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苏思想冲突”，若就毛泽东思想的传记角度看，可说是此一思想从一国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的表现。毛泽东思想于1945年在中共内部取得了法定的一尊，复于1949年因革命胜利而确立了对全国思想的控制。一种思想既然征服了一个国家，不管它是纯凭思想的说服力也好，或借助于军政的威慑力也好，其势力一定要越出国界，向世界“进军”的。这情形在过去的时代里已如此，当四海业已一家的今日自然更要如此。
不过毛泽东思想之国际影响，却远落在中国革命的世界影响之后。中国革命一经胜利，对全世界便立即发生了巨大影响。它影响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势力的比重，也影响了两个阵营在政治、经济或军事的任何方面。可是作为此一革命的思想旗帜的毛泽东思想，却不曾在世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派系中，很快发生任何值得注意的作用。
至少这和俄国十月革命时期的列宁思想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十月革命一爆发，列宁思想便和俄罗斯工人阶级的捷报同时传遍了五大洲，在一切进步人群的心智上，特别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激起了空前未有的动荡，燃起了伟大希望的火焰，并且在非常短暂之间，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以列宁思想为指导的国际共产主义的组织和运动。
为什么俄国革命胜利后列宁思想的影响，与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有如此显著的不同？原因当然要从两种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本身性质中去寻找。
十月革命胜利以前，作为马克思主义中特殊一派的列宁思想，最少可以说已确立了十二年。它首先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然后在整个社会主义国际内，独树一帜，团聚了最革命的分子。列宁，与历史上稀有的真正大天才一样，是一出场就崭然露头角的。早在十九世纪的九十年代，这个二十挂零的年青人就已经精通了马克思的全部学说，并藉此去研究当时世界的、特别是旧俄罗斯的种种关系，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阶级斗争的法则，尤其是分析与消化近代革命的经验，由此得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基本战略思想，关于世界革命的总路线，与社会民主党的，乃至与整个第二国际的传统思想根本对立。他的整套思想确定形成于两个世纪之交，发挥光大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终于由十月革命加以证实和体现。这里，十月革命恰好像一次成功的科学实验，它把列宁关于革命的科学假设，在所有的主要点上悉符原意地证实出来了。以致人们有理由说那是列宁思想导成了十月革命，同样也有权利说这是十月革命实现了列宁的思想。这里列宁思想与革命胜利之间的关系，其密切程度竟有如一位巨匠打下的蓝图与那据以完成的大厦之间的关系。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高瞻远瞩，怎能不因那壮丽无比的建筑物之出现而为人景仰呢？因此，列宁思想之随十月革命之震动世界而震撼人心，那是十分自然的。
还有，列宁是一位彻底国际主义的革命家。他一贯从世界革命的总战略来考虑俄国革命，即把俄国革命认真当作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来处理。这种国际主义精神，表示在列宁一生的全部文字与事业中，而最具象征性的则可说是那个著名的“四月提纲”。我们知道，这个提纲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战略计划，它像罗盘针似的指引着俄国布尔雪维克党与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权。但有趣的是，这个实践的、战斗的、俄国的革命计划，却紧密地结合着理论的、原则的与国际革命的因素。以致它以“革新国际”作结，主张“发起建立革命国际，建立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反对‘中派’的国际。”事实也正是这样发生的。新的国际几乎同新的工人国家同时诞生：第三国际的正式成立，仅仅后于苏维埃政权的成立十六个月。
彻底国际主义的思想及其实践，不用说，必然要在国际上立即发生深远影响。
可是毛泽东思想的情形却大大不同。首先，他是个“未识中国，不学希腊”的人。他主要是一个民族规模的革命家，土生土长，不染洋气，甚至还鄙视洋气。
从我们上面的叙述中，读者们可以看到：无论就个人气质，就文化背景，或就教养的过程说，毛泽东都不可能是、事实上也不曾是，以全副武装了的马克思主义战略思想家资格，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他是在工作中摸索，在斗争中学习，逐渐由革命实行家长成为革命思想家的。与马、恩、列三人不同，他主要不是先以思想家资格在革命队伍中确立其地位；但与斯大林相似，他凭革命队伍中的既得地位来建立其思想家身份。这两类思想家的性质不同；他们思想的价值也差得甚远。前一类自然比较难得，也比较可贵，因为他们能高瞻远瞩，能处处从原则出发；后一类之所以较为卑下，较为普通，因为他们往往急功近利，经验主义，胸襟见解都难免比较狭小。
以思想家论，毛泽东的地位究竟能有多高？这问题我们不在这里谈，因为前面已经谈过许多（录入者注：参见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这里我们说明的只是这个事实，为什么中国革命胜利不曾像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一样，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立即发挥巨大的思想上的影响力。此中原因自然不止我们上面指出的那一个；但“毛泽东思想”本身的局限性，特别是中国革命胜利并非证实了或体现了毛泽东思想，而是在许多基本点上驳斥了他的思想，（我们在论战略问题的一章中已经详尽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个事实（录入者注：参见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第四至六章），应该说是毛泽东思想与列宁思想在各自革命的胜利之后，发生了不同影响的大原因。
不过没有随中国革命胜利而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立即的与巨大的影响，并不意味毛泽东思想不曾发生影响。中国这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上所处的重要地位，中国革命对于帝国主义统治所给予的沉重打击，以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巨大作用，都命定着中国革命的头号领袖的思想，迟早要以此一或彼一方式对世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发挥影响。
如今，当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的十三年后，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终于让我们看见毛泽东思想全身披挂，公开出来作最高领导权的争夺战了。
这当然要构成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一个专题。在毛氏思想发展的传记上，更将形成非常重要的一章。在这里，我们拟从四个方面去研究它：
1、 毛泽东思想从一国独霸进向国际争霸的过程；
2、中苏共思想冲突的切近原因；
3、在大争论中起了主要作用的几点毛泽东思想；
4、中苏共冲突的两个根本原因。
要谈第一个方面，我们先得回顾一下公开爆发之前的酝酿过程。这个过程是无法截取得太短的，至少要从中国革命的胜利讲起。
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他著名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相当简洁地说明了中国革命与中共，和俄国革命与联共之间的关系。他说：“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他又说：“‘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想法。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和巩固，就是这样的，斯大林早已告诉我们了。”最后他说：“……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联共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苏联学习。”
毛泽东在这里说明了师徒关系，说明了支援与受援关系，说明了两党与两国之间的亲密关系。不过特别有意思的，却在于这篇文章记录了当中国革命胜利之际，中共对苏共，以及毛泽东个人对斯大林，处于怎样一种感情状态。因为，我们知道，两个方面的关系并非始终如一，感情状态屡经变化。在此以前，中苏共产主义者间没有国的关系，但有党的关系。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到那时已满二十七年了。在此期中，两党关系不能说完全正常，路线的决定，领导的更迭，权力多半操在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手里。这里多的是主奴之分，少的是兄弟之谊。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历来更是不洽。不洽的原因，并非在于思想上的歧异，倒在于性格上的类似。二人都是实力主义者，都是狭隘的一国社会主义者，都是高明的实行家，都是伟大的策略家。基于“同性相斥”的原理，斯大林多半不会幻想去支配毛泽东，毛泽东也决不甘心接受斯大林的指挥，二人的搞不到一起是注定的。所以在1935年以后，毛泽东在党军两方都树立了无可争衡的地位，斯大林只好消极地容忍他，让他去自力图存，或甚至于自生自灭。自从中共在陕北建立根据地起，中经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直到国共再度内战，终至革命胜利，前后十四五年间，我们很难看出斯大林对毛泽东有过怎样大的帮助。当然，因为种种关系，从来莫斯科对中共的支持是保守秘密的；但虽如此，只要是相当数量的物质援助，无论是普通性质或军事性质的，总不能不让人知道，但迄今无人能提出证据，证明中共曾经在那个时期获得过此种援助。苏联在中日战争的初期，曾经援助过中国，但正如后来在中苏签订友好同盟条约时用明文规定下来的那样：“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见同盟条约有关的照会甲。）在“理论上”，中共可以从蒋介石手里接获得苏援，而事实上却从来不曾拿到过。所以终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应该相信，中共确实是自力更生，凭自己的奋斗来图存与扩大的。那末，等到战争结束，八路军进入东北以后，究竟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特别是苏联红军与林彪军队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根据可能接触到的材料，有着完全相反的报导，一个极普遍的说法是：马林诺夫斯基曾将日本关东军的军械武装了林彪部队。可是这种说法，却为最有资格的人士所否定，例如当时前来“调停”国共关系的马歇尔将军就说过：并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中共受俄国支持（见1947年1月12日纽约时报）。还有当时驻华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1947年10月也说过：关于中共“接受莫斯科物资援助一点，极少证据”[1]。这两个人的证言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这两位代表美帝国主义利益来华，“调解国共冲突”而终于失败的主要负责人，没有任何理由要替苏联或中共撇清——如果确有苏援的证据的话。同时以彼二人当时所处地位的方便，说如果有了这种援助而竟被蒙在鼓里，也属难于入信。因此我们有更大理由相信另一种说法，即日本投降后中共对国民党的斗争，并未受到莫斯科的援助，甚至远没有受到鼓励。中共主要是凭借战后中国工农大众以及一般群众的革命力量，凭借自己的武装力量，打垮了国民党的。
斯大林为什么不曾积极地援助中共进行革命的内战？原因有三。一，由于对中国局势的错误判断，并从而得出关于中共政策的错误指导。二，由于自私的（一国社会主义的）俄罗斯民族利益的考虑。三，由于对毛泽东及其一系的猜忌。
关于第一点，南斯拉夫的卡台尔奇曾经给我们透露了极有价值的消息。1948年2月，卡台尔奇率领了一个党的代表团来到莫斯科，为的跟斯大林讨论一些歧见，在讨论中斯大林顺便谈到了一些关于中共的话，他说：
“……例如战争终了之后，我们邀请中国同志来到莫斯科，我们讨论了中国局势。我们直截地对他们说，依我们之见，中国实行武装起义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因之劝他们和蒋介石缔结一种暂时协定，劝他们参加蒋介石的政府，并解散自己的军队。中国同志在此地同意了苏联同志的观点，可是回到了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积聚力量，组织军队，现在，我们见到，他们正在击溃蒋介石的军队。现在，我们承认在中国事件上的错误。它已经证明出正确的是中国同志而不是苏联同志。”（见《铁托传》英文本P331）
这段话说明了至少在1948年2月以前，斯大林反对中共针锋相对的政策，不主张它以武力对抗国民党的武力，却主张解散共军，主张参加蒋介石的联合政府。一句话，便是要中共走战后法意共党所走的路，放下武器，回到议会，给资产阶级做忠贞的反对派。当时幸亏毛泽东阳奉阴违，自行其是，才算没有在1940年代重演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悲剧，没有让蒋介石再度在斯大林的帮助之下，屠杀共产党人，压服工农大众的革命。
1948年2月，即斯大林亲口承认他对中国局势看错了之时，中国的内战形势已达到了什么程度呢？那时，解放军从守势的迎击战转入到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已经有半年之久。在1947年的冬季攻势中，无论东北、西北、华东、或晋冀豫战区，都获得了重大胜利。特别是在东北及华东两战区，前者在四平街等著名战役之后，东北的蒋介石事实上已成瓮中之鳖，后者则在莱芜及孟良崮二地区先后重歼了国民党精锐，已能挺进鲁西南，大军直指豫皖苏边区，政治走向十个月后决定内战最后命运的淮海大会战了。对着这样的一个战争形势，当然无需什么有经验的眼睛才能看出“中国同志们”的正确。但虽如此，“苏联同志”当时的政策还是非常持重的。它在中国内战中一直保持着中立，它始终信守着只认国民政府为中国政府的诺言。内战初期不必说，当时斯大林确信中共的武装斗争注定要失败的，所以在东北，苏联红军不但等待由美国人代为看守那些防区。就是到了1948年初，即斯大林已改变对中国局势看法之后，也还是示忠于国民政府，最明显的有如：城市一经被共军占领，她即关闭该地领事馆，而苏联大使，则比帝国主义国家任何一个大使表示得更为友好，居然是追随国民党政府迁移至广州的唯一使节。不过更耐人寻味的一件事，却是在1949年3月间，即在北京解放后两月，上海解放前两月，苏联竟和国民党的驻新疆代表，讨论了经济合作计划。综上所述，苏联在整个国共内战时期的态度，可说是：1948年春天以前，采取了偏袒国民党的一种表面中立，而在斯大林认错以后，则采取了暗助共、明帮国的两面手法。
苏联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脚踏两头船的态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说明上述的第二点。
明乎苏联共产党自从三十年代的演变史的人，应该知道当时苏联的对外政策，其目标早已不是援助被压迫民族，或发动世界革命。克里姆林宫由一国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在很大限度内复活了沙皇俄国的扩张主义的，对外掠夺的政策。这政策在远东，特别对于中国，表现得非常清楚。在英美苏三强签订的雅尔达协定上，斯大林竟毫不掩饰地要“恢复1940年丧失的俄国的权利”，其中包括了：“大连商港国际化，但确保苏联对它享有优先利益，租借旅顺，作为苏联海军基地。”他又要求“中苏共同经营中东路与南满路，并确保苏联在这上面的优先利益。”……这态度和1919年7月，由列宁当权的革命政府在同一问题上的态度，造成了怎样强烈的对比！那时，由俄苏代理外交人民委员长加拉罕署名发出的声明上，是这样写了的：“工农政府已向中国政府建议开始谈判，进行废止1896年之条约，1901年之北京草约及1907年至1916年间与日本所订之一切和约，将沙皇政府自行掠取或与日本及联盟国共同侵夺者，概行交还中国国民。”这也就是说，斯大林在1945年，恰恰要求在中国恢复列宁在1919年声明放弃了的，那些在1904年以前由“沙皇政府自行掠取或与日本及联盟国共同侵夺来”的特权。斯大林政府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会发生如此重大的改变？这问题如果要解释，需要从苏联这个工人国家的堕落过程，从其统治集团的彻底官僚化过程中去寻找。在这里，我们不想做这项研究工作，所以此地只限于指出这个事实。我们只要记住这个事实就够了，就是：当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斯大林政府的对外政策，其中包括它的对华政策，完全是基于民族利益，是普通形式的强权政治的应用，这里是甚少谈得上阶级斗争与国际革命的观点的。因此，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主要关心，已不是中国应在什么阶级统治之下，而是如何才能最安全地确保苏联在东北、新疆以及蒙古，甚至朝鲜的特殊权益。只要能达到这些民族的与掠夺的目的，他可以不必计较谁是中国的统治者。与一切旧式的侵略者一样，他最心爱的是柔顺的、无力的与容易驾御的工具；他最害怕那些倔强的、自作主张的、强有力的对手。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阶级性质上代表了工农利益的新中国，对苏联说，如果苏联是健全的工人国家的话，自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工农中国的出现，如果从列宁式的国际革命的战略眼光来看，就是表示着苏联国际地位的无限增强，也意味着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较易完成，因此，它不但要日夜企求，而且要竭尽全力来促其实现。可是从苏联堕落了的官僚层的保守与反动利益出发，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与中国之变成强大的工农国家，却非全属好事。不错，这将给美国在远东的势力以大打击。但是这个新兴国家是否能如腐败无力的国民党中国那样，乖乖地接受雅尔达要求呢？是否能让苏联置外蒙、朝鲜于“保护”之下？是否能让她自由自在地开发新疆的资源？这些疑问，在列宁时代的苏联是连考虑一下都会等于背叛的；可是在斯大林苏联的政策考虑上，却起着极大的作用。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甚至可以不愿见中国革命的胜利。这即是说：在斯大林的天称上，苏联在中国保持特殊权利，重于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倘二者不可得兼，他宁取前者而舍后者。我们只有懂得了这一点，才能懂得苏联在国共内战后半期的脚踏两头船态度，才能懂得她为什么要在1949年3月还在乌鲁木齐跟国民党谈判新疆省的经济合作；才能懂得为什么她的大使一直追随国民党到底，甚至在南京解放前夜，她还如此热心于“调解国共内战”，希望成立“联合政府”。
显然，中共在内战中所发挥的力量大大出于斯大林意外。解放军由战术性的退却转入全面战略性的进攻以来，澎湃奔腾，势如怒潮，将国民党数百万军队驱散击溃，制压歼灭，那时候感到忧惶不宁者，杜鲁门之外，当推斯大林了。斯大林那时的心境看来不能以喜惧参半形容，因为所惧的远超于所喜。一个强大的，充分独立的共产党中国，对苏联官僚在中国特权的保持，一定比腐败的国民党统治中国时较为困难。然则怎么办呢？公开出来干涉，甚至破坏中国革命吗？（这对斯大林说来并非办不到的，在许多地方，特别在西班牙革命时期，因为无法控制革命而将革命破坏的事，斯大林们是一再干过的。）可惜中国革命的力量已经太强大了，而且当时整个世界与中国形势，即令由克里姆林宫的狭隘利益出发，也不可能，并且不宜于实行破坏性的干涉了。斯大林这才于1949年的夏季起，即当淮海战役结束，蒋氏王朝的军事力量业已基本摧毁之后，被逼改取了积极援助中共的态度，派出大批专家，特别是铁道专家，前来中国，帮助中共军抢修平汉等路，促成了对长江天堑的飞渡。那时以后，斯大林的态度才算一边倒了，不再保持伪装的或真实的中立。
至于以毛泽东为革命领袖这个事实，是否影响了斯大林对中国内战的态度。如果是，那末它是怎样影响了这个态度呢？在这方面，我们当然看不到任何有关的文件或事实。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确断是有影响的，即断定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曾经是原因之一，使斯大林对中国的内战采取了如上所述的态度。因为斯大林不喜欢毛泽东做中共领袖，是有不少事实证据的。许多文件上告诉我们，斯大林从来看不起中共，例如1944年1月10日，他对当时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共产主义者，他们是麦淇琳（即人造牛油）式的共产主义者。”后来他又称中共为“红皮白萝卜”式的共产主义者。这些说话通常被解释为斯大林想愚弄美国人的花招，企图松弛敌人警惕的。可能有这个意思，但绝对不应否认其中确含有斯氏对中共的评价在内。由他的直接代理人王明套在毛泽东头上的那些帽子，举如“机会主义”，“枪杆子主义”，“农民意识”，“地方观念”等等，不可能不在斯大林的头脑中造成印象，甚至，这些帽子的制造厂或竟就设在克里姆林宫里。当毛泽东推倒了王明，执掌了中共的领导权之后，斯大林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情形，从李立三在中共第七次大会的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据李立三说，他在海外（莫斯科）十五年来，根本不晓得中共的实际情况，“直到1946年初回到哈尔滨以后，我才初次读到《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初次读到延安整风文件，初次读到毛泽东同志的一些重要著作。”由此可见，毛泽东的重要著作，在莫斯科被视作禁书，连留莫的中共高级干部都不准阅读，这显然不是王明这个“国际代表”所能单独办到的了。这若非出于斯大林本人的主意，至少也曾获得他的支持。
斯大林为什么不欢喜毛泽东做中共领袖？原因该如我们前面所说，由于思想之差异者少，由于性格之类似者多。“同性固然相斥”，“惺惺往往不惜惺惺”，“曹丞相与刘使君”毕竟不可能和平共处的。当然这里的“原始罪过”在于斯大林。只因他把各国共产党当成工具，当成克里姆林宫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买卖时的筹码，所以他一定要严格控制各国共产党，一定要严格选择最柔顺的人来做领袖，以便确保他的指挥棒。为达此目的，他从来是不顾一切的，他曾经诱杀（骗到莫斯科去，加以捕杀）过不少国家共产党的最好领袖，也曾有意破坏了那些脱出了他控制的革命。如果毛泽东较少“猜忌”一点，对莫斯科更加天真一点，不坚持他“革命未成不去莫斯科”的信念，那末十有八九，他可能早已丧生在格柏乌的秘密监狱中了。
毛泽东所以能逃过斯大林的清算，主要因为他是土生土长，并非由莫斯科训练；因为他崛起于自己的枪杆子上，并非依靠国际任命；因为他“经济自给”，并不需要苏联援助。毛泽东对斯大林从不争论，更不违抗，可是一切有他自己做法，有他自己的一套；国际有令，合固照办，不合亦不反对，只给你个“阳奉阴违”。他最大的关心，是积聚力量，巩固地位；造就既成事实，以实力代替空言。对国内的敌人蒋介石固然如此，对国外的老大哥斯大林也是如此。“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句朱老夫子的名言，毛泽东确实是实行得非常到家的。
斯大林被人以己道治己，当然要在对手身上认出劲敌，要千方百计施展其猜忌，甚至不惜以种种手段阻挠其成功了。
然则，我们上引毛氏当中共二十七周年纪念时所表示的毛斯之间，中苏共之间的亲密友谊，又该如何解释？
《论人民民主专政》特别强调了“一边倒”，强调了“国际援助”以及对斯大林的感谢。这在一方面标志着斯大林对中共态度的最后转变，另方面表示出在全国革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对苏联所怀抱的希望。面对着中国革命胜利这个无可否定的事实，一直不愿见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走上胜利的斯大林，此时不得不去支持这个领导；同时，从来受着晚娘般屈待的毛泽东，此时也不得不对她虚表孝心，竟或存着真实的希望，想从她老人家那里弄点援助来，藉以经营那个得来颇出意外的，长期间为战乱所破坏的庞大国家。
所以这是一种由形势造成的友好姿态，双方被逼向友谊前进，却不是真实友谊的体现。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发表之后大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四个月，毛泽东与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这个条约，当时曾被中苏双方报纸誉为“以条约形式巩固下来的中苏亲密友谊”，是中苏真实友谊的体现。这个说法是否对呢？换句话说，这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是否证明出毛斯二人因中共胜利而“前嫌尽释”？它是否表明因中国之变成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所以克里姆林宫一反它多年奉行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完全回到列宁当年的国际主义立场，因而以充分平等，真正无私的兄弟态度来建立和北京的新关系？
我们在当时便指出过事情并非这样发生，如今，证明十三年来中苏关系的真实经过，更可以肯定它不是如此发生的。应该说，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和签订，对毛泽东说来是上了重要的一课。上了这课以后，毛泽东思想中原有的“民族主义”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他对苏联与苏共的疑忌是增大了，不是减少了；他对斯大林个人的认识是更清楚了，把斯氏当作国际革命领袖的残存幻想消灭了，而对斯氏奉社会主义之名，行民族扩张与官僚掠夺之实的那种绝对现实态度，可能是更加倾倒了。
这样说，完全不是凭空臆测的，而是有事实为证的。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和签订的经过，并且分析一下条约的本身。
为了谈判和缔结中苏之间的新条约，毛泽东率领了一个代表团，于1949年12月中旬前往莫斯科。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不论就中苏关系说，或就毛泽东个人的生活说，这件事都具有非常大的历史意义。由于革命的胜利，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的、由资产阶级地主当权的、亲帝仇苏的国家，一变而为独立的、由工农劳动大众当权的、反帝而亲苏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了。对于这样一个国家，苏联应该采取怎样态度呢？这个问题，虽然在当时（1949年）已经不算全新，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东南部欧洲成立了好一些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斯大林已经同它们缔结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且同其中之一（南斯拉夫）的关系，已经由缔结而归于破裂了。只是欧洲诸“卫星国”与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二者诞生的情形不同，前者主要是直接依靠了红军的刺刀，而后者则主要依靠了自己斗争的力量；她在许多方面都比欧洲诸“卫星国”更有资格以平等身份来和苏联说话，所以克里姆林宫将如何对待新中国这个问题，实质上还是新的。所谓新，即是说，就算是双方谈判的当事人斯大林和毛泽东，都还不能于事先确定一个答案，以便在谈判及条约中一一实现出来。在斯大林那一边，一个最大的疑问是：由雅尔达会议确定下来，向国民党中国业已取得的特权，是否能让共产党的中国原封不动地继续承认下去。如果不能，那末最大的让步该是什么？在毛泽东这一边，最大的未知数应该是：斯大林曾经向蒋介石索取到的种种特权，能否全部还给他——毛泽东。如果不是全部，那末最多可以收回几多？此外，毛泽东当然还希望得到苏联真正无私的经济援助，而斯大林呢，则凭借着自己能有所予的地位，希望以最佳方式或最好条件来控制新中国及其领袖毛泽东。
在1949年年底直到1950年2月的莫斯科中苏谈判，双方的主要矛盾如上所述。
自然，我们无法设想毛泽东当时的心境。不过把一些客观存在的事实作“指数”，大致还可以求得点主观的心理状态。这是毛氏生平第一次踏出国门。与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领袖不同，他之前去莫斯科，不是为了学习取经，也不是为了听取命令，而是以一个胜利革命的领袖资格，来与一个“革命领袖”（其实是革命成果的篡窃者与浪掷者）作平等商谈。这对毛泽东说来，无疑要踌躇满志的。当他的国宾专车徐徐开进雅洛斯拉夫车站，受到莫洛托夫以下苏联显贵以及各国驻莫使节的亲迎，在中苏国歌高奏声中，检阅了仪仗队，发表了演说。当他说这是他“生平很愉快的事”的时候，我们不难从这句淡淡的言辞下面，听出极度压制的、壮志得酬的狂喜的声音。22年前他在长沙说过的豪语：“革命未成，不去苏联”[2]此时一定会万分得意地浮上心来，有如当年刘季在未央宫大宴的时候，追问他老子“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的光景。
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即晚便受到了斯大林的盛宴款待。斯大林初次给予毛泽东的印象如何，当是一个极其有兴趣的问题。可惜这和斯大林初会毛泽东的印象如何一样，两者都没有给我们任何直接的甚至间接的资料。这方面我们只好借助于类推和猜测。一般的政治领袖（例如丘吉尔），特殊的共党政治家（例如铁托），有不少曾将他们会见斯大林的印象记录过。无论前者或后者，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惊奇于斯大林之赤裸裸的现实主义。譬如，丘吉尔在一张小纸上，用简单的百分数写下了英苏二国在罗马尼亚，希腊与南斯拉夫的势力分配，等斯大林在上面画了同意号之后，却自觉以如此随便方式解决有关千百万人命运的问题，有点“犬儒主义的”，提议烧了它，而斯大林却满不在乎地说：“不，你保存它吧。”想不到，一个社会主义国的总理，竟比大英帝国的首相更加“犬儒主义”！（录入者注：此处“犬儒主义”可理解为厚颜无耻，实用至上，毫无原则）
铁托所讲的故事，想必会更加接近于斯毛初会的情形。铁托在1944年9月，由南国前线飞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南国解放军与苏军夹击贝尔格拉的计划，并商谈此后南国的政治问题，据铁托描写，他初次的印象如下：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会见斯大林，第一次和他谈话。……他的个子看来比照片上的要矮小些。不过他给我的印象是精力充沛的，虽然略带倦容。
“……
“我说过，与斯大林的首次会谈弄得很紧张。差不多我们讨论的事情，件件都有若干冲突。我观察到，斯大林是不能容忍反对的。他和周围的人谈天，谈吐是粗鲁而易怒的。苏共中委会政治局的全体委员中，只有对莫洛托夫，他有时转过头去询问一下意见，可是永不听完他的回答，就照自己的想法说下去了。
“……
“谈话在很痛苦的空气中进行。斯大林开始向我说明南国有让彼得王复位的必要。想不到竟会劝我干这种事情，热血涌上我的头脑。我强自压制，告诉他说这是办不到的。……”
（见《铁托传》英文本P232——P234。）
上引文字，几乎把所有斯大林访问者的印象概括下来了：①，达到了犬儒主义程度的现实主义；②，令人不堪的傲慢、粗鲁与易怒性格。这两个特点，当斯大林会见毛泽东时候发挥到什么程度，我们自不得而知，但要它们完全收起是办不到的。不用说，当年来到莫斯科的毛泽东，其身份及其地位，既不同于丘吉尔，也不同于铁托。他多半比丘吉尔所得的要多些坦率，比铁托所得的要多点礼貌。但即令如此，这态度比毛泽东所期待的仍有着极大距离。毛泽东毫不天真，极少幻想，非常实际。对于共产主义，他当然信仰；对于苏联，也羡慕；对于布尔雪维克党人，他也不会不钦佩。但是他自己二十几年的政治活动，苏联三十余年变迁与堕落的历史，不能不教懂他共产主义这学说一旦和政治活动相结合，势必要受政治斗争本身一些规律的影响；不能不使他知道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已多少不同于列宁时代的苏联；不能不让他看出创业苦斗一辈的布尔雪维克已大量为守成的甚至是不肖子弟式的党官员们所代替。尤其是因为自从1931年以后，他亲自遭受到各式真假国际代表的白眼和压迫，对苏联共党，乃至对斯大林个人，决不会怀有虔诚的天主教徒对罗马教皇那样的感情了。毛泽东那次前往莫斯科，心理上是有所准备的。
但是我们仍可肯定地说，当他实际与斯大林谈判以后，还一定发现了自己太过天真，太过迷信苏共与斯大林，太过相信他们的国际主义，因而大大感到幻灭与震骇。不错，无论毛氏本人或他的随从人员，迄未透露过一言半语有关于此的证言。然而事实非常清楚。第一，中苏谈判旷日持久，迁延将达两月，毛泽东在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的当晚便会见了斯大林，亦即开始了中苏谈判，可是这谈判一直没有结果，以致拖延了一个多月，才算有了点头绪。此时周恩来奉到毛的电召，率领了又一个代表团，于1月20日来到莫斯科。此后又谈判了半个月，方于2月14日缔结了三个文件：①，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②，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③，关于苏联经济援助中国的协定，两国首脑足足会谈了两个月方能达成协议，这在一般的外交史上，特殊的苏联对外交涉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这事实倘非完全由于中苏要求的悬殊，致使谈判僵持，则至少应该说是它的主要理由。
第二，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三个文件的内容，就更能证实我们关于毛斯初会并不十分美满的假说。毛泽东那次前往莫斯科，主要目的，自是在于用新条约代替1945年8月由宋子文与斯大林签订的旧条约。本来，中国既然从资产阶级与地主统治的国家变成为由共产党所代表的工农国家，旧的中苏关系理应自动取消，新的关系可以很方便地建立起来。宋子文与斯大林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以及关于旅顺大连的协定，依照斯大林自己的称呼，乃是沙皇俄国于1904年所丧失的特权的恢复。这，无须说，是不平等的，是掠夺来的。当年沙俄所以要获取这些特权，乃由于帝国主义使然；后来斯大林的予以恢复，如果硬要找寻一个理由的话，只能说是由于“对国民党中国的防卫”。可是国民党中国完蛋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亲苏的、共同信奉共产主义的国家，那就连上述那种勉强的理由都不存在了。所以站在毛泽东的立场，废旧约，订新约，应该是十分自然而又简单轻易的事了。谁知一经谈判，事情竟不是那么简单。为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确认自1945年以来远东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认为这种新的情况提供了从新处理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诸问题的可能性。”（见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协定的引言。）竟需要毛泽东亲自出马，在莫斯科用两个月的时间来“说服”斯大林！“说服”的过程我们虽不得而知，但说服的结果却清楚地透露出过程的艰苦。关于中苏同盟条约，毛泽东所缔结的与宋子文所签订的，无论文字或实质上都无大出入。这方面算不得重订，只是调换一下形式罢了。关于中长路与旅顺的协定，新约与旧约出入很大，这里可说是斯大林让了步，亦可说毛泽东获得了胜利。因为旧约上规定的三十年租借权或共同使用权，新约上取消了，代之以“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便可将铁路无偿地交还中国，苏军自旅顺根据地撤退。关于大连的处理，苏方的让步更加明显。根据旧约，中国政府要将“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方，租期定为三十年”；新约则干脆声明：“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借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至于有关财产的接收办法，应于“1950年内完成之”。
毛泽东取得了这个结果，无疑，是把斯大林在雅尔达会谈上拿回去的沙俄特权又拿过来了。但这显然不是斯大林心甘情愿交出来，更不是从社会主义国家或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主动且以理所当然的态度交出来。在文件签订的仪式上，代表苏方的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说了这样的话：“这种协定的每一条款，都证明了苏联方面对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与民族权益的尊重，也证明了苏联外交政策原则的伟大。”请看这几句官话暴露了多么傲慢的施舍者的态度！关于同样问题，列宁还在三十年前，通过他的外交委员长加拉罕，作过如下宣言：“劳农政府更宣言废止一切中日及其昔日之联盟国所订之秘密条约。盖俄皇政府及其联盟国，藉此等条约，诱迫兼施，羁束东方民族，尤以对中国为甚，至其利益，则尽为俄国资本家，地主及将领所得也。劳农政府且已向中国政府建议开始谈判……将俄皇政府自行掠取或与日本及联盟国共同侵略者，概行交还中国国民。”（见1919年7月由加拉罕签署的《致中国国民及南北政府宣言》）这是何等光明磊落、真正伟大的态度！如果我们想一想斯大林的态度是用以对待他“亲爱的同志”毛泽东，而列宁式的态度还是对待当时仍由北洋军阀所统治的中国的，那末其间的区别就更加大了。由此，我们可以很有根据地说，在迁延二月的中苏谈判中，毛泽东一定受够了斯大林和维辛斯基（顺便提一提，此人便是莫斯科历次大冤狱的检察长，因而是十月革命老战士的直接刽子手）的气——大国沙文主义的气！
毛泽东受了这种鸟气而争到手的胜利，还受着另一些条件的限制。譬如关于旅顺，协定上拖了这么一条尾巴：“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因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其实，这只表示出斯大林对这个不久才恢复起来的沙俄特权的舍不得放弃，想用种种借口来继续保持。所以到了1952年9月，照协定苏军必须退出旅顺基地之前三月余，果然由周恩来“自动提议”，要求苏军在1952年12月31日以后继续驻守旅顺，理由是：“日本拒绝签订一般性的和约，而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签了单独和约。”斯大林接到这个提议，便由维辛斯基复一照会，予以“接受”，旅顺口便无限期地“共同使用”下去了。这种做法，连最天真的小学生都骗不过的，斯大林却偏偏要在毛泽东“兄弟”身上应用，毛泽东的感想如何，固不待我们喋喋了。
还有苦果要毛泽东当时直着脖子咽下去的，这乃是同年3月27日签约成立的所谓“中苏合股二公司”（新疆省石油公司及有色金属公司），以及同日签订协定的所谓“中苏民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前二公司实际上不过是长期以来克里姆林宫苦心谋取的新疆经济开发特权的变相保持；而后一种组织则斯大林曾经强加于东欧“卫星”国家，且曾逼使南斯拉夫起来反抗的。当斯大林在南斯拉夫反抗之前让步之时，还曾亲口说过：“合股公司只适合于在从前是敌国的国家中设立”（见《铁托传》P294），可是当他和毛泽东谈判之时，却仍旧要把他不久之前在南国施行失败了的办法强加于新生的中国身上。是否他发现毛泽东比铁托易欺呢？是否毛泽东比铁托较少“民族主义”因而更关心中苏的“合作”利益呢？是否经过了铁托“反叛”之后，斯大林有了教训，以致使中苏合股公司认真做了“平等互利”，因此毛泽东乐意接受了呢？回答这些问题，只要看看1954年10月由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签订的新协定就够了。根据当时会谈的一项公报，上述三个合股公司，连同另一成立于1951年的合股公司（大连造船公司），其中苏联股份全部转让给中国。这里转让的本身并不有趣，有趣的在于公报中所指出的转让理由。它说：“现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恢复了它的经济，已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而中国经济组织已经积聚了必需的经验去自行经营这些合股公司所管辖的企业……”这个理由简直不成其为理由。
不过更有趣的却是同时发表的，关于苏军放弃共管旅顺的理由。在那一次毛赫会谈的另一个公报上，苏军说明自旅顺撤退的理由如下：“鉴于因朝鲜战争停止及越南和平恢复而发生的远东国际形势的改变，又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力量的增强”……这里的第二个“鉴于”，与上面所谓“中国经济组织已经积聚了必需的经验”，属于同一类的官样文章，是勉强抓来的借口。
事实上，很显然，这都是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新当局，来和毛泽东修好，因而作出的让步。（为什么赫鲁晓夫要对毛泽东作这个让步，将在下面谈到。）从老赫的让步我们可以看到当年斯大林的要求，从赫氏的修好我们可以想见当年毛泽东的委曲。
毛斯谈判的另一个结果是中国获得了苏联三亿美元的贷款。就是这，也完全不能“证明苏联外交政策原则的伟大”，更不必说国际主义的“无私援助”了。首先，三亿美元的贷款对中国战后的经济复兴及经济建设说来，真是杯水车薪，难于济事。这个数目和美帝的“对外援助”不能相比。第二，这笔贷款，限定用途为偿付苏联购买的机器设备与器材。可是我们知道，自从日军投降之后，苏联从中国东北拆卸运走的伪满工业设备，为数甚大，据Edwin Pauley率领的美国赔偿委员会调查，因直接战争（红军出兵东北与日本关东军一共作战九天）及战后拆运而遭受的伪满地区工业损失总数，估计为8.581亿美元。人们无法确定苏军拆去的“战利品”究竟占这个数目的几成。但即使很保守地假定为三分之一，则其数已等于苏联的那次贷款了。再若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消息有几分真实。即若苏联以之卖给中国的机器多数就是这些“战利品”，那末斯大林当时对毛泽东的“援助”，实际等于侮辱性的玩笑了。
综观以上所述，可知毛泽东的生平首次出国及其首次会见斯大林，结果确像我们在前面所说：他思想中原有的“民族主义”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对苏联与苏共的疑忌是增大了不是减少了；他对斯大林个人的认识是更清楚了，这在一方面使他消灭了把斯氏当作国际革命领袖的残余幻想，另一方面却让他更赏识了斯氏十分现实的，绝无丝毫书生气的政治家态度。毛泽东受了他老师亲授的一课，决不会震惊于苏联共产党堕落的深刻，决不会想到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代表着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的反面。因为直到如今，我们知道，毛泽东从来不想去弄清楚联共党内派别斗争的史实，他从来总是全盘接受斯大林所编排的说法。因此当他亲身体验到斯大林对他乃至对他所代表的新中国施行种种无礼、伪善、欺凌以及剥削之后，他不会拿列宁的作风来作对比的，不会由此看出斯大林所代表的那种思想和行为的反动性质，而只能达到这样一种“彻悟”：呵，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政治原来应该如此的！他，毛泽东，虽然不是陈独秀式的书呆子，可是未曾亲炙斯大林之前，总还不免为国际主义等等的教条所束缚，还不免为书本上种种漂亮词句所感动。此后以斯大林为师，必须更加切合实际，必须更加坚持民族利益，必须更加看重现实力量，必须更加看重自力更生，建设一国社会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指出：1950年春天的斯毛会谈以及他们所签订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及其他协定，确实具有巨大意义。它不仅代表着中苏二国间新关系的确立，而且又意味着中苏两党之间“思想冲突”的开始。这中间的相互关系是复杂错综的。首先是斯大林的民族社会主义思想造成了苏联和新中国之间的甚至不愉快的国家关系。这个国家关系又加强了毛泽东固有的民族社会主义思想。而民族对民族，则不管它们上面是否冠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字样，结果自必引起冲突，一步进一步地要引起冲突。
不过，读者一定会有疑问：如果毛泽东那次会谈回来，已经对斯大林的苏共很为不满，那么为什么事实上看不出来呢？更奇的是：当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之时，中共如丧考妣地为他举哀追悼，这难道像是毛泽东对斯大林不满的表示吗？
要解释这个疑问，首先我们要记得：毛泽东是有理学根底的，他最懂得忍字工夫。“小不忍则乱大谋”，普通有点涵养的中国读书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何况毛泽东？莫斯科会谈上连吞了几杯苦酒，决不会就此教毛泽东改变他“一边倒”的想法。非但不会如此，而且我们相信，他当时还堆着笑容吞下去，连眉头都不曾皱一下哩。形格势禁，“一边倒”在所必行；同时处境使然，求者总要从予者那里受多少肮脏气。这种情形虽然和真正国际主义兄弟般援助的最高理想相去太远，但毛泽东毕竟不是书呆子式的革命者，而是有二十八年实际工作的现实政治家。所以斯大林所赐苦酒纵然使他有所幻灭，即令让他感到心痛，但这里的幻灭不会太多，痛楚也不会太过剧烈。其次．1950年春天斯毛初次交手，一切都带有试探性质，故协定虽成，而彼此都存“以观后效”的希望，随时都准备作进一步商讨或修正的。第三，毛泽东从斯大林那里亲自上了一堂“民族社会主义”的课，获得了双重的与矛盾的印象。一方面，作为此一主义的直接蒙害者，他自应对斯大林有所不满，但是另一方面，他若设身处地，站在此一主义的实行者的立场上，那末这个学生却会对老师衷心敬佩了。从“一国社会主义”出发，斯大林曾经确立了空前的个人崇拜；造成了最可怕的官僚独裁：发挥了大俄罗斯疯狂的沙文主义；抬高了俄罗斯各民族，特别是斯拉夫民族的文化传统，贬低了，甚至践踏了马列主义的革命原则，以致将国际主义变成幌子，把世界革命当作外交筹码，使之全部为俄国的民族利益，乃至为克里姆林宫的官僚利益服务：凡此种种，如果曾使毛泽东在初见之下吃过惊，那末在回味之后一定会深深叹服的。中苏两国在经济文化落后上的相似，斯毛二氏在性格与素养上的雷同，以致毛泽东无论从客观或主观方面，都不得不采取整套斯大林主义的办法，不得不以斯大林为师。因此，1953年3月斯大林死后毛泽东为他在全中国举哀，决不能说是虚伪姿态．其中确含有真正崇拜的一面。
那末斯大林如果不死，如果他活到今天，是否中苏不会发生“歧见”呢，当然不是。如果斯大林不死，“歧见”和冲突也许爆发得还要早些，而冲突时性质还一定会更加激烈些，尖锐些。何以故？理由很简单，在这里，学生所赏识于老师者，并不是国际主义崇高理想的事实体现．而是如何在现实政治中嘲笑这些崇高原则的活生生的榜样。在这里，毛泽东之崇拜斯大林，多少有几分像丘吉尔之推重斯大林，因为前者在后者身上看到了赤裸裸的，毫不迂腐的现实“政治家丰度”。斯大林如此公然为俄罗斯民族利益，甚至为克里姆林宫官僚阶层的利益．推行他的“社会主义的”内政外交，在丘吉尔看来是疯狂的布尔雪维克们恢复了“常识”，因而较易对付，而在毛泽东眼中，则看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的老成规范，使他可以在中国心安理得地奉行起来。可是正像丘吉尔并未因他对斯大林的好感而减少了英苏冲突一样，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崇拜，也不会阻止中苏不发生“歧见”。因为，如果毛泽东亲炙了斯大林而越发笃信了“一国社会主义”的话，则其第一个结果只能是越难忍受苏联“一国社会主义”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待遇。
迄今我们未曾见过任何证据，足以证明从中苏首批条约签订，直至斯大林逝世这整整三年中，毛泽东对斯大林有过什么不满或歧见。但是有过不满或歧见，却属毫无疑问[3]。我们可以从1954年10月间，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的访华，以及他们和毛泽东所订的条约中，充分看出来。
1954年9月29日，苏联政府代表团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五届国庆。代表团阵营的坚强是空前的，迄今为止也是绝后的。它以赫鲁晓夫为首，包括着布尔加宁，米高扬，希维尼克，谢比洛夫，富尔采娃，与尤金等人。代表团在中国住了将近半个月．除了参加国庆典礼之外。它和中国政府作了多方面的商谈，发表了六项联合公报，两项联合宣言，并与毛泽东交换了一次函件。在这些文件中，主要的内容为：一，苏军自旅顺海军根据地撤退，一切设备无偿地交还中国，撤退及交还设备，须于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二，将四家中苏合股公司（①中国新疆省有色及稀有金属开发公司；②中国新疆省石油提炼公司；③大连造船公司；④民航公司）内苏联方面所持有的股份，应自1955年1月1日起全部转归于中国方面。股份所值，将于数年内由中国输出货物至苏联清偿之；三，签订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四，建筑自兰州经乌鲁木齐直达阿拉木图的铁路，苏方愿给中方以技术援助；五，中、苏、蒙三国协议建筑自集宁至乌兰巴托．并自乌兰巴托延长至苏蒙边境的铁路，此路将于1955年内通车；六，苏联政府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5.2亿卢布长期贷款；七，又由草约规定，苏联将帮助中国政府再建15个工厂，并将对依据前约供给的141个工厂添供设备。此种增添设备的总值将达4亿卢布；八，以该次苏联代表团的名义，赠送一座大规模国营谷物农场的全套机器与设备。
光是浮面地看一下上述内容，我们便能明显看出，它们和数年前斯大林与毛泽东所缔结的协议有很大不同。这些协议确实称得上“无私援助”，也才真的有点像维辛斯基当年的说法，它们“证明了苏联方面对于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与民族权益的尊重，也证明了苏联外交政策原则的伟大。”换句明白的话来说，即是：当时签订与议定的一系列协定和办法，表示出：苏联方面最后地放弃了俄国在中国东北与新疆省内为沙皇所掠夺，为列宁所抛弃，且为斯大林所恢复的种种特权。除了消极的放弃之外，并且还提供了积极的经济方面与技术方面的援助。因此，我们应该说，在1954年10月间，即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五周年纪念时，亦即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一年有半的时候，中苏两国（事实上是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达到了亲密友好的最高点。究竟这个热爱时期延长了多久，且待后面再说，此地，我们先要研究一个问题：为什么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此时采取了如此慷慨的，一反乎斯大林方式的友好行动？
主要的回答是：它乃是苏共领导层于斯大林死后进行内部斗争的结果与表现。
1954年秋天，苏共内部的领导权斗争正在激烈进行。赫鲁晓夫一系的非斯大林嫡派，虽然步步占据上风，但离开最后胜利尚远。马林可夫与莫洛托夫等所代表的斯大林嫡派，显然还很有力量，特别在党内，在高级官僚中，他们仍有很强大的支持。赫鲁晓夫为了要巩固他的初步胜利，为了要彻底击败对手，他主要从两个方面去寻求援助；①，国内党内外的广大群众；②，国外兄弟党的领袖集团。为达此目的，他基本上应用了同一个方法：反对斯大林。如何反对呢？主要在于给一部分受过冤屈的人们翻案，给长年受了斯大林压制的民众松一口气，给某些受了斯大林不公平待遇的方面以若干补偿。总之，斯大林这个大白脸下场以后，他扮演了红脸甚至小花脸的角色，对那些曾被跺痛了脚趾的人们给以爱抚，赔笑脸，或竟至于打恭作揖。以此赢取人心，以此打倒对手，以此来继承大白脸所遗下的领袖地位。
事实证明，赫鲁晓夫这一套手法是成功的。毛泽东在斯大林手里虽然不曾受过冤屈，却是受过不公平待遇的。
他与这位苏联候补新领袖初打交道，印象一定美好愉快。和三年前的斯大林情形对比一下，他不能不发现新人和旧人大异其趣。一个是平易近人，一个是盛气凌人；一个移樽就教，谦恭下士；一个坐宫侯觐，奴视侪辈；一个是退还特权更送礼，另一个则恢复了旧的还要索新的。如此一比，毛泽东怎能不衷心支持赫鲁晓夫，以中国革命的全部的声望加在他的一边，帮助他去打倒克里姆林宫里的对手？
在这方面，我们只要指出这一个事实就够了。赫氏从北京回去不足四个月，即在1955年2月初，便把他的第一号对手马林可夫从部长会议主席位置上打下来了。
赫鲁晓夫这个人，用句中国的老话说，确乎称得上“圣之时者也”；假使套用一个现代名词，可说是“机会主义者”。他善观气候，能够敏锐地觉察群众心理，而当他有所企求时．又完全放得下任何架子，装得出任何姿态，甚至于付得出任何代价，最低限度，他作得出任何诺言。本来，一个群众领袖，特别是革命运动的领袖，一定要得风气之先，要能及时看出历史季节的推移，要不断按住群众运动的脉搏，要密切注意群众心理的转变；在这方面，列宁自然是最最杰出的。列宁之外，许多革命领袖，在或多或少程度内，都有这些本领，就是斯大林也算得是此中能手。不过列宁之可贵，列宁与其他革命领袖，特别与斯大林之间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列宁的这些本领服从于原则性的坚持，而斯大林则当他施展这此一本领的时候．往往忘记了，或者有意践踏了原则。因此，列宁及其他原则性的革命者，明明懂得时尚的动向，却不一定利用，更不会趋附，倒是常常逆流而进的；斯大林等则一味窥探风向，一味顺风而进，只要它能将他个人权力的小舟维持在崇高的地位，便不去计较那风向或潮流之正反。因此，前一类人是真正马列主义的革命家，而后一类人却是机会主义的革命家或反动家。赫鲁晓夫自是斯大林类型而非列宁类型；不过他优于亦可说次于斯大林的，便在于他没有斯大林那种死硬的、贵族式的、傲慢的官僚气，却天赋有弹性的、平民式的、丑角型的政客味。正因这个“优点”，使他在斯大林逝世之后，当苏联人民受尽了二十余年斯大林专制与长期战争苦难而迫切企求民主与和平的时候，扮演了自由、民主、和平甚至公道的卫士角色，出来和斯大林的更直接的继承者斗争。马林可夫与莫洛托夫等辈，于“哗众取宠”，甚至“审时度势”这方面，本事原不差于赫鲁晓夫。故当斯氏死后，马林可夫继承部长会议主席的短期内，也曾做了不少姿态，藉以迎合苏联民众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要求。可是他们终于不敌赫鲁晓夫，原因之一固然在于他们与斯大林的关系太密切，而更大原因，乃在于他们的作风太像斯大林了，无法演好“平民政治家”或“工农政治家”这个角色。因为这些以及另一些原因，赫鲁晓夫在党内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中胜利了。接着，便是争取国外同情，造成自己在国际上，特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声望，赫鲁晓夫于是率领了庞大的代表团，浩浩荡荡飞到北京来了。
赫鲁晓夫第一次北京之行显然是成功的。由于他所付的慷慨的代价，他所作的慷慨的诺言，一个称得上“赫鲁晓夫——毛泽东的联盟”结成了。这个联盟，在赫鲁晓夫与马林可夫斗争的第二回合中，起了不小作用的，已如上述。
这个“联盟”延长了多久呢？
大致可以说，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亲密友谊延长到1956年2月，即延长了将近年半。在此期中，究竟这友谊亲密到何种程度，究竟北京会谈中的决定执行了多少，答应的代价付出了多少，许下的诺言兑现了多少，因为资料关系，我们无法确定．但是凭该一时期内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与所能见到的主要文献看，苏方当时是积极地实行了“无私援助”的，中国方面则尽力为赫鲁晓夫——米高扬一系壮大了声势。投在毛赫友谊上的第一个阴影，乃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大会的结果。1956年2月间召开的苏共大会，标志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嫡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结果，原是在中共的声援之下获得，毛泽东对之应无不满之理。但是赫鲁晓夫们藉以获得这个结果的那面旗帜，即对个人迷信的攻击，却使毛泽东非常头痛。中共一向奉斯大林如神明，在中国群众中已造成为不可侵犯的偶像，今二十次大会突如其来地[4]发动了对他的攻击，确使中共异常狼狈。尤其使中共难堪时，它多年来辛苦建立起来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能不在苏联反斯大林崇拜的面前受到影响，不能不感受到间接的攻击，以致弄得进退两难，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毛泽东们的疑惧、惶惑，最明白的表示于此一事实中：北京对于二十次大会迟迟不作表示。大会举行于二月中下旬，可是会后一个多月内，北京始终保持着意味深长的沉默。这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显然发生了初步歧见，首次透露了有所不满。
我们自然不清楚当时北京如何向莫斯科表示了意见。我们所见到的，只是4月6日，赫鲁晓夫的副手米高扬，率领一个代表团到北京来了，第二天便签订了一个早已谈妥的新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建设55个，总值25亿的新的工业企业，作为对于根据以往签订的中苏协议而正在建设中的156个项目的补充。4月5日，即米高扬到达北京的前一天，《人民日报》上首次表示了对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态度，即发表了那篇出名的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些事情是简单的“巧合”吗？当然不。我们不想说，赫鲁晓夫——米高扬一派用了25亿卢布的代价，才买来了中共对苏共第二十次大会的支持。但事实确是这样的。因二十大结果而投在毛赫亲善关系上的第一个阴影，经过了双边谈判，签订了一个新的经济援助协定，才算消失了，至少表面上是消失了的。
根据1963年2月27日中共发表的文章：《歧见从何而来？》中共对于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消极方面，即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我们历来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在中苏两党会谈中，在兄弟党会议上，都没有隐蔽自己的观点”……不过在当时那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显然没有公开不同的意见，它所表示的只限于支持方面。而且从文章一开头所作的，全面肯定的概括看：“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大会总结了国际关系和国内建设的新经验，作出了关于坚定地执行列宁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可以和平共处的政策，发展苏维埃民主制度。贯彻遵守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批评党内的缺点，规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计划等等一系列重大决定”，这里我们甚至无法看出还隐蔽着有重大原则问题的不同意见。关于最最头痛的个人崇拜问题，文章中甚至说：“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成就。”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由二十次大会引起的第一次“中苏歧见”，曾经成功地解决了的。自从米高扬那次来华会谈以后，中共非但不再对二十大保持疑惧或反对态度，而且事实上拥护了它的新路线，在许多方面实施了出来。其中最显著的例子，便是掀起于同年春夏之间的所谓“大鸣大放”运动，对民主党派提出的所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及收拾起对斯大林的崇拜，连带也在相当程度内停止了对毛泽东的歌颂，并且在对外关系上，跟随苏联之后恢复了对南斯拉夫的友好关系。
由此可知杜列士等说“中国共产党没有接受苏联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论点”，并非事实，至少是把事实太简单化了的。在同年九月间，即在苏共二十大举行之后约半年．中共召开了它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致了开幕词，其中有关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有如下的话：“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之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刘少奇在他的政冶报告中说：“今年二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制定了规模宏伟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决定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许多重大政策方针，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崇拜现象，而且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主张，对于世界紧张局势的和缓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在邓小平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还特别发挥了反对个人崇拜的意见，他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发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在八大通过的新的党章中，还把七大写定的“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指针”的规定不声不响地删除了。[5]
以上种种，都表示出苏共第二十次大会对于中共是有巨大影响的，确实发生了“拘束力”的。它们表示出中共至少在那个时期内，确曾完全支持了苏共的新路线，也就是完全拥护了赫鲁晓夫——米高扬系统的斗争纲领；不但在口头和文字上拥护，而且还在事实上遵行了的。
是什么事情与什么条件改变了这个情况呢？
这得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来说。在国外，特别是在东欧的诸“人民共和国”中，一方面由于克里姆林宫中新当权派的压力，另方面由于群众中反官僚压迫的真诚愿望，在1956年春夏间开始了普遍而深刻的争取民主化的革命运动。其结果是在所有那些“卫星国”里，一切臭名昭著的、为斯大林所最亲信的领袖们，都在这内外上下的压力之下先后失势，代之以平素较得民望的、或遭受旧统治者迫害的、或及时与苏联新当权派搭上关系的一些领袖们。此一所谓“解脱斯大林化”的运动，在有些地方完成得比较和平，有些地方完成得比较激烈，这主要得看那个地方劳动群众反官僚斗争的力量有多大，争民主的要求有多高；得看那个国家里原来的官僚统治的腐败有多深，专横有多甚；还得看苏联控制该一地区时势力有多强。在斯大林式统治最强、劳动人民以及一般人民对苏联的势力怀有最大反感的地方，这个“解脱斯大林化”斗争就爆发得最激烈，其激烈的程度，甚至会远远超出克里姆林宫新主人们所导演与所期望的程度，会使那些半真半假的反斯大林的与反官僚的斗争，变成为无产阶级真正争取民主的革命。这个假戏真做的第一个信号是六月间发生于波兹南的波兰工人的起义，而十月间发生于匈牙利的革命则是此种转变的最高点。
波兹南起义与布达佩斯的革命向苏共的新路线提出了这样一个抉择：或者，彻底推行“解除斯大林化”运动，根除官僚制度，恢复无产阶级的真正民主；或者，根本放弃那种反斯大林的把戏，回复官僚专制的真面目，以无情的镇压来结束那些由假表情惹引出来的真事变。
这个抉择是如此坚决与如此无情地提出来，致使那些戴了民主假面具导演“解脱斯大林化”喜歌剧的赫鲁晓夫们弄得惊惶失措，立即改变论调，放出高压的铁手[6]，并使国内莫洛托夫与马林可夫等人及其主张，一时间有转居上风之势。此种情形，当然会给中共以甚大影响。
这个影响很清楚地反映于1956年12月29日中共发表的那篇重要论文，即《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中。这篇《再论》和第一篇的《历史教训》前后相距将近九个月。二者的态度显然有很大不同。如果《初论》主要是中共于惶惑疑虑之后终于追随苏共二十大所提出的新路线的一种解嘲或辩解；那末这篇《再论》，却是亲自试行了新路线、尝到了试行的味道，同时又看到了它在东欧诸国试行结果，加以深思熟虑，开始决定不追随，至少是不完全追随这条新路线的一个宣告。那篇《初论》的基本态度是消极的，是被动地对于苏共新路线的迁就；可是《再论》却是积极的，它主动地提出了中共自己的主张，不仅在对斯大林的估计问题上，而且在许多有关苏联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理论问题上。因此，我们颇有理由称此一论文为毛泽东思想进军国际舞台的檄文，是此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大争论的一个纲领。不过这是后话，我们暂且不去谈它。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一点，中共在1956年12月29日发表了这篇文章，表示出中共自从同年四月间正式接受了苏共新路线之后，此时因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又开始对新路线表示更自信的、更具原则性的、而且更全面的不同意见吧了。
当然，中共达到《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中所表示的立场，不单单由于匈牙利事件的经验，也由于中共自己在大半个年头中实行新路线的经验。我们说过，自从米高扬于1956年4月初前来中国，与中共中央解释了苏共第二十次大会的决定．并缔结了新的经济援助协议之后，中共是正式拥护了赫鲁晓夫的新路线的。不但在文字和口头上拥护，而且也在生活中实行。5月2日，即当第一篇论《历史教训》的文章发表后不及一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重要演说，首次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为鸣放运动之始。接着，在同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怀仁堂召集科学工作者和京中重要文化工作者，开会传达鸣放之意，要求大家各抒己见，放胆批评。此后，全国报刊及各种大小会议上，都集中此一问题，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大鸣大放的运动。同年六月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的第三次会议上，这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此后复经过中共中央的统战工作部，一连串召集民主人士的座谈会，号召人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要放弃“互相监督”的权利。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于是年九月，那时东欧虽然已经发生了波兹南起义那样的大事件；但在中共八大的整个会议上表现出来的，却仍然是苏共第二十次大会的新路线。譬如在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中，说“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又说：“为了繁荣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使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论’的方针，……党对于学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表现自己的颔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在邓小平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更是着重提倡党各级机关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并号召党员要善于和党外群众合作，甚至听取他们的批评和意见。总之，直至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为止，中共的整个表现是趋向于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在党内如此，对党外尤然。那末在中共的此种号召和表现之下，社会上，党内外，特别在年青一代的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发生了怎样的反应呢？我们至今举不出具体的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因为这些反应并不曾登载在中共的报纸上。不过毛泽东自己却曾经给我们一个扼要的答复，他在那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告诉我们说：“1956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见该文第九节：“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不管这里的“少数”代表了多么大的一个绝对数，而事实总已经确定了：在中共试行苏共二十大的新路线时期，有“少数工人学生”起来响应反官僚主义的号召，曾经“闹了事”。这种情形，当然也要影响中共的领导方针：它和国外情势配合起来，促成了中共最高当局对四月份以来所实行的新路线的检讨，促成了他们去“再论”一下“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不过，历史证明，1956年岁尾的《再论》只是中共对新路线再检讨的开始，并未确定地抛弃了这个新路线。事实上，这个“民主化与自由化”的试验，在新的一年，即1957年中，还延续了大半年。至于中共在《再论……历史经验》中所提出的独自的主张——这些主张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造成了中苏思想冲突之原因的——在那时却非但不曾惹恼了赫鲁晓夫们，甚至还为他们所欢迎，而且还大大借重了的。因为当时赫鲁晓夫用军事力量镇压了匈牙利的革命，在东欧各国的民众中，甚至在共产党的群众中，苏联声望低落到从来未有的程度，而中共却以它如日中天的革命威望，出来挽救了这个濒于破产的苏联声誉。《再论》中有许多替斯大林及其一系说好话的地方，固然不合赫鲁晓夫们的胃口，但文章中却以更多更好的好话替苏联辩护。替苏联的军事干涉匈牙利内政辩护，替苏联的对波兰政策辩护。文章特别提醒东欧国家的人民：“如果没有苏联存在，帝国主义将怎样对待这些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民。”（顺便提一提：在最近一次——1963年1月德国党的大会上．波兰的哥穆尔卡恰恰以同样的话来回敬中共，这倒是很有趣的。）那文章还着重指出了“由历史条件所自然形成的”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地位，因而号召“必须继续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如此这般的议论，出之于超然的与最大的兄弟党中共之口，其效果之大，自非“真理报”上登出来的苏共自捧自吹者所能比及。因此，当时周恩来还被请到东欧去，将此种议论亲口向那些受委曲的东欧共产主义者宣扬，藉收安抚之效哩。所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虽然在较长的时距内看，它是中苏思想冲突的第一道战书，是中共接受苏共二十次大会新方针后再放弃的起点，但是在当时，这个文件却还加强了中共和苏共的团结。当然这里的所谓团结，意义并不简单。苏共中央的“斯大林分子”，一定是全心全意接受这个文件，而赫鲁晓夫则部分地欢迎中共的立场；至于中共方面，当时攻击的对象确实是铁托及其在东欧国家中的同道者，远未以铁托名字来影射赫鲁晓夫。中共当时的目的显然在于保护苏联与苏共，使之不受东南欧诸国共产党人的攻击；它无意干涉苏共内政，它不想恢复斯大林以及“犯同类错误”的人的名誉，它所要求的，只是请求新掌权力的赫鲁晓夫们，不要“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要“在批评他们的错误方面的同时，保护他们的正确方面，而不应该否定他们的一切。”（就是这样的“请求”，也不曾直接提出，而是以东欧国家的情形来说明的。）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在1956年年底，非但中苏冲突尚未正式开始，而且中共本身也还属于苏共二十大路线的试行时期．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做了一个重要报告，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报告的主要用意，就是仍想推行新路线的。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以及中国自己内部的“闹事”，一方面固然让毛泽东们重新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丝毫放松不得这个真理，体会到斯大林的一套确实有其必要这个事实；但在另一方面，他们毕竟不能不看到官僚专政所曾激发出来的种种反抗。中共虽然一口咬定在匈牙利事件的诸般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他们总不能不指出“在过去时期的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因而使“反革命分子在1956年11月间能够很容易地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组织武装叛乱。”毛泽东自然知道，他脚下的基础比拉可西与吉罗等人的要深厚牢固得多。同时他却也不会不知道，随着中共的意外胜利与飞快发展，官僚主义的堕落是可怕的，群众的不满是普遍的，党群关系弄得很不好。毛泽东知道了并且见到了这些“坏事”，他想把“坏事”变成“好事”。如何变呢？用什么办法来作为由坏变好的条件呢？他觉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行不通，这办法只会“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他主张采取“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这公式以前曾经帮助中共解决了党内矛盾的，此时他希望拿来解决全国范围内的人民内部矛盾，并且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来赋予那个公式以具体内容。
我们知道，这个口号原是上一年（1956年）5月2日毛泽东提出来的。为什么在将近一年之后还要着重提出来呢？因为在1956年内，中国的工农学生中发生了相当普遍的罢工，“闹社”（合作社）与罢课。但比较上层的知识分子[7]，工商界“民主人士”以及一般的党内外干部，却并不热心起来响应毛泽东的鸣放号召，所以不热心，并非为了不愿意利用“民主权利”，更不是为了毫无不满之处。所以不响应，只因为人们有所顾忌，只因为怕上大当，怕落圈套。因此1956年的中国，在工农学生“闹事”的基调上，在东欧国家连串事件的陪衬下，人们还看见了社会上大批中上层分子的一种险恶的沉默，这种沉默，对于中共的民望的维持，对于它的政策的推行，甚至对于它的政权的巩固，都是一种可怕的威胁。在较近的意义上来说．它甚至比下层群众的“少数闹事”还要可怕。
毛泽东一定要设法打破这个沉默。这可说是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主要理由之一。这篇报告的原文，据后来（6月19日）正式发表时的声明说：是“经本人根据当时记录加以整理，并且作了若下补充”的。怎样整理，补充了什么，我们自不能从文字推断；不过据当时听过报告的一些人在事后传说，原报告中对于鸣放并未立下任何限制与标准；发表的文章中列举的六条关于“辨别香花与毒草”的政治标准，是事后“补充”的。同时整个报告，都着重于鸣放方面，着重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方面。
很显然，毛泽东在1957年2月间的态度，是要打破那种不祥的沉默．是要让所有怨毒之气统统发泄出来。他相信共产党仍旧拥有的巨大声望，他相信自己手里拥有的无限权力，他也相信怨毒之气即使全放出来，也不会动摇民心于万一，更不会妨碍共产党的领导，他相信如此鸣放之后，是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的。因此我们认为，毛泽东当时号召大鸣大放，不能说是完全虚伪的诡计，不是一个有意安排的陷阱，它具有相当诚意．
由于毛泽东这个“真诚坦白”态度的感召，再受了统战部等等机构的怂恿与鼓励，于是真正的鸣放开始了。特别从4月份起，中共中央于该月17日发布指示，号召全党整风，并要求非党群众协助共党整风，全国便发出了一片鸣声。首先是民主人士，其次是一般知识分子，再其次是一般的非党干部，终于连党内的一些中上级领导者，都投入了这个运动，一时沸沸扬扬，满城风雨，闹得全国震动。逐渐，鸣放越响亮，批评越大胆；原来说是要帮助共产党整风，攻击局限于个别的官僚与个别的官僚作风，但随着运动的发展批评的矛头却进而指向了整个的党。人们指责了“党天下”，要求“党部退出学校”，要求“外行的党官不要干涉内行的职工”。短短的时间，气候突然变了，“歌德派”受尽奚落，鸣放派变成了最时髦的英雄。此时一般共产党员的心理，正如当时上海《解放日报》所描写的：“感到又怕、又屈、又难、又急。他们‘怕’什么呢？怕大家议论纷纷，不好领导了。‘屈’什么呢？自以为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革命，到头来还只落得一个官僚主义，大不服气。‘难’什么呢？四面八方的意见压来，以后工作不好干了，没有安定的日子了。‘急’什么呢，认为大事不好了，自己又无能耐，如何才能想个主意赶快把乱纷纷的意见收拾了才好。”（见1957年4月22日社论）这种情绪，《解放日报》虽然只派给“有些共产党员”，同时社论如此描写，目的也在于批评此种情绪的不当，但事实证明，闹这样情绪的应该是最大多数的共产党员，而且正是这样情绪，促成了距此一个半月之后，中共赶快改变政策，用大力高压，将“乱纷纷的意见收拾了的”。
不过使中共在1957年6月初旬亮起红灯，一方面固然是鸣声迅速变成吼声的那种舆论，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却是受了鸣放影响后更趋激烈的学生与职工们的“闹事”。根据《人民日报》（5月13日社论）：“最近一个时期，在某些企业里，发生了一些职工群众请愿以至罢工之类的事件。”社论当然接着说：“这些事件虽然发生得极少，范围也很小”，但是这两句话显然是官样文章，不足置信。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发生得很多，范围也很大。“闹事”的方式虽然大多采取了消极的不合作，或和平的请愿，但也有发展得很激烈的，例如中共事后自己公布的发生于6月12及13日的汉阳学生的“小匈牙利事件”（见8月8日《人民日报》记载），其激烈程度，简直真的要让人想起布达佩斯的情景来。
1957年4、5月间及6月上旬大鸣大放的结果，显然大大出乎毛泽东以下的中共领导层的预料之外。他们没料到民众之口一经撤防，便会真的似大河决了堤。他们没想到平素以为极其可靠、至少是极其听话的民主人士与一般干部，对共产党的领导竟会有这样恶毒的怨气。他们没有估计到共产党员和一般群众之间的矛盾竟会达到如此敌对地步。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具体条件确实不能作任何民主化的试验；他们看到了有限度的言论开放非但不能起安全活塞的作用，反而会使整个思想控制有被冲破之虞；他们看到了鸣放办法非但不能和平解决“内部矛盾”，反而有使“内部矛盾”迅速转变为“敌对矛盾”之势。更可怕的，它有影响党员和兵士群众的思想的危险。
于是，才真正“放”了两三个月的新政策，不得不在惊惶失措之中，在“又怕、又屈、又难、又急”的情绪中，急促而粗暴地“收”了。从6月8日开始，一直到同月1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连串的重要社论：《这是为什么？》《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工人说话了》等等。这些文章发动了对鸣放者的反击，开始了所谓“反右派的斗争”。同时，中共开动了它非常庞大的宣传机器和组织机器，让各地工厂，兵营和学校，召集会议，通过决议，指责那些原说“无罪”的敢言者们以大逆不道之罪。要坚决反击并彻底粉碎右派的猖狂进攻。
转瞬之间，气候又完全变了，一股强烈的冰冷空气突然吹来，树林间一片鸟鸣蝉噪立刻收起了声音。景象在顷刻间变成肃杀，未枯的枝叶都纷纷摇落了，上面栖止着的鸣唱家们，傲然挺立的，或者是缩成一团的，都给吹了下来。
6月19日．毛泽东在二月间所作的那篇发动鸣放的演说，经过他本人“整理”和“补充”之后发表了。里面赫然列举了六条鸣放的政治标准。违者有罪！接着就召开了第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的预备会议，用五天时间来讨论毛泽东的文章。6月26日会议正式揭幕，以此最后结束了鸣放并开始打击右派。在大会上，不少曾经奉命批评共产党的“人大代表”们，都争先恐后地登上讲台，痛哭流涕地斥责自己，说他们“辜负了人民”，声明自己过去散布的是“毒草而决非香花”，放的是臭屁而非清气，鸣的是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思想而非志在助党整风的积极批评。因之要“向人民伏罪”，“向人民低头”，“请求人民宽恕”，让他们改过自新，“从新做人”（凡用引号的字句，都是著名右派分子发言的标题）。总之，这里发生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过去数月对中共的埋怨和抨击一扫而空，代之而起的是齐声颂赞与自辱自责。天下再度太平，矛盾也不解自决。
在这里，我们不想更加详尽地讨论毛泽东发起与停止鸣放的理由与经过，也不拟多谈中共和鸣放者们之间的是非曲直。我们这里要着重指出的乃是这个历史事实，即自1956年4月开始，中共相当勉强接受下来并且遵行了的由苏共第二十次大会决定的新路线（反对个人崇拜，有限度的民主化与自由化等），到了1957年6月底召开的第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算是最后地结束了，最后地宣布失败了。从此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决心再走斯大林的旧路，亦即走苏共第二十次大会以前的旧路。
这个决定，毋须论，终于要和赫鲁晓夫的二十大路线发生冲突的，问题只是爆发的早晚罢了。
这个冲突之所以不可免，是否因为赫鲁晓夫们是彻底的、坚持原则的革命思想家，因此绝对不能与拥护斯大林旧路线的人调和呢？
当然不是。赫鲁晓夫所以不能与斯大林路线和解，只因为他在苏共党内斗争的地位，绝不能与斯大林路线调和之故。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这一个方面。首先，让我们指出一个看似巧合的事实，即在1957年6月下旬，正当中国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来结束鸣放与痛击右派的时候，苏联也举行了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那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自6月22日至29日）。在这个会议上，赫鲁晓夫凭借中委会的多数力量，打倒了主席团中占多数的以马林可夫及莫洛托夫为首的所谓反党集团。
这两件表面上好像完全无关的大事，其实与中苏两党的思想冲突密切相联。真相如何，请让我们作一个略有系统的叙述。上面我们说过了中共方面的故事，现在要讲苏共方面的故事，也就是说，要讲这整个故事的苏共一面了。
这得从第二十次党大会讲起。
苏共第二十次大会，不用说，是赫鲁晓夫高奏凯歌的大会。但同时亦很显然，赫派此时的胜利还不巩固。它非但不能和联共党的第十七次大会相比，那时斯大林最后确保了绝对权力；它甚至还不能和第十五次大会相比，在那次大会上，斯大林将左派反对派逐出了党的。在二十次大会上，赫鲁晓夫最多不过在政治意见上战胜了对手，但远不曾在组织上打败他们，更不必说消灭他们。二十次大会以多数通过的决议，是否真能帮助赫鲁晓夫去最后打败“马，莫集团”，还得经过试验，且得凭试验的后果来决定的。
新路线试验的结果如何呢？国内，这路线既是苏共党内外群众普遍企求的结果，那末施行起来，特别是在它的初期，总会给人带来新鲜感，带来松舒的心情，因而获得人们的拥护和赞成。不过在国外，为了一些相当复杂的原因，新路线推行结果，正像我们在上面所说，却发生了一连串出乎克里姆林宫始料之外的事变，其中最大的就是波兰工人暴动与匈牙利革命。同时赫鲁晓夫与之改善了关系的南斯拉夫，则非但在匈牙利事件中公然帮助反苏的领袖，而且更加自以为是，以先知的姿态出现，从而教训苏共，竟欲以“由南斯拉夫所开始的新道路”来和一切“斯大林主义的”与非斯大林主义的道路相对抗。这样一来，赫鲁晓夫不得不改用斯大林用惯的高压办法，去镇压由新路线所引起的种种后果，同时，又不得不和才得改善关系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同盟争吵，重新拣起那件反修正主义的武器来。
此时苏共内部如果没有对立的派系存在，赫鲁晓夫多半会从此抛弃那个新路钱（当然只以国外为限），一直沿斯大林的老路走下去了。可是苏共党内的派系斗争显然不容许赫氏那样做。新路线一旦在东欧国家推行中闯了大祸，马林可夫与莫洛托夫自然会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面对苏联的民众说：“怎么样？现在你们看见了吧。果然闯了这么大的祸水！我们早就对他说过的，专政的铁手丝毫放松不得，领袖的权威毁损不得，苏联对邻邦的控制放宽不得，跟南斯拉夫的叛徒们要好不得，可是他都不听，现在你们看，如何？一切都证实了我们的预言，还是让我们这些有经验的，忠于马、恩、列、斯的老干部来领导吧。”
事实是这样发生了的。自从十月间发生匈牙利事件，11月间爆出了波兰的政治危机，同月南斯拉夫的铁托发表了他挑战性的演说，马林可夫与莫洛托夫等人便认为反攻赫鲁晓夫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苏共中央的主席团中展开了还击。一时间，赫鲁晓夫的处境是相当危险的，原先拥护他的人，有的开始转到敌对方面去（例如谢比洛夫），有的则开始动摇（例如布尔加宁等），以致他不得不作相当让步，以便争取时间。他的让步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①，着重地指出斯大林犯错误的“悲剧性”，指出它的客观原因，并指出他的功劳；②，重新反对南斯拉夫；③，加强对东欧国家的“领导”。这些让步，暂时间虽能缓和一下反对派的攻击，但反对派自然也要利用这些让步来增强自己的地位，提高自己的声势。故自1956年12月[8]苏联领导圈内再度爆发斗争，赫鲁晓夫派被迫略作让步以后，两派随即积极活动，多方寻求支持，准备下一步斗争，决定最后胜负。
在国际方面，双方首先要追求的，自是中共的支持。此时的中共，就其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所表示的立场说，本来与马、莫集团接近得多。它原应该将自己的同情寄托在这一边的。但因赫鲁晓夫一系自从“平反”了斯大林加于中共身上的屈待以来，跟北京先有了不错的交情；加以赫鲁晓夫此时已占据了党和国家的重要地位，坐上了近水楼台的好位子，因此，虽然苏共二十次大会以后，毛赫两人开始有了分歧，可是中共这个月亮，不管毛泽东愿不愿意，却还是让赫鲁晓夫先得了去，让他先借了光，派了有利于自己的用场。
赫鲁晓夫一系如何对待《再论》中所表示的中共立场，他们如何利用它来渡过难关，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此地我们只想再补充几件明显的事实，藉以看出当时从北京来的“声音”，对于赫鲁晓夫们是如何地“重要”。下面是苏共中央最高机构于12月26日会议以后，紧跟着发生的几件大事．
1956年12月29日，中共的人民日报发表《再论》这篇文章。
1957年1月7日，周恩来率领一个中国党代表团抵达莫斯科。
1月11日，匈、中、苏三国党政代表团会谈结束，发表公报。公报强调要扩大三国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合作，坚决反对任何想减弱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企图。同日，周恩来等到达布达佩斯。
1月17日，中匈发表联合公报，中共对匈牙利政府的种种措施与观点，表示完全支持与完全一致。
这几件简单的事实，让我们看见，在短短的二十天中，中共如何帮助苏联当局挽回了它因匈波事变而丧失了的声望。这同时也就是帮助赫鲁晓夫们抵御了“马、莫集团”对他们所进行的攻击。
这在某一意义上说，中共曾经在苏共内部，帮助思想上的敌人，打败了思想上的盟友。
不过赫鲁晓夫一系的胜利。主要当然不是靠国外盟友的帮助，而是靠国内群众的拥护。1957年春天，正当中国热火朝天地进行鸣放运动的时候，苏联的同性质运动已差不多快进行一年了。跟着工业管理的分权化与民主化，民主自由的要求也在文化艺术方面，甚至政治方面提出来。因为反斯大林专制的新路线，主要是苏联本身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那一阶段的产物，所以实行起来，并不曾发生东欧以及中国那种决堤溃防，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情形。新路线确实有它的群众基础，赢得相当大的群众拥护。所以不管这条同样的路线在国外造成了乱子，但赫鲁晓夫一系的立场，在国内还是受到较多人欢迎的。当然这不是说，代表旧路线的，或更正确些说，那个被人认为是代表旧路线的马、莫派，一点都得不到党内外的群众拥护。他们也还是有力量的，如果不是在广大群众中，那末至少在党内，特别在较老一辈与较高几层的官僚中，他们拥有不少支持者。因此，正和中国“右派分子实行猖狂进攻的同时”，这些苏共内部的旧派，在立场上似乎可称之为“左派”的马、莫一系，也在拼命积集力量，利用东欧各国“右派”与“修正主义者”的“兴风作浪”而企图一举打倒党内新路线（这在马、莫派的立场看来似乎可称为右派的）的代表者赫鲁晓夫。这个斗争终于在1957年6月17日公开爆发了。在那一天召开的苏共党中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以绝大多数通过了决议，决定将赫鲁晓夫开除出主席团。赫鲁晓夫系输了第一个回合，却不曾倒地不起，他立即着手召开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藉以最后解决问题。中委会的全会召开于同月29日，会议上展开二派的第二个回合，这时候，形势却完全变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派”毫不费力地击倒了以马、莫为首的斯大林嫡系。会议将马林可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撤除了主席团委员与中委之职，并将原属赫派的谢比洛夫革除了主席团候补委员与中委职务。
斯大林逝世之后，发生于苏共党内的二派权力之争，至此才算最后决定了，——这是苏联方面的一段故事。
现在让我们将中苏两个方面的故事连串起来吧。同是在1957年6月下旬，两个重要会议分别举行于北京与莫斯科，会上决定了不同的方向。两个会议的主题是相同的，都是要解决因苏共二十次大会新路线所引起的纷争。但解决的方式却正相反对：如果在中国，是“左派”击溃了党内外的“右派”；那末在苏联，恰恰是“右派”打倒了党内的“左派”。如果在中国，那次会议宣告了旧路线的重被采用与新路线的寿终正寝，那末在苏联，党的中全会却最后排斥了旧路线的代表们（这当然不等于完全放弃旧路线），重申了新路线的继续及其进一步的推行。
这是非常清楚的背道而驰，是循着相反方向延长的两条不平行线，早晚要交叉到一起的。
所以有谁若问中苏共的冲突何时开始，我们有充分理由回答说是1957年6月下旬。因为从那个时候起，中苏之间的分歧才确定不移地存在了。它们将以哪一方式，假哪一事件，在哪个时候爆发出来．当时虽还不能预知；但它们之必将爆发为冲突是必然的。
为的要更清楚地说明这个“必然性”起见，请让我们再看看“马、莫反党集团”的意见。根据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反党集团的错误意见”有如下几点：
①，“力图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及在苏联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建立友好关系”；②，“反对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实行的改善同南斯拉夫关系的措施”；③，“反对党所提出的下列根本主张：关于在目前条件下防止战争的可能性以及关于加强苏联共产党和国外进步党派的接触的必要性”；④，“否认苏联领导人同其它国家的政治家建立个人接触的适宜性”；⑤，“反对工业管理的改组”；⑥，“不承认有必要增加集体农民在扩大农产品生产方面的物质利益。反对取消集体农庄旧有的官僚主义的计划经济”；⑦，“在国内问题和外交政策问题上，他们都是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
这些罪名，今天几乎全部可以用来加在中共头上。在当时，我们虽然无法确定中共是否已经形成了如上所举的主张。同时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当时中共与苏共内部的马、莫派不会有具体联络；但当1957年六七月间，中共领导层在思想上已经偏向于赫鲁晓夫的反对者，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表示得很清楚，当苏共中央的决议，由尤金大使正式通知中共之后，中共只简短地回了一个极其外交式的电报，说：“我们相信，苏共中央全会所一致通过的这一决议，将有助于苏联共产党的进一步的团结与巩固。”此外，便不再有任何声援和响应了。
形势虽然如此，赫鲁晓夫在这方面自只有一条路可走：要想避免与毛泽东公开冲突，必须及时设法叫中共回头，回到与苏共同一方向上来。赫氏自己是无法以转向来迁就中共的。其所以会无法，因为他若对中共路线作重大让步，此时已经等于对“马、莫反党集团”的投降，也就是等于给自己的存在掘毁根基。
但是毛泽东能否因赫鲁晓夫的要求、劝告、利诱或高压再度同到二十大的路线来呢？——问题就在这里。
毛泽东自从1957年夏秋之际决心退回原路之后，非但自己不曾再动摇过，而且还想叫苏共以及一切跟随苏共的兄弟党也跟着他走。这样一来，试问怎能避免冲突？又怎能防止分歧不日趋严重？
不过历史证明，从不同路向的确定直到中苏冲突的公开爆发，中间经过五年有余。为什么会有这段漫长曲折的过程呢？大敌当前，不应让“仇者快，亲者痛”，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却在于：①，“歧见”并非一下子就形成了完整纲领的，它逐渐积聚起来，是在斗争过程中形成的；②，毛赫二人都是现实政治家，他们首先都要考虑到分歧弄成冲突的后果，要考虑到这些后果会给他们各自当权的国家（特别对于中国）带来多么不利的影响。
当然，斗争有它自己的逻辑，人的主观愿望大多驾御不住客观的进程，同时潜伏在中苏共思想分歧下面的还有着更为深远的原因，于是，在不算短但更不算长的时间内，终于使“坚如磐石”，“亲似骨肉”，“永恒长青”，“牢不可破”的中苏两党与两国之间的关系，由分歧而濒于破裂了。这中间经过了怎样“针锋相对”的，又妥协又冲突的斗争，才弄到这个地步呢？关于这些，我们将在下一章里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