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王凡西 -> 苏联党狱之真相（张家驹（王凡西）编译，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 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二 季诺维也夫等的自招是怎样取得的？
——托洛茨基给纽约世界电讯报的通信
莫斯科审判案中的被告，从季诺维也夫到拉狄克，都争先自认了不曾有的罪状。这种罪状是不能叫人相信的。那么各被告为什么都欣然自招呢？这对于一般局外人，不得不说是一个谜。纽约世界电讯报主笔霍华德（Roy W. Howard, editor of the World-Telegram）为此问题，曾致电侨居墨西哥的托洛茨基，请求解释，托氏即以此文作答复。原文见该报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号；译文题目，系译者擅加的。 ——译者
最简单，并且乍看起来又最能叫人相信的反驳莫斯科控告的方法，是说：『这些被告就都不是托洛茨基派。自一九二八年以后，他们就都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强敌。他们曾经作过些什么，或者他们曾经堕落到什么深度，我都不知道。很长期间，我已经不接到关于他们的消息了。可是十分明显地，他们希望由我的政治清算而保全他们的脑袋。』
这一切话都是真实的。但这只是真理的一半。虽然我说了这一些话，但我仍相信我过去知道的这些老布尔什维克——至少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拉狄克，穆拉洛夫等——不曾犯过，而且也不会犯过他们所承认的一切罪。
但是，人们或者会问，托洛茨基为什么要牵扯他的敌人们打击他们自己的供辞来使他自己的答辩混乱不清呢？在这里并未带有堂吉诃德的意味。要想分析莫斯科的虚构，必须从头到尾地翻掘这些『自愿招认』之政治的与心理的关系。
如果有人一秒钟地承认这些政治活动的老手犯了这样一些奇怪的荒谬的罪恶，那么，即令不说一切别的，而他们的行为也是不能理解的，奇怪的，虚幻的。
犯罪者可以在证据的压迫下和证人的证明下，承认他的罪状。但在莫斯科审判中，这种物证与人证都没有。没有证据是一个谜，同时争先恐后地自招也一样是一个谜。
人们告诉我们说，这种犯罪有一个巨大的组织网，情形是极其复杂的；规模宏大的机关与德国的密探及日本的总参谋部缔结同盟，活动的时间已有许多年，活动的人员有几百，活动的范围遍及全国。
但在这个时期中，我们知道曾有几万个反对派分子受到检查与逮捕。
∴没有提出物证
格柏乌不断地收集信件，偷听电话，并不受一点法律的限制，那么，在这时候它应该能够提出大量的物证了。但是这种性质的东西竟连提都未提到——没有一封信，没有一个文件，更不要说炸弹与轰炸机了。
实际上，格柏乌一定有成千成万的反对派的信件与文件。但这些东西都不适用于它的企图。它们不合于它的计划。它们只能打破那自招所带来的印象。
那么，这些自招是那里来的呢？它们是怎样逼得的？历史并不是从这十七人的审判开始。凡是曾留心斯大林政制发展的人，都不会不了解被格柏乌迫害者的虚伪的自控。一九三六年八月以前，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已经不只一次而是几十次地承认了他们的攜貳。并且，他们的自招又是以几何级数发展的。
∴害怕分裂
所有我所认识的被告，以前都参加过反对派，但是因为害怕分裂，或因为害怕后来的迫害，都不顾一切而决意重回到（共产）党中去了。成千成万的普通同志，都跟着这些领袖们而同样行动。斯大林小组织命令他们承认，他们的纲领是错误的，尤其是托洛茨基的政策与无产阶级的利益相反。没有那个庄重的反对派分子会相信这点。可是在一九二七年底，他们却发表了宣言，虚伪地把未曾有的反党罪过加到自己头上，并对于那些他们毫不尊重的新领袖推崇备至。在这里我们已看见了未来莫斯科审判的一切雏形。（重号托氏自加——译者）
但是事情并没有随着第一次投降而完结。反之，如上所说，一种几何级数的自招发展起来。于是政制便逐渐专制化了，压迫反对派的斗争逐渐恶毒了，控告也逐渐奇特了。官僚们不能允许政治讨论，因为他们要保护他们的横暴的特权。
∴必需的控告
如要监禁反对派分子，如要驱逐他们和枪杀他们，只宣布他们的政纲之错误已不够了。必须控告反对派之鼓动分裂党，破坏或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
为要在民众面前证实这种控告，于是官僚们便集合昨日的投降者，作为人证同时又作为被告。其中有谁如果拒绝签字于新的自诬书，那么人们就要对他说道：『这表示他的悔过不诚恳！』这样以后，他又被监禁起来或放逐出去。因此，投降者就逐渐地变成了虚伪自招的证人，以反对反对派并反对他们自己。
在一切自招中，我的名字总是无例外地列为苏维埃官僚的第一号公敌。没有这一点，一切文件都无价值了。每个投降者，只叫企图在每一新阶段的工作与服务上，违反着这种办法时，总是照例得到下列的答复：『你从前的一切宣言都是不诚恳的，因之你不愿意帮助党。你是党的秘密敌人。』这样，每个投降者以前的每次自招都成了他的铁球与锁链，带他到更深的堕落。
∴千万人的『教育』
这些不幸的投降者，为了轻微的或纯捏造的理由，一次连一次地再度被捕或流放。——目的在于毁坏他们的神经系统，破坏他们的意志。在每个新的压迫以后，就有一个新的特赦颁赐下来，其代价是更多几倍的可耻的自控。
这样，在过去十一年间，从一九二三到一九三四，便一步一步地完成了那对于几万被告于原告党员（并间接对于全党）的『教育』（更确切地说是堕落）。统治的小组织需要这样的可耻的典礼，去摧残每个批评的思想运动的萌芽。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基洛夫暗杀案发生，于是摧毁党的程序须以空前的加速度来进行。那时候，我就认为必须在任何公正委员会的面前说明，对付基洛夫的阴谋是格柏乌的人员得到了斯大林的允许而预备的，因目的在诬陷反对派。
可是尼古拉耶夫的手枪子弹，却在这『罗织』还没有完成以前就射出了（显然他有他私人的动机）。经过了几次的迟疑与虚伪宣布以后，官僚们不得不以不彻底的办法完结此案，即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等人承认了他们负暗杀基洛夫的『道德上的责任』。
∴一个简单的理据
再一次地，这种『自愿』的声明是用一个极简单的理据压榨出来的——『如果你们不帮助我们毁坏反对派，这就表明你们实是同情于反对派和恐怖行为的，我们将照最凶恶的敌人来对付你们。』
在每一阶段上都有两条道路摆在这些老投降者的面前，听凭选择——或是放弃过去的一切自招而与官僚们作无望的斗争，或是再降低一级，以新而更无耻的事情控告自己，同时把每一事件的整个责任都转嫁到我身上。这样地便下降到可怕的深处。
格柏乌的『小小的』错算，使基洛夫付了他的头颅，但并没有吓退斯大林。他在基洛夫死尸的周围，决意要造成一个新的审判，好把反对派的道德责任转变成为实际的法律的责任。季诺维也夫受吓而在一切事情上都屈服了。加米涅夫则表示了若干反抗。
∴死摆在面前
于是一九三五年七月，一个特殊的新审判在暗地里给加米涅夫预备好了。他被面对面地置到死的前边。他屈服了。从这时以后，新的审判的预备大规模地进行。在斯大林的监狱里，候补的被告多得很。愿意把恐怖的罪名加到自己身上并愿意诬蔑我的人，都得到不死的允许，并且允许若干时期以后，还可以有完全自由。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等人走到了屈辱与自污的边界。这样以后，他们又被注销并枪杀了。
斯大林是向前看的，就在十六人受审的当时，格柏乌逼迫拉狄克与皮达可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在这文章中他们证实那些控告是实在的，并要求处各被告以极刑。拉狄克与皮达可夫清楚知道他们是在参与一个可怕的法律罗织，但并不怀疑到这样的文章就会是自己拉紧自己颈上的绳结。
∴新的审判的理由
如果世界舆论在季诺维也夫的审判中已经相信我是个秘密的恐怖主义者和希特勒的盟友，那第二次的审判或许就不需要了。但是季诺维也夫与莱马尼的事件引起了反感，不信，至少是严重的怀疑。因此，新而更能『说服』的审判成为必要的了。拉狄克与皮达可夫是新的扮演中的天然主角。
他们不得不在确定地立刻地死在监狱门口与渺茫的无把握的希望之间作选择。斯大林无疑地曾经过格柏乌而告诉他们说：『我们不能不枪毙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等人，因为他们是秘密的敌人。我们极其相信你们的自招，并将尽我们的力量来救你们。』
为要加强这些理据的力量，格柏乌又枪毙了那些表示些微反抗的被告者。
机器师自己并不会手忙脚乱。他所需要的只是一种整个化的制度听受指挥，这就是说，不许有丝毫的批判自由，用军事力量压迫被告，证人与原告使之屈服，并听受一个人和一种完全统治着的报纸的裁判，这个人的单调的咆哮就可以惊吓并毁坏被告者与全体舆论。除此以外，还须有枪毙那些表示任何异议的被告者之不断可能性。
莫斯科审判案之发生，并不是因为格柏乌曾发现了阴谋的痕迹并已确定了犯罪的人，并不是因为那些受着良心摇动的痛苦的犯罪者自诉曾犯了什么罪。不，莫斯科审判之举行，是因为格柏乌手中有无数的人可以随意处置，它可以按照政治需要，而随意所欲的把这些人改造；这些人已经被虚伪自招的课程教育成了；这些人为要表明自己的『诚恳』，并希望保全性命，被迫而把各色各样的矛盾罪名都加在自己头上。莫斯科两次审判与普通的法庭审判无相同之处。它们是纯粹的戏台上的表演，各个角色的道白是预先写成的，戏台的经理是一个专制的『Fuehrer』（『领袖』。希特勒之称——译者）这审判的政治目的在于要杀死反对派，除去一切用反对派名字说话的人，并以此而永久地从根本上毒毁一切批判思想的踪迹。官僚们达到他们的目的了吗？没有。斯大林大大错了。他的恐怖行为的后果将成为他的独裁的致命伤。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见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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