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南〕弗兰尼茨基 ->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58）
第五章 列宁
弗·伊·列宁（1870—1924）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新阶段。当时欧洲无产阶级进入了阶级决战的时期，因为革命的时期日益临近了。正如在第二国际的其他各国的党中引起了动摇、修正主义和其他伴随而产生的机会主义现象一样，这个时期也在俄国社会主义团体中引起了经济主义，随后是关于革命运动自发性的观点和在组织工人政党方面的小资产阶级论调等等。列宁面临的斗争任务主要是在政治方面，在这里必须解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各种问题，从党的问题、理论在运动发展中的作用问题起，直到革命的问题、过渡时期的问题、国家的问题等为止。
列宁在名著《怎么办？》（1902）一书中彻底粉碎了工人运动中的经济主义，即认为不需要进行革命的政治斗争，而只要进行改善工人阶级经济状况的斗争的观点。在同书中他也粉碎了关于工人运动发展的自发性的观点，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正确的理论能使某一运动和某一社会避免许多阻滞历史发展的弯路和不必要的损失。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观点之所以具有重大意义，是因为它给进步力量提供了分析和了解历史及其发展途径的必要的理论基础。列宁之所以特别伟大，还由于他研究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他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和其他小册子中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和革命先锋队的完整的学说。
关于列宁，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他的革命实践的深刻的辩证性。他不是教条主义地、死板地、按照某种不变的方案来处理革命的问题（亦即历史的问题）。对他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是真正的行动指南。列宁精通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则，考虑到一切历史事件的各个方面来着手对它们进行处理，因为他懂得：每一个因素都具有某种特殊性，每一个因素都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发展的。这样，他就使自己的革命策略适应于各种因素的特殊性。
列宁在1905年俄国革命中的活动，就是他的这种深刻的辩证性的生动的例证。虽然这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但列宁鉴于这一革命在发展中所处的各种其他情况，不是单纯对它作这样的理解。这里存在着革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而资产阶级又对自己的这些阶级敌人感到害怕，等等。于是列宁提出了关于建立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作为向无产阶级专政即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阶段的论点。虽然这次革命没有成功，但它提出了许多革命的形式（例如苏维埃），所以对列宁来说，这次革命为十二年以后摧毁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的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进步力量在1905年革命中的失败，不仅引起沙皇政府对革命者的残酷报复，而且还使得小资产阶级队伍以至党的队伍士气沮丧。反动的著述找到了适宜的土壤。形形色色的“反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大量涌现。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巴札罗夫、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别尔曼、格尔方德、尤什凯维奇、苏沃洛夫也企图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制造诸如此类的紊乱，他们在1908年出版了论文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而尤什凯维奇、别尔曼和瓦连廷诺夫还各自出版了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书。
和其他修正主义者一样，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下，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另一种哲学－经验批判主义，即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及其信徒的哲学结合起来。这种哲学是和辩证唯物主义毫不相干的。他们以恩格斯的观点已经过时和应该根据二十世纪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来工作为借口，实际上抛弃了辩证唯物主义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并把经验批判主义的论点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列宁同这种修正主义进行了斗争，他在自己的名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9年）中，给这些观点以毁灭性的批判。列宁在这本书中指出，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是从康德的哲学本身中取消唯物主义（康德所承认的客观现实）：并返回到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休谟的不可知论去的资产阶级哲学路线。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等人企图以主观唯心主义来顶替正确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他们仿效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把存在于我们之外的事物、客体，说成是“感觉的复合”；换句话说，除了这种需要事后加以分析并确定其相互联系的“感觉的复合”以外，不存在什么别的东西。
这样，他们追随经验批判主义者之后，不是把我们的认识看作通过我们的感觉把客观存在的世界反映给意识的过程（反映只是同人对现实的能动的实践关系相联系着的），而是把它看作为感觉的分析过程（感觉本身就构成了全部现实）。这样，他们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而转到了彻底唯心主义的立场、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去。当时坚持这种立场的除了经验批判主义者之外，还有资产阶级哲学的最反动的代表人物，即所谓内在论者（舒佩，舒贝特—索尔登，莱克列尔等人）。
列宁赞同普列汉诺夫的批判，并且极有说服力地批判了主观唯心主义，他指出，如果按照他们的这种观点，人就应当不用脑子来思考（因为脑子是客观的、物质的事物），而自然界也不存在于人之前（因为在他们看来自然界只是感觉的复合），最后，列宁指出，这种论点必然陷入唯我主义的谬误之中。
列宁在这本书中还解决了一系列其他问题。他在反对经验批判主义的相对主义的同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客观真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学说，指出相对主义只是唯物辩证法的因素之一，但它不能归结为辩证法。并不是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相对的，我们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证明，许多观点是绝对真理，而其余的观点则是有局限性的和相对的，它们将为新的真理所超过。
这样，我们的认识将日益丰富，日益达到绝对真理（不断接近最终的绝对真理），而这一过程本身是无限的，正如我们所认识的现实是无限的一样。
列宁在同一书中对当时物理学中发生唯心主义危机的原因作了分析，指出那种宣布物质湮灭之类的论断是荒唐无稽的。这本书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解决了哲学问题并彻底批判了经验批判主义等等，而且特别在于它在特定的历史关头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本原理。1905年以后开始了上气沮丧和反动派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加紧迫害的时期，列宁以他的这本书解决了当时历史关头的一个重要问题，，从而加强了俄国工人运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正确性的信念，推动它继续不断地前进。紧张而艰巨的政治斗争不容许列宁以更多的时间来对哲学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但是他在札记中留给我们的东西，他在阅读各种哲学原著，特别是黑格尔的原著时所作的批注，都是他在哲学方面遗留给工人阶级的珍贵的思想。
正当第二国际的许多领袖，例如考茨基，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把它和马赫主义、康德主义等等混为一谈的时候，列宁却早在青年时期就已经看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1905年以后，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也发生了动摇并出现把辩证唯物主义同经验批判主义（即唯心主义的一种变种）混为一谈并以后者顶替前者的倾向时，列宁首先起来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方面。
但是列宁并没有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方面。当国际冲突的历史关头重新到来，当着需要准备进行革命决战，从而需要熟练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时候，列宁对于问题的这一方面重新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在1914—1916年间，他反复仔细研究了黑格尔的著作，特别是他的《逻辑学》和《哲学史讲演录》，此外还研究了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等人的作品，亦即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大量论述辩证法问题的一切哲学家的著作。
列宁在阅读大量哲学著作时所作的所有这些札记和摘录，后来都收集在《哲学笔记》一书中出版。这本书不是列宁的某种专门的系统的著作，而只是他的零散的思想、意见和片断，以及他写在自己的论哲学的札记中的个别论断。但所有这些札记、特别是在1914—1916年的札记的中心问题是辩证法问题。
在恩格斯之后，哪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深入地涉及这一基本问题。特别是思维领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可以说是原封未动。就连普列汉诺夫这位当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著名的代表者也没有较为广泛地研究这些问题，而最多只是停留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和各种文化历史问题和现象上面。
因此列宁，特别是在其论辩证法的片断（这是附记在原著中的）中，坚持从逻辑上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举例上，因为例证归根到底是要用来说明这些原理的。
他特别关心认识论和逻辑学的问题。他在一篇札记中提到，要想研究和论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就应当重视各门科学的历史、动物智力发展史、语言史、心理学和感官心理学。
然而对于列宁来说，在这一切之中什么是重要的呢？他是怎样处理这些问题的呢？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每一事物、每一现象都是辩证的自然整体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在客观现实的任何个别情况下都能发现辩证法的一切方面和因素。
由于人类思维只是物质现实的一种存在形式（虽然是最高形式），因此它本身也必然是辩证的。所以，一方面，应该研究我们的思维从前逻辑阶段直到今天的辩证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在研究思维的形式和规律时应当同现实本身的形式和规律联系起来，因为思维不仅是现实的一部分，而且是现实的反映。
列宁遵循着黑格尔对于逻辑问题的深刻分析，指出判断的问题在于揭露一般和特殊、个别和一般、必然和偶然等等的统一。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判断作为我们思维的一种形式，不是某种独立自在的东西，而是本身具有辩证性的东西。它之所以是辩证的，是因为它所反映的现实本身是辩证的。正是因为这样，判所中的个别和一般的对立统一（例如这枝玫瑰是植物），就是某一种现实的客观内容在思想上的反映，就是构成客观现实本身的个别和一般的现实的对立统一在思想上的反映。
这只是列宁在为统一地、辩证唯物地研究人类思维提供要素方面所作的努力的一个例证。列宁在自己的这一主张中清楚地指出，在研究思维时，不能脱离唯物辩证法，因为逻辑问题、认识论问题实际上和本质上是辩证法的问题。
这样，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仅继承了恩格斯的深刻的研究，而且继承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解决了认识论的基础问题，即实践的问题。实践问题是人的认识的重要的唯物主义的和辩证的因素，因此它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学中占中心地位。然而所有这些问题，在恩格斯逝世以后，几乎完全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遗忘。因此，列宁的札记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建设也有特殊的价值，虽然直到今天，应该说，还没有在科学上广泛地和深刻地对它加以运用和发展。
列宁由于繁忙，没有能更广泛地探讨和系统地阐述这些问题和自己的研究成果。
但是，列宁在具体历史实践中作了他在哲学领域没有来得及作的那些工作。因此，他的全部著作提供了应该如何辩证地处理问题，应该如何把辩证法运用到具体事物中去的光辉范例。
这最好地表现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1920年）中，这本书和某些苏联理论家所鼓吹的东西是根本对立的。书中的基本问题是革命的问题和列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里没有教条主义和死板公式，而是坚持以辩证的观点来处理这些问题。列宁并不认为革命只有一种形式和一条道路，而是提醒进步力量要把自己的革命活动建立在对于每一个特殊历史时刻的深刻分析之上，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运用到他们活动的个别的、特殊的情况中去。历史事件比我们对它的想象要复杂得多，“微妙”得多，细致得多，因此，我们应该时刻准备克服在解释历史过程中的狭隘性、片面性和死板公式。
这样，列宁就提醒各国共产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并根据具体情况来办事，而不是按抽象的公式来行动。在革命的年代里，列宁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国家与革命》（1917年），书中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这个问题的基本思想，恢复了他们的许多被人遗忘了的原理。他特别强调了国家消亡的问题，因而也强调了一切民主消亡的问题。因为民主永远是一部分人、一个阶级对另一部分人、另一阶级的权力，而共产主义发展的目的就是消灭阶级，因而也消灭一切暴力，包括那种统治着人的民主。
列宁作为一个坚持原则的和彻底的共产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在革命以后会试图实现这些基本思想。他特别坚持要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克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种沙文主义在党的队伍中也有表现），要求苏维埃共和国中的各民族一律平等。
在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管理问题上，列宁认为一定的国家社会主义形式在最初时期是必要的，但同样也看出，由于实行这一制度（此外还由于国家落后），国家管理官僚主义化的危险将特别大。他不仅注意到这种危险，而且试图着手尽量扩大生产者的自治，首先是在工厂中实行。
由此可见，列宁开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思想，但是过早的去世使得他无法继续自己的宏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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