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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N君的信

王独清

(1931年9月1日)


  〔说明〕本文收入于王独清著《如此》,上海新钟书局1936年4月25日出版。


N先生:

  关于创造社,我实在不愿意多说了。因为我一开口,别人就要骂我。我固然不怕人骂,但是常常这样,我却有些厌烦。你现在又来问我创造社底事体,我真不知道应该是回答的好,还是不回答的好。

  不过我终于还是提起笔来了。这并不是因为我又爱来谈这样的问题,而是因为你底态度太过诚恳,使我不能不照你底要求来做。

  讲到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事实上当这两个团体在打架的时候,我是因为在欧洲,根本便没有参加。自然,我们很客观地来说,当时两方面除了正当的争执而外,以后都不免有了意气。至于,这两个团体所代表的倾向,就我看来,那在当时却都是一样的。为甚么呢?因为,文学研究会固然是代表市民阶级的智识份子的集合,但是创造社在当时却也明明是由五四运动的时代潮流中所产生出来的浪漫主义运动的团体(这是在说的第一期的创造社)。我们决不能像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那样的说法,把浪漫主义全推到小市民底身上以抬高创造社底革命性。固然创造社一开始小市民底气氛就在显露着的,但是这决不能改变了浪漫主义底总的意义。——自然,成仿吾并没有正式这样说,他只说是浪漫主义是小市民“特有的性根”,但是这个“特有”,就根本说错了。(成仿吾还把感伤主义也拿去作为小市民底“特有”,他就不晓得谬塞曾经一辈子都在感伤,同时就忽然忘记了他自己常常提起的郭沫若翻译的那部歌德底《少年维特之烦恼》!)我们只能说:创造社在第一期的浪漫主义运动中,便早已有表现小市民思想的份子。这情形各国都是有过的,譬如法国底雨果,德国底海涅,以及创造社当时曾移译过的英国底雪莱,都是浪漫主义运动中代表小市民集团的角色。还有,在东方半殖民地的国度中,小市民底思想更特别发达,就是文学研究会中间也有这样的份子的。所以,就我看来,在当时这两个团体所代表的倾向,实在不能说有甚么不同的地方。

  我们若能虚心地先承认了上面的话,然后才能谈到文学研究会提倡写实主义而并没有像创造社那样留下许多创作的原因。现在还有文学研究会中的份子在提起这个史实,说当时文学研究会既能提倡写实主义,可见老早便比较创造社是进步的。这口气,我却以为是和成仿吾故意要把浪漫主义全推给小市民以表示创造社每个份子都是前进的那种口气一样。这决不能够说明问题。不错,写实主义在文学进展的过程上比较浪漫主义要算是更进一步的。不过,在中国五四运动以后的当时,那却是只能有安插浪漫主义暴风雨的空间。因为,过去写实主义底产生,必然要在市民阶级支配稳定的时候。写实主义这一文学的方式,不但所探取的材料是市民社会底各方面,而且所运用的手法也是要把随市民势力同来的科学当作主要的原素。这在五四运动后市民刚抬头的期间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创造社当时指摘文学研究会没有好的创作,不消说只是一种表面茫然的看法。恰相反的,创造社因为以浪漫主义的“风飚”出现到社会上来,正是市民刚抬头的时代所需要的力量,创作自然会留下一些成绩。最明显的是创造社主要的创作是诗歌与历史剧,这正就表示了浪漫主义底特色。

  要说明问题,首先不消说是不应该有成见,其次,便是不要简单地只看到事实底一面。记得李初黎做他那篇唯一的大文——《怎样建设革命文学?》——的时候,曾想用轻描淡写的方法把我压倒(这是他向别个口头表示过的),所以在把他所标明的创造社底前期份子郭沫若和成仿吾捧了以后,便把我推到“最后的三个诗人”里面,而且加上说创造社前期遂“已完全地失了它革命的意义”。这样讲固然是干脆得很,但是可惜他根本却就没有认清楚我。我明明也是在浪漫主义中游泳过的人,我底作品中明明到处都流露着我在不安定的时代中的追求和动摇,然而,李初黎却是不肯去留心的。海涅(注意!我只是举例,并不是把自己去比海涅。)曾经一面作极端个人抒情的歌手,一面又吹起自由的喇叭,像这样二重的倾向,若是由李初黎来批评,恐怕也要故意抬起前一种去打倒后一种的罢。我并不是想从李初黎底笔下掘出我过去的名誉,不过就这件事便可以证明只简单地看事实的一面是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的。再譬如成仿吾,在第一次批评鲁迅(见《创造季刊》)时,曾说鲁迅底小说是写实主义的,这也犯了只看一面的毛病。鲁迅始终是一个讽刺家(Satirist),在市民阶级兴起的初期必然会有这样的作家出现的。这样的作家,他本身会是由古典主义转变而来,他底作品底作用就是在能把封建的图形给一种戏拟和漫画。但是,那却决不是写实主义。

  夸大和意气用事都会使自己底眼光变小。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说五四运动期间的“新文化运动”没有“收得应有的效果”是因为从事于文化运动的人“对于旧思想的否定不完全,而对于新思想的介绍更不负责”,这种说明真是等于不说。他就没有明白中国市民阶级本身便是脆弱的,所谓文化运动也只能做到那种地步。在成仿吾底意思,本是为要这样陪衬出创造社底功绩,然而却竟说出了忘记中国社会的话。这个,正和最近鲁迅所发的一点言论是一样错误的。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为要抹煞创造社,故意说创造社一开始便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团体,这也就是根本忘记了当时的社会。因为,在市民文化刚才开展的时期,纯然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就没有发生的可能。在浪漫主义的文学中自然有一部分会是感伤的,然而那怎样也不能被认为是纯然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像我,算从前创造社里面最容易被认为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嫌疑犯的,但是,我有这样色彩的作品和我偶尔发表的接近这方面的意见,却可以说都是在浪漫主义暴风雨过了以后的时期,不然,也便是我个人生活(住在欧洲的生活)的特殊倾向,决不能代表整个的创造社。

  好了,我为了要详细回答你,竟说了许多你所问的问题以外的话。再说下去,便更要收不住,还是赶紧停止在这儿罢。不过,对不起的很,我却忍不住还要说几句在你看来怕是更不相干的话。

  近来常接到一些隐名的信件,在很客气地问着我许多问题,可是等到我回答了以后,甚么刊物上就会出现一篇对我明骂或暗骂的文字,其中即刻便引用上了我底回信里面的话,而且还加上一层恶意的改窜。这法子自然是很妙的:第一,只用随便的一封信便可以得到骂我的材料,而且材料还是由我直接供给的,自然更是痛快;第二,只根据不发表的我底回信,可以随便涂改我底意思,然而我又不能出来否认我没有回信;还有第三,英雄是充当了,同时只用一点邮费的本钱便可以赚得一笔稿费。这种情形,不消说,并不会使我就根本不回答外面的来信,不过,人总是人,我却禁不住对外面的来信,特别是隐名的,不能不有几分寒心了。

  我并不是因为你底信是隐名的,便来这样疑心你,而是事实逼得我非说一下不可,我始终鄙视着这种人的:一面对我做出笑迷迷的面孔,一面却在我身后举起拳头。法子尽管是很妙,然而我却认为连做我敌人的资格也还够不上。

一,九月,一九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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