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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母亲
沃罗夫斯基
（1911年1月6日）
〔说明〕本文第一次发表在1911年1月6日第4号《明星报》上，署名：巴·奥尔洛夫斯基。《明星报》是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出版的合法报纸。
四年前高尔基创造了一个无产阶级老母亲尼洛芙娜的形象，母爱的力量使她从一个畏缩、可怜的村妇变成了她儿子在为工人事业斗争的艰苦道路上一个自觉而理智的助手。[1]诚然，尼洛芙娜的形象是罕见的、理想化的，与其说像是在日常生活中常有的人物，倒不如说是可能有的人物；正因为这样，所以跟儿子并肩斗争的尼洛芙娜就显得是一个虚构的、难以令人信服的典型。[2]不过通过她却鲜明而突出地刻画出了一位母亲——慈爱的、经常为自己的孩子操心的母亲，“伟大的殉难者”的母亲。
现在，似乎是要造成跟她的对比，并且以这种对比来补充母亲的形象，高尔基又给我们描绘了另一个母亲，资产阶级的母亲，同时还是处在资产阶级家庭最丑恶的发展阶段，处在“原始积累”阶段上的资产阶级的母亲。这就是瓦萨·日列兹诺娃[3]。她同样也是一个慈爱的并且经常为自己的孩子操心的母亲。“你是个母亲，记住……”她对女儿说，“为了儿女，做什么事都是没有什么可耻——记住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应当的！听着：没有什么不应当的！”尼洛芙娜就是像这样想，或者更准确点说，像这样行动的，她为了儿子无论做什么都不觉得可耻，也不觉得不应当，因为对她来说，她孩子的幸福就是她外在的准绳（可耻不可耻）和内心的准绳（应当不应当）。
正是这种两个母亲心理和道德上的共同基础，使我们易于将她们加以比较，同时也易于从社会和道德的眼光来评价她们的母性感情。更何况她们身上还有不少纯粹外表上的共同点：她们俩差不多都是出身于同一个社会阶层，因而她们心理上最初的先决条件也是同样的。尼洛芙娜是一家开办在乡下的工厂中一个工人的妻子；瓦萨是一个工厂主的妻子，他的企业也同样是在乡下，而且他自己也同样是“白手”起家的，换句话说，开头也是一个跟尼洛芙娜的丈夫同样的工人。
然而尽管她们年青时生长在相似的环境中，她们以后的道路却各不相同了。尼洛芙娜的丈夫是个“不善于顺应时势”的人，工厂毁了他，他变成酒鬼，死掉了。自然，尼洛芙娜和她一家的前途也就此告终。瓦萨却并不如此。她的丈夫“运道好”，换句话说，他是个够精明、够毒辣的掠夺者，很快就靠骑在他那班同行的头上而建立起了自己的生活幸福。他们发了财，还把日列兹诺娃的哥哥也拉进了企业，使他在那里面投资了十万。靠着“白手起家”（应该说是：靠着克扣别人的一文文钱起家），积成了一个很大的产业，又靠着这种产业而建立起了一个“善良”、“可敬”的商人家庭。其实，所有的大家业也都是像这样建立起来的。
如果说在儿子成人以前注定只好过穷寡妇的半饥半饱生活的尼洛芙娜，从来也没有幻想过巨款、资本以及与此相连的一切：嫉妒、中伤、陷害、作伪和犯法；如果说她的赤贫的生活是纯洁而无罪的，那么其原因也正是因为她一直听其自然地置身在我们这个时代“罪恶”的主要源泉——金钱——之外。相反地，瓦萨却随着每一个卢布吸进了金钱的全部毒素：渴望敛财、权势、控制仰仗于她的人，她感觉到金钱是唯一的、最强大的力量，掌握了它，就可以使她作为一个母亲所最心爱的、爱得胜过一切的人得到幸福，——尽管这种爱是隐藏在一大堆一大堆的金钱和钞票之下的。因而瓦萨也就把积聚钱财、把全家产业握在自己手里看作是她生活的目的，因为除了自己以外，她不能信托任何人来谋求她儿女们的幸福，而在资本主义的语汇里，所谓幸福也就是说——儿女们的富有。
然而“靠正直的劳动是挣不到大洋房的”，谋取财富的道路使得瓦萨·日列兹诺娃经常在罪孽和恶行的密林中穿行。她丈夫病重了。首先必须迫使他签署一项于她有利的遗嘱，如果他不能签或者不肯签，也可以“代替他”签，要办这件事既有可靠的人——跟瓦萨有暧昧关系的米哈伊洛，也有“证人”——拿到五百卢布就肯“同意”的教士，“您所熟悉的”安齐普·斯切潘诺夫·穆贺捷耶夫，地主雷若夫。可是这还不够。公司里有舅舅的十万卢布，如果它被抽了回去——而舅舅就是想这么做，——那就一切都可能垮台。因此，必须使他不拿回这些钱。而如果他对这个家庭采取敌对态度的话，那么要达到目的，就只有干脆结果这个舅舅的性命。于是，起初先给他下毒，当没有成功时，就暗中挑起他跟那醉鬼侄子之间的野蛮的一幕，这次果然把这个舅舅送进了阴世。
在这样一条罪恶的道路上，瓦萨时常停顿下来，回顾一下，自己问自己说：“这一切都为了什么？为了谁？”儿子们都是些“不中用的东西……懒汉”。把用罪恶的代价积攒起来的财富交到他们手里，就等于是拿去喂猪。瓦萨还不像一般中产阶级那样，可以因为预知自己那些饱暖、娇惯的子女将来一定会津津有味地贪享那饱暖富足的生活，而感到愉快的满足和安慰。她的儿女都是些不中用的东西。然而在她眼里金钱的势力是那么大，对这种势力的渴望又是那么强烈，以致她尽管知道他们都是些没用的东西，却仍然顽固地继续走她自己的路，不惜犯任何罪行，也从不让自己去想，如果没有配享这种遗产的子女的话，倒还不如扔掉这一切，倒更为好些。
相反地，正是在这里，在这种最不易于为敛财找寻理由的情境里，最鲜明地表现出了金钱对于那些自以为是金钱的主人的人的头脑，有着多么大的控制力。财富本身成了目标，成了生活的绝对使命，不管将来有人来承继它也好，或者是过后全化成了灰烬也好。而人们却用这种为财富而财富的公式来牵强附会地解释某些人与人的关系，他们竭力想通过这种关系来理解那种敛财行为，为它寻找理由。归根结蒂讲起来并不是母爱在指导瓦萨这种追求钱的渴望，而是这种渴望本身使她必须做一个母亲，也就是说，拥有“合法”的继承人。自己的儿女不中用，于是她就要为自己找寻几个儿女、继承者，好来继承那现成的产业。“跟着我一起过活，”她对跟自己毫无关系的柳德米拉说，“将来找一个好人，我把你嫁出去。你一定会找到的。然后生一班儿女，我把他们认作外孙……你呢，安娜，”他又对女儿说，“搬到我这儿来住，把孩子们带来。只要那些男孩子不离开，我就会全副精神地来照顾孩子……”
在这里，两个母亲——尼洛芙娜和瓦萨——就已经完全不同了。由于自己赤贫如洗，尼洛芙娜并不恋恋于财物，因为她根本一无所有，财物对她没有魔力，不能控制她，她不受它们的驱使。她是个无羁无绊的人，她的感情也是无羁无绊的。她的母爱可以无畏地贯穿到她儿子的一切危险的道路上去，因为这种母爱是绝不会与某一种它自甘受其驱使的力量发生冲突的。唯一阻挡它走这条路的是外界的压力，然而她儿子所走的道路却恰巧是有意冲向这种势力，以便跟它进行斗争的。
与此相反，瓦萨却把她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精力都卖给了金钱的魔鬼，从此她的一切感情和行动就都听从这位主人的意志了。财物、金钱——这才是日列兹诺夫家里真正的主人，它们激发这一家的一切意念，它们命令他们做出各种行动，提示他们说各种话。谁想反抗它们的意志谁就得倒霉。
“做母亲的——都叫人吃惊，”瓦萨说，“她们是大罪人，可也是大殉道者。她们都害怕上帝的审判……却不肯向人们忏悔。”尼洛芙娜也不向人们忏悔，正相反，她还有意识地违反既定的人间秩序。然而她不怕“上帝的审判”，因为她是殉道者，但却不是罪人。母爱使两个母亲都成了殉道者，可是她们如何发挥她们的母爱，为它树立怎样的目标，这一点却使两人中的一个成了圣人，另一个成了大罪犯。尼洛芙娜的母爱使她走上自我牺牲，为一切受苦者工作，归根结蒂讲起来，也就是为整个人类工作的道路。而瓦萨的母爱却把她紧紧束缚在对自己“不成器”的家人的利己的、动物般的依恋之情中，并进而促使她去行恶和犯罪。前者亲手毁弃了小小家园中的宁静舒适，以便有助于创造广大无垠的人类幸福。后者却一生孜孜于为自己的家庭建造幸福的宫殿，结果成为既残酷破坏自己的家庭又残酷破坏社会的起腐化作用的酵素。
两个母亲，有着同样的出身，带着相似的精神气质，充满着同样的母爱之情，可是一旦落入不同的社会环境，就会彼此截然相反，成为永远不能调和的死敌。她们好像善神与恶神互相对峙，一方创造的，另一方就要加以破坏；一方喜爱的，另一方必然予以憎恨；一方尊崇的，另一方定要把它推翻。而只要那铁面无情地使有的母亲成为受难人、有的母亲成为犯罪者的社会条件还依然存在，她们俩就永不会讲和，她们间无情的斗争也永不会停息。
（吴均燮 译）
注释：
[1] 高尔基的《母亲》发表在1907至1908年《知识》文集第16至21卷上。
[2] 沃罗夫斯基在这里不同意高尔基给《明星报》的撰稿人约尔旦斯基的信上的话，参见《高尔基全集三十卷集》第29卷，第154页。
[3] 高尔基同名剧本中的女主人公。《瓦萨·日列兹诺娃》写于1910年夏，发表在1910年《知识》文集第33卷上。1935年，高尔基又写了一个修订本。在初版本上有一个副题《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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