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大学生活

　　中学毕业，和小学毕业时候的情形不同，没有人为我规定前途了。父亲已故世一年多，我是充分自由的；但经济条件限制着我，家中境况更不如前。父亲于久病之后逝世，比我仅长六岁的大哥挑起了一家重担。大哥小时候不大爱读书，很早就帮助父亲经商。我家在父亲病中及其死亡前后所遭遇到的种种经济困难，都是这个二十余岁的年轻人去应付了的。在我们那个铜臭熏天的小镇里，他为此自然受够了屈辱，深深体会了人情和世态。他常怀不平，牢骚满腹，立志要中兴我们的家，要为抑郁而死的父亲吐一口气。

　　我在中学毕业后，大哥赞成我去投考大学，他答应竭尽一切可能来帮助我，希望我能够和他殊途同归，从商学两方面去光大门楣，为亡父争气。

　　大哥的态度并非丝毫不曾感动我。我虽然不像他一样地直接挑着家庭担子，也很少和他一样地亲自尝到亲友们冷酷的待遇；但我是间接感受了一些的，当然分担着他的感情。我仇视所有在我家苦难中不予援手反加践踏的势利人。特别使我气愤的因而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件事。其一，父亲卧病那年，我们借住在孝廉公（即小学旧校长）的兄弟的一所房子里。此人原本也是父亲朋友，平时颇有来往，谁知父亲病危，他竟来借故逼迁。另一件也是我亲眼见到的：父亲刚故世，停柩在堂，从来替父亲经营小工厂的那个本家，却宣布辞职，自己要去开一间同样的工厂了。因为自来对外的一切关系都操在他手里，他这“独立”就无异宣布我们完蛋。大哥气得发抖，我母亲于哀求无效后在灵前痛哭，而这位本家却耀武扬威地走了，我恨不得将他一刀杀死。

　　这些事在我幼稚的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兄弟俩抱着同仇敌忾是十分自然的。中学里我读书相当用功；而在用功的诸般动机之中，显然有“报家仇”一项在内。

　　中学的毕业班中，连我在内，共有五人要到北京去。临行前，大哥与母亲想尽办法，替我筹措了五十块现洋。那时从我乡到北京的三等火车联票就要将近二十元，所以余下来只有二十元左右了。到北京后的生活怎么办，那时候我简直根本不曾想到。四位同行者由杭州动身，我在中途的火车上会合他们。大哥送我出远门，同坐了一段车。火车上自然不曾说什么话，他只是向我的同伴们致意要他们多多照拂。车到嘉兴，他落了车，在车窗外嘱咐些十分琐碎的事情。车开了，他伫立在夕阳中，久久注视着探身窗外的我。他那种殷殷期待的眼光唤起了我一种悲壮情绪，仿佛我是以重振家声的共同战士开上前线去的。

　　然而，我这个做弟弟的丝毫不曾满足了大哥的期望。时间流去，世事多变，兄弟俩的人生观愈离愈远。在多次失望之后，他对我的手足之情也变得非常冷淡了。

　　多年的想望终于实现，我考进了北京大学。心情的愉快激动，大概和一个虔诚的教徒走进了有名的圣堂差不多。北大那时已经不是“五四”当年的旧样子了，蔡元培挂冠而去，陈独秀早就离开北京，以全力从事共产党工作，胡适之据说与校中的国民党系教授（李石曾、顾孟余等）闹意见，告了长假，在上海养病著书。可是校中还有不少我所崇拜的教授留着，又有那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号房里出售的各色各样期刊．也引起了我莫大兴趣。这里不仅让我看到了一个所谓学府的规模，它的壮丽的形相，而且也让我呼吸到了学问的空气，一种文化的气息，它让我们仿佛捉摸到了民族、时代，乃至世界进展的脉搏。此种崇敬与兴奋的心情，在当时从全国各地远道前来的年轻求知者中，一定是很普遍的。

　　北京当时的政治情势颇不稳定，在不稳定中急剧地向左倾斜。一次奉直军阀的混战因冯玉祥的倒戈，而结束；溥仪在紫禁城里的傀儡朝廷给扫去了；因孙中山的死，在古城里造成的政治生活还在激荡；南方相继发生的“五卅惨案”、“沙基惨案”，以及使世界震惊的省港大罢工，又使这种生活在广大的知识分子中不断地提高着，加紧着。段祺瑞的政权是依靠在几个军事势力相持上的一座空架子，它自身全无力量，作恶作善都谈不上，这使政治势力和思想流派的分合更加自由和顺畅。

　　以思想论，掌当时实权的各系北洋军阀都是死的。其直属政客们所草拟和发表的“反对赤化”大论，荒谬愚蠢，看了叫人会笑落大牙。他们在青年人中是没有直接支持的。但是间接地，通过了梁任公的研究系和胡适之一班名流，却能在青年中找到对他们的容忍和幻想。梁任公那种要改良不要革命，胡适之关于“好人政府”的胡说，在学生群中并非毫无影响。至于他们那种反对革命的消极的防阻性的战略，所谓“为学问而学问”的口号对学生的影响当然更大。另一方面是左的，当时是模糊地代表着国民党（实则是共产党）的思想。这个左派的影响比较广大（那是由于全国的斗争形势正处于革命前夜之故），但立场反不及右边明确，思想也没有梁、胡他们的深刻。这现象今天在事后回想，大概左方大将云集南方是原因之一，而国共关系混淆不清，共产党本身的理论尚未臻充实，也许是另一原因吧。

　　代表着上述两种倾向的，在我刚到北京时候是晨报和京报，尤其是二报的副刊。此外还有胡适之、陈西滢们的《现代评论》与周作人和鲁迅等人的《语丝》，也多少代表两个对立的流派。这些副刊和期刊都是偏重文艺的，很少讨论到严重的思想问题或政治问题。有时候争论点非常琐碎，譬如进行于鲁迅和陈西滢之间的笔战，牵涉的竟往往是些“私事”。但它们在当时青年中所引起的关心却不下于军国大事。其影响也决不比堂堂正正的政治辩论所发生者为小。人们以无限兴趣注意着围绕于文艺与私事的冷战，却在这些上面分清着新和旧，前进和倒退，非正统和正统，革命和保守。在这方面，凭我的个人经验说，周氏兄弟的作用极大，其功绩不容忽视——虽然在政治思想上，在当时他们固然未曾走到、即使到后来也不曾走到共产主义。

　　《猛进》周刊，北大教授徐炳昶所编，政治性较浓，左的立场也较为鲜明，但影响不大销路远不及《语丝》和《现代评论》。另外还有些纯文艺的刊物，如《莽原》之类，不过流转量及其思想的影响力都是差得远了。

　　所有这些刊物，都强力地吸引住了我们这些新来北京的年轻人。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每一期刊物的出版。买到了新刊，总是细心地把其中的每一个字都读进去，其用功程度，与读校中功课的情形无法比拟。

　　我对文艺的爱好那时可说到了极点。不久之后，我居然从这些刊物的读者变成为投稿者了（最初投《现代评论》，后来改投《语丝》）。看见自己的名字和从来敬佩的作家排在一起，开始自是非常欢喜的。不过这种心情继续得并不长久。为了生活艰难，我很早就不得不给其他的有稿酬的日报副刊（《语丝》与《现代评论》都不给稿费）经常写些东西，因之很快就感觉到了卖文之苦。做文丐的卑屈感，毋须多少时候，就驱散了我做作家的虚荣。

　　不过没有使我变成作家的更大原因，乃是进校不久便参加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紧张的地下革命工作根本不让我有时间去再“弄”文学；同时生活的巨大转变，随着也改变了兴趣；等到一九二六年寒假之后，我非但极少再写文艺性的东西，甚至连文学的书籍都不阅读了。虽然我选读的始终是大学里的文科。

　　名义上我读了两年大学；但实际上课的钟点，合计起来不到一整年。真正用功读书的，那恐怕还只是最初的半年，即当我最热衷于文学的那段时间。当时新交的朋友，大多也是爱好此道的。一同赴京的几个老同学，因为并不考进同一大学，来往得反而少了。大学所在地的汉花园和马神庙，大概与巴黎的蒙玛区[1]差不多吧。这里不单住着北大的学生，而且住着各式各样的青年文化人。他们多数是贫苦的，孜孜向学的，思想与生活却有点放荡不羁的。油头粉面的西装少年此地极少见，常见的是手里捧着厚大的洋装书，或握着新出版的期刊的人，他们多半蓬松头发，身上胡乱套一件蓝布大褂，足下穿着老布鞋或破布鞋。小公寓和小饭馆里多的是这些操着南腔北调的、形形式式的小名士，小学者，艺术家，或者“乱党”。多少受过创造社浪漫主义影响的我，原本向往于这种布希米亚生活的，一旦置身实有而近乎想像的环境中，自然非常高兴了。我竭力想和他们接近，不久也结识了其中的一些。杭州第一师范里曾经相当出名的“湖畔诗社”，那时有二位主将——冯雪峰与潘训，住在这个“蒙玛区”，我认识了他们，尤其和后来瘐死于天津狱中的潘训（漠华）最合得来。文学团体此外还有不少，有出刊物的，有纯粹以研究为目的的，我对自们都怀有不同程度的兴趣，可是始终不曾成为任何一个社团的成员。在我的同班同学中，有两个人与我较为接近：王实味与张光人〔后来的胡风〕。巧得很，这两个人后来都做了中共文艺政策下的牺牲者。在教授群里，我和徐志摩有点私人关系，但无论在性格、思想或生活态度上，我都不能追随这位乡前辈之后。我喜欢读他的诗文，也欣赏他那种天真得像孩子样的心胸；可是他和研究系关系太深，如果不是自觉的，至少总是不自觉地在宣扬这个政派的思想。我讨厌他这样做。他“唯美派”的生活方式也叫我见了反胃，他在“新月社”里粉红色的寓所我只去过一次，他主编的《晨报》副刊没有投过稿。《语丝》上有我的文字，但同周作人始终不曾会过面，鲁迅也无缘相识，只和当时主编《世界日报》副刊的刘半农，有过一些文字以外的交往。

　　当时北京蓬蓬勃勃的文艺活动，仿佛是有点反常的。“五卅”与“省港罢工”发生之后，中国革命斗争早已由思想进人行动，并且在它的前列出现了工人。革命实践甚至已越出了古典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圈子，开始提出社会主义性的革命内容。可是在这时候，曾经是新思想运动发源地的北京，思想斗争却主要反映在或集中于文艺的小问题上。这些争论，如果与前几年由《新青年》挑起的论战相比，会显得毫无生气，若放在当时全国总斗争的背景上看，那简直是无聊得很。

　　我个人，以及汉花园里不少小名士们在一个时期热心于文学活动之后很快对它表示了厌倦，正是它在大时代中见得反常这一点促成的。那时候我们谁都不曾去探究那个“反常”的原因，我们只觉得再搞文学是无聊了。可是在事后回想起来，我却认为那时候北京文学活动的蓬勃却并不真正反常。或者应该说，那个反常是完全可以解释的。一个思想运动的前哨战和后卫战，常常采取文学方式。当这个运动达到政治斗争或军事斗争的高潮时，文学的声音便听不见了；这运动如果不幸而遭受了挫折或失败，形形式式的文学运动却又会应运而生。如果革命成功，文学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也会衰竭，因为有生气的文学毕竟是“不平之鸣”与“苦闷的象征”，而文学家总以自愿或被迫的“悠闲”为其产生和存在的条件。一九二六年之前的北京文学活动，一部分仍旧代表着此后革命斗争的前哨战，而在另一部分的意义，则又表示出北京那地方已由思想斗争的主战场变成为次战场，这里是以斥堠哨的零星接触来代替主力搏斗了。

　　使北京的学生和一般知识分子的文艺运动配合到全国革命的主力战中去的，应该说是以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发生在执政府面前的惨案为契机。它用了四十七位男女青年的生命，以及数以百计的人所流的鲜血，给当时北京的情况以一种决定性的转变。如果说，这惨案结束了北京知识青年的一个特有的时代，那是并不夸张的。自从“五四”以后，一直到“三一八”以前，北京的学生运动，仿佛始终不曾越出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范围。虽然“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斗争，但五六年来北京学生的政治运动，却远落在上海和广州之后，它在社会意义上未曾深化，在斗争的形式上也老守着天安门开会及向政府请愿的一套。因孙中山入京及其死后所形成的京中政治空气，虽然浓厚生动却并不严肃深刻。这个空气里带有节日的欢乐意味，有大团圆的升平景象。操军权的冯玉祥系操政权的安福系与政学系，以及主学政的国民党、研究系和共产党领袖之间，似乎彼此并不存着不可调和的斗争。人事关系错综复杂，思想界限很不清楚。在少数的上层领袖，多数的下层群众中流行着普遍印象，仿佛革命问题可以解决于私人联络，能取胜于文字争辩，能赢得于示威请愿。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革命的浪漫的、文学的、蜜月式的阶段。这个阶段在历史上经常以热的铅和红的血来结束，而“三一八惨案”恰好就供给了这两件必需的东西。在那个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一天”的夜里，北京青年人的悲愤是无法形容的，而在我们大学的宿舍里，最容易听到的感慨是“百无一用是书生”。鲁迅在那几天里写下不少篇精彩文章，道出了我们普遍的心声：

　　“现在竟如何，不过多了几篇诗文，多了若干谈助。”
　　“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血债必须以同物偿还。”

　　是的，必须继续战斗，而且必须以别种方法来战斗，就这样，“三一八惨案”在北京青年中掀起了“投笔从戎”的汹涌暗潮：要以枪杆子来代替笔杆子。

　　三个月之后南方因北伐开始而引起的革命斗争，像野火般蔓延开来。整个南中国的天际被烧得通红。我们从阴暗的北国遥望南天，越发见得这景色迷人，壮丽无比，因此也就越发鄙弃那琐碎无力的文学争论了。人们渴望行动，拼命追求与行动有关的思想和理论。北京，这个多年来成为中国文化和思想活动中心的古都，至少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默默无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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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一般人的猜度相反，一九二五至二六年间北京大学里的“乱党”为数不多。最初我当然无从知道，等到我参加学校支部的领导之后才发现一千三百名同学之中，我们的同志竟只有二三十人。据说原来还要多些，只因“五卅”之后，南方形势开展，干部需人，有不少人被指派或自动地南下了。不过那时候是毋须担心人少的，由于时代的整个风尚所趋，有些年轻人正愁着不得其门而入呢。组织方面并不广开大门，争取对象相当谨慎，怕的是让投机分子大量涌进来。因此在那时的少数同志中值得怀念的人着实多。就我记忆所及，仿佛没有一个人有幸运存活到今天因而当上显要的，但英勇成仁的烈士可就不少。至今仍温暖地活在我心头的：有与高仁山教授同时被枪决的彭树群同志（一个数学系的高材生），有被蒋介石残杀的杜宏远同志（也是学数学的），有在昆明被处死的张经辰同志，以及后来惨死于日帝宪兵队里的陈其昌同志。在我们的同志中，只有当时担任支部书记的段某最不成器，一个“职业学生”型的风头主义者，从不读书，只会传达命令，能用手段，却缺乏勇气。此人当时就不很为同志们所爱戴，只因他和上级关系好，维持了他的领导地位。革命一失败，此公立即脱党，在蒋介石统治之下，一度曾任山东某县县长，以后便不知下落了。

　　学校支部的工作最初仅限于一校之内，主要是经过学生会来发挥影响。那时与我们作对的是属于西山会议派的国民党右翼分子，其领袖为王钟祺与傅启学等。不过他们没有群众，所以无法与我们认真抗争。学生会及所属机构都落在我们的掌握中。在我参加工作时期，因为学校里没有风潮，大学的学生会始终不曾被应用来反对任何方面的武器，我们的主要工作毋宁是在教育与训练方面，办了很好的夜校，给校工及贫民读书，同时又团聚了学校附近的一群水车夫。我们此时更重要的工作是教育自己，并在同学中选择优秀对象，争取他们入党。这工作在较远大的目光中看是极其重要的，因为种种关系，北大早己成为中共高级干部的两大供应站之一了（另一个是上海大学）。李大钊主持的北方局很着重这个工作，支部中学习理论的会议开得非常勤。可是事情却并非进行得很满意。当时北京中共地委负责我们支部的教育工作的是陈为人，一个由法国回来的勤工俭学生。人相当可贵，吃苦耐劳，毫不浪漫，性格与汉花园里我们这一群“布希米亚人”恰巧相反。他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职业革命家”的形象。关于所谓“铁的纪律”、“绝对服从”等等，我们是从他那里听到的。最初他给我们以新鲜感，对他怀有应有的敬意，可是过不多久，他的弱点就完全暴露出来：他对于一般的知识和特殊的革命理论都掌握得太少，使我们感到失望。他时常来给我们做理论报告与政治报告，但显然他只是一架惯打折扣的传达机，根本不能完整地把听来的东西传给我们，甚至他自己都不甚了了，以至听者如果不懂而向他发问时，他多半只好支吾以对，有时更坏的，还会摆点架子，怪你多问。地委中的刘伯庄比他高明，但不常来。李大钊则因当时环境关系，很早就住得隐秘，我始终不曾见过他的面。

　　我们初步踏进了行动，但我们连起码的理论都不曾具备，这对于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党员是一大苦闷。北京当时很难买到社会科学的新书籍。在一九二六年年底以前，我记得我们曾经读到的仿佛只有蔡和森编的《社会进化史》。北大图书馆里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外文书籍；只因当时北伐军进展，北洋政府加紧反对赤化，那些书也不得不收藏起来，不让借阅。

　　理论学习上的苦闷，学生运动的单调（和南方的火热斗争相比），再加以我个人的生活濒于绝境，使我不得不作离京打算。

　　在北京住了一年多，经常陷在经济危机中。大哥履行他的诺言，尽可能地接济我；但他那时的情形也很狼狈，不可能按月邮寄，寄来的钱亦不定够我使用。卖文章不无小补，但仅仅小补而已，那时的稿费低得可怜，同时报馆也老是闹穷，发稿费时即使两三元都会搭上邮票或辅币。四元多钱一月的包饭，我时常没法应付。如此这般的生活拖到了一九二六年秋后，我连那件过冬御寒的袍子都放在典当里无法取出来，日子真是难于过下去了。于是我决心放弃大学生活，请求到广东去。

　　一九二六年深秋时节，我从海道来到了广州。那时北伐军已经达到长江流域。武汉初陷，蒋介石的重兵集结于南昌，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国民政府都未正式北迁。名义上的革命首都仍旧是广州，但情形显然已较冷落，这里主要变成为革命的大后方，成为一个补给站了。政治上，这里的实权已落在李济深手里，那时他和蒋介石接近，属于国民党的右派。不过左派势力当然还很雄厚；省港总罢工尚在进行，总工会仍可与政府机关分庭抗礼。

　　这样的广州，与我在北方想像时的“革命圣地”有了不少距离；但仍能使我见了兴奋，给我以情绪上的满足。我一住定就去访问书店，像只土拨鼠跑进了阳光圈中一样，只觉得五花八门，光彩夺目，看得头昏目眩了。红色的《新青年》我第一次见，《向导》和普通刊物一样地公开陈列着，封面上用大字印着“共产主义”或“马克思”字样的书籍充斥柜面，使我看了又惊又喜，因为在旬日之前，我们还是在紧闭的房门后面，放低了声音才敢提起这些名词的。我差不多尽我袋中所有的，同时不加选择地买了一大批回去。

　　这几期《新青年》（记得最近一期是“世界革命”专号）给了我极深印象。这是第一次我知道了关于革命原来有这么多又这么深的道理。从来我只有一些概念，正确些说，只有些信念，只觉得这种日子不能再延续，这种黑暗的统治不能再让它横行，帝国主义的压迫不能再忍受，为此我们非革命不可，而且非彻底革命不可。我们参加共产党主要因为它是最彻底与最革命的，此外再不明白多少了。当时的地方某些领导者们甚至告诉我们说，根本也不需要再明白什么，有了这样的信念就够，因为革命之道首先在乎行动，在乎干，而多作研究会变成学院派，学院派就是只会说空话的。我们当时就不满意此种态度．不满意成为人们的唯干主义。心里想，这多半是这位同志自己不学借以解嘲的理论吧，可是再过些时我才知道，原来这不是北方一二个干部的偏见，竟是二次革命中流行于党内的一个重要倾向。看了这次的《新青年》后，我仿佛被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思想领域，接触了许多前所未知的问题。诸如有关乎革命性质，社会性质，革命领导，革命中阶级关系以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等等，第一次闯进了我的头脑，引起我的思索，并且构成了我此后思想生活的主要命题。

　　杭州的旧师友中，此时有不少正在广州。有几位竟已当上了党〔国民党〕政方面的中上级干部，他们的生活相当好，因之我在这方面也就没有问题。临到几天，受到友人们热情的接待。广东著名的饮食都有机会尝试了。同时通过他们，我很快看见了当时革命机构的全貌。我发觉革命政府下面的革命干部，和我们北方地下工作中的革命者很不同。凭我这双带点清教徒色彩的眼睛看，这儿的革命者不够革命。他们没有那份严肃气，无警觉心，更没有悲愤情怀。享福与贪欢心情很普遍，生活相当随便。对我有似至宝的革命书报，这儿认真阅读的人却仿佛很少；年轻人聚在起，女人问题谈得比政治问题起劲得多；孙中山的那两句有名口号，这儿已被普遍地改为“恋爱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革命及其理论问题永远不会听人提及。酒食征逐与方城作战成了干部们假日和工余的主要功课。恽代英的艰苦作风虽为人乐道，然从而效之者却少而又少。这种清形愈来愈令我痛苦，因为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让我想起北方同志们的清苦而严肃的工作。而最使我难过的则是此地对工作的看法已完全不同，人们将革命工作看成为官职，因之将革命的参加者看成简单谋差使的人。

　　我那次南来，原因之一虽然是生活所迫但解决生活；毕竟不是我的主要动机。离开学校的第一原因是为的想更直接、更热烈、更有效果地参加革命。可是一到广州，人们（甚至连我的朋友在内）却以求职的人来看待我。对我有感情的人尤其使我痛苦，因为他们设法要为我弄一个比较好的工作，也就是说，要谋一个地位较高的职位。我感到了屈辱。事实上，那时广州是“人浮于事”的。革命重心业已北移，但真诚的和投机的青年（也有中年）却继续不断地涌来。工作并非没有，只是人们大多想做‘比较好的”，而好的却已为人捷足先得了。

　　来到广州的最初半个月，新的知识吸住了我，暂时又不愁食和住，因之不想到“职位”问题。稍后，有三个工作让我挑选：一、某军政机关的出版工作；二、军队里做党代表；三、仍回北京。

　　那时候参加“外部”工作（即在国民党的军政机关中工作）的党员，并非全部由“内部”决定调派。许多较不重要的工作，时常由党员经人事关系谋得之后，再经组织核准。我上面所说的一二两项工作，就是朋友们（当然他们都是党员）给我介绍的。第一项工作我愿接受，但因我的一个朋友也想干，而他在这方面比我有较多经验，就让他去了。第二项工作是属于当时正在广州新建的，由严重做师长的独立师，杭州时代我的一位老师当了这一师的秘书长，我的一个老朋友范锦标同志做了该师某团的党代表。他们要我去当另一个团的团党代表。我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但做党代表的同志们很多是完全不懂军事的，他们劝我放心去干，我自己也颇想尝尝新的生活。可是和组织的负责人讨论之后，我却改变了意思。组织方面不反对我进军队，但是告诉我，就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说，我最好能回北京去，做敌后的地下革命活动。此时我的决定是毫不犹豫的：回北京去。

　　这次到广州去住了一个多月，与我的某此朋友的想法相反，并非“白跑”。面对真实地看见革命，我开了眼界，增长了知识，破灭了一些幻想，因而加强了信念。南来以前，革命在我脑子里虽已不是抽象的概念，但革命的具体形相特别是它的内在关系，知道得很模糊。革命势力内部有着怎样的矛盾，我完全不知，甚至还很天真地以为是一个没有矛盾的整体哩。当时中共北方局的主要工作，我们从上级的报告得知，仿佛只是争取冯玉祥与反对西山会议派。因之我们有了一个印象：除了那一小撮以邹鲁、张继为首的老人以外，国民党都是革命的。对于蒋介石在我南来前，至少在我们支部会议上从来没有听见不满和批评。可是一到广州，才知道实际情形与我们的想像大不相同。这里的国民党很早就分成左右派的。右派力量很大，他们操着军事实权。“西山会议派”决不是几个顽固的老头子，原来蒋介石也跟他们一路。当时在广州很有势力的“孙文主义学会”以戴季陶作灵魂的，便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战斗组织。所谓国民党左派，其实只是做“外部工作”的共产党员与若干与蒋介石不睦的上层人物，具有独立性的左派国民党员根本没有，有之也为数极少，不能构成力量。我初抵广州时，在同志兼朋友的一群中，常常听到他们表示着惶恐和忧虑，为的是蒋介石的“异心”越来越明显。但是如何去防止与打击这个跋扈的将军，在我当时接触到的人中，始终不曾听到过什么办法。至于公开的言论和刊物上，那是连这种惶恐心情都不透露的。人们的希望似乎全部都建立在武汉革命政府的建立和巩固上。当蒋介石被迫同意国民政府迁至汉口时，人们就松了一日气，仿佛右派己经低头就范了。

　　广州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及其所属机构，给了我最深印象与最新感觉。那时候，罢工委员会的力量已因北伐的征调而相当衰微了。但即使是剩余的势力还很煊赫动人的。我到广州的次日就隔河眺望了沙面，只见那里的洋楼门窗紧闭，人烟寥寂，空场上草深过膝，一片凄凉。罢工影响非常触目。我没有机会深人到这个运动的里面去，仅仅看到一些表象：参观了罢工委员会所设千百人同时进膳的公共食堂，参加了它生气蓬勃的群众大会。可是让我至今还能新鲜地回忆起来的，乃是它分布在各区的支部。在这里，照例布置着铺上红布的大桌子，墙上挂着镶以红布的革命领袖的相片。在桌子旁，有时围坐了工友，热烈地谈着当前政治或者调解着本区的某几桩劳资纠纷，或者竟是审讯着捣乱分子。当其时，我只是惊奇于广州工人们的知识和能力；到后来，读到了联共内关于此一时期的争论文章，才知道这种情形的重要，它表示出罢工委员会事实上是一个与国民政府同存的政权，它甚至把司法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了。所谓中国革命中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我是在那时才首次懂得的。

　　广州又让我看到了中俄革命的密切关系。而且比较深入地思考了这个关系。有关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等等问题，因为自来反动派的攻击和革命党派的辩护之故，早已萦绕在我脑中了。最初未入党之前虽有些民族主义的先入之见作怪，我却并不赞成研究系和国家主义派的叫嚷。《时事新报》和《醒狮报》称共产党〔当时包括国民党〕为“被卢布收买的人”，引起了我很大反感。这不仅由于我对十月革命的模糊景仰，更因为我当时认识的几个公认的共产党员（我的同乡好友），他们的道德行为我非常相信，决不是用卢布可以收买灵魂的。但虽如此，或因为如此，我心里希望事实上最好根本没有此种援助，“以免贻人口实”。等我来到广州的时候，对此问题的看法当已不那么幼稚；可是船入珠江，看见苏联的货轮迎面而来；进泊长堤，又见数艘挂红旗的巨轮寄碇江心；上了岸，不时遇到穿了国民革命军制服的洋人从身边经过；后来走近东山一带，发现中间坐着顾问，两面踏脚板上站着卫士的汽车急行，我心里仍不免有异样之感。觉得“民族的自尊”受了损害，中国人传统的“廉价”的道德观似乎有亏了。

　　打破这点民族主义的残余幸而不须多久，大约经过两个星期，从学习和讨论中认识到中国革命乃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只有作为这样的一部分才能谈得上它的胜利和前途这个真理之后，我就完全释然了。至于此种援助是否进行得适当，应用得是否正确，那是另一问题。当时我根本没有可能接触到它。事后研究到它，那是一九二八年读到联共党内斗争的文件以后的事。

　　在广州，当然增加了关于俄国革命与苏联的知识。只因时间过短，材料与可资请教的人不多，这方面的所得非常有限。在有限的知识中而且又不甚正确。鲍罗庭的声望超过了列宁，加伦将军更是掩盖了托洛茨基。联共内争的消息那时根本没有人提起，准一的曲折反映是流行着一种对于托洛茨基的评价。记得一位内部较高级的同志对我说：托洛茨基太浪漫，不懂实际。……

　　就这样，我向当时的革命圣地进了一次香，以一个较为成长的革命者资格回北京去。

　　归途中经过上海，住了两天候船北上，大哥闻讯赶来看我，不曾晤见。那时我们的情谊仍笃，大哥对我的期望非常殷切，只是我这边的变化太多，家仇早已忘却。纵使相见，怕也没有共同言语可以深谈了。

　　一九二六年冬天，穿着夹衣，在雨雪纷飞中我又回到北京大学。古城里的政治空气和天气一样地寒冷恶劣。窃据首都的奉系军阀在发抖，恐惧病就要变成狂疾。南方革命的势力发展得如此之快，显然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所以最初他们惊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可是到了后来，得知南方的革命党并非一致，掌军权的一系而且是实际反共的，他们便自信了一些。等到江西战役结束，蒋介石一方面准备进兵宁沪，另方面与北京暗通声气之后，奉系军阀的反共态度便疯狂地积极起来。这后面当然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自从北伐军的箭头越过长江，由英国“势力范围”进人了“日本势力范围”，日帝便成了中国革命的最大敌人。在北京，日本的特务人员和张作霖的警探机构合作，以全力对付首都的“赤化分子”。北京大学既是出名的共党根据地，鹰犬们首先就注意了它。便衣侦探埋伏在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沙滩一带的饭馆和小公寓，也经常有这批人的踪迹。我们的工作是越来越困难了。离京两月，回来时看见我们的工作方法有了不少改变。过去我们开会，大多利用学校教室，这时已不可能了。学校组织的几个负责人，原本与其他同学的生活无异，而现在则有几位已不敢再上课，不敢在宿舍里睡。印东西的油印机以前就放在平民夜校里，工作是半公开的，如今则搬到特别地方去了。正在街上步行，忽而后面追上一辆车来，秘密将人绑走的事情已不断发生。人们的心情开始紧张．来往变得“鬼祟”，我是第一次尝到了真正秘密工作的又惊恐又愉快的生活。

　　大概因为我去过一次革命圣地的缘故吧，我担任了一时期大学支部工作后，组织命我在新设的部委会里工作。工作是紧张而繁重的，从早到夜都要开会和接头，我的学生生活事实上就此结束，此时我开始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虽然我们都不是靠此吃饭的，我们都必须自筹生活费用。由组织维持生活的大概只有地委的工作人员。那一时期我的生活再不能靠卖文章了。因为太忙，又因为当时的出版界正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曾经蓬勃一时的文艺活动是完全趋于衰落了。一九二七年春天几个月的伙食费都是由一位杭州的老同学供给的，他在北京大学做旁听生。

　　生活苦，工作忙，心情却很愉快。创造社给我的浪漫颓废的影响最后地消失了，一种全新的乐观主义抓住了我，充满了信心。中国的历史在向前跃进，新旧的交替以戏剧性的速度在体现。一个新的、自由的、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甚至是共产主义的中国，在当时我们的心目中仿佛是指日可待的。我们虽然还处在昏庸野蛮的军阀统治之下，日夜受着反动派警宪侦探的迫害，然而这个统治的命运太清楚，谁都觉得出它会很快倾覆，以致它的作威作福，莫说收不到镇慑之效，竟至有时会使我们觉得可笑。那时我们简直是以轻快心情做革命的地下工作，以玩乐态度打发自己生活上的艰苦。革命正上升，蜜月未过去，处于敌后的革命者更有一脑子的幻想，他们满眼所见，自然都是光明远景了。

　　在反动派的加紧压迫下，青年人却以空前的热忱涌进共产党来。在七八个月以前，当我参加组织时，我们大学支部只有二三十人，可是到了一九二六年的春末，人数已突增到了二百多。“蒙玛区”的小名士们大多入了党，从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了。此一涌向共产党的人潮，即使在李大钊同志等被捕杀以后，也还是继续的。

　　在当时的工作中，有一种办法使我怀疑，有个情形使我不满。怀疑的是国共关系；不满的是对理论太不重视。那时北京积极的地下工作者，简直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国民党党员。除了极少数几个右派政客之外，那里没有任何国民党组织。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可说没有一个人信仰国民党的，甚至对孙中山本人，即使因他的逝世之机人们在此地做了不少宣传，在他头上拼命画上了大量光圈，我们也没有什么敬意。读到他的三民主义常使我们哑然失笑的，但是我们悉数被“加入了国民党”。在某些场合，我们受嘱必须以国民党党员自命。最奇怪的是要制造国民党的会议。记得我入党不久，第一次受命去参加这样的会议，对总理遗像鞠躬，恭聆遗嘱，然后听了一些关于南方情形的报告。可是后来我知道，在那次十几二十几人的会议上，只有一个是真正国民党员，其他的都是自己同志。我非常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有几次更滑稽，邀请参加的真国民党员没来，到会的成了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可是还来那一套：鞠躬、读遗嘱，弄得有些人笑了出来。我曾经把我的疑惑请教过上级同志，他们的解释当然是联合战线。“可是”，我说，“这里根本没有国民党员让我们联合，我们在做滑稽戏。”那末回答便是：“南方情形不同，那边国民党是真实的力量。我们必须执行全国性的政策。”我并不释然，对联合的假戏，仍觉可笑，只是自己想不出反对的理由。

　　在北京，至少在整个东城部委所属的诸支部中，流通着阅读的理论书，只有一本郑超麟同志翻译的《共产主义ABC》和李季翻译的《通俗资本论》。前者尤为一般同志所欢迎，因为浅显易解。我们拿他来油印了好几本。《通俗资本论》看起来太吃力，根本又没有功夫让我们研究，所以看了也还是不懂。我们是共产党员，而且在党的秘密组织中积极工作着，可是思想上没有资格称为共产主义者，我们并不了解自己为之斗争的那门东西。关于此种缺憾，当时在同志中是普遍感觉到的。我们希望多得点书读，希望有人给我们讲授，最好能开设短期的训练班；可是这些愿望因为客观环境的日益困难和上级主观上的忽视而未有实现。

　　我到南方去跑了一趟，虽然因为时间匆促，没有学到什么，可至少提高了对理论的兴趣，所以对于当时北京组织的教育工作，更加觉得不满。因为自己是一个下级干部，常常要向支部传达理论和政治报告，这就更加自觉到这个缺憾。事后回忆起来我们那时的“分析”或报告真正可怜。实际不过是时事综述，偶尔加添点内幕新闻而已。西北军的动态构成了那时报告的中心，另外便是奉系军阀内证的传说。关于南方，直至李大钊同志死前不久，我们才接到这样一个机密指示：蒋介石的态度不好，今后不要在群众中捧他〔但非攻击他〕。这其实是数月前我在广州“内部朋友”谈话中听到的那种惶恐的回声。此时我因为对国民党派系之争已略有认识，便觉得这个机密指示太消极，太不够了。

　　不过我们那时想多知道点理论，并非由于我们真正懂得了理论对于行动的重要，也不是因为我们对“唯干主义”有了根本怀疑。真知道理论重要，痛感到这种工作态度的害处，在我个人乃是到了莫斯科以后的事。

　　就这样，我们让一个不甚了了的思想所鼓舞，向着简明的目标（反帝反军阀），怀了近乎轻松的乐观心情，在日益疯狂的反动恐怖统治之下干着，干着。（这工作几乎惟一的是扩大组织）直到四月间李大钊同志被捕与被杀，才使我们干的情况，特别是干的心情改变了。深刻的悲愤代替了从来的轻松。

　　作为一个下级干部，我自无可能知道那次不幸事件发生前党组织有了怎样的准备。不过统治者要下毒手的情报，我们事先似乎是得知的。事前几个星期，组织上就通知大家要格外小心。与李大钊同志同时被捕，且以第三名就义的谭祖尧同志，在事发前两天曾经告诉我：他要避居安全地方（东交民巷），要我晚上别在原地方睡。可是事情却偏偏发生在最安全的地方；我们显然不曾料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竟会打通辛丑条约所有签字国的关节，让张作霖的武装军警进人使馆界，而且公然侵犯俄国大使馆的特权，把我们的同志从使馆相连的东清铁路的房子里拘捕以去。

　　关于那个案件，记载已经很多。今后人们根据档案，参以证物，一定还会有更详实的关于李大钊同志等二十人成仁的史传写出来。我是不必为我的零星回忆多费笔墨的。不过有一件事，当时在北京组织里传得很普遍，似乎应该一提。张作霖将这批共党领袖捕获以后，因为国内外的抗议和舆论压迫，却不知如何处置才好。同时奉系内部，尤其是张作霖的高级谋士赵欣伯，据说很替李大钊等说项，不主张加害。当时下了台仍寓北京的章士钊等，也力劝保存被捕者的生命；因之，据说张作霖一时很想将这批共党解出关外，长期监禁。可是这时候，南方“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却透过他的秘密联系，力促杀害，张作霖之意遂决。这消息是从接近奉系的人传出来的；可靠性很大。李大钊等在北京遇害，与蒋介石在上海大肆屠杀，相去只有几天，二者间的关系当甚明显。

　　革命开始大流血了。对于革命者，特别对于我们这些少年革命者是有很大影响的。革命证明出不是闹着玩的事情，也不是让年轻的浪漫主义者寄托其幻想或发泄其精力的玩艺，至于那些存有较多功利思想的分子，则要权衡一下利害了。阶级斗争以其万分无情的方式，向革命者显现了残酷的真相，并尖锐地提出了去从问题。这时候的革命者，按照了各自的出身地位、思想深浅、性格厚薄，不得不各自做出决定，决定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换句话说，革命者跟着革命的加深与分化就要发生分化了不过在当时的北京，地方组织并未因李大钊等的被捕而遭到破坏（这主要得归功于那时军阀特务尚非“科学化的”，技术还很幼稚），党的整个工作照常进行。突如其来的血的镇压，至少在一时间绝未引起队伍间的动摇，相反，人们的心情倒是分外严肃了，因害怕而动摇而脱党的现象是完全没有的，军阀的临终挣扎根本不可能产生这种影响。使北方的共产党员更加震动，且因而感到不安和惶惑的，乃是南方传来的“清党”消息。我们太没有思想上和感情上的准备了，竟致无法接受“革命军领袖”屠杀工人的这个事实。吴稚晖的反共文章在北京的报纸上登出来，特别使年轻的革命者痛苦，因为我们向来都崇拜这个老头子的。同志们奔走骇告，互相叹息，可终于无法弄清楚这是什么回事。自然，就我所接触的人说，没有一个人同情蒋介石与吴稚晖的，但是“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那种浅薄感慨却很普遍。我们要求了解这件事情和原因和今后对蒋介石们的办法。可是在当时的北京领袖群中，始终没法满足同志们的此一要求。“蒋介石投降了帝国主义，投降了右派，他叛变了革命”，便是我从地委方面所能得到的全部解释，我也就用这个解释去回答支部同志们的询问。不久我们得到新的安慰了：“走了蒋介石不要紧，国民党还有左派，还有汪精卫。他们是我们可靠的同盟者。革命的中心在武汉。”

　　惶惑了一时的心情平静下来，我们又沉着而有信心地工作了，希望的眼睛注视着武汉。

　　此时武汉工作异常紧张，需要人，要求北京派一部分同志南下，组织上就派了一些平素较受注意的同志前去，我也是被派者之一。那次被派的共有十人，其中有女师大出名的学生领袖彭莲清，以及北大担任学生会主席的张经辰。

　　在一九二七年六月的一个清晨，悄悄地离开了北京。从此结束了我在国内的“大学生活”。

[1] 巴黎城内学生集中地是拉丁区，不是蒙玛区。——校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