姆林宫采取了「第三时期」的路线，这时斯大林主义的基本内容便不是机会主义，至少已不是第二国际传统型的机会主义了。当然，这个极左的第三时期的斯大林主义，对世界革命的利益说，与机会主义同样地有害。它造成的罪恶（特别在德国）甚至更为惨烈。但有一点，我们却不能不在事后指出来：到了30年代上半期，一因总的资本制度越来越显得陈腐与危殆；二因苏联集体经济的基础日趋强固，以致高踞在这基础之上的苏联官僚阶层，对自己的信心愈强，对资本主义的压力愈敢抵抗。换言之，斯大林主义已不肯「确定地」站到资本主义秩序方面，它比较敢于和资产阶级决裂了。接着，在自己造成的希特勒巨魔之前，斯大林主义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由第三时期变成「人民阵线」。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投入了「民主」资本阶级的怀抱，于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罪恶再度表现为机会主义了。表面上，30年代后期的斯大林主义仅仅是二十年代后期同一主义的更下流的翻版，而实际上，至少在我们今天的回顾中，看得出二者是不尽相同的。无耻程度是相同的，为害革命的程度也相同——后者也许比前者更甚。但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态度并不同。第一次的机会主义当作战略性的原则，第二次的机会主义则显然已成为策略性的诡计。依据前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原则上不能单独夺取政权；依据后者，则他们只要条件允许，应不顾一切以夺取政权。
[2] 我以为将官僚集体主义当作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是错误，因之我放弃了它。但用这名称来形容堕落工人国家中官僚们那种意识，却非常适当。以之形容工人国家之堕落成个什么样子，也非常恰当。
[3] 为便利那手边没有《过渡纲领》的读者起见，我现在把《纲领》上这部分的全文抄录于后：（中译本49页）
[4] 因为《过渡纲领》本身已成为历史文件了。
[5] 这条道路在另一意义说又是更传统的。在资产阶级民主政制未曾确立以前，一切革命都是从头到尾武装的。如果除去共产党这个组织的与思想的因素，毛泽东们的武装斗争简单来说只是中国历史上反复演出的农民「造反」的继续。西方的情形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