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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活动家伊·谢·屠格涅夫
沃罗夫斯基
（1908年8月23日）
〔说明〕本文第一次发表在1908年8月23日《敖德萨观察报》上，署名：巴·奥尔洛夫斯基。
伊·谢·屠格涅夫在青年时代曾经立过“汉尼拔誓言”[1]，同当时最大的祸害农奴制作斗争。
这个任务，可以说，不仅是屠格涅夫一个人的全部社会活动的纲，而且也是他那一代所有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们的全部社会活动的纲。
从温和的学究气的格兰诺夫斯基起，到“不可救药的社会主义者”[2]（用他自己的话说）赫尔岑为止，整个先进的知识界都全神贯注于这个任务。
因为这个任务在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贵族的生活中，是一个中心。解放农奴以及后来在六十年代部分实现了的一连串公开的合法的改革，是四十年代贵族自由主义的全部内容，屠格涅夫就是这种自由主义的一个光辉的代表。
社会改革、人民群众在经济上的解放、劳动问题，即构成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政论的基石的一切，都落在屠格涅夫及其同伴的视野之外。因为尽管他们思想自由，他们依旧是自己阶级的儿子，表达了贵族中最有教养的一部分人的兴趣和要求。
诚然，这些利益比起农奴主贵族的利益来，是高尚得不可比拟的。诚然，这些要求概括了当时西欧的全部文化。但是，这却不是人民大众的利益和要求（只有一部分同人民大众的利益与要求相符合），而是少数特权分子——转变成欧洲式的地主的进步贵族的利益与要求。
因此，这些社会阶层的要求并没有越出把社会从公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个范围。因此，在一些最重要的改革实现之后，这些阶层的内容就变得那样的贫乏，他们原来的紧张活动也一下松弛下来。因此，最后，这些阶层对六十和七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的要求才会那样敌视，因为这些平民知识分子把原来深深地潜藏着的社会经济问题暴露了出来。
屠格涅夫的政论活动很自然地分为两个重要阶段：改革前和改革后。如果说，屠格涅夫在第一阶段完全致力于履行他的“汉尼拔誓言”这个进步的任务，那么，在第二阶段，相反地他的活动却带有保守性质——当然是指对自由主义纲领的态度而言。
屠格涅夫的卓越的智慧和过人的才华，很自然地，正是在第一阶段得到充分表现的。那时，他努力描绘了他从中成长起来的、为他所了解的、并且也打动了他的所有心弦的那个环境。
旧的、改革前的制度的一切灾祸、向往自由的被窒息的心灵的全部美好的情趣、“樱桃园”里的光明和黑暗——这就是屠格涅夫非常熟悉的那个王国。
所以，他在俄国社会面前就表现为很有魄力的艺术家、一个具有真正“倾向性的”战士，并且他很快就成为他那一代人的歌手。
改革时代来临了。根本变革发生了。等级的墙壁动摇了。人和概念都混淆起来了。一些出身卑微的新的人——“匿名的俄罗斯”，在社会生活和文学中崛起了。
但是，俄国的这个更新、这个民主化，在理论上为前一辈的泰斗们所期望和同情的，等到逐渐具体，富有血肉，可以看得见而且碰得到的时候，却又受到他们的敌视。
长头发的中学生否定拉斐尔，半通不通地说着外国话，对于他，四十年代那些养尊处优的高雅贵族人士是根本格格不入的、敌对的。但是，对他更为格格不入和敌对的则是他们那种把一些新的社会兴趣带到社会生活里来的意向，这些新东西表面上很动人，实质上只是用好听的名词掩盖起来的贵族自由主义的趣味、意图和利益而已。
而在这场老与少、父与子的斗争中，屠格涅夫仍然是他本阶级的孩子，他不能够理解和正确评价青年的一代。
他在文学上与青年的一代发生冲突之前，就已经在生活中同他们分道扬镳了。早在1860年，《父与子》问世的前两年，他就同在他看来是“太极端的”《现代人》编辑部决裂了。《父与子》是在卡特科夫的《俄罗斯导报》[3]上发表的。
这是一部战斗性的长篇小说。整个社会都是这样了解它的。保守集团狂喜地欢迎对巴扎罗夫的这种描写，因为他们在巴扎罗夫身上看到了“虚无主义者”的声誉扫地。急进的批评家认为这部小说是对青年一代的恶毒的诽谤。
当然，不论前者或后者，都不是完全正确的。屠格涅夫为自己辩解说，他是故意把“父辈”描写得比现实中的还要糟，而巴扎罗夫呢，却是受到作者的尊敬的。然而，这种辩解并不能使任何人信服。
毫无疑问，屠格涅夫是激烈地反对青年人的。他被本阶级的思想观念弄花了眼，所以他在青年一代身上只看到破坏性的特征，而完全忽略了他们所具有的强大的创造因素。他只把反面的破坏的特征集中在巴扎罗夫身上，赋予他片面的性格，使他几乎成了漫画式的人物。
巴扎罗夫这个典型（即使是经过一定的修饰），得到了皮萨烈夫及其周围人士的赞扬。不过，现实表明，像巴扎罗夫这样的否定者，在俄国社会生活中只是个别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幼苗。
阶级的心理妨碍人们不能正确地评价另一个阶级的创造力量，因为每一个阶级，自然认为，只有自己的创造才是好的、不可少的、理智的。但是，自卫的本能使他们非常敏锐地觉察到另一个阶级的全部破坏力量。屠格涅夫在描写巴扎罗夫时，就患了这种阶级的色盲症。
在他活动的第二个时期，他描写青年一代的另外一些尝试也同样地失败了。
在文学界，一般人都把这一点解释为：他经常住在国外，对俄国现实不够熟悉的缘故。其实，这只能算是次要的因素。在这里，最重要的是阶级的心理，它强制地限制了这个卓越人物的理解范围。
但是，如果认为屠格涅夫无力越过贵族的、尽管是进步贵族的利益的界线，那就错了。
他那创造性的思想多么有力地冲出了这个界线，而且多么正确地看出了俄国那些“主要的”阶级的继承发展道路，这从索罗明这个典型（《处女地》）上可清楚地看出来。
俄国批评界对索罗明的评价过低。民粹主义阵营的批评家认为这个典型是臆造的、不自然的，因为索罗明不符合他们的公式。这算什么“新”俄国的代表、“青年”一代的代表？！实际上，索罗明是新的、年青的俄国的、然而是资产阶级、商人与工业家的俄国的真正代表人物。这是当时已经诞生的具有教养的商人典型。屠格涅夫在他身上非常敏锐地看出了必然会代替垂死的贵族阶级的那种进步的力量。
奥弗襄尼科-库利科夫斯基教授在他那本论屠格涅夫的小册子[4]里指出，这是“由反面”塑造艺术典型的方法。按照他的意见，屠格涅夫用肯定特征换去了罗亭和吉尔沙诺夫的否定特征，就创造出了巴扎罗夫这个典型。这种说法有一半是对的。只有索罗明才能用这个方法塑造出来。因为，能够用上面提到的方法产生出来的“否定”，只有当它作为辩证的否定，同作为出发点的典型（环境）保持着继承关系并且同它一起构成同一个发展着的锁链的环节的时候，才能够具有生活上和艺术上的意义。只有索罗明才是这样的、罗亭的否定，他抛掉了罗亭的落后了的特征，继承了他的进步思想。
索罗明这个典型表明，带着阶级心理特征的屠格涅夫所描写的范围是极为广阔的，不仅包括贵族的俄国，而且也包括资产阶级的俄国。然而，这个前资本主义的俄国（“匿名的俄罗斯”就是它早期的表现者），对他来说，已经成为不能领会的东西了。
（韩凌 译）
注释：
[1] 汉尼拔（纪元前247-183），迦太基的著名统帅，相传他曾在祭坛上向父亲宣暂，终生敌视罗马。这里是指终生不屈的誓言。屠格涅夫的这个誓言见于他的《文学与生活回忆》。
[2] 此语见赫尔岑《致亚历山大二世皇帝书》。
[3] 《俄罗斯导报》（1856-1906），一个政治，文学月刊，1887年以前由卡特科夫在莫斯科编辑出版，这个杂志最初具有温和的自由主义倾向，但从六十年代起，它却变成了反动派的机关刊物。
[4] 指奥弗襄尼科-库利科夫斯基在1904年出版的《屠格涅夫的创作探讨》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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