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西：论中美建交

论中美建交

王凡西

　　中国劳动人民推翻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府，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已有三十年。在此期间，新中国始终得不到北美合众国的承认，一贯为它所敌视。美国一直承认被中国人民所唾弃的蒋介石父子政权，并且千方百计加以保护，使它继续反对和破坏中国革命。

　　可是现在它改变了态度。它宣布作废弃与台湾蒋政权订立的防卫协议，彻销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邦交。对于这个转变，我们应有怎样的看法？

　　美国—―当今世界上一切革命运动的头号敌人—―终于在历史事实面前低头，终于不得不承认它深恶痛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至少在表面上停止敌视中国革命，这当然值得欢迎。无论从美国人民的利益来说，或者从中国人民的利益以及从世界人民的利益来说，都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

　　除了以台湾蒋政权为代表的少数中外极端反动派之外，我们相信不会再有人坚持相反态度了。因为这是中国与全世界每一个劳动人民所应采取的起码态度。

　　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自然也应采取这个态度；但我们不能仅仅以此为限。我们于欢迎之外，却还要更进一步，还要从革命立场出发，特别要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出发，研究为甚么中美在此时建交。到底是甚么因素使美国改变了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顽固立场？

　　从国际与中美二国的国内情形来研究，因素是复杂而多样的。不过现在我们不想全面讨论这个问题。

　　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我们首先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新中国近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才促成美国的此项改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年中共论客曾经以此形容中苏关系的恶化过程。同样，倒转过来，它也可用以形容中美关系的解冻过程。多少年来中国对苏关系的逐渐趋寒，与对美关系的逐渐趋暖，恰好成为比例。

　　当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倡言对苏「一面倒」。等到发见所遇非人，凶终隙末之余，中共跟着便强调「自力更生」。可是经济的无情规律给毛泽东证明出一国之内确实无法更生出社会主义来。在闭门建设的过程中，他遭到了愈来愈大的困难，遇见了愈来愈多的危机，终于他又不得不另想办法：要转向西方世界，特别要转向其中最为富强的美国去找出路了。这时候，恰好美国正在越南泥足深陷，苦思「光荣拔足」之策，颇想中共能助它一臂之力。双方有意，适逢其会，这便促成了尼克逊的访华发表了上海公报，完成了中美关系的初步解冻。当时之所以未能急转直下于短期内做到全面复交者，表面原因固然是台湾问题上未能取得全盘协议，可是更加重要的，却由于中共当时的政策在美国人眼中看来，无论军事、政治或经济方面，都还不够满意：于世界「两霸」之间，中国并不曾坚决地有所轩轾。在经济上，中国市场对美开放的可能还不很大，前景不甚美妙。此时美国若正式与北京建交，权衡因此而可能失去的台蒋「友谊」，似乎还得不偿失。

　　自从那个时候起，即从1972年之初到现在，中共方面发生了甚么能使美国感到满意的重大变化呢？择其扼要者而言，有如下二项。第一，毛泽东于1974年2月提出了所谓「三个世界论」。这个「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表示，「社会帝国主义」是中共的头号敌人，为要反对这个敌人，中共准备和任何国家与任何势力接近。1976年9月毛氏逝世，一个月后「四人帮」倒台，中共新当权者又把这个理论大加发挥。在1977年11月抛出了那篇纲领式长文：《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从此以后，他们便在理论与行动上积极推进一个全世界的「反霸统一战线」，并且公然声明美国应该包括在这个统一战线之内。第二，「四个现代化」口号的提出与强调。这个纲领，原本与三个世界论一样，也是在毛泽东主政时候就提出的。早在1964年举行的三届人大上就提出这个口号。在1975年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更着重而具体地提出了它。不过自从随「四人帮」失败之后，这个纲领被中共的新当权派赋与了大不相同的意义。他们放胆扩大了规模，放手改变了办法，取消了为实现此口号而设置的很多限制。特别在对外关系上，在利用外援问题上，在利用外援时准备付出的代价上，新当权派所执行的政策，和旧有的简直有了近乎质变的变化。中国不但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科技，要向他们购买大量机器与军火，而且欢迎国际资本来中国投资，还愿意向外国政府借款。不但允许外国的消费品输入中国，甚至连美国可口可乐那样的公司都获准在中国设厂推销。

　　这样巨大的两项政策转变，毋须说，十分投合美国统治者的心意。他们对此转变的反应，当然也是可想而知的。既然北京自愿送上门来，为甚么不玩一玩这张「中国王牌」，藉以在军事政治上对抗莫斯科？为甚么不利用北京的帮助来消灭各洲各地已起和将起的革命运动？美国目前正陷进了经济危机与财政恐慌，入超巨大，美元倾泻，面对着日益开放的中国市场，为甚么不投身进去，以谋解决恐慌？为甚么要让日、法、德、英诸国独占其利？

　　在这样的大利之前，华尔街的大亨们当然不会再看重台蒋的「友谊」，更不屑一顾他们的反对叫嚣了。

　　因此，事情非常清楚，中美所以会在此时建交，主要原因是中国当局执行了日益积极坚定的反苏政策，采取了对资本主义国家一面倒的政、经路线。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建交，全世界的革命者，特别是中国的革命社会主义者，自必须郑重表示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前途的忧虑和关切。

　　我们的忧虑和关切，简单可归纳成如下几点：

　　1.坚决反对将中国缚在美帝的反苏战车之上；反对充当国际反苏势力手中的「一张牌」。中国应主动地争取以谈判方式改善中苏关系。

　　2.学习和输入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是对的，但决不可唯洋是崇。允许外人投资，向外国借款，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贸易，原则上都不违反一个工人国家的利益；但必须不付出政治代价，同时必须有严格的限度，必须按照精密周详的计划，必须实行工人大众的民主监督，这样才能使这些措施真正有利而非有损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真正有利而非有损于中国革命政权的巩固；真正有利而非有损于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与殖民地解放运动。

　　3.从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中共老干部的揭发中，又从「四人帮」倒台后对中共新贵们的揭发中，我们都可以看出中共的统治是既专制而又腐败，妄想全能而其实无能的。现当整个国家正在向资本主义世界实行一面倒之时，我们相信官僚制度将更快与更深地趋于堕落。为要在若干程度内防止这个过程，我们要求实行最大限度的社会主义民主。

　　4.苏联60年经验，加上中国30年经验，证明在一个国家之内，不管凭自力更生也好，靠资本主义的协助也好，都不可能真正建设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国际任务，祇有当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在国际主义的通盘计划与协作之下，才能让所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建设完成。因此，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真能有所帮助的一个办法，就是赞助世界革命。可是中共当局从来所走的道路，尤其是最近所走的道路，恰恰循着反对方向而去。这不但是对于世界革命的背叛，而且也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这一个事实，在我们欢迎中美建交的时候，必须再一次地指出来。

1979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