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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纪事》序言
王独清
（1936年10月23日）
校点完了这一册丛书，本来想对于明末底历史做些系统的分析，但恐怕一写便要写得太长，所以只好写几条所谓感想。
这儿所收集的几种史料里面有三种便是记江阴守城的一段历史的（《江阴城守纪》，《江阴守城纪》，《江上遗闻》）。这一段历史是明末民族斗争中最放异彩的一页，那种悲壮的活剧不消说在任何方面都值得我们礼赞。不过，我们却是应该在这儿提出一个问题来的，就是：为甚么江阴会有这一段守城的历史？在当时南京镇江都相继降服，为甚么江阴却会不顾一切，竟能孤城死守，完成了那样光荣的牺牲？
这问题要回答却也简单。一句话：因为民众起来救亡的缘故。我们一向谈起江阴守城的故事时，总说是阎典史（应元）底功劳，这自然是不错的，不过，实际上这个活剧中主要的力量却完全是下层的民众。关于这层，这儿底三种史料都有同样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实在是民众在那儿做着主人的。从“四乡居民不约而至者数十万，合城罢市”（《江阴城守纪》）一直到最后殊死的巷战，没有一处不是民众底足迹。这史实给我们留下的不能泯灭的教训是再明显也没有的了。
这一段历史中代表的人物自然是阎典史和陈典史（明遇）以及诸生许用。典史可以说是一种起码的官职，然而当时的领导者却偏偏落在这样的人物底身上。这是一点也不足奇怪的。本来在一种牺牲的斗争中，愈是下层的人物才愈能成为斗争中的战士。这一法则就恰恰支配了当时历史上的脚色。阎应元答复刘良佐的一句最妙的话道：“有降将军无降典史！”这真是很透彻地说明了这个真理。
最使人向往的要算许用这个人物。他不但是江阴守城的首倡者，而且也是鼓动民众的一位革命家。他对于清廷“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命令答复的话是：“头可断，发决不可剃！”这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鼓动民众的口号，无疑地这句话在当时是起着绝大的作用的。同时他还是一个诗人，他给当时的从事民族斗争的民众做了一些可以唱的大众歌曲，在《江阴城守纪》上便给我们留下了一首，那便是：
“宜兴人一把枪，
无锡人团团一股香，
靖江人连忙跪在沙滩上，
常州人献了女儿又献娘，
江阴人打仗八十余日宁死不投降。”
这歌算是一直流传到现在，已经成了江浙一带底民歌了。只可惜的是另外的一些歌曲都已失传，而许用底身世更无从考查，这却实在不能不算是一个憾事。
在明末一代中，屠杀几乎成了历史上中心的事件。施行屠杀的不消说是不外两种势力：第一是内乱的农民队伍，即是所谓流寇；第二便是外祸的清兵。关于这层，李季先生在本丛书第十七册底序文中讲的最对：“屠杀的根本原因是应该在阶级对抗中去找。”清兵入关，已经处于征服阶级的地位，对于被征服阶级的明朝底遗民自然要出之以屠杀的手段。而农民队伍尤其是由于阶级的仇恨而兴起的势力，对于一向以重赋苛政压迫他们的阶级出之以屠杀更是必然的事。不过，当时在这两种势力扰害之下的那般明末底士大夫，却都是宁可使明室亡于清兵而不肯使明室亡于革命的农民队伍的。请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固然不用说，就是拒抗清兵的那些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也不会两样。就因为这层原因，所以当时便有了许多不降“贼”而守城的故事，同时那些故事也便特别地装上了悲惨的场面。在这儿所收的《榆林城守纪略》中描写李昌龄等被擒后对李自成的态度是很有意思的：
“……自成曰：‘吾虚上将以屈四将军，奈何固执不相与共富贵！’龄等骂曰：‘驿卒敢大言！吾辈朝廷大将，草窃不久且灭！’……自成笑前解四人缚。世威叱曰：‘勿前污将军衣！’……”
这倒不是简单的“骂”，而是一点不含糊地在吐出了当时士大夫对李自成的一般的意见。“朝廷大将”遇到“驿卒”反叛，怎么能不出死力去抵抗呢？所以李昌龄等临死时后悔他们不曾认真地把河套底蒙古兵请来“早灭此贼”，这还不是和吴三桂请清兵一样的心理吗？
因为这样，关于明末底两种屠杀——农民队伍底屠杀和清兵底屠杀——的史料，我们却就不能不都来打一点折扣。就是说：凡关于记载前一种屠杀的，一定有过分夸大的成分；而关于记载后一种屠杀的，却一定有不充分的地方。我们应该相信：李自成是被涂成了花脸的，清兵却大半是被穿上了礼服的。
说到士大夫借外祸去消灭内乱，这儿所收的《扬州城守纪略》中也有一个例证。左良玉举兵声讨马士英，破了九江，安庆，马士英便和阮大铖计议着说：“左兵来，宁北兵来。与死于左，不如死于北。”——这已经成了两句名语，算是赤裸裸地说出了士大夫对于反对派的态度。这两句名语底实践，便是“缓北而急左”，“使边备空虚”，让清兵成了“直入无留行”的形势。左良玉本人固然是当时典型的所谓“剿匪”的武人，但是据他参马士英八罪的奏疏以及声讨马士英的檄文（俱见《明季南略》《明季遗闻》《南明野史》等）看来，他确是代表着当时一部分反马的上层份子底心理的，怪不得马士英要那样出死力去对付他。我们只要把流传下来的马士英所说的许多“警句”（如《明史》所记“北兵至犹可议款；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南明野史》所记“宁可君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稍加一番玩味时，我们一定会明白那些话所表现的却正是从古以来内乱时统治者底传统精神。
关于明末一代在动乱中出动的那些作为大臣领袖的上层人物虽然是复杂得很，但却大致可分为三类的：第一是士大夫底正统派，史可法，姜曰广，黄道周等都属于这一类。他们可以说都是封建道德的典型代表者，而对于处理当前的事变却实在都是些迂腐的人物。像这儿所收的《扬州变略》中所记的史可法底无能，以及《江变纪略》中所记的姜曰广底无用，都可以使我们了然。再如黄道周，《东南事变》中记唐王曾称之为“商彝周鼎”，其实也只是这样一个古董；我们只要看他在崇祯时所上的那种空言的奏疏以及后来受制于郑芝龙的可怜的下场，便可以知道他底为人。不过，这一类的人物却都是以死节作为他们最后的目的的，不待说他们是给明季亡国史上留下了发扬“忠义”的光辉。第二是左派的实力派，这一类的代表人物当以郑成功为最杰出。郑成功和江浙诸领袖不能融洽，恐怕就是因为所代表的倾向不相同的缘故。张煌言曾说郑成功是“彼意似不欲本朝复兴”，这多少算是看出了一点他底企图。当时诸王底腐化懦弱，郑成功大概是早已看穿了，他是觉得须要以自己为中心，另创一个新的局面才行。像他那样能够打破旧的道德观念，打出“杀父救国”的旗号（这层在《东南纪事》底郑成功传中竟没有载出）的人，不成问题是和那般拘守成法的士大夫难得一致的。第三便是机会主义者的一类，吴三桂，马士英，阮大铖，便是这方面底名人。这一类的人物最多，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先在提倡着“以夷制华”的政策而结果却又是为清廷执行着“以华制华”的政策的脚色。
为甚么吴三桂那般人先在为“华”而“以夷制华”，结果却又为“夷”而“以华制华”呢？这倒的确是一笔糊涂账。不过，居于统治地位的人却总是在搅着这一笔糊涂账，自从有史以来……
以上总算拉杂地把一些所谓感想写完了，现在应该来把这儿所收的几种史料底作者略为介绍几句。
戴名世（南山），这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儿可以不用多说。
记江阴守城的三位作者，以许重熙为最早，据《越缦堂日记》：他“在崇祯时以撰《五陵注略》等书为诚意伯刘孔昭所纠，革职。”他是江阴人，说不定他自己便参加过那一次的战争的。韩英，字之少，别字慕庐，长洲人，康熙间官至礼部尚书，著有《怀觉记》。沈涛，字次山，江阴人，乾隆丁巳进士，曾知江西长宁县，并纂《长宁县志》（见《江阴县志》），他大概是一个博习掌故的人。
《东南纪事》底作者邵廷采，字念鲁，余姚人，曾主余江书院。他底《东南纪事》据说系成于康熙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更有《西南纪事》，是这书底姊妹篇，都凡十二卷。吴德旋《初月楼续闻见录》说他写《东南纪事》系问教于黄宗羲，写《西南纪事》系问教于张五皋。可是他并不曾看见他这两部书底出世，算是一直到光绪十年。才由邵武徐干刊行，距离他著书的时间已经将近百年了。
最有趣味的是《江变纪略》底作者徐世溥（字巨源，新建人）底生平。这人据说是一个强盗，终其身以从事于焚掠的生涯。又一说：他因为和乡里发生嫌怨，而“降贼”（这所谓“贼”，不消说就是指叛乱的农民）。后为仇人所杀。他不但能文而且能诗，所著各集都是用的“榆墩”“榆溪”两个化名。（见傅以礼《榆墩外集》跋）像这种生活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只可惜得不到他底详细的传记。
还有几句单关于江阴守城的三种史料的话。
《江阴城守记》，《江阴守城记》，《江上遗闻》，这三种底字句几乎十分之七八都完全一样。据我看来，许重熙底一种怕是最早的蓝本，不止韩菼和沈涛，其他记载这一段历史的多半也都是从这个蓝本中抄出来的（例如《明季南略》）。只是许重熙记许用作许用德，记陈明遇作陈明选（《江上遗闻》谓陈明遇名选，但也不能据此而另呼之为明选）。若按照我定这书为最早蓝本的推理，似乎应该“改正”其他两种的，但是许用和陈明遇毕竟多于许用德和陈明选（以外他书也都与韩菼和沈涛的两种相同）。所以最好还是都不“改正”，等将来再说。
王独清。二三，十月，一九三六。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