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青
王凡西(1907—2002)本名王文元。王凡西是他许多笔名之一，但是差不多可以算是他的正名，代替了王文元。他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一个并不富裕的儒商之家。自小喜欢读书，多思考，有志气。十四岁小学毕业那年，开始受到五四运动的新思潮影响，决心追求学问，做大事。中学时养成对文学的热烈爱好，也显出了演说的才能。1925 年五卅运动爆发时，他正在杭州读中学最后一学期，参加了响应五卅的运动，并担任了新成立的杭州学生会的宣传部长。由此开始热心于政治，而且思想左倾。
1925年进北京大学后，很快就参加了校内的共产党组织。亲近的同学中有陈其昌、王实味、胡风等。共产主义革命的志向压倒了他原先想做文学家的志向。1926年秋，曾因贫困而停学去广州，想找全职革命工作。不久重回北京继续党的地下工作，靠朋友支持生活。1927年6月奉派往当时号称革命中心的武汉工作。因私自写下文字骂汪精卫反革命泄忿而一度被国民党政府拘留。7 月下旬，武汉政府也宣布“清共”后，奉党指派去苏联留学。
在苏联东方劳动大学期间接受托派思想影响，并秘密加入托派组织。1928年秋，成为莫斯科孙中山大学托派秘密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在苏与一同学兼同志结婚。
1929年8月偕妻离苏回国。到上海后任党中央组织部干事，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依照在苏中国托派内部的决定，王凡西回国后一直服从党的纪律，在党内工作，同时秘密进行托派活动。到1930年初，因托派身份被发现，在大病住院期间遭党开除。自此生活更加困苦，卖文为生。
王凡西回国后，起初参加托派的“我们的话”派组织，后来属于“十月”派。在四个托派组织商谈统一时，王凡西属于真诚争取统一者，并于那时开始和陈独秀密切合作，终于促成1931年的统一。王凡西当选为统一的托派的中央委员，并担任机关报编辑。当时才24岁。
中国托派统一不满一个月，大多数中委就被捕，其中包括王凡西。他自此坐牢四年。一直同牢者有同志楼国华，二人由此开始一生的深厚友谊。一九三四年出狱时，二人都得知妻已另婚。一九三五年底，他参加新成立的托派中央临委，创办《斗争》及《火花》。前者是托派政治机关报，后者是理论机关报。一九三七年五月，他又被捕，被押去南京。那时他第二次结婚才一年。
这次捕他的是特务机关，完全不依任何法律，对他施以残酷的刑讯手段和长期的虐待。他的亲友和同志完全不知他的下落。一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已经撤出南京，日军正式开入之前没几天，一切政治犯早已释放，南京的国民党党政机构都已解体时，王凡西才从特务的监牢中走出来。他狼狈不堪，历尽千辛万苦，于1937年12月中旬去到武汉。幸亏不久找到陈独秀。1938年2月他经香港回到上海，继续参加托派工作。
此后几年间，尽管饱受斯大林派的诬蔑和种种打击，中国托派不但恢复了正常活动，而且吸收了一批年青的新成员。这期间王凡西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文字工作。如担任公开的《动向》月刊的编辑和撰稿，翻译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和《俄国革命史》等。一九四一年，他正在对《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的译稿最后校对时，肺结核病大发作。
1940年秋，王凡西提出“抗战变质论”。他认为，中国独自对日本抗战时是进步的，但一旦美日战争爆发，中日战争成为帝国主义大战的一部份时，这个进步性便失去了。这意见起初在中国托派内部上下层都得到多数支持。但经过大半年的激烈争论后，由反对意见(认为即使中国抗战与帝国主义战争相结合，其进步性仍旧不变，除非美英军队在中国登陆，在中国战场上起了喧宾夺主的作用)取得多数。这场争论后来又牵涉到组织问题。终于在1942年(那时太平洋战争已爆发，中国抗战已和帝国主义大战结合起来)使中国托派分裂为两派：彭述之与刘家良领导的多数派，和郑超麟、王凡西、陈其昌、楼国华领导的少数派。
大战结束后不久，少数派在上海创办《新旗》半月刊，王凡西是主力执笔人之一。他还把所有已经译成中文的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集中起来，经过校订，编成一册出版。一九四九年五月，王凡西由上海迁移到香港。几个月后就被香港政府逮捕并驱逐到澳门。
中共夺取政权的胜利大大出乎中国托派意料之外。为了解释这个意外的发展，王凡西写了一本小册子，取名《苏联研究》。他在其中提出一种见解：堕落后的苏联其实是官僚集产主义的国家，不是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中共的政权也属于同一性质。但是几年后他放弃了这见解，重新接受托派的传统理论，承认当时的苏联和中国都是官僚主义变态的工人国家。
王凡西在澳门住了二十五年多。这是他一生中最寂寞的时期。但这时中国托派两派之间的壁障已渐松弛，王凡西陆续新认识了不少属于多数派的后辈同志。其中有的和他密切交往。至今在后辈朋友中流行称他为根叔，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他继续思考和写作。较大的著作有《双山回忆录》和《毛泽东思想论稿》。译作有《帝王术》、《诗与自传》、《文学与革命》。
1975年3月，王凡西移居英国。取得居留权之后，生活算是一生中最安定而且自由的了。他和各国人士交往，作思想交流，也继续写文章，给许多新朋友(各种年龄的都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国大陆也有不少学者跟他通信。2002年12月30日，他在英国利兹以95岁高龄去世。
2003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