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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伊·皮萨烈夫

——逝世四十周年纪念

沃罗夫斯基

（1908年7月4日-5日）


　　〔说明〕本文第一次发表在1908年7月4日至5日《敖德萨评论报》上，署名巴·奥尔洛夫斯基。

一



　　德·伊·皮萨烈夫的巨大的身影在六十年代像彗星似地一闪而逝，但在当时的批评界中却引起了一场猛烈的暴风雨，直到现在对这位巨人的研究和评价还是很不充分的。

　　他在自己的为时很短的活动中——差一点才满七年[1]——所进行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不可避免的主观主义的判断，使他的身上长期地披着偏见的外衣。

　　对于站在他右面的人，他仿佛永远是个需要加以追究的“危险的虚无主义者”。而对于站在他左面的人，他不过是个“启蒙主义者”。他在俄国批评史上一直到现在都还挂着这个启蒙主义者的头衔。

　　启蒙主义者！是的，当然，皮萨烈夫是个启蒙批评家。他的世界观、他对时代的任务的了解、他的实践目的都没有超过启蒙运动，没有超过实际的——他把这看得很重要——自然和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布。知识的增长、思想的发展对于他，就是进步的基础，医治社会上一切恶的灵丹妙药。

　　“现在和过去，”他写道，“我都是深深地相信，思想，只有思想，才能改造和革新人生的整个制度。”[2]

　　但是虽然如此，“启蒙主义者”这个名词所能说明的实在太少了。它没有告诉我们，皮萨烈夫对于他那个时代的不同社会阶层和思潮所持的是什么态度，他的世界观是怎样孕育和形成的，他在社会思想和生活的发展中占着什么样的地位。把皮萨烈夫叫做启蒙主义者，对于我们了解下面这一点是丝毫没有什么帮助的，就是为什么一方面他从左面，例如从《现代人》那里受到猛烈的攻击，而另一方面，他又为广大的青年所热诚地欢迎，这种欢迎在他逝世以后还继续了好几年。

　　只有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只有了解了皮萨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教导些什么，了解了青年们为什么要欢迎他，向他学习些什么之后，我们才能给皮萨烈夫在我们的社会史上安下他所应得的位置。

　　我们在这儿先说几句关于皮萨烈夫个人的话。

　　这个“虚无主义者”，这个六十年代保守派眼中的怪物是一个文雅的年轻人，受过很好的教育，举止温文尔雅，像个女性，是个典型的贵族少爷，又是大公子，是他母亲的宠儿。

　　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这个家庭一度很富有，但到了皮萨烈夫的时候已经彻底破落了，他是由他母亲细心教养大的，按照当时的时代精神，但是也保持了所有的陋习：听长辈的话、尊敬上司、拥护现成的秩序。

　　只有在进了大学之后，皮萨烈夫才看到，生活是比兹那明斯克的贵族庄园要宽广多了，而个人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也促使他很快就对权威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发生怀疑，而举起了反叛的旗帜。

　　争取个人幸福的斗争开始了，与此同时也开始了一般地争取个性的斗争。个性的解放同知识的胜利一起成了皮萨烈夫的全部活动的口号。

　　六十年代的气氛、强大的智慧和个人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很快地就使这个农奴主的后裔变成了“有思想的无产者”，成了具有自觉的个人主义和思维的理性主义这两个不可避免的特点的典型的知识分子。

二


　　撇开皮萨烈夫的生平而想了解他的世界观，是很困难的。在这个强有力的、与众不同的人物身上，可以这么说，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在他那里，那些带着社会性质的概括通常都是从一定的个人经历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给他的现实主义作基础的著名的巴扎罗夫式的否定，就是出于一种个人的必要，他需要否定家庭生活的整个体系，因为它用自己的传统的权威把他压得透不过气来。

　　皮萨烈夫亲身体验到了这些权威的全部重压，它们扰乱他的灵魂，竭力破坏他和一个他所爱的姑娘的婚姻，当他敢于形成自己的信念时，就把他抛弃了。他给社会内部的这种精神上和肉体上所给他的压迫做过这样的概括说明：

　　“在我们这个社会，老百姓的生活环境是这样荒谬绝伦，一个人要想使自己的生活过得切实、愉快，就得和它完全脱离关系，不让它对自己产生任何影响，也不对它作丝毫的让步。”[3]

　　脱离环境，就是说走向自我，在自己身上发展“我”。皮萨烈夫是彻底地宣扬“利己主义”思想的。

　　“利己主义，换句话说，就是爱自身，”他写道，“它把享乐当作生活的目的，但享乐的选择并不限于这一些或那一些事物……。利己主义者是最广义的自由的人，他做的只是他中意的，他所中意的都是他需要的，因而他做的只是他要做的，或者换句话说，他在任何时候都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既不强制自己去讨好社会，也不勉强自己匍匐在道义的责任这个幻影面前。”[4]

　　但是皮萨烈夫太聪明了，他决不会不懂，利己主义思想发展得彻底，就会承认每个人都有自私自利的权利，就是说承认每个人都有生活、取得知识、享受的权利。

　　他也没有闭起眼睛，不看“我们的背后有着千千万万的其他的人，他们同样有权利过人的生活、受教育、享受社会改良的成果。”[5]

　　但是不应该忘记，皮萨烈夫是什么人。这些“千千万万的其他的人”——人民——在他是不可理解的。

　　不错，在他那里可以找到这样的坚决的话：

　　“我们的全部思索、每一个正直人士的全部活动，其终极目的就是要永远地解决无衣无食的人们这个无法避免的问题，除了这个问题，就没有值得关怀、思索、张罗的事情了。”[6]

　　但是也不必急于根据这几句话就把皮萨烈夫归到社会主义者的行列里去。别忘了，对于他，“群众在智力上的解放是我们这时代最伟大的任务，通过这一解放，他们就能预见到怎样向更好的天地迈进，——不仅仅为他们自己，而且也为整个社会。”[7]

　　对“无衣无食这个问题”，皮萨烈夫曾经简捷地然而明确地表白了他的看法：

　　“如果自然科学用深思熟虑的人们丰富了我们的社会，如果我们的农学家，工厂老板和各种各样的资本家学会了思想，那么这些人同时也就学会了既了解自己本身的效用，也了解周围世界的要求，那时候他们就懂得这种效用和这些要求是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的。他们就会懂得，增加国家的总的财富，比起骗取或者榨取生产者和消费者口袋里的最后几个铜板来，要有利得多，愉快得多。……如果我国所有的资本，如果我国有教养的人们的智力都集中在那些对国计民生有用的工业部门，那末，不言而喻，我国人民的活动就会无限地加强，他们的财富就会不断增加，他们的脑子也会十年十年地有所改进了。
　　“如果人民都很活跃、富有而且聪明，什么东西还能妨碍他们在各方面都很幸福呢？”[8]

　　这些很有代表性的句子简直是活灵活现地从一本英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学派的经济学课本上摘录下来的。

三


　　这种佛立特列德[9]式的对人民群众解放的观点自然是从利己主义的理论产生出来的，它跟《现代人》杂志以及后来几辈人的民粹派见解，是大相迳庭的。

　　但是当初从这些观点里产生了一种必要，一种要求：促使人民“活跃、富有而且聪明”。巴扎罗夫说，“愿意为人们操心；即使骂他们，也是操心。”同样巴扎罗夫主义的理论家皮萨烈夫意识到为了提高人们而工作的必要性。

　　“如果说人类只有一个祸害即愚昧的话，”他写道，“那么要根治这个祸害也只有一种药——科学。但是这种药不是一剂一剂地，而是一大桶一大桶地吃的。”[10]

　　但是如果唯一的大祸害是愚昧，而唯一的治法是知识的话，那么起重要作用的自然就是社会上那些拥有知识而愿意同愚昧作斗争的人士了。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确，皮萨烈夫以他所固有的直率和真诚，建议把所有的力量和注意全部集中在知识分子身上。

　　他说：“现实主义者，是善于思维的人，而且热爱劳动。从这个定义中，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只有脑力劳动的代表才能成为现实主义者。在眼前这种物质劳动的制度下，当工人阶级在整个有教养的世界中处于眼前这种地位的时候，这些人不外是些机器，拿他们同木质的和铁质的机器相比，所不同的只是毫无用处地能够感觉到疲劳、饥饿和疼痛而已……
　　“因此，最现实的劳动，能够带来最明显的、不容争辩的好处的，是在现实主义的领域之外，在实际的理智的领域之外，而逗留在社会大厦的那些照不到一线人类思想之光的地窖里。对这些地窖，您准备怎么办呢？暂时只能随它们去，把注意放到脑力劳动的现象上去，而脑力劳动只有在这样的场合下，即当它直接或间接地想要从那充满了肮脏地窖的原始浓雾中创造新的世界的时候，才是可以容许的，有益的。”[11]

　　由此可见，皮萨烈夫把直接去影响“肮脏地窖”这回事推迟到ad calendas graecas[12]，使自己的活动只限于知识分子。他成了为知识分子服务的作家，他们的导师，他们的要求的表达者，他们的思想家。

　　知识分子应该使自己的个性摆脱掉旧时代的残余，用积极的知识把它武装起来，然后知识分子就用自己的存在这个事实本身来迫使别人也照样对知识和发展产生渴望。

　　“一个聪明而有出息的人，”皮萨烈夫就这个问题说道，“对于同自己接触的一切是能有所影响的，虽然他并不觉得。他的思想、他的工作、他的和蔼的态度、他的从容不迫的坚定性格—这一切都能把周围人们那潭墨守成规的死水搅动一下；即使是已经没有可能再发展的人，至少也会把聪明而有出息的人当作好人而加以尊敬，对于人们说来，尊敬那些确实值得尊敬的人和事，是有好处的；但如果是年轻人，能够爱上思想，努力设法把自己的智慧发挥出来，那末，一接近聪明而有出息的人，也许他就能开始新的生活，充满着津津有味的劳动和其乐无穷的享受的生活了。”[13]

　　这就是皮萨烈夫所想象的、人类走向完美和幸福的道路。

四


　　如果撇开皮萨烈夫这个具体的人和他写作的时代，单拿他的思想来看，那么可以认为这儿谈的是纯粹的自由主义者。保卫个性，过分重视知识的作用，开明的利己主义，最后对经济进步的佛立特列德式的观点——这一切仿佛是从聪明的英国自由主义者、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信徒的语汇中取来的。

　　但是只要把皮萨烈夫的观点同他的内在发展加以对照，并把这些观点放在正确的历史远景上，我们就要大大地改变这个评价了。

　　广大阶层的青年迷恋着皮萨烈夫，把他当作自己的愿望的表达者，这个事实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标准。皮萨烈夫并没有发明什么皮萨烈夫主义，他只是用美丽的色彩把整个潮流的思想和要求鲜明地表达出来而已。

　　皮萨烈夫所大力宣扬的巴扎罗夫这个典型，早在皮萨烈夫之前就被屠格涅夫发现，并且描绘出来了。这个典型是确实存在过的，也许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里还风靡一时呢。

　　那时候一个新的阶层走上了社会舞台，那就是平民知识分子，换句话说，就是在这之前一直被农奴解放前的制度所压迫着的小资产阶级。著名的神学校学生就是这个阶层的典型代表。僧侣是小资产阶级最有教养的部分，它给这个阶层提供思想战士，这是完全自然的。但是不应该忘记，除了神学校学生，这里还有小市民、小公务员、商人甚至农民的子弟。

　　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从来没有在俄国历史上起过显著的作用。它栖息在贵族中间的夹缝里，备受压抑，得不到发展，像陷在泥潭里似的。它的嫩芽在亲爱的土壤里不可能找到任何养料，因此总是竭力向旁边发展。不过在农奴解放以前的那种旧的制度下，他们实在也无从发展。他们只能爬到衙门的公事房和乡下的教区，消失在社会的底层里。

　　但是农奴解放的时代却把这一群积聚了过剩力量的人们推上了公开的舞台。青年们都去学习，把各个大学挤得满满的，办起了新的民主的刊物，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显著的地位。这些平民知识分子起初是以觉悟到自己的青春力量，准备用自己的双手来旋转乾坤的姿态出现的。

　　几百年来，这个阶层备受压迫，毫无权利可言，一旦解放，他们就感觉自己浑身都是力量；几百年来，他们都是为了生活的主人而活着、劳动着，而现在他们就想为自己活着、想自己享受生活的乐趣了。几百年来，他们一直被钳制在黑暗和愚昧之中，现在他们追求着知识，一心想掌握整个科学了。

　　这是他们，而不是皮萨烈夫，带来了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对知识的渴求。皮萨烈夫只是表达了他们的情绪，只是给这种情绪提供了理论根据而已。

　　巴扎罗夫自信力是非常强的，他只信赖自己的力量，他只相信思想的力量，他不知道“原则”，只知道“感觉”，他有些瞧不起群众，因为他们愚昧无知，但同时他劝他们去读福格特[14]、摩莱肖特[15]、毕希纳[16]，还劝他们去解剖蛤蟆。

　　巴扎罗夫活得并不长久。平民知识分子很快就相信，他的强大力量是他个人空想的果实。他开始向旁边寻求支持，慢慢地他就向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给他指点的地方跑去了——他跑到“民间”去，向农民群众走去。《现代人》杂志的领导人是对的——他们要比他们同时代的一辈人高出整整一头。皮萨烈夫可不比这一辈人高：他只是比巴扎罗夫更聪明些，更有才气些而已。

　　皮萨烈夫在青年一代的身上看出了这些特点，并且形成了理论，就因为这一点，这一代人才如此重视他，热爱他。

　　我们已经看到，皮萨烈夫是完全出生在另一种社会环境里的，他是个娇生惯养的贵族子弟。但是他在个人生活中却经历了同平民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所经历的相同的变化。

　　在家庭里人身受到压抑促使他崇拜个性，为了权威原则的利益而得经常克制自己的要求，就给他暗示了利己主义的理论，他自己生长的那个圈子里的人们的虚假的教育和愚昧无知，又迫使他夸大了知识的力量。所有这一切在他的心中奠定了接受那种抗议的思想——对于平民知识分子发展的初期是那样典型，并且把六十年代的一代青年紧紧地抓住了的那种抗议的思想的基础。

　　萌芽状态的民粹派学说已经由《现代人》杂志在宣传了，但是这学说同人民一样对他是格格不入的。他不了解人民，也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无衣无食的人们”对他来说毋宁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认识。平民知识分子同人民是有着血肉联系的，由于这他们终于靠拢了人民，但这种血肉的联系对皮萨烈夫也是格格不入的。正是由于同人民疏远，《现代人》的领导者们才反对皮萨烈夫。

　　平民知识分子本身并不构成一个阶级，他们只是脱离了阶级的一些知识分子，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军队的司令部。他们既然脱离活的社会有机体，就促使理性主义迅速发展起来，因为活的社会有机体是会调节知识分子的思维和行动的。也许，在俄国的舆论界，思维的理性主义从来没有像在巴扎罗夫主义时期，特别在皮萨烈夫身上表现得这样鲜明过。

　　平民知识分子带来的那些特点都被皮萨烈夫发展到了极限，他把对社会有益的原则发展到了对美学的否定，把个人主义发展到了极端的利已主义，把人在精神上的解放原则发展到了对任何责任、任何道德的否定。

　　不错，他的学说并不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主张“聪明而有出息的人”，就是说，人要有崇高的内在道德。但正是在这种臆测中，在这种纯粹形而上学的脱离实际的想法中又一次表现了他的思维的全部理性主义。

　　皮萨烈夫同巴扎罗夫一样，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去世了。要是他活到七十年代，活到民粹派运动的时代，他会怎么样呢？这个问题是很自然地会提出来的。

　　皮萨烈夫的内在发展提供了解答这个问题的某些材料。“对于我，”他在1860年左右写道，“每个人存在的程度，是同他使我满意的程度相等的”。但是，这个十九岁的青年的这种原始的利己主义很快就让位给了健康得多的概念；1865年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开始一般地喜爱人们了，而过去，甚至不久以前，他们还是同我毫不相干的。”[17]毫无疑问，时代的进一步发展和新的思潮一定会使他向前跨一大步，不是“一般地”喜爱人们，而是喜爱那样一些人，对那些人的热烈的爱是进步的标志。在《俄罗斯言论》杂志被封闭后，皮萨烈夫就参加了那保持着《现代人》传统的《祖国纪事》[18]，这个事实表明了他的进一步发展所可能走的道路。几年的共同工作是能够大大地改变他的面貌的，因为从他的空想的利己主义走向《祖国纪事》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已经并不怎么困难了。

　　但是皮萨烈夫并没有活到发生这种转变的一天。他在巴扎罗夫主义最流行的时候就死了。因此必须从这个角度来评价他。而在评价他的时候，应该承认，在社会关系方面来说，他只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上的思想家而已。

　　皮萨烈夫的活动和意义，当然并不是这个角色所能包括无遗的。他对权威原则的斗争，他对个人权利的坚持，在他作为它的表现者的那个时代过去了很久，还在起着作用。他的卓越的批判才能直到现在还保持着自己的清新的气息和强大的感染力。但是他的活动的这些方面早已为文学界所公认，因此我们认为不需要特别提出来谈了。

（何长有 译）




注释：

[1] 皮萨烈夫的第一篇文章于一八五九年发表在《黎明》杂志上。

[2] 见他的《现实主义者》一文（1864年）。沃罗夫斯基在本文里所引皮萨烈夫的话只是其大意，并不完全准确。

[3] 见皮萨烈夫《死水》一文（1861年）。

[4] 同上。

[5] 见皮萨烈夫《人民的读物》一文（1861年）。

[6] 见皮萨烈夫《现实主义者》一文（1864年）。

[7] 见皮萨烈夫《人民的读物》一文（1861年）。

[8] 见皮萨烈夫《朴实幽默之花》一文（1864年）。

[9] 这是自由工业资产阶级经济政策中的一个派别，它主张对外贸易完全自由，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这种思潮盛行于十九世纪上半期，尤以英国为最。

[10] 见皮萨烈夫《现实主义者》一文。

[11] 见皮萨烈夫《现实主义者》一文。

[12] 拉丁文：希腊日历之前的日子。意即遥遥无期。

[13] 见皮萨烈夫《俄国戏剧的主题》一文（1864年）。

[14] 卡尔·福格特（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

[15] 雅可布·摩莱肖特（1822-1893），荷兰哲学家、生理学家。

[16] 路德维希·毕希纳（1824-1899），德国生理学家。

[17] 见皮萨烈夫给他母亲的信，转引自索洛维约夫：《皮萨烈夫的生平及文学活动》，圣彼得堡，1894年，第83、99页。

[18] 《祖国纪事》转到涅克拉索夫和谢德林手上后，皮萨烈夫从1968年起开始给它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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