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毛泽东不是高明的战略家，我们不是就军事意义而言，却是指革命政治的意义而言的。革命政治方面的战略，先指革命家或革命党对于革命的动力、革命任务、性质与前途的认识，特别是指对于革命政权（即一切革命之最重要与最直接的目标）所怀抱的态度和理解。毛泽东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根据文献，证以事实，却很不高明。
为了便于问题的说明，让我们先看着革命战略这个问题最初怎样在社会主义的革命者中提出，它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曾经发生了怎样的影响，有过怎样的关系。托洛茨基──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二位领导者──对于这些问题曾有过精简扼要的说明，兹抄录如下：
“我们在政治学上借用军事学名词：所谓‘策略’乃是指领导个别的运动而言，所谓‘战略’乃是指夺取政权而言。大战以前，我们一般未曾作此区别。在第二国际时代，我们只限于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观念里面。这也不是偶然的。社会民主党实行议会策略、工会策略、市政府策略，合作社策略等等。但是配合一切力量和资源──一切队伍──以战胜敌人，这个问题在第二国际时期，关于夺取政权的实际任务并未曾提出来。一九○五年革命，经过一个长时间之后，才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或战略问题。为此之故，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布尔什维克派，才占得了莫大的便宜。革命战略的大时代开始于一九一七年，起初在俄国，后来普遍于其余的欧洲。”（见《十月教训》的第一节）
“一九○五年革命，不仅是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总演习’，而且是一个实验室，其中制成了俄国政治生活内所有基本的派别，又设计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内各种不同的倾向。争论之焦点，不待说，是关于俄国革命的历史性质及其未来发展道路。”（见《三种俄国革命观》）
这些派别的争论意见，大致有三，可概括如下：
“民粹派，同斯拉夫主义一般，从下一幻想出发，即认为俄国的发展道路是完全特殊的，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则集中于证明俄国历史道路和西方历史道路原则上并无不同。但由此产生出来的纲领，反而漠视俄国社会结构和革命发展上真实的而非神秘的特殊点。孟什维克派的革命观，除去其插话性的歧异和个人的偏向以外，可以概括如下：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只有在自由资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是可能的，此胜利必然推送自由资产阶级走上政权。以后，民主政制就将使得无产阶级，以比前更大得多的成效，在社会主义斗争道路上，赶上它的西方兄弟辈。
“列宁的见解可以概括如下：落后的俄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完成其自己的革命的！经过‘工农民主专政’得到的革命完全胜利，将肃清土地上的中古制度，将给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以美国的速度，将加强城市和乡村无产阶级的力量，将使社会主义斗争成为真正可能的。他方面，俄国革命的胜利亦将大大推动了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后者不仅能保障俄国免除复辟危险，而且能促使俄国无产阶级于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夺得政权。
“不断革命论的见解可以概括如下：俄国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只有在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之下，才是可以思议的。无产阶级专政将不可避免地不仅提出民主任务于议事日程，而且提出社会主义任务于议事日程，同时亦将大大推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前进。惟有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保障俄国免于资产阶级复辟，并保证它有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见同上引书）
“孟什维克派所主张的前途是根本错误的：他们给无产阶级指示错误的道路。布尔什维克派所主张的前途是不完全的，他们很正确地指示了斗争的总方向，但关于斗争的阶段说得不正确。布尔什维克派所指的前途的不完全，一九○五年革命时尚未明显暴露出来，仅仅因为革命本身尚未更进一步发展。可是，一九一七年革命开始时，列宁就不得不直接与他的党的老干部冲突，而改变布尔什维克前途了。
“任何政治诊断都不能自命为算学一般精密无讹的。只要它能正确指示发展的总方向，能帮助实际事变过程，不可避免地旁逸斜出的过程，沿这路向走去——就足够了。在这意义上，我们不能不看出不断革命论的俄国革命观确曾完全通过了历史的考验。”（见同上引书）
事实正是如此：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是在十月革命中完成的，而十月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却是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提出了并解决了民主任务，而且提出了并解决了社会主义任务。俄国革命的经验证明了俄国资产阶级确实不能完成“自己的”革命，证明了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人只能是无产阶级（经过它的党）；又证明了革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只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农民支持的），而不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更不能建立什么数阶级联合的“民主政府”。俄国革命证明了这些，也就证明了最初由托洛茨基提出、然后为列宁所坚持的不断革命论的完全正确。
俄国革命依照了不断革命论的政治预见而发展而完成，这个事实并不表示不断革命论只适合于俄国革命。不断革命论的客观根据并非是俄国独有的特殊性，而是一切落后国家所共有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正如托洛茨基当年对俄国所说，“首先显出来的是它的落后性。历史的落后并非这个国家将依样葫芦于一百年或二百年后重走先进国所已走过的路径之意。宁可说，这个国家有完全不同的‘配合的’社会形态，其中资本主义在技术上与结构上的最高成就，进入于封建的或封建前的野蛮的社会关系之内，改变这些关系，支配这些关系，造成一种特异的阶级对比。”（见《三种俄国革命观》）这种“特异的阶级对比”构成了俄国不断革命论的基础。但因这个“特异的阶级对比”并非仅仅出现于旧俄，同样也形成于其它落后国家中，故它同样构成了其它落后国家的不断革命论的基础。因此，不断革命是一切落后国家必须遵循的一条革命战略。顺着它走的“资产阶级革命”会获得胜利，违背它的就必然归于失败。把握不住它，或只能在经验中偶尔摸索到它的，自然不可能是高明的战略家。
由此标准，我们就不难衡量战略家毛泽东的高度。
一般说，中国共产主义者从来轻视革命理论，更加看不起“学院式”的关于革命性质与革命前途的理论。在他们眼光中，一个共产主义的遥远目标，几条反帝反封建的具体与切近的纲领，已经完全够了，余下来的全部问题只是努力苦干、实干。一切“空谈”，“清谈”都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于革命的。因之研究学习理论的倾向受到了斥责，“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成了嘲笑的名词。这种盲目的、不用头脑的实干主义作风，使得一九二五──二七年间共产国际种种错误决议得以毫无批判的执行，因而也部分地促成了中国那次革命的失败。革命失败了，革命者跌倒了，牺牲了；其中幸而未曾丧失生命，仅仅受了伤，或只是撞痛了头脑的，那时痛定思痛，才开始用自己的头脑，将革命反映于概念上的种种大问题，思索和研究起来。正好像一九○五年的俄国革命首次将革命战略的原则问题提出于俄国革命者面前一样，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也是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后，而且是在失败之后，才初次闯进中国革命者的头脑。只是有一个不同，当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自己直接考虑了问题，发生了派别的；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革命战略的不同意见，基本上却是苏联共产党内的不同意见在中国引起的响应。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路线，共产国际的领导层中，亦即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层中，自从一九二五年以来就发生了两种对立立场。一种以斯大林为首（其中包括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等人）主张中国共产党应采取本质上相等于俄国当年普列汉诺夫所提出的孟什维克式的战略路线，这就是说，中共与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拥护资产阶级去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斗争中建立四个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权，藉使中国走上非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战略的主张者口头上也提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但事实上反对共产党与无产阶级为此领导权所作的一切真实斗争，他们妨碍这些斗争，勒令中共加入国民党，直至蒋介石清党也不准退出国民党，要中国共产主义者信仰小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纪律，以此企图始终保持那个“反帝反封建的联盟”。另一个立场是由托洛茨基提出的，后来又为列宁的老战友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所赞同。此立场的要点如下：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完成它自己的革命的。一部分所谓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也受帝国主义压迫，但因他们一方面与帝国主义，另方面与封建残余保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他们既不能坚决反帝，也不能坚决反对国内落后势力。在工农革命兴起的威胁下，他们倒宁愿与帝国主义及封建残余及早妥协，藉以压制工农革命的。因此，苏共反对派坚决主张中共采取独立的阶级政策，反对加入国民党，更反对共产党人不批评三民主义与服从国民党纪律的承诺。主张彻底发展阶级斗争，特别在北伐军进展中发展土地斗争，藉以争取武装农民──兵士──的拥护，主张组织苏维埃，藉以代替资产阶级的政府，建立由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以此解决民主任务，并由此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因为斯大林一系当时已经在苏联共产党及共产国际中攫取了大权，他们所代表的立场便被实际执行了出来。可是中国革命的全部经过，绝对无情地证实了此一立场的错误，反证出反对派立场的正确。结果如所周知，这个被证实了错误的当权派，为了要维持其对内对外的威望，应用了官僚行政手段，甚至应用了绝对与布尔什维克精神相违反的特务恐怖手段，镇压了与摧毁了被历史证明为正确的反对派。错误的斯大林派为何与如何摧残了托洛茨基派，因问题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无直接关系，不具论。这里我们需要谈的乃是斯托二派的意见在中国共产主义者中间所发生的影响。特别是，它对毛泽东发生了什么影响？更确切些应该说，毛泽东对苏联共党中二派关于中国革命战略之争，采取了什么态度？他作了怎样的左右袒？
苏联共产主义者的这个争论，主要因为斯大林一派当权者的严密封锁和恶意曲解，其次由于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一般理论水准的低下，所以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完全失败之前，对整个中共言，可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即使在中共的最高领导层中，包括总书记陈独秀在内，都不晓得除了由国际代表传来的所谓国际指示或决议（其实是斯大林派立场的指示或决议）之外，还有其它意见。少数有机会派出去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的领袖，例如谭平山之流，只是在斯大林派的“中国问题专家”领导之下，奉命反托如仪罢了。他们根本接触不到反对意见的代表人物，甚至读不到反对派的文件（除了一些恶意改窜的，断章取义的“摘引”），因之他们（且不谈他们是怎样气质的人吧）不可能把这个有关中国革命根本理论的争论带到中国党内来。中国革命失败后，斯大林便是利用中国党内对于斯托二派关于中国革命争论的无知，当然更利用他所把持的苏联共产党的无上权威，将断送革命的全部罪责统统推在陈独秀身上了。可是这样一种张冠李戴的手法，居然为陷于迷惘中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所接受。这样，中国共产主义者虽付出了一次革命失败的代价，却仍旧得不到关于中国革命的原则的战略问题的正确认识。从失败中没有获得教训，没有得到经验。
中国革命者首次得到这个认识、教训和经验，那是在一九二七──三○年间。由于大量的年青共产主义者被送去苏俄学习，在那边接触到了反对派文件。这接触使不少人变成了反对派。这些反对派又将此种文件偷送到留在国内的老革命者手里。如此，有关乎中国革命根本战略问题的争论，在实际革命失败以后二三年，才辗转流传到中国革命者中间，引起了他们的争论，并促成了他们的派别。代表反对斯大林派意见的政派，在一九三○年正式从中国共产党中分裂出来了，他们组成中国的“托派”，以陈独秀为首，包括了很大部分大革命中担任过领导工作的人物。
毛泽东对这次争论和分裂（即托派被开除）采取什么态度呢？从《毛泽东选集》中我们找不到他当时的意见。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对中共瓦窑堡党活动分子所作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之前，毛氏提起革命失败原因、革命性质及前途等基本的战略战线之时，总是空洞浮泛，不着边际，仅仅背诵国际决议案上的一些字句，而对这些字句，他都不甚了了的。比如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他用如下的话来说到这些问题：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
“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这种革命的实际运动，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
在这一段小学生式的背诵中，人们完全看不出毛泽东本人对革命的根本问题抱什么见解和态度。因为无论斯大林派或托洛茨基派，谁都不曾否认中国革命的民主性质，因为谁都承认这个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民主的。至于说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恰恰是托洛茨基派所特别坚持之点，斯大林们主张由“四个革命阶级”共同领导革命，拚命反对托派的无产阶级领导论，他们认为单独一阶级的领导就是违反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有时他们虽然也谈谈这个领导，但事实上他们却自始至终总是叫中国革命者及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领导，因此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一手断送了中国革命，使一次大有希望的革命，终于为反革命所代替。那末毛泽东当时文章中提出此点，是否表示他在斯托之争中左袒后者呢？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相信，他当时是并不清楚联共二派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的。“必须拿起枪杆子”，“必须由无产阶级——简单地了解为共产党人——领导革命”，只是代表革命失败后的一种普遍认识罢了。
不久以后，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的那个著名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间是以如下的文字表示他对革命性质问题的意见的：“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
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名义给中共中央写的信上，又触及这个问题，文如下：“党的六次大会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
上面这两段文字，虽然没有明显地说出他对联共党中关于中国问题的二派意见何去何从，但意思是清楚的，他拥护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因为托洛茨基的意见，在中国革命失败后的那一时期中，被斯大林歪曲成这个样子：他，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仍是民主性的，即其主要任务为反帝反封建；而托洛茨基则依据斯大林的转述，认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由蒋介石完成了，故今后的革命将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的，即其主要任务为反对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度。根据了这样一个虚伪的对立，毛泽东表示他同意中国革命仍为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就无异对斯氏投了赞成票，对托氏投了反对票。
其实，中国革命失败以后，发生于斯托二派之间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比较重大的乃至原则性的问题，有如下的不同看法：
斯大林：最初根本不承认革命失败（将失败说成为“革命的更高阶段”），后来（广州暴动后），承认革命是失败了，但他第一不认为这个失败是深刻的，因而将是相当长期的，所以他反对让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新局势中，用国民会议口号从事民主革命斗争。第二，他否认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胜利对中国革命的往后发展会有任何影响。他认为虽然以蒋介石为首的大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但末来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将仍是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各个革命阶级的联盟，他又认为，蒋介石的反革命虽然让资产阶级攫取了全国政权，但它丝毫不影响未来革命无论政治上成经济上的纯粹民主性质。
托洛茨基：及时指出了革命的失败，指出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胜利的局势，竭力反对在不利局势下举行盲动，力主提出全权普选国民会议这个民主政纲，藉以蓄积力量，准备新的革命。他认为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胜利绝不等于革命胜利，故革命的民主任务依然存在，在此意义上，中国革命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但因资产阶级在反革命胜利中掌握了全国政权，以致民主革命的矛头首先必须指向这个政权，而为要解决民主任务，又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专政，方才可能，在此意义上，则未来的革命将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的。
根据上面叙述，可见斯托双方关于中国革命任务之仍属民主性质，并不曾有所争论。实质上发生争论了的乃是如下三个问题：１.对反革命时期的认识以及以何种合适的口号去进行斗争，藉以缩短这个时期，早日迎接新革命的到来；２.在未来的民主革命中，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是否还能起领导作用？即使是部分的领导作用？未来革命的胜利是否一定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多阶级的联合专政？中国民主任务的彻底解决是否必须经过而且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解决民主任务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否不可避免地、立即地、甚至同时地去提出社会主义任务；３.反对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革命是否其本质便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
毛泽东最初当然完全不清楚这种争论内容，后来才从斯大林派片面的弯曲转述中知道了一点。只因毛氏一贯的轻理论、重实干的精神，又因他和斯大林同样具有现实主义的本性，所以他看不起发生在遥远地方的“茶杯里的风波”，不想好好儿弄清楚它，因此不须等弄清之后才采取态度，仅仅为了争取“国际”（斯大林把持的“国际”）对他的声援之故，他就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左右袒，宣布自己赞同“国际和中央的指示”，说他仍认中国革命为民主性质，以此表示他之拥护斯大林与反对托洛茨基。不过毛泽东明明白白的拥斯反托立场，在正式公布的文献中，则始见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他说：“中国革命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从这段文章中可以看出，直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毛氏还不曾知道“托洛茨基分子”对中国革命的真正主张，或者他已经知道了，却有意搬弄着斯大林的诬栽来污蔑托派。“托洛茨基分子”从来不曾说过“中国现时阶段”（按：即一九三五年前后——王凡西）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而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他们认为：第一，那时根本还不曾有革命，旧革命已经在一九二七年秋冬结束，而新革命则尚未见端绪，第二，若说客观存在的（或可称潜在的）革命任务，则其主要的属于民主性质，当无疑义。“托洛茨基分子”从来也不曾说过“中国已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说的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胜利了，却未完成（其本身亦决不能完成）民主性质的革命任务。至于“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意见，“反革命的”托派确实说过，但他们是在特定的意义中说这句话的，那意义是：新的革命一开始就要反对资产阶级专政，就要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这是政治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主要的一方面。其次，新革命在开始及持续进行中，固然要为民主任务的解决而作斗争，但对城乡资产阶级利益或多或少的侵犯，亦属难于避免者——这是经济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次要的一方面。
毛泽东于一九三五年年底对“托洛茨基分子”作出上述控诉，可见是不尽不实的。这里暴露了毛泽东对革命理论的轻率和轻视，暴露了他对革命战略的原则性问题所采取的势利态度。同时更根本地，暴露了他不能从局部的、策略性的实际经验，自行综合和提高到战略水准。譬如拿我们上述斯托二派当时争持的三争论的第一问题来看吧，是否在反革命猖狂的局势中，共产党应该积极提出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口号呢？托洛茨基说必须提出，斯大林竭力反对，斥之为“取消派的政纲”。那末毛泽东的亲身经验告诉他什么呢？他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说：
“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那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倒戈或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沸热的全国高潮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
这真是给国民会议口号所能作的最好的说明，是此一民主总口号必须提出的最有力的理由。如果毛泽东当时是优秀杰出的战略家，那末简单凭了他本人的这点“调查研究”，就足够到达与托洛茨基当时提出的同样结论了,[1]即：革命局势早已为反革命局势所代替，针对着新的局势，中国共产党必须提出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口号，藉使“冷冷清清的”“寂寞生活”早日结束，经过“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与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使反革命局势“转入沸热的全国高潮的革命中去上。可是毛泽东不能从自己的观察引伸到这个逻辑的结论。他不能、或者不敢提出为斯大林所反对的总的民主口号——国民会议。以致他虽然大力肯定“现阶段”革命的民主性质，虽然深深感觉到反革命局势的严重，虽然痛感到孤军奋斗的寂寞，虽然十分明白局势转变之有赖于广大城乡民众政治的与经济的民主斗争，虽然十分明白“少数小块地方红色政权”的保持与扩大，有赖于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资产阶级为“普通民权”而斗争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他却不能，或者不敢违背斯大林的主张，将那个唯一能总结全部民主斗争的、因而是唯一能适合当时斗争需要的国民会议口号提出来。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不高明，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说明的。当斯大林在整个国际内由极左跳回到极右，在中国由十年内战再度谋与蒋介石联盟之时，便突然提出了一直被他斥之为“取消主义”的国民会议口号，撤换了多年来被奉为神圣的“苏维埃”。中共干部对于这个突变当然会感到惊奇的，特别因为他们听惯了谁提国民会议谁就是不要革命这套理论，但毛泽东却跟他过去之无条件赞成斯大林的排斥国民会议一样，现在也非常积极地出来为克里姆林宫主人的新立场辩护。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对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所作报告中，他说：“全国人民及各党派的爱国分子，必须抛弃过去对于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问题的冷淡，而集中力量于这一具体的带着国防意义的国民大会运动和宪法运动。”（见《选集》卷一第二五四页）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不可能不知道过去使“全国人民及各党派爱国分子”“冷淡了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问题的”，恰恰是斯大林，恰恰是毛泽东自己；而八九年来竭力要他们“抛弃”这种“冷淡”的则是被他们骂为“取消派”的托洛茨基派。毛泽东至少在那时（一九三七年）已经清楚了斯托二派的争论点，所以说过这段话之后，赶紧就号召大家去和“托洛茨基派的阴谋”作斗争。在对同一次会议所作的结论中，毛泽东更着力地说明了必须强调国民大会的理由。他说：“为什么强调国民大会？因为它是可能牵涉到全部生活的东西，因为它是从反动独裁到民主的桥梁，因为它带着国防性，因为它是合法的。……中心的东西是国民大会和人民自由。”（见同上引书第二七三——二七四页）这个理由，除了带国防性这一点有些莫明其妙之外，都说得很好很好，简直好得很！但人们应该问问毛泽东，这个同样理由为什么不可从一九二八年以后就用来提出国民会议或国民大会呢？为什么国民会议口号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五年之间是反动的：到了一九三五年[2]便正式宣布为革命的、必须强调、而且成为”中心的东西”了呢？
我们可以因此责备毛泽东对斯大林的盲目追随：这里确乎也暴露了毛泽东现实主义的势利的一面；但是更重要的，我以为此事证明了，测定了作为一个战略家的毛泽东的高度。
当然，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说，一个革命战略家之最无误的衡量标准是他对政权问题的态度，是他对以政权问题为中心的全盘革命发展的瞻瞩。因此，我们还必须回到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来谈毛泽东的战略家地位。
毛泽东是在一九三七年前后才认真与广泛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特别是斯大林的著作。经过了这次系统研究，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问题上斯托二派的争论，便有了明确立场。如果在这以前，毛泽东的步趋斯大林主要是由于“纪律”，由于“不明就里”，由于现实主义的趋附，那末在那时之后，毛氏赞同斯大林的主要理由，应该说是由于思想和气质的共同，其它因素的影响倒反而居于次要了。我们曾经多次说过，毛泽东和王明不同，他不是买办型的，更不是崇洋派，有足够勇气在权威面前反抗的。所以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以后成为斯大林的坚决拥护者与崇拜者，只有一小部分可以用他所擅长的策略手腕（即欲藉此利用斯大林所把持的苏联及共产国际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来解释，大部分应该用他和斯大林之间的思想相同，意气相投来解释。二人都是高明的策略家，都是不高明的战略家。大家同样地重实际，轻理论。大家都是经验主义者，归纳主义者，因之都看不起原则性的“冥想”，都鄙弃从思想出发的演绎。大家都喜欢谈现实主义的“常识”政治，不喜欢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迂腐”教条。二人都不懂外语，对西方思想，甚至对一般的外国文化都很隔膜，以致表示某种程度的轻视或敌视，故二人都是国际主义者其名，民族主义者其实的。最后，二人都视实力（不论枪杆子或机关）高于思想，都怀有非凡的大志，都要造成个人的领袖崇拜，都看不起群众自发的创意，因之二人在精神上都是官僚主义的，英雄主义的，甚至是帝王思想的。当然，二人除上述相同之外还尽有不同之处，譬如思想的来源不同，各自对革命与党的关系和地位不同，以及二人才智有高下（毛泽东无疑比斯大林高些），性质有厚薄（斯大林当比毛泽东阴险刻薄得多）。不过这些个不同在那些个相同之前显得非常无力，所以尽管在某些特定的事件或特殊问题上，毛泽东可以怨恨斯大林（例如后者之拚命“栽培”王明与毛氏作对）或不同意乃至看不起斯大林（斯大林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指令，曾有不少由毛泽东这个执行者看来是荒谬可笑的。在这些时候，毛氏的应付方法，总是“阳奉阴违”，“先斩后奏”。倘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判断的正确，则他照例不以之揭穿斯大林指令的荒谬，却往往将功劳归之于“国际”的“正确领导”[3]，但在整个思想上，特别在落后国家民主革命这个战略思想上，毛泽东是由衷地追随了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中的二大领袖，托洛茨基的文釆风流虽然可能引起过毛泽东的景仰，但斯大林的平庸现实总彷佛更合乎他的胃口。这该属于同气相求之类的。
毛泽东以完全成熟的斯大林主义者姿态出现来谈中国革命的性质与战略问题，当以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首次。在这本小册子里，他有系统地与极其明确地说明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这里他提出了与旧民主革命不同，又与社会主义革命有异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的政治上的目标为“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
在时间上几乎是紧相衔接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年一月）中，毛泽东的此一战略思想有了更充分的说明，有更自由的（即不是袭取他人的而为自己思索之成果的）发挥。其中最重要的一节如下：
“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
“第三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见《选集》卷二第六六八页──六六九页）
上面这一段由毛泽东深思熟虑后、用他自己的言语说出来的斯大林主义的关于中国的革命观，读者可以拿来和本章开始时候的三种俄国革命观比对一下，这不正是当年孟什维克派的立场吗？自然表面上的区别也不是没有的，譬如孟什维克并不区别民主主义的新旧，他们又公然说革命应该在自由资产阶级的领导下，而毛泽东所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却是“新”的，且其国家形式必须是“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的共同专政”。但是实质上，只要这个说法不是宣传技俩，而是共产党的原则性的战略路线，那末在严格地不使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之下，这个所谓一切“反帝阶级的共同专政”，除了由资产阶级，而且是最有枪杆子的资产阶级，占有实际专政的权力之外，还能有什么形式呢？因此，毛泽东的这个立场实质上就是孟什维克派的立场。
按照孟什维克派立场，俄国无产阶级帮助自由派资产阶级成立民主共和国以后，便将“以比前更大得多的成效，在社会主义斗争道路上，赶上它的西方兄弟辈。”到底他们以怎样大的成效，如何赶上他们西方兄弟辈的社会主义斗争，可惜（其实是幸而）孟什维克派没有机会用事实来告诉我们。如果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没有成功，如果孟什维克派的“战略”如愿实现，即俄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得能稳固与继续存在下来，那末，我们可以肯定，俄国由这些“社会主义者”领袖们率领的俄国工人们的社会主义斗争，一定至今还赶不上英、法、美诸国的兄弟们哩！
依照实质上是孟什维克主义的毛泽东的革命观，即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其革命不能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但只能为“一切反帝的阶级的共同专政”而斗争，──其前途的转变又具怎样呢？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对前途给了很明确的说明和回答。他说：
“没有问题，现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要发展到第二步，……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
至于如何转变？如何与几时由第一步转入第二步？则他没有回答，他只是一再地，着重地说：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第一阶段有“自己的一定时间”，形成“一定的历史时期”，在此时期内，民主任务只能用各阶级的民主专政来解决，等到解决之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关于两种革命之间的转变条件及其时间问题，倒是在此以前，当中共初向国民党提出正式再度联合之时，毛泽东比较明白地说过。那是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及《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两篇文章中的态度。在第一篇中，毛对转变问题的答复如下：
“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的去转变，如像过去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他们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在第二篇文章中，毛泽东说：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
“因为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暂时性而不要资产阶级，指联合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在半殖民地）为投降主义，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我们不厌其长地抄录了上面文字，首先因为这可说是毛泽东谈到革命性质转变问题最明白肯定的两个地方，第二，因为这里面颇有意义地将三种关于中国革命的“转变论”罗列在一起了。
第一种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当然就是“第三次左倾时期”共产国际的立场，也就是斯大林本人，或其亲密助手当时对此问题所持见解），即以为：“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
第二种是毛氏自己的意见：“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
第三种是毛泽东派给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说他们主张“不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立即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毛泽东这里的描写当然不正确。我们从当时托派的文献中，可以知道他们对此问题的见解大致如下：中国革命无疑将因民主民族斗争而复起，但此革命一定要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前进与深入，如此，无产阶级就势必在客观上与主观上都要为自己的政权而斗争，因而走上政权；一旦这样的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自不能自限于民主任务的解决。因此，根据托洛茨基派的见解，所谓革命性质的转变问题根本就提得不正确，就革命的客观任务说，当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也还有一段民主时期，若就革命动力说，特别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个历史必要性说，那末一开始都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了。
斯大林毛泽东因为根本否认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必须为自己的专政而斗争；因为他们根本否认落后国家的民主革命任务只有而且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决；因为他们囿于孟什维克的老说法，一贯认为民主革命一定要先由民主政权（或民主专政）来解决，解决了之后，上面的政权与下面的任务才能同时进入（或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因之，他们绞尽脑汁来寻求一个转变的时机和某些转变的条件。结果，斯大林与王明（当盲动与冒险时期）就硬性规定出一个标准：“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这个标准当然是荒唐而可笑的。如果当时的“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权和军队，如果它早已实行了反对富农的政策，不管它的辖区限于一个井冈山，或者广及“重要的省份”，革命都早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了，否则，即苏维埃与红军仅有其名，其政权是“各阶级共同”执政，其政策是严格地限于反封建，那末，即使其力量到达了全国，其性质也不会有什么改变。“由量变质”的法则被斯大林王明如此应用，真是莫明其妙。毛泽东反对这个标准是对的；但因上述的基本立场相同，他其实也不曾定出更好的标准来。所谓不到“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事实上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所谓“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不但空洞，而且是十足孟什维克派的陷阱。因为，如果要等中国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都具备了成熟条件后才谈社会主义革命，那末意思只能说：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没有将中国的政治与经济都提高到至少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标准以前，社会主义革命是不能轻易谈的。这样看法，“转变”的“时间当然会相当地长”。岂但“相当”，其实是非常之长，最早也得在英法美日等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了。毛泽东的这个转变论，实质上（如果他原则地坚持起来）是比斯大林、王明更右的。
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始终不曾公然改变过。在《论联合政府》这本著作中，他的这个意见甚至解释得更右了，他说：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这里毛泽东是把革命转变的条件具体地列举出来了，那就是：一个由各阶级联合统治的新民主主义的统一国家，高度发展国家资本经济、私人资本经济、合作社经济、高度发展文化、高度发展人民的个性、经过长时期后，等到上述种种发展达到了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基础之后，那时革命才转变了，即各阶级的联合专政才变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为民主主义的奋斗才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的奋斗。毛泽东的这个立场，为了要袪除某些人对它的忠实性的怀疑起见，他便着重地声明道：
“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
毛泽东这一条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路线：建立一个原则上与无产阶级专政不同的多阶级的共同专政，在此政权下，在长时期内，发展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文化，一直发展到足够之后，才由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这条基本路线，毛泽东从未改变过。自从他在一九三五──三七年期间最后确定以后，中经抗战，内战以至共产党军政力量统治全国，毛泽东在所有大小文件中，举凡涉及这个问题，都一直是这个说法——虽然着重点是移动了：在内战尚未爆发之前，他着重于那个专政之“联合与共同”上，内战爆发以后，特别当胜利在握时起，则越来越着重于“联合专政”之无产阶级的领导上。不过无论毛泽东将重点置于何处，他直至一九四八年三月，还是十分强调地指出：
“这就决定了我们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而不同于十月革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见《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
当全国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写了他著名的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这篇文章里，据中共的官方宣称，“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转变问题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对于革命转变问题的方针和政策，从理论上作了详细的阐述……”（见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社论）但如我们细读该文，所谓“创造性地提出”与“详细阐述”了的关于革命政权性质及其转变问题的意见，只有下面这几句；首先是：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人民民主专政”便是由这四个阶级共同组成的，这说法至少从一九三五年提出联合战线以来，闻之久矣，完全没有新意，更谈不上什么创造。另一段，今天特别为所有中共理论家们不断引证，不断赞扬，且称之为毛泽东主张不断革命论之依据的，则为下列文字。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藉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这一段话，据《红旗》杂志的主要理论家施东向（按：这个笔名代表的多半是陈伯达，或竟是毛泽东）解释，乃是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业已转变的正式宣告。所以施东向说：“这时候，如果认为革命还不到转变之时，那当然是完全错误的。”（见《红旗》一九六一年份第一期）不过我们如果看看《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原文，很显然，这个所谓“转变”立场的正式宣告，乃是中共理论家们事后追认的。所谓“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毛泽东说的很清楚，是指“军队、警察和法庭”的强化而言，其目的在于“巩固和保护人民的利益”。这里，不管人们在事后作何等样的弯曲和注释，总无法使之含有这种意思，即：各阶级联合掌权的人民民主专政现在必须“强化”为（即转变为）无产阶级的专政了。毛泽东整篇文章就是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而这个专政，依据毛泽东历来一贯的声明，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具有“原则上的不同”。然则，两个原则上不同的政权，如何可以仅仅因军队、警察与法庭等镇压机关的强化而发生转变呢？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施东向刘少奇陆定一等想从这篇文章里找出毛泽东从来主张中国革命之不断论的证据，总归是徒劳罢了。
当然，“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这一段话方可以看成为“不断革命论”的，即可以被了解为无产阶级坚强地掌握了政权，凭此去完成民主任务，并开展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如此了解，与毛泽东的一贯主张相背，与“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观念本身冲突。因为，依据毛氏的理论，民主革命有民主革命的国体与政体，社会主义革命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国体与政体。前者为民主共和国与人民民主专政，后者为工农共和国与无产阶级专政。二者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代表着不同的革命阶段，代表着两种绝然不同的社会性质。因此，既不能跳越前者，亦不能提前后者。“两篇文章”，一定要做完第一篇之后才能再做第二篇。然则，遵守着这个理论，如何可以将属于“第二篇文章”中的政体（无产阶级专政）拿来解决“第一篇”文章里的问题呢？毛泽东的逻辑不至于如此不通。他当时所说的“人民专政”，一定还是与无产阶级专政有着原则性差异的。当毛泽东写那篇文章时候，如果他确实是一个坚守原则的革命思想家，他一定还以为中国革命的民主任务将由当时的“四阶级共同专政”来完成，等到完成之后，即等到中国社会客观上已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之后，民主专政才变成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革命才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所谓“人民民主政权，实质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刘少奇语），毛泽东当时是决不可能有这个思想的。因为这个思想，不多不少，恰恰就是被毛泽东骂作“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的思想。（托洛茨基将俄国革命的经验和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来，认为：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蒋介石道路），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的十月革命道路），至于什么“多阶级的联合共同专政”，则是理论上说不通，事实上不可能的。）毛泽东在漫长的岁月中为各阶级联合的人民专政而努力，一贯而拚命地反对主张建立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托派，然则他怎能当自己的战略目标终于实现之时，突然否定了它，并宣称事实上所实现的并非他所想望的，而是他从来反对的托派的目标呢？毛泽东不会认输，他也不曾认输。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中，只是反映了客观事实和他主观想法之间的严重矛盾罢了。
后来在理论上企图解决这个矛盾，并且事后承认中国革命的发展确是遵照了“不断革命”路线的，不是毛泽东自己，而是刘少奇与施东向（假定他不是毛泽东的化名）。就我个人所接触到的中共文献而论，首次正式改变了毛泽东关于民主专政那个战略观念的，要算刘少奇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了。其中有下面一段非常值得注意的话：
“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这就使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有可能经过和平的道路，直接地转变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始。”
这一段话，除了某些说明尚有若干问题之外，根本符合于托洛茨基派的革命战略观。因此，它可以称为中共事后确认的托洛茨基主义。它彻底与干净地廓清了斯大林毛泽东历来坚持的、由“新民主主义”与“人民民主专政”这两个基本概念所构成的虚幻、错误与反动的整套革命观。
一九五六年九月，离开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已过了整整七个年头。在胜利以前，毛泽东固然看不到中国的革命专政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事实，而在胜利以后，当这个事实摆在面前时，也还需要长长七年的教训（其中不少是悲痛的），才使他（经过刘少奇之口）终于认识到人民专政已经是一种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实质[4]。毛泽东究竟是怎样伟大的一个革命战略家，但凭这一点就完全可以测定了。
革命性质转变问题只能与政权问题联合来考虑才得解决，这在毛泽东也是从来弄不清楚的。他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革命性质主要表现在“国体”和“政体”上，因而革命性质的转变也表现在“国体”和“政体”的转变上。在毛泽东，革命性质，即革命任务，与国政二体的形式有绝对关系。民主任务、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三位一体，是一个独立的范畴，是“第一篇文章”的三要素。社会主义任务，工农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乃是另一个三位一体，另一个独立的范畴，是“第二篇文章”的三要素。前后三要素之间隔着一个长长的历史时期，在此时期内，国家的经济文化大大提高：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等到条件成熟，才由“第一篇文章”转到“第二篇文章”。至于具体地如何变法，凭什么来实行转变？是否当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成熟之后，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再来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藉以改变“国体”和“政体”呢？还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体到那时自动来一个和平的转变，使“共同执政”的其它阶级退出领导，以便“人民性”的国体变成“工农性”的国体呢？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其实从来不曾给过回答，只因为他从来不曾郑重地考虑过它们。
如果毛泽东确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战略家的话，那末，纵使他不清楚马克思、列宁以及托洛茨基关于不断革命的见解，纵使不熟悉俄国革命的思想史；但凭他根据于中国阶级斗争的实践而作的独立思索，也多半可以很早达到如下的，亦即不断革命论的结论了。那就是：中国人民为民主任务而作的广泛的革命斗争，既然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胜利，那末，这个革命斗争的胜利，势必要将无产阶级推上政权——这是一。踏上了政权的无产阶级（自然是通过它自己的政党）-为要防止反动复辟，确保革命胜利，并解决革命任务，势必要实行依靠城乡广大贫民的无产阶级的专政——这是二。专政的无产阶级当然不能自限于民主任务的解决，它必然要于掌握政权、解决民主任务的同时，就开始采取若干社会主义的措施，藉使国家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三。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与该政权之开始采取社会主义措施，并不等于说这个国家在经济文化基础上已成熟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条件。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必须在世界规模中才能思议，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是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分不开的——这是四。以上四点，毛泽东除了第一点中的上半截，即关于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之外，就完全不曾想到过。今天，当毛泽东在事实的压迫之下承认自己为“不断革命论者”之后，其实还是不曾领会的。他始终不懂得，如今或者是不肯懂得，“革命性质转变”问题的中心关键在于政权问题，即在于落后国家中胜利的民主革命势必造成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同时解决民主任务与提出社会主义任务这个事实。换句话说，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决定了落后国家中革命发展的不断性，这也就是说，解决了那些国家中关于革命性质“转变”的全部问题。毛泽东既然跟在斯大林后面，排斥了在民主革命中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于是在“转变”问题上就永远脱不出矛盾可笑的境地。当他攻击不断革命论时候是如此，当他借他人之口来自命为“不断革命论者”的时候，也是如此。譬如在施东向的长文《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的区别和衔接》（这是中共在此主要的革命战略问题上突然改变态度后，想把新旧二说法调和起来的一次最郑重的企图）中，毛泽东那个“革命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战略思想，被如此奇怪地规定在下面的定义中：“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前，人民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阶级联合专政，它担负着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全国范围内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并且建立起人民共和国以后，这个全国范围的人民政权的性质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担负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施东向于下此定义同时，特别又旧事重提地指出了王明派的错误：“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可是按照他的定义，所谓“全国范围……以前”，“全国范围……以后”，难道不也就是按照“人民政权”的控制面积的大小来判断该政权与革命的性质？难道不也是错误的？最多，不过是百步与八十步之差耳。根据施东向所持理由，在全国胜利“以后”，民主任务“已经基本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逐步上升而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这个理由，且不问它与毛泽东的旧立场有多么明显的冲突（依照毛泽东的说法：当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之后，在人民民主专政之下，必须经过民族资本主义与合作社经济的长期发展，才能谈得到“国体”和“政体”的转变），其本身也是不通的，不符合事实的。所谓“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断语根本有问题。无论俄国革命的经验，或此次中国革命的经验都证明了革命专政的成立，既不是民主革命的结束，亦不能说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因为，民主任务的解决——特别是土地问题——实际是革命政权成立以后才开始的，至于社会主义性的革命，如果从政治意义上说，则自从革命党及其主要群众明确地为争取“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而斗争时，就已经开始了。施东向有一句话说得对：“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的政权问题”。可是在毛泽东思想中，表示出最无远见，因而被事变驳斥得最为残酷的，恰恰是关于这个根本问题的立场。他一直坚持到胜利以后的那个老调子，所谓由于革命的民主性质，中国只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而绝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见解，使他在新事实面前遇到了非常尴尬的抉择：或者，承认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完全错了，承认民主革命胜利的结果确实只能像托派所说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5]，如果真要实行像他与斯大林所预言的什么建立“各阶级的联合专政”，那只好让资产阶级来专政了；或者，口头上，坚持说一切发展都完全证实了他战略预见的正确，坚持说胜利后出政协产生的人民政府正是“各个民主阶级联合的共同专政”，并且坚持说这个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有原则性的不同，可是在事实上，却将一切夺到的东西紧紧抓在共产党人的手里，非但不让各“民主阶级”插手插嘴，甚至不让他们自以为代表其利益的工人阶级插手插嘴。很显然，毛泽东是选取了后一抉择的；但因此他那种口是心非与言行不符的情形，却随时日的增加而愈加赤裸与愈加不堪了。而更使毛泽东与中共难于继续玩弄这套表里不一的把戏的，就是当资产阶级利用毛泽东那套民主联合理论，向新政权作政治的与经济的进攻时，竟发现自己辞穷理曲了。无情的事变逼得他们非改变方针不可。他们被迫从事“三反”、“五反”，被迫宣布私人资本主义不可能在革命胜利后再有长时期的发展，被迫宣布革命性质的转变，因而“政体”亦必须作相应的改变了，即人民民主专政必须改为无产阶级专政了。然则将怎样改变呢？事实上是什么改变都不需要的。全部实权操在共产党人手中。如果说逐出几个花瓶式的属于“民主党派的”“副部长”就算是“民主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那末情形未免过于滑稽，以致连最不怕将人民当孩子来玩耍的中共，也觉得多此一举的。然则如何可以把一贯认为有原则性不同的两种政体“转变”呢？它们在事实上又是怎样“转变”了的呢？毛泽东对此没有说过半句话，刘少奇也不曾费力企图解释这个问题。首次，就我所见到的文献而论，出来想用理论解释这个尴尬问题的，还是那位施东向先生，他说：
“中国无产阶级在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巩固地建立了自己对国家的政治统治权，因而就不需要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为社会主义革命再进行一次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是因为我们党在领导民主革命中丝毫没有忘掉社会主义的目标，在民主革命斗争中紧紧地抓住了政权的问题，并且坚决地确立了和巩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结果。”
这段话说得很不坏，回顾的解释也可令人满意；但对中共却有一个最大缺憾，那就是：它在本质上完全是托洛茨基主义，它把毛泽东一二十年来对此问题的全部理论粉碎无余，因此彻底否定了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革命战略家的地位。
[1]及时判断局势并灵活地提出适合于新局势的口号，自应属于战术或策略范畴。不过像一九二八年托洛茨基提出国民会议口号，作为代替“苏维埃”口号，管领整个反革命时期，并将凭此走上新革命中夺取政权之路，这样一个口号，却应该说已充分提高到战略平面了。因此我们有理由在此一问题上衡量毛泽东的战略家高度。
[2]毛泽东文章中第一次正式提及国民大会口号是在一九三七年，但整个路线的改变既在一九三五年秋，则国民大会策略之采取，当与“人民共和国”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口号的同时，一九三五年的中共八一通电中，这个新策略是以“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的代表机关”名称提出的。
[3]这类例子我们知道有过很多，只因中共从来不将此种事情公开，要找直接的文字证据是相当困难的：但间接的证言却有的是。比如从铁托的自传中，我们知道史大林曾经亲口对南共领袖们说过，当日军投降之后，他曾反对中共对蒋介石硬拼作战，毛泽东不听，结果中共在内战中胜利了。此事证明了斯错毛对，但毛泽东从来不宣扬此事。
[4] “人民政府”究竟在哪一意义上称得上无产阶级专政，它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无产阶级专政有何不同，暂不在此论述。
[5]中共在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政权，究终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说是，那末它到底在怎样的程度内，在什么意义上，才算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在国际非斯大林主义派的共产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中间，曾经引起很多争论。笔者个人，对此问题也有过一些不同看法。最初，我认为他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只能说是官僚专政。后来，经过继续研究和思索后，我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仍能算是代表工人阶级倾向的政党，其政权在其主要的经济措施上仍能算是代表工人阶级历史要求的政权——不用说，这里的所谓代表是以非常畸形，非常野蛮，非常官僚化，因而是非常僭妄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详见拙作：《思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