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于1963年6月间写给苏共中央的长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1]，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一张总清单。这里面纲举目张，应有尽有。要研究与批判中苏争论中的毛泽东立场，尽可以拿它来作为依据的了。
不过，我们在这里，却不效仿逐条的与平面的讨论。我们首先感到兴趣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这张总清单中，究竟哪一些论点真正可以称之为毛泽东思想，哪一些并非为毛泽东所固有，甚至从来为他所反对，而只是在争论中硬拉进去的？换句话说，我们要问：在所有那些争论问题中，究竟哪一些毛泽东思想是不变的，哪一些是可变的？所谓“不变的”：即是说，这些意见，毛泽东历来就是这样主张，是根深蒂固的，是有机的，一贯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多半会如此的。至于所谓“可变的”，那是指这些意见而言，它们过去曾被毛泽东所反对，现在却为他所赞成了；或者相反，它们过去曾为他所赞成，现在却被他派作敌对者的主张而加以攻击了，因此它们是不一贯的，前后矛盾的。不曾构成整个毛泽东思想的有机部分的；它们今天如此，却保不定明天是否还如此。
为什么我们要从这样的分别着手？因为，这样一分，我们可以截枝去叶，直捷了当地接触到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又因为这两种毛泽东思想，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具有显然不同的价值。“可变部分”的毛泽东思想，严格说，根本不能称为毛泽东思想。它们可以拿来做毛泽东思想上缺乏一贯性与原则性的例证，可以拿来做毛泽东在论争中如何将原则当策略使用的说明，却不能当做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来研究。它们在中苏分歧的一般性的历史研究中有地位；但是在毛泽东思想的专门研究中却甚少价值。
在那张“总清单”中，哪一些是可变部分呢？有下面这两类：
第一类，对于某些见解的批评。这些见解原本是属于斯大林的，现在让赫鲁晓夫原封不动地接收过去，或更进一步地发挥出来，毛泽东称它们为“修正主义”；可是他这样称呼时候，却绝不追根到斯大林，而且还说这些同样意见出之于斯大林之口是“伟大而正确的”，让赫鲁晓夫拾起来的唾余则是有毒而错误的。第二类，一些确乎属于毛泽东的见解，但它们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也不是他长期工作经验的总结，而是纯粹在论战中产生的。它们之所以被提出来，与其说是根据于原则性的立场，毋宁说是为了争论中策略性的方便。
属于第一类，重要的有如下面这几项：①，和平运动与革命的关系；②，和平共处与反压迫斗争的关系；③，全民国家与全民党问题；④，对于兄弟党的所谓“莫斯科之手”问题；以及公平对待论敌等等问题。
我们知道，将和平斗争从整个革命斗争的纲领中分离出来，将它抽去阶级斗争的内容，将和平希望寄托于各个阶级，特别寄托于上等阶级著名人士的呼吁与赞助之上，认为不经过世界革命斗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便可以保持和平……这个立场的发明人是斯大林而非赫鲁晓夫，而且一直在中苏分歧爆发之前，不论在斯大林时代或赫鲁晓夫时代，毛泽东都曾经拥护过这个立场的。其次，我们知道，为了与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特别是当苏联与某一特定的国家希望共处的时候，总是在那些国家，尤其在那个特定国家中宣传阶级合作与民族和平，总是要求属于该国家的殖民地中的共产党员停止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例如第二次大战时期的印度），这个立场的发明人当然是斯大林而非赫鲁晓夫，而且一直在中苏分歧爆发之前，不论在斯大林时代或赫鲁晓夫时代，毛泽东都曾经拥护过这个立场的。我们又知道，说苏联已消灭了阶级，因此已变成了全民国家，也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已变成为全民政党，这看法的发明人也是斯大林而非赫鲁晓夫，而且一直到中苏分歧爆发之前，毛泽东从来不曾指斥过这个说法。如今毛泽车虽然说斯大林当初这样说是一个错误；但他接着立刻声明：“虽然如此，斯大林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赫鲁晓夫继承了这个说法，便是渺小的“修正主义者”了。关于“莫斯科之手的诽谤”，即克里姆林宫对于各国共产党与各国兄弟国家的横加干涉，那么始作俑者更不必说是斯大林而非赫鲁晓夫，可是毛泽东却硬要说斯大林的干涉是“国际主义的”，那些被干涉者是理应被干涉的，而赫鲁晓夫那种远不及前者毒辣与残酷的干涉却是“沙文主义的”，绝不容许的。对待政治上的敌对者，禁止其发言，不许刊载他们的文章，断章取义地歪曲他们的本意，用莫须有的罪名控告反对派，最后还在肉体上消灭了一切反对者，这种事的首创者自是斯大林而非赫鲁晓夫，可是毛泽东却硬说斯大林曾经公平对待了反对派，硬说他曾经充分发表了托洛茨基等人的文章……硬说只有赫鲁晓夫才将反对者的意见完全对苏联人民隐藏起来。
上面这五点，毛泽东今天对赫鲁晓夫的批评显然都是正确的。但是因为他不提斯大林对这些错误与罪恶的始创权，因为他替斯大林完全赖掉这些罪恶（这也就是替自己赖掉对这些罪恶曾经给过的默许与支持），因为他将斯大林的错误说成正确，将他的罪恶说成功绩，所以我们对于毛泽东今天在这些问题上所采取的较为正确的立场，不能认真相信，也不值得认真重视。因为形势稍稍改变，当他有利于采取昨天斯大林与今天赫鲁晓夫所采取的立场时，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就会采取它们。
事实上，即使在今天，毛泽东上述五点对苏共领导的批评，也并不妨碍他同时实行那些被批评的主张和行为，只是实行的隐显程度有点差异。所施的对象有所不同吧了。根本说来，毛泽东在这些问题上，与赫鲁晓夫固然同是斯大林弟子也。
毛泽东思想中可变部分的第二类，表现在《总路线建议》上的，主要可以指出三点：①，共产主义实现的时间问题；②，自力更生问题；以及，③，对于南斯拉夫国家性质的估价问题。
在《建议》的第十八点中，说：“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水平，都还离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很远很远。”这个意思，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长文中，又加以更确切的说明道：“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上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可是六年前，在1958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的那个有名决议中，毛泽东却说过这样一句有名的话：“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在如此根本的严肃问题上，前后发表了如此矛盾的意见，实在不是一个严肃的革命思想家所应该的。
在《总路线建议》第二十一条中，郑重规定道：“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当依靠自力更生。”又说：“实行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具体表现。”可是在19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成立之际，毛泽东却说过那段非常出名的话：“不要国际援助就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想法。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所以会有这样的转变，当然可以说，由于他十多年来“一边倒”的痛苦经验，由于苏联之利用援助来干涉内政，妨碍建设；但是，毛泽东如果真是一个有原则性的严肃的革命思想家，那么他从痛苦经验中得出来的教训，应该是以正确与真正的国际主义去对抗苏共错误而虚伪的国际主义。他不该以民族主义的经济计划去对抗人家沙文主义的经济侵略。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究竟非靠国际援助不可呢，还是应该自力更生？毛泽东忽尔主张前者，忽尔坚持后者，没有从根本的理论方面企图给人以原则性的解答。所以我们只能说这个问题的毛泽东思想是可变的。至于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此问题上始终不变地相信“一国社会主义”的学说，我们已在有关经济的一章里讨论过了。
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也非常充分地暴露了毛泽东处理原则性理论问题时的轻率和易变。中共最初跟着斯大林骂铁托，后来又依从赫鲁晓夫指挥棒与南国“发展了友好的来往”（刘少奇语）。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的第八次大会上，铁托的代表被当作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代表邀请出席，而且还请他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还说当初斯大林和南国闹翻是一个错误。可是过不了好久。《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便改变了这个态度。跟着，这个态度就愈变愈坏，不断改变着对南斯拉夫这个国家性质的看法。它从怒斥南国的修正主义开始，接着否认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终且断言资本主义在该国业已复辟成功，宣布南斯拉夫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了。
这个样子的反复多变，固然反映出中共从来对苏联亦步亦趋的这一事实，同时，又反映出中共与赫鲁晓夫闹翻后所采取的指桑骂槐的策略；但是，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估计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是一个根本原则性的问题上的随便与不严肃，却总也充分地暴露了出来。
毛泽东在这个理论问题上的不严肃态度，我们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依据毛氏一个深刻的信念：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必须经过暴力斗争；可是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依据毛氏看法，却毋需经过任何暴力斗争，只要靠“和平演变”就可以成功，而且在南斯拉夫已经成功，在苏联也快要成功。其实，任何严肃与一贯的理论工作者都应该明白：和平反革命不过是和平革命的反定理。如果理论上排除了和平革命的可能性，也就不能不排除和平反革命的可能性。如果说，二加二不能等于五，那怎么可以说五减二却能等于二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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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上面说过，这一部分的毛泽东思想是不能认真相信，也不值得认真重视。不过这是指纯粹思想研究的价值而言，是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家地位而言。若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从行动的革命家地位看，那当然是另一回事，它们是应该重视的。这不仅因为毛泽东是中共这个强大政党的头号领袖，他的任何一个思想，甚至他的一个离奇幻想，都可能见之行动，都可能与中国乃至世界的实际政治有关，从而发生巨大影响。而且因为毛泽东那些不一贯的，口是心非的，或今是而昨非的意见，只要投进到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去，只要让群众认真地坚持起来，那么不一贯的可能被逼出一个一贯性来，口是心非的可能要被逼显出原形，假戏可能真做：至于今是而昨非的，则多半会在斗争的客观逻辑的压迫下，要让人们去弄明白那个虽属过去但仍与当前斗争有密切联系的历史真相。
因此，一切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认真关心的人们，必须详细研究与正确评断毛泽东的（不用说，也要研究和批评赫鲁晓夫的）所有思想——不管它们是可变的或不可变的，藉以确立自己的态度，决定中苏两党在争论中谁是谁非，决定自己的何去何从；或者，如果发现两者谁都不曾全对，而且谁都还陷在斯大林主义的泥淖里，那就应该决定谁的立场比较对些，或谁的立场中的某些观点，此较有利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健全发展些，因而决定给它们以有条件的、批评性的拥护。
不过，这将属于革命组织的纲领范围了。对毛泽东思想的传记说，最重要的毕竟不是它的偶然的，或竟是任意扯来的可变部分；而是那些贯穿着毛泽东全部思想活动的，长远地决定了毛泽东其人及其事业的那些不变部分。
让我们来谈谈那个部分。
在《总路线建议》书所提出的全部意见中，究竟那几点属于毛泽东思想的不变部分呢？据我看，首先是下面这两点：①，武装革命论；②，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路线。这两个论点，原可以合并为一的，那就是，革命者首先在落后的农村中从事武装斗争，积聚力量，建立根据地，然后包围城市，再然后俟机攻取城市，解放全国。
不过为了讨论的方便起见，我们仍旧将它分开来谈。
关于武装革命，毛泽东在1938年曾经做了一番理论探讨。他企图从马列主义，特别从斯大林主义中，给自己行之十年的武装革命斗争寻找理论根据，企图将革命的实践作一个理论的说明和概括。结果他得出了这样一个断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对于它，我们在前面讨论毛泽东的战术与战略之时，已经充分研究过，批评过，此地不赘。在这里，我只想联系着目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个主要争论问题，再看看毛泽东的这个立场。
那两个主要争论问题是：①革命可以通过和平道路来完成呢，抑或必须经由武装斗争道路来完成？②，国际战争能否避免？
第一个问题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老问题。近百年来，它曾经不断地争论过，不断在事变中得到了解决，又不断在新的历史条件中给重新提出来。
这一次，赫鲁晓夫们是依据什么新的历史条件而断言革命可以通过和平道路来完成呢？从纲领性的文件中，我们只看到了如下的理由：
“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刻历史变化和巨大跃进，社会主义思想的吸引力在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的增长，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见《莫斯科宣言》第四节）
换成更加清楚明白的话来说，那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上已造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阵营，这使得社会主义在力量对比上，大大超过了资本主义；同时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一切劳动人民，越来越趋向于社会主义；因此，《宣言》接着说：
“在目前条件下，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以自己的先进部队为首的工人阶级，有可能在工人阵线和人民阵线的基础上，在不同的党派和社会团体达成各种可能形式的协议和建立各种可能形式的政治合作的基础上，把大多数人民团结起来，不经过内战而取得国家政权。”
国际舞台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自是新的历史条件。不过这个条件是否有力到足以使工人阶级和平地取得国家政权，我们暂且不谈，我们预备将它并入下一个问题——即国际战争能否避免——来谈，现在先请谈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在政治、经济及社会阶级诸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是否产生了赫鲁晓夫们所断言的、和平实现革命的可能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两个最显著的现象。它们是：垄断资本更进一步地与国家机器相结合，以及国家机器更进一步地军事化。这两个现象虽然特别明显地发生于北美合众国，但在或大或小的程度内，也发生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这个客观情形反映到革命政党的主观的政策上来，应该得到怎样的结论呢，很显然，应该得出的是与赫鲁晓夫们所得到的结论恰恰相反：和平实现革命的可能性并不是大了，而且越发的小了。小到可以说没有了。赫鲁晓夫们以为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权更密切结合，而那个政权又飞速地军事化的条件下，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那里的剥削阶级反而会有更大可能不以暴力反对人民，会自动“明智地”退出历史舞台，会让他们的制度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当然是违反一切情理的。
赫鲁晓夫们也许以为，各国工人阶级以及一切劳动人民继长增高地趋向社会主义，这个条件会抵消上述那两个不利现象而有余，会强迫那愈益反动的统治阶级退让，因此出现和平革命的可能。这样想，也是不符实际的。列宁早就指出过：“每当剥削者开始感觉到资本的权力动摇时……恐怖和专政就公开表现出来。”事实正是如此，劳动人民越是为“社会主义的思想所吸引”，越是想推翻资本统治，那个资本统治，特别是军事化了的资本统治，便越是不肯和平退位。
赫鲁晓夫们怎么会把最起码的列宁教训都忘记得干干净净？原因当然很多，而最主要的，自是苏联的统治官僚层越来越变得保守自足，越来越害怕一切震动（无论战争或者革命），越来越发现世界革命对他们的利益不符，因之，越来越彻底发挥由斯大林规定的“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
毛泽东在许多基本问题上都是斯大林主义者，在“民族社会主义”问题上尤其是斯大林主义者。但因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与目前苏联的处境有很大不同，又因毛泽东的革命经历与赫鲁晓夫们的有极大差异，所以，虽然是同样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毛泽东却并不害怕战争的震动，而且极欢迎革命的震动，
不过我们且别把问题拉得太长太远，让我们专谈毛泽东关于武装革命的意见吧。
毛泽东坚决反对赫鲁晓夫们的和平实现革命的立场，并不需要研究目前世界的新的历史条件，也不需要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里去寻找指导。作为毛泽东思想中一个不变的成分，这个武装革命的意见可以说是“出乎他的本能”的。
拿起枪杆子闹革命，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里出社会主义，——这是毛泽东主义的中心的中心，当然，毛泽东的这个见解是偏颇到了庸俗与错误的程度（这一层我们曾经在前面指出过了）；不过在同时，我们却必须指出，他比之于书斋革命家，比之于空谈革命家，比之于一切所谓非暴力革命家，总是更接近于一个痛苦的真理，即历史不同传说，那里是没有所谓“禅让”的。从来没有一个统治者，更不曾有过一个统治阶级，曾经自动地、不在敌对力量的压迫之下而让出了统治。而所谓力量，在最后分析中，总得有暴力的因素在。所以一个革命者，一个代表着进步思想的革命者，如果不努力去获得包括武力在内的物质力量，如果根本看不起武力，那么这个革命者终于不会搞出任何名堂来，不管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如何的进步与正确。毛泽东是认真懂得这一点的，并且以最大热忱和最切实的步骤去实行了的。毛泽东的这一不变思想究竟是从那里来的呢？为什么会变成他的“本能”呢？我以为首先是吸收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外统治者暴力压迫下所获取的痛苦教训。一百多年来，中国民众的苦难太过深重了。他们由于软弱而所受的欺凌，由于善良而尝到的幻灭，使他们深深知道与虎谋皮是一个可怜的幻想。取得虎皮的唯一办法，就是要以武力和它搏斗，擒住它，打死它。所以必须以牙还牙，必须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这不但是毛泽东个人的理论，而且是几亿受尽凌辱，受尽欺压的中国人民大众的普遍感想。这样的感想，基本上当然完全正确。毛泽东便是坚定不移地把握了这一点，使他自己成功，也使革命成功。
今天毛泽东在革命的和平道路或暴力道路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实质上便是拿他对中国革命的这一个基本看法应用于西欧革命、应用于全世界的革命。西欧革命与世界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是否与中国革命的条件一样，当然不。但是不管有多么大的不同，“每当剥削者开始感觉到资本的权力动摇时，……恐怖和专政就公开表现出来”，却是中外相同的，而且至今没有改变。
因此，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和赫鲁晓夫们所发生的争论，正确无疑在毛的一边。
为革命的和平发展提供另一个理论根据的，有所谓“结构改革”论。这是意大利共产党人首先喊出来的。他们认为战后意大利宪法“基本是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的”，因此意大利革命可以在宪法所允许的范围内，和平地发展到社会主义。意大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民主？照陶里亚蒂的说法，这乃“由于共产党人在1946年拒绝采取破坏法制来拼命试图夺取政权的道路，而选择了参加立宪会议的道路”。
事实是否这样呢？显然不是。意大利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原本有力量和可能夺取政权的，可是在斯大林的指示之下，拒绝这样干，同时，资产阶级政党却没有可能实行赤裸裸的独裁，于是便形成了这种维持在不稳定的阶级力量对峙上的政制，一种“极其民主”的政制。因此，这个政制，并非意共以及它所代表的工人阶级的革命胜利的结果，而是它放弃革命，叛变革命的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挫折的结果。第一次大战之后，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受到挫折，也曾经产生过一部“基本上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的宪法，即魏玛宪法。这部宪法曾经将德国过渡到什么地方去呢？人人知道，它和平地过渡到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而非过渡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当然深知这个有名的“和平过渡”，深知德国那一次的“结构改革”。不过他之所以坚决地反对这个理论，自不必从魏玛道路去取得教训与经验。他自己就尽有这一类经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毛泽东接自克里姆林宫的命令，也是要他“拒绝采取破坏法制来拼命试图夺取政权的道路”。要他学习法意共产党人的榜样，与蒋介石组织联合政府。如果他服从了指挥棒，放弃了武装斗争，将一切押在一部美妙宪法的赌注上，那么中国也多半会走上了“意大利道路”的。至于这条道路仅仅等于蒋介石国民党腐朽统治的延长，那更是不在话下了。
当然，说毛泽东当年完全没有遵守莫斯科的指示，说他从那时起就采取了与陶里亚蒂相对立的路线，说他至少从抗战胜利时候起就坚持了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政策，那是不正确的。因为正像我们在前面论战略的两章里所指出，事实上并非如此。事实上，别说在抗战胜利之初，就是到了内战全胜之后很久，毛泽东还是坚持这是“新民主主义”（也正是今天他在与陶里亚蒂论战中所批评的“新民主制度”）的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因此，陶里亚蒂曾经理直气壮地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并非依照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即不曾经由彻底阶级斗争的道路，而是采取了阶级合作的办法。陶里亚蒂这个看法不是全无根据。若凭中共踏上全国政权前后的政治纲领看，问题确实如此。那么，同样是标榜“联合政府”，同样是主张“各党各派协商”，同样是声称要实现“新民主主义”或“新民主制度”的毛泽东与陶里亚蒂，为什么有了成败之分，为什么成了敌对的论争者？这里，主要是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毛泽东，不管他嘴里说些什么，文件上写些什么，他手里却永远拿着枪杆子；他相信任何主张，有了枪杆子就可以实现，放弃了它便变成空话。在陶里亚蒂呢，却相信协商就是和平协商，民主便是合法民主。他相信任何主张，都可以凭选举的胜利来实现。
所以根归结蒂，毛陶二人（亦即毛赫二人）的根本分歧，也在于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武力问题。其他种种都是枝节的、派生的、甚至是在争论中随手拉扯上去的。
毛泽东偏信武力的结果，从来不很看得起革命的精神影响力。这当然是大毛病。对于这个毛病，我们早已在适当地方（论经济建设的一章里）批评过了。一个革命业已胜利国家的所作所为，对于世界无产阶级的认识与觉悟具有莫大的影响。列宁与托洛茨基最看重这个影响力，而斯大林却根本看不起它。列宁当国时代，每当苏联采取一个内政外交上的重大政策时，首先要问：这在世界无产阶级的观感和认识上，会造成怎样的印象。他非常看重这种印象。可是一到斯大林，这种考虑完全不再需要了。只要于他有利，于克里姆林宫有利，什么事都能做，而当他做的时候，随便什么不成样的理由都可以顺手抓来做借口，甚至于可以根本不要什么借口，“笑骂由人，我行我素”，这种“大无畏”的态度，他自以为是革命家本色，其实是非常有害于革命的“肆无忌惮”。在这上面，毛泽东接近于斯大林而远离乎列宁和托洛茨基。
可靠的“输出革命”之道，乃是在革命胜利的国家内，首先造成比不革命国家，未革命国家远较优胜的制度，让人们望而景仰，见而生羡，不禁起仿效之心。毛泽东今天即使不是见不及此，至少也是信心不足。赫鲁晓夫们在这方面批评中共，原非全无理由。不过，赫鲁晓夫们以“和平建设”及“和平竞赛”的名义，反对并且阻止任何方式对于帝国主义的动武，以为这样一来便不能“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便妨碍了“和平共处”的总路线，那就完全跑到列宁路线的反对方向去了。他们大大地落在毛泽东后面。苏共说中共主张用战争输出革命，主张用武力去试探帝国主义的稳定性，这显然是一种歪曲。毛泽东不大相信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对其他国家的劳苦大众会有深远的影响力，但他坚决相信一个革命国家或革命民族要想从帝国主义那里获得让步，舍武力斗争无其它道路。毛泽东的不相信是错的；但他的所信却极其正确。被压迫民族不能用和平乞讨方法向帝国主义谋取独立，帝国主义者只有在反抗者的武力前面才能退让，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个真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只不过表示百年来历尽苦难的中国革命者，在这方面付出过太高代价，以无数头颅换来一点经验罢了。
以上我们是联系了革命的和平发展道路抑或武装斗争道路这个新争论，再度评量了毛泽东关于武装革命的一贯思想。现在让我们从“国际战争能否避免”这个争论的视角，看看那个同一思想。
在前面，我们保留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第二次大战以后，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造成的新的力量对比，是否已经有利于社会主义到这样一个程度，竟致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阶级毋需经过武装斗争，就能取得国家政权了？我们将这个问题保留到此地才来讨论，因为，它和“国际战争能否避免”问题密切相关；而且解决了后一个问题，前一个问题便自动地解决了。
毛赫双方有关战争能否避免的论争，牵涉的问题很多，各个问题之间的性质差别也很大。其中最主要的有如：帝国主义性质不变是否帝国主义战争就不可避免？帝国主义战争能否阻止？用什么方法来阻止？世界革命是否为唯一的阻止之法？……等等。要罗列双方的论据，加以批评，那将需要大量篇幅，不是我们这里所能办到。同时这样办，也将大大越出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范围。为此，这里我们只想谈谈下面这个问题。
《莫斯科声明》说：“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现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
苏共的这一个意见究竟是否正确？
显然，赫鲁晓夫们作出这个断语的最大的客观事实根据，便是前面说起的，所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已变得大有利于前者；所以在社会主义阵营方面只要，或者主要靠“和平竞赛”就可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并因而“最终消除产生任何战争的社会原因和民族原因”。
赫鲁晓夫们的这个断语及其根据是否站得住，首先我以为应该决定于下面这几个问题：所谓“部分地区”究竟多大？这个地区位置在哪里？它所占的经济文化上的地位有多么重要？像目前资本主义国家所占的地区，是否已能适用上述断语？所有这些问题，《莫斯科声明》都不曾明确给予答复，它只是混统含糊地下了那样的判断。这如果不是有意欺蒙人，便是《声明》的写作人自己糊涂。其实，要下这样的一个断语，首先就得明确地答复上举那些问题。因为在某种情形下，例如资本主义已经在所有的主要国家中被推翻，其余势只被保留在某些无足轻重的国家中，那么，战争（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当然谈不到，甚于连自下而上的革命都几乎不需要了。反之，如果仍旧生活于资本制度下面的那个部分地区，像目前一样，占据世界更重要与更广大的地方，包括大多数人口，代表着经济文化上的极发达的阶段，那么要想这些地区的统治集团不从事战争，在和平竞赛下乖乖地认输，将资本主义让位于社会主义，简直是痴人说梦，完全不合实际。不错，在长期的和平竞赛之下，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会发生困难，它们的危机会越来越严重。但正因为这个缘故，它们除了加紧压榨本国民众外，首先要加紧在政治与经济上去臣服那些刚独立与未独立的殖民地国家；而此种臣服企图，势必要引起那些国家的反抗。此种反抗又极有可能导致与帝国主义镇压力量的武装冲突，亦即导致广泛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是一。其次，帝国主义在和平竞赛中越失利，它们的处境越困难，越受民族解放运动的打击，则愈会倾向于进行最后的与最大的冒险，即准备与不同制度的国家一决雌雄，进行战争。谁若以为帝国主义者为了核武器的空前破坏力量，为了害怕在核子战争中同归于尽，因而会“明智地”有所顾虑，不敢冒险，这是非常天真的因而是非常错误的想法。历史上有这样的一个规律：任何一个将被逐出舞台的统治阶级，总是要进行疯狂而绝望的挣扎的，这种挣扎越绝望，挣扎者就越疯狂，越不明智，以此去加速自己的灭亡。这条“规律”，看来，今天全身配备了核子武器的帝国主义者，也不可能不受其支配。
对于战争问题，马列主义者有一个传统的看法，那便是：只有革命能够结束战争与防止战争；只有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成功，才能根绝帝国主义的战争。这个立场，虽然确定于热核武器发明之前，但不曾因此一武器之发明而成为过时。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和赫鲁晓夫争论，正确的显然在毛泽东一边。
现在我们来看看毛泽东的第二个不变思想，即以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
在本书专论战术家毛泽东的一章里，我们曾经叙述了毛泽东此一思想的形成经过。它让我们看到了：这条路线原来是当革命（1927年）失败之后，因为中共继续武装斗争，在客观形势的逼迫之下形成的。所以它是武力革命路线的必然产物。在理论上，它是从属于武力革命论的。故在1938年10月间，毛泽东首次将自己的枪杆子主义理论化的时候，将“战争解决问题”这个论断说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说它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地都是对的”，他却没有以同样的程度来看重那个“以乡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他只说先占乡村后取城市乃是“中国的特点”。在以后的毛氏言论中，最多说这条革命路线可以应用于中国相类似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却不会做更为广阔的结论，即没有说它“在中国在外国一概地都是对的”。
不过在中共取得全国胜利之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显然有了变化。随着武力革命论的一再强调，逐渐地，它也被提升为世界革命的重要战略了。他要将这条使中国革命走到了胜利的路线，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应用，藉以促成世界革命的胜利。
事情很清楚，目前世界革命与反革命的局势，与中国在1920年代的后半期，特别与1930年代的前半期确很相似。如果把亚、非、拉丁美洲诸国比作世界乡村，把欧美诸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比作世界城市，那么，城市的资产阶级经历了严重危机之后，确实已重趋稳定，表面还呈露了欣欣向荣之势，那里的工人阶级斗争一时很难发展到革命形势；而另一方面的农村则因为“矛盾集中，统治薄弱”，却成了“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面对着这样大势，毛泽东自然要提出他施之于中国获得成功的战略了。他要先“乡村”而后“城市”，要进行武装的民族独立斗争，要在世界乡村建立革命的根据地，要以革命的世界乡村去孤立与包围反革命的世界城市，最后并“攻取”这些城市，完成世界革命的大业。
不过截至目前为止，就我们所见到的毛氏文字而言，毛泽东却不曾公然作此声明[3]。在《关于总路线的建议》中，他也只是说：亚、非、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他说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这些地区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因此，他说，“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
这一段话，表面上看来。仿佛不过是列宁关于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个老口号的重新肯定，最多也不过是这个口号在新的历史条件中所作的新的说明。可是在实质上，这里却已经隐含着毛泽东的那个“不变思想”，已经在说明以世界乡村围攻世界城市的理论根据了。
不过《建议书》这一段中所含的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毛泽东的苏联论敌们却都不曾看出来。
在7月14日（1963年）苏共中央委员会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赫鲁晓夫们斥责中共《建议》中有关二类革命关系的理论，说道：“根据这种理论，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由此，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们指责毛泽东犯了“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或者“颠倒过来的种族优秀主义”，即认为有色人种优于白种人——这些个错误。
赫鲁晓夫们的这个批评，显然没有打中问题中心。他们称这个意见为“新理论”，其实这是毛泽东由来已久的旧思想。他们不知道这只是“以乡村包围城市”这条路线的延展，他们不知道这正是毛泽东在中国施行过的路线在世界规模上的扩大应用。
毛泽东头脑里诚然有严重的“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但是在这个特定问题上起作用的却不是这些“主义”，而是毛泽东这条得意的与创新的革命路线。它的可能的对立意见并不是简单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是一方面马克思，列宁在此一问题上的传统立场，另一方面则为赫鲁晓夫们的（部分也是承继自斯大林的）“修正”立场，即“和平竞赛”的主张。
因此，要讨论和研究毛泽东这条路线，我们也得从两个方面着眼，首先从传统的列宁的立场来看问题，其次从赫鲁晓夫们的观点来评是非。
在马克思主义者诸大师中，列宁是第一个看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民主民族革命的伟大意义，并且是第一个在实际上将这些革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作为世界革命的战略路线而提出的。这个立场的伟大意义及其正确之处，已经有四十年来的革命斗争史作了佐证，毋需我们多言。我们要看的列宁这条路线，究竟与毛泽东的路线是否相符。如果不相符，其差别何在？如果有同有异，则二者的同异为何？
前面我们说过，《建议》书上有关国际矛盾的说法，表面与列宁立场并不违反。然则那二者又怎样在实质上违反了？
主要在于领导作用的认识与确立问题。
列宁指出了“先进的东方，落后的西方”；他指出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对西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能够起巨大的促发作用与支援作用。但是在同时，列宁又时时指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对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民主革命要起领导作用，特别要起使之不断前进，终能胜利的完成作用。可是在毛泽东思想中，却只有“东方革命”对“西方革命”的促发与支持作用，根本没有“西方”对“东方”的领导作用，更没有什么完成作用。毛泽东所提到的无产阶级领导，是只限于一国之内的，他只谈到亚、非、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民主运动必须在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之下。至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事实上既不能先于落后国家由民族民主任务开始而进向社会主义任务的革命，意义上亦不重于这种革命。后者的发展，只要依靠“自力更生”，便可建设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至于成功，所以根本不需要前者的援助来完成。
这样，列宁和毛泽东虽然同样都指出落后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这“两大历史潮流”，只因二人对两种革命的关系看法不同，便产生了他们对世界革命战略路线的差异。在列宁，那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领导全世界的农民；可是在毛泽东，却是全世界的农民首先起义，在世界乡村成立革命根据地，以此攻取世界城市，解放全世界的无产阶级。
这是本质上有所差别的两条路线。
然则，毛泽东以乡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应用之于世界革命，是否绝对荒唐？是否完全违反马、列主义，因而在任何方面都与世界革命的利益不符？
或者，我们又可以这样提出问题：毛泽东的路线虽然在无产阶级领导问题上与列宁路线根本不同，但是，第一因为他在理论上（或可以说在口头上）毕竟是承认无产阶级领导的，至少他从来不会主张过农民领导工人；第二，因为历史证明，无论在中国一国之内，或在世界范围之内，“乡村起义”确实比城市革命来得容易与“切实”，因此，是否可以说，毛泽东的这个路线是列宁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中的活的应用或发展？
我以为，毛泽东的这条路线并非“绝对荒唐”；它有其谬误的一面，亦有其正确与合理的一面。
何以见得？让我们从较远的地方解释起。
第一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成功于工业最发达的德国或英国，而成功于远较落后的俄罗斯，历史就已经“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一些看法。列宁替俄国的此一“修正”作了一个简单明了的解释，那就是俄罗斯代表了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弱一环。托洛茨基同意列宁的解释，却更补充以不断革命论的理由。根据这个看法，因为在此被落后的国家里，那里的资本主义业已发生与发展，但落后的封建残余的（或前资本主义的）关系却仍旧存在，这时，站在民主（包括民族的）任务上兴起的革命斗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之下，可以而且应该不断发展成社会主义的革命，因而比先进国家的阶级兄弟们更早打倒本国的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
这样解释十月革命与补充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自从十月革命以来的四十余年中，历史重复地证明了这个真理，即在资本主义不很发达的国家中，在世界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上，工人们领导了一切被剥削与被压迫的阶级和阶层，比先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更早与更易地踏上了革命的道路。当然，这些革命有的失败了，有的成了功。但成败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最先进的革命往往是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中首先爆发或成功的。这个事实，在某一个意义上，也就是证明出：世界农村地区却比世界工业地区，较早与较易发生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获得了成功。这种情形如果缩小到一国范围内（当然也只在特定意义上），那恰好就是毛泽东先在乡村中积聚力量，建立根据地，在部分地区中首先实行革命政纲那种做法。
所以我们如果光从这种角度来观察问题，我们应该说，毛泽东那条先从落后地区下手革命的路线是正确的——不管在世界范围内或者在一国范围内。
那么谬误又在哪里呢？
上面说过，在于领导问题。在于没有先进工业城市或先进工业国家的革命领导，落后区域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否能够胜利与完成的问题。
列宁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而且应该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弱环节上首先爆发，也就是认为落后的农业性的国家可以比先进的工业国家更早与更易地实行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绝对不等于说这种革命在这些国家中，可以单独地进行至于最后成功。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落后国家中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最大的作用，亦即主要作用，在于唤起先进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他们坚决认为，只当先进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在它们的援助与合作之下，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达到最后完成。列宁在这里是始终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坚持着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坚持着城市领导乡村的原则，坚持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任务。
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恰恰就是对列宁这一个基本思想的背叛。而毛泽东在这一方面，从来是跟随斯大林而离开了列宁的。
毛泽东主张在一国之内与世界范围内的落后区域首先发动革命，这是对的，可以说是符合列宁主义的；但当他这样干的时候，不论在革命期间与革命胜利之后，都不重视先进区域的领导，都把它们看成为独立的范畴。那就错了，是违反了列宁精神的，而且在较长的时间内看，是有害于世界革命的。
然则我们凭什么说毛泽东抱有这样的错误意见呢？远的不说，且拿6月14日那个纲领性的文件来看吧。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第四点中，作者将“世界政治、经济的总和，世界的具体情况，即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分析的结果，它指出了如下四个基本矛盾：①，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②，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③，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④；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列举了这些矛盾之后，文件宣布说：“这些矛盾及其引起的斗争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人们既不能抹煞这些基本矛盾中的任何一个矛盾，也不能主观地用其中的一个矛盾代替其他矛盾。”换句话说，文件不承认四者之中有哪一个是最基本的，起领导作用的。文件的第八点中，作者虽然指出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但它并不声明民族解放运动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当代最基本的矛盾。所以事实上它完全没有指出什么是最基本的矛盾，而只指出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不分主次的四个矛盾。如此这般地分析矛盾，一方面固然暴露了毛泽东思想方法的主要特点，暴露了他那个“主要矛盾随时易位”的机会主义理论；在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毛泽东根本不承认世界范围内阶级性斗争是最基本矛盾，证明了他把落后地区的民主民族革命看成为独立范畴，证明了他毫不看重，甚至根本否定先进区域革命对落后区域革命能够发生与必须发生的领导作用与完成作用。
爆发于落后地区的民族民主斗争，虽然能直接打击帝国主义，能促发先进国家中的革命，但它们若以民族斗争为限，则在较为长远的计算中，并无损于资本帝国主义的总力量；它们从能由民族民主斗争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但若囿于一国范围之内，一切以民族国家为单位，那么这种革命终于不可能最后成功，终于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
因此，否认世界工人阶级对于世界农民的领导作用与助成作用，使毛泽东在落后地区先闹革命这条路线，犯上了致命的错误。使它可能产生的有害结果，大大抵消超过了它所能造成的有利结果。
从列宁标准评量了毛泽东路线，再从赫鲁晓夫们的标准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得指出：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赫鲁晓夫们不但始终是斯大林的忠实信徒，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比斯大林走得更远。世界革命实际上早已从他们的心目中消失，世界革命的战略问题对他们就不再存在。因此，关于毛泽东战略路线的上述错误，赫鲁晓夫们根本没有资格批评。我们：站在第三者地位，也无从将他们的立场加以比较。
能够拿来和赫鲁晓夫这方面的立场比较的，乃是我们上面认为毛泽东路线中的正确之处。
依照赫鲁晓夫们的意见，要“埋葬世界资本主义”，只要社会主义国家主动地采取措施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惜以任何代价避免战争，埋头经济建设，与帝国主义国家从事和平竞赛，就可以办到。他们没有说不要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没有说不许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只是从他们倾全力于和平共存与和平竞赛这条总路线出发，他们当然不会看重国外的革命力量，不会积极帮助这些力量，而且当这些革命运动与他们总路线的实行有所抵触时，他们还要加以反对和压制的。
赫鲁晓夫们的此一“世界革命路线”，若比之于毛泽东的以世界乡村包围世界城市的路线，不用说，是两相对立的。如果我们不考虑到问题的其他方面，而专就其打击帝国主义的功效，专就其推动与促发先进国家革命的影响一面来看问题，那么应该说，毛泽东的路线完全对。赫鲁晓夫们的“和平竞赛”，实质上已退回到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去了。
× × ×
以上我们讨论了中苏共党思想战中操在毛泽东手里的两件“不变”武器。
除了上述两者之外，其实还有第三件的，那便是深深埋藏在毛泽东灵魂底层、以中国传统文化作根底的民族主义与个人英雄主义。
前面我们讨论“可变部分”时候，我们谈到过这个方面的毛泽东思想。我们说它是可变的意思是指毛泽东只要对自己有利，一时可以将斯大林的沙文主义说成国际主义，一时却可以将赫鲁晓夫继承自斯大林的同样政策说成沙文主义。同时，他自己总是随情形而异，忽尔沙文，忽尔“国际”。
不过这个样子的“可变”，其实只是形式而已。实质上，毛泽东在这方面也始终不变，他是彻头彻尾地民族主义的，又是十十足足的个人英雄主义的。统观毛泽东的一生行事，不论其积极方面或消极方面，都很强烈地受着他此一思想因素的影响，为这个因素所决定。譬如，我们在前面说过，他的坚决反帝，他的绝不媚外，他的不肯妄自菲薄，乃至他的以农民造反方式来实行新式革命的内容——这些，在或大或小限度内，都曾得力于他青少年时代所吸收的中国固有文化。同时我们又指出过，正是这个先入为主的儒侠思想的底子，妨碍了毛泽东成为一个民主精神的拥护者，妨碍他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马列主义者，妨碍他成为一个世界规模的大革命家。中共胜利，毛泽东成了拥有七亿人口、三四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的头号统治者，这地位自然不会减少他原有的民族本位思想与英雄帝王思想，却大大地提高了与巩固了它们。因为要减弱这种思想，使它们不致在国内外政治中造成有害影响，只有靠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蓬勃开展，尤其要靠先进工人国家的、特别是苏联的真正无私的国际主义的物质援助与精神启发。可是在这方面，一如我们在前章所述，事情不幸恰好相反。斯大林既恢复帝俄特权于先，赫鲁晓夫复挥舞钱袋与大棒于后，民族主义碰上了沙文主义，其势自然要似水上添油，一发而不可控制矣。
不过直至目前为止，诸凡多少由于毛泽东的民族自尊或自傲感而促成的中苏冲突，据我们比较客观观察，正确也大多在毛泽东方面。换句话说，今天居于中国革命领导者地位的如果不是毛泽东，而是列宁一般的人物；如果毛泽东不是带有强烈民族感情的人，而是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者；遇上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大那样的对手，也一定要发生“分歧”的，虽然，发生的方式与原因一定不会相同。反之，如果斯大林与赫鲁晓夫的苏联换成了列宁或托洛茨基的苏联，那么毛泽东即使还是目前那样的毛泽东，许多“分歧”便很有可能不发生，纵然发生，其性质与原因一定会完全不同。这就是说，毛泽东今天在民族主义方面跟苏联引起了麻烦，主要原因在于苏联一边的沙文主义与强权政治，中共一边的民族主义罪过倒是被动的，是被迫加强的。
中共要求国与国之间，党与党之间的完全平等；它反对“把社会主义国家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支援，看成是一种负担，或者看成是一种恩施”；它反对把经济或技术援助用作使受援者服从指挥的手段：它反对对“兄弟国家”玩弄强权政治，反对挑拨与帮助一个普通的资本主义国家来向它进攻。这些要求和反对，虽然中共的出发点是民族利益或民族倾向，但并不根本违反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说得更确切些，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真正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上述那些“民族主义”的要求本来就必须满足的。在民族不平等与民族歧视或民族迫害的基础上，绝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国际主义。所以中共一边的民族要求无可厚非，问题只在于它们在另一方面是否代表着大国沙文主义，是否以它“己所不欲”的东西，“施之于人”。在许多纲领性的文件中，中共的领导人曾经一再自己警惕，并且告诫党员，切不可犯大国沙文主义的罪恶，决不能让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大汉族主义借尸还魂。这种警惕和告诫自然是好的，那种愿望是善良的；但是一切历史唯物论者全都懂得，决定问题的常常不是人的意志，而是客观的社会的压力。以今天中国的条件论，即在有大量主观因素加入到经济建设中去的条件之下，如何继续革命，如何建设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那种方针，对于上述善良意图的能否兑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至少具有非常之大的作用。如果这个建设方针是以世界革命为目标的，是以不断革命精神推广及加深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么时间越久，客观的社会力量越不利于民族主义的存在与滋长，越不会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发生。反之，如果毛泽东中国追步斯大林苏联的后尘，坚持一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又因为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与反对上级党指挥棒之故，在这条路线上变本加厉，越走越远，那么即使毛泽东以及中共其它的领袖们，对于大汉族主义或大国主义如何警惕，如何防止，而结果这些主义一定还要发生；它们一定要对中国革命，乃至对世界革命，起一种非常有害的作用。
不过这是后话，至少是明天的祸害。今天，当中共以受屈者与被害者资格对压迫者及加害者抗争之时，人们应该同情这种抗争，甚至支持这种抗争，因为它这一边的民族主义在相形之下，起着多少积极作用。南斯拉夫的铁托当年起来反对斯大林，可说主要与唯一地是从民族利益出发的，他要求党国与党国之间的平等，他反对以经济援助之名而行经济剥削之实，他以南斯拉夫民族社会主义的名义反对斯大林的一国社会——沙文主义，那时候，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与革命无产阶级都同情与支持了铁托。理由当然不是为了南斯拉夫方面的民族主义，而是为了它打击了苏联方面的沙文主义。后来，铁托们也正是从那民族的狭隘利益出发，在内政外交上，特别在国际政治方面，越来越趋于保守妥协了；但这种消极作用，并不能据以否定当年反克里姆林宫斗争的积极作用。
今天毛泽东的反对莫斯枓，比起铁托当年的行为来，还有个很大不同，值得我们注意。铁托与斯大林决裂之后，为了南斯拉夫革命成果及其一党的自保，从不曾向国际工人阶级投诉过，从不曾想从世界革命中寻找过出路。铁托们所采取的是极其现实的办法：“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一经与苏联弄翻，便拼命向美英靠拢。但当毛泽东发现了与赫鲁晓夫的分歧业已无可妥协之时，便立即响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号，立即让“国际歌”代替了“祖国颂”，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左倾的政策。这些，人们自然可以说是“策略性的”，或者“虚伪的”，是简单的姿态。但不管怎样，铁托却总是连同样策略性的与简单虚伪的姿态都不曾采取过，而且还从来坚决反对这种姿态，认为它们有害于南国和西方国家的“积极共处”。所以这个不同不能等闲放过。从同样为民族利益的斗争中，可能引出颇为不同的前途。目前中共方面所以会有这个不同，我想，首先当然因为它和美帝国主义的关系，为了台湾问题，正处于无法缓和的境地中；又因为它和苏共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要求强硬对付美帝国主义，所以它不可能将失之于苏联者，便立即转而求之于美国。在这个情形中，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是被逼向世界革命找出路的。他目前的号召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乃至号召世界革命，并非由于一贯的原则使然，而是实逼处此，随时可以改变和放弃的。只要时改势易，只要有可能与美帝国主义谋得妥协了，那么“一国社会主义”重新提到宣传的首要地位，一点不会出奇。不过人们仍不能因为这个可能而轻视毛泽东的“世界革命姿态”，因为中共之敢于摆出这个姿态，而南共却连起码的姿态都不敢摆，归根结蒂，总由于中国革命比之于南斯拉夫革命，源更长，底更深，力度远较强大这个事实。而正是这个事实，倘在革命发展的有利条件下，有可能使毛泽东们的半真半假姿态，变成为全心全意的路线——当然，到了那个时候，这路线是否仍然由毛泽东等执行，那是太有疑问了。
一旦世界革命的路线真实实行起来。为什么多半不可能由毛泽东来执行？甚至一定不可能由他来执行呢？原因不一，而其最主要者厥为毛泽东的气质、思想与学识，毕竟是民族的而非国际的，与世界革命的领导不相称。
落后的中国是否有资格领导世界革命？或至少参加领导一般的世界事务与特殊的世界革命？当然有资格。根据经济落后，或甚至根据人种优劣而否定这个资格，否定有取得这种资格的可能，那是错误或反动的。是错误，因为它从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出发；是反动，因为它以白种人的优越论为根据。人们曾经否定过落后的俄罗斯在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中能够占据领导地位，这个否定，已经被历史所否定了。可是对于中国，人们却仍旧坚持这个老否定，而且用了加倍的理由，除了经济落后之外，又加上了人种的“次劣”，来坚持的[4]。对于这种错误的与反动的理由，毛泽东与所有的中国革命者起来愤怒地加以否定，从理论和事实两方面来加以否定，原是十分应该的。“先进的东方，落后的西方”，在今天事实上已不再是预言，而是由半世纪的革命历史充分证明了。中国革命继俄国革命之后，无疑是世界革命中一大事件。它即使不在主观的思想方面起了向导作用，至少在客观的政治方面发生了鼓舞、影响与示范作用。而此种客观的政治作用迟早要反映在主观的思想因素上，迟早要使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对世界革命要求取得领导权，至少要分享领导权，那是很自然的事。这，我们在前一章的开始部分已经讲过了。
毛泽东要争取对世界革命的发言权乃势所必然，也是理所当然。问题只在于胜任与否。
马克思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同时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世界公民。列宁首先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其次是一个俄国人。斯大林首先是一个俄国人（“格鲁吉亚人的政治家时常比正种大俄罗斯的政治家更加倾向于大俄罗斯主义”），然后才是共产主义者。毛泽东若和上述三人相比，显然与斯大林相似，他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主义者。这里的所谓首、次、先、后，时间上的意义小些，思想品质中两类成分的偏重意义远较大些。“首先”是共产主义者的人，必然是彻底的国际主义者，因此，他具备了领导世界革命的起码条件。“其次”与“然后”才算是共产主义者的人，他们的国际主义总难免属于“第二轮”的，因此，他们之能否大公无私地领导世界革命，并非毫无疑问。斯大林将列宁的第三国际变成为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辅助工具，他以领导世界革命为名而实行摧残世界革命之实，在许多原因中，斯大林那种“俄人第一，共产主义者其次”的身份，不失为其中之一。妨碍着毛泽东去担当世界革命大领袖这个角色的，原因之一亦应该是他那“首先是中国革命者。其次才是共产主义者”这种气质和学养。
另外一种障碍，使毛泽东难于成为真正世界革命的领袖，而且还大大妨碍他去赢取此次中苏共争论的胜利的，乃是他对“个人崇拜”的偏爱。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我们已经在本书第二章里详尽地讨论过了（虽然当写作那一章时，中苏共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还不曾公开出来），这里毋须重复，也没有新的论点需要添加。在此地，我们必须谈一谈的，只是中共在此一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表示出毛泽东对于苏联的内部情形是多么的隔膜。
来到了北京的毛泽东，要想研究与了解苏联，比他在延安时代是方便得多的。当1930年代毛氏补修马克思主义之时，关于马、恩、列等人著作的中文翻译，无论在质量或数量方面，都非常可怜。就是斯大林的作品，也译得不多，这从毛泽东那时的文章的引证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得出来。那时，中苏的联络是相当困难的，正式的接触没有，暗中的往还也不经常。在那样的环境中，毛泽东想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切重要著作，要彻底地了解苏联的过去与现状，确实非常困难。可是在今天，当一切文献方面以及人事方面的障碍都不再存在之时，毛泽东好像已更多地阅读了列宁的作品，而且还亲自去过两次苏联，但他对苏联的认识，不论对它的过去或现在，从最近的争论文章中看，特别从中共对斯大林的态度看，都表示出他并不比延安时代知道得更好或懂得更多。这是十分叫人惊奇的。
1941年，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但充分表示出毛泽东研究马列主义所达到的程度，而且十分浮突地显现了毛泽东这个人的思想性格，同时又证明了他和斯大林之间的精神联系。
首先我们得知道被毛泽东称赞为“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的那本苏联共产党史，究竟是怎样一部书？让我们听一听有资格批评的人的意见吧。譬如托洛茨基写道：
“……极权制度，即一切生活部门都须受官僚指挥的制度，——不可避免地也要扩张其统治权于过去时代。历史变成原料，随统治的极权党派之需要而构造一切。十月革命和布尔雪维克党的历史也陷此命运中了。最近的而且最完备的伪造和诬蔑，乃是不久之前在斯大林亲自指导下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史》。全人类图书馆中，我不知道——别人恐怕也不知道吧？——是否有过一本书，其中事实、文件、尤其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被人如此无耻地窜改过的、割裂过的或简单从事变进程中涂抹去的，有如这本《苏联共产党史》一样，这样做只为了荣耀一个人，即斯大林。
“……
“伪造的东西，即使是强有力的国家机关来伪造的，也是经不起时间考验，总有一日为了内在矛盾原故而被人揭穿的。……”（见《俄国革命史》中文版自序。）
可见毛泽东向共产党干部推荐的第一部必读书，原来是一种最无耻、最彻底与最粗糙的伪造品。
不过人们也许会说，托洛茨基既是斯大林的头号敌人，他的证言是不足信的。
那么请看另一位，近年来已被普遍地认为客观而有科学良心的传记家——德伊彻（I.Deutscher）的证词吧。在他所著的有名的《斯大林传》中，关于这部《苏联共产党史》，有如下的叙述：
“现在他又从事于另一件事业[5]了，那就是编写《苏联共产党简史》，其目的是要在这一方面首次弄出一个正确无误的与理论上可靠的作品来。在这本书中，党的全部历史，都根据了莫斯科那几次大审判案的观点重新写过。过去所有的党史教本，甚至那些由斯大林最亲近的信徒有如耶洛斯拉夫斯基[6]所编写的，也被宣布为不可靠的伪经，停止了流通，因为这些书所记述的党史，都被认为与最新的“发现”不符。这部新历史一经出版，立即被宣布为党的圣经。这本书是在斯大林亲自指导之下，由他的秘书们编写的。其中只有关于哲学的一部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学说所做的一种粗疏的摘录——出于斯大林手笔。这位莫斯科审判案的发动者始终隐身幕后，不为人见，他却以哲学家，历史家与宪法制订者的角色出现在公众之前。”
（见英文本《斯大林传》381——382页。）
你们看。一本人类史上空前的伪制，仅仅为了荣耀一个人，全部根据了莫斯科大冤狱观点重新制造的，非常粗糙，矛盾百出的所谓“苏联共产党史”，竟被毛泽东宣布为一百年来共产主义运动在文献上所取得的最高成就，这怎么能不令人万分惊异呢，不过仔细想想，也完全可以解释。从这件“小事”，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两点：第一，毛泽东对百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知识实在太少，对五十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知识也非常贫乏。因为知道得少，所以能将最粗劣的伪钞当作如假包换的真货。第二，毛泽东由于其本人的性格、气质和思想使然，确实欣赏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以致明知其中的多数史实是简单伪造，他却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为了权威建立的需要”，“为了它能替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因而接受了这种做法，接受了这部伪史，并将它高捧为最重要、最权威的经典著作。
在这个方面，毛泽东的情形是始则因无知而受了蒙蔽，继则因同声、同气、同地位、同利益而自愿受欺，并藉此以欺蒙他人。
说“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见《关于斯大林问题》）这说法表示出毛泽东对国际工人阶级与苏联人民的情绪，是多么地无知与武断。“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是否“越来越怀念斯大林”问题比较微妙复杂，我们且不谈它；至于说苏联人民也在“越来越怀念斯大林”，那显然是违反事实的。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扬于战争结束之际，爆发于斯大林逝世以后的苏联人民要求民主、自由与法治的呼声，是如此地瞭亮与普遍，以致斯大林生前的亲信中，简单为要赢取继承人的地位，都不得不或多或少反对斯大林的道路。这是尽人皆知的事。赫鲁晓夫一系之所以能击败马林可夫与莫洛托夫的“反党集团”，原因中的最大一个在于前者比后者更放手地反对斯大林，在于他们不但反对斯大林的举措；而且反对斯大林本人——这更是无可争论的史实。其实仅凭这一个事实，已足以推翻“苏联人越来越怀念斯大林”的说法了。
是否最近几年来，因为赫鲁晓夫集团在国际上实行的妥协路线，使苏联人怀念起斯大林“正确的马列主义政策”呢？我们见不到事实的佐证。同时以情理推测，在斯大林逝世以还的短短十年中，如果说每一个家庭都几乎有若干亲友尝过被斯大林拘捕、流放或杀害滋味的苏联人，竟已怀念起这个大独裁者来了，那未免把他们看得太健忘，太天真。毛泽东硬要替斯大林“鸣冤翻案”，主要固然由于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客观需要。但这里仍多少反映出毛泽东对苏联情况的隔膜。如果他更通晓俄国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中派别分合及其论争的历史；如果他更清楚十月革命与内战的史实及其在布尔雪维克领导层中的思想反映；如果他更了解列宁卧病及其死后发生于联共中的派别斗争，并且更深刻地了解这些斗争的性质，如果他更熟悉斯大林如何排斥异己，如何杀戮与毁谤异己的实情；如果他更多知道斯大林如何利用国际去破坏别国革命，以及摧残各国优秀革命家的情形；再如果他肯虚心调查研究斯大林所有这些罪行在国内外劳苦大众与革命者队伍中，如何损坏了苏联与共产主义的声誉——那么毛泽东即使对斯大林的铁腕无限欣赏，也决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挺身出来为斯大林这个奇臭的尸骸，作徒然的“涂脂抹粉”工夫了。因为这只能败坏他自己的声誉。只能使他原较正确的论争立场，反而得不到多数的拥护。
一个真正配做世界革命大领袖的人物，对于苏联以及全世界革命群众的动向，决不能如此无知。当然，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先天不足”，在相当限度内，原本可以凭他的一些助手来补偿的。只因问题已经不单单限于知的方面，而是涉及到了愿不愿意知，或涉及到可不可以接受这种知的地步，因此，毛泽东纵然有这方面的最好的合作者或顾问，却极少可能受一点影响了。但是中苏理论斗争的谁胜谁负，中国共产党人是否终于能在将来的一个时期担负起世界革命主要领导者的角色，却在不小程度内，取决于他们之是否有这种“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