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沃罗夫斯基

论马·高尔基

沃罗夫斯基

（1902年）


　　〔说明〕本文作于1902年底，是为评叶甫盖尼·良茨基的《马·高尔基及其短篇小说》（载《欧罗巴导报》，1901年11月号）而作。这篇文章在作者生前未能发表。本文是在作者留下的文稿中发现的，原稿无标题。这篇文章首次刊载在1929年第4期《红色处女地》杂志上。

一



　　那专供“上流”社会读者阅读的“老牌”刊物的领导者们，有时也会吃命运的苦头。生活总是按照它自己的规律运行，由于这些规律并不永远同“老牌”刊物的公式相一致，读者们看见的往往是生活的另一面，结果，弄得这些“老牌”刊物惊讶得一筹莫展。可是，天真的读者却像enfant terrible[1]那样缠住不放，老是钉住问：“爸爸，这是什么？”这样一来，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也只好在刊物上来讨论那些根本不愿去思考的问题了……不久以前，我们那个牌子最“老”的杂志——《欧罗巴导报》[2]就是处在这种尴尬局面下的。

　　俄罗斯文学中出现一位新的人材，差不多已将近有十个年头了，他已经在其中占据了一席巩固的位置。起先在外省的出版物中，后来也在京城的出版物里，开始的时候还是间或地，到后来就经常地出现了署上“高尔基”这样一个不见经传的笔名的短篇小说。这些为作者那极不寻常的生活环境所强化了的，浸透着春天的清新气息的短篇小说的魅力，使他深深地赢得了读书界的好感，而且还把他同当代第一流文学力量并列。由于这位作者经常在定期刊物上发表作品，他的短篇小说集在最近短短的三年里也相继印行了四版，因此，俄国社会的不同集团和这些集团的机关刊物早就对这位作家有着明确的态度了。只有那个具有一定权威的刊物，直到现在还对这个新现象顽固不化地熟视无睹：这个刊物就是《欧罗巴导报》。

　　但是，抱这种轻蔑态度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凡是了解《欧罗巴导报》的文学面貌和社会面貌的读者，只要想一想我们这位作者和他笔下的人物是怎样的人，——至少，想一想他们在《欧罗巴导报》的心目中是怎样的人，那就不难发现它对高尔基先生表示憎恶的秘密了。高尔基先生把他那“有力的、勇敢的，更准确点说，蛮横无礼的人物的特别世界，坚定的、完整的和在理论与生活实践方面不知道什么矛盾的人物的特别世界”，引到《欧罗巴导报》的既体面、又合体统的沙龙里来了。“就他本人来说，高尔基倒是个蛮有意思的人物，他不仅不自惭形秽，反而以自己过去作过大街上的流浪汉、卖苹果和卖巴威利亚格瓦斯的小贩而感到自豪。他，这个在昨天还被社会所唾弃的人，现在已经率领起了一大群也是社会所不齿的人，而且还是社会永远唾弃的人——小偷、杀人犯、职业暴徒、强盗、淫棍、酒鬼和其他的下流坯，可是，他不仅没有表示任何轻蔑的或者厌恶的感情，反而用迷人的艺术力量，甚至是用狂喜的感情来讲述他们这些人所生活着的肮脏的世界，讲述由于这种在所有的意义上说来都是罪恶的、乌烟瘴气的生活，他们思想上和内心里产生了什么东西。”[3]

　　事情不是很明白么？决不能要求这批社会制度的卫道者们把这些流氓，或者至少把那描绘这些流氓的，也就是正统派杂志觉得只不过是这群流氓中的primus inter pares[4]的作者，引到他们这分杂志的订户里来。真的，你们不妨想象一下我们这位作者到《欧罗巴导报》的上流社会读书界里来讲述过去当他还是一个“大街上的流浪汉”，卖“苹果和巴威利亚格瓦斯”时所碰到的一些“下流的笑话”吧！！

　　但是，硬要同时代的潮流作对，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读书界的“轻信态度”，使他们早就注意到那位刻画出所有这些“杀人犯、小偷等等”的作者了，甚至于还把他“抬”到了，用良茨基先生的话来说，“也许，他根本就不配”（第274页）的那样高度。他站得这样高，显得多么的触目啊，甚至《欧罗巴导报》的读者也看到他了，尽管这个具有三十六年历史的“老牌”刊物顽固不化地力图用沉默来掩没他。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必须faire la bonne mine au mauvais jeu[5]来谈论这个令人感到不愉快的人。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即把高尔基先生和他笔下的那群“流氓”介绍给《欧罗巴导报》的读者，却落到了良茨基先生的身上。良茨基先生硬着头皮接受这场考验，把任务完成了，应该承认，是完成得很出色的。

　　至于这给可敬的批评家带来了多少苦恼，读者是不难想象的。“所有这些切尔卡什们、奥皮叶特卡们、库瓦尔达们、库巴尔们、恰巴们、皮里雅依们”，良茨基先生抱怨地说道，“都跟马·高尔基先生一齐来了，并且还大模大样地公然住在‘有思维能力的’和‘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的（即良茨基先生的）客厅和书斋里，并且还满不在乎他们身上所带来的那股贫民窟的和酒臭气味”（第287页）。说句老实话，良茨基先生压根儿并不厌恶这些穷光蛋，他甚至还是热爱人民的。真的，他是热爱那样的人民的，他们“创造了非常出色的民间诗歌、史诗及其充满着自由的人道的力量的理想，以及那浸透着真与善在人间必胜的思想的童话和谚语等等”（第292页）；但是，他之所以也讲人道，这是因为“与普希金、屠格涅夫和列夫·托尔斯泰的文学有关系的人”，就不可能不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第285页）。他还准备在这些无产者面前放下架子，甚至他还能够“坐在自己书斋里的安乐椅上，情不自禁地对他们欣赏不止”（第293页）。可是，——唉，——“他们根本连一点点请求同情与施舍的口气也没有，反而以独立自主的和经历过无限艰辛的那种人的冷嘲热讽的态度而感到自豪。”在碰到这样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后，就只能丢掉任何的温情主义，而实干起来。良茨基先生确实干得非常干脆。他根据这样一个公式：对于发展我们的“神智”来说，只有“作家兼人道主义者”才是“不可少的和重要的活动家”（第285页），定出了一个独特的社会道德的标准；至于“人道主义者”这个词的含义，不妨在那些陈旧的道德格言里去找找对它的解释。良茨基先生拿着这个社会道德标准依次去检验所有的客人——高尔基先生笔下的这群“流氓”，并且加以分类；符合的，——站到右边去；不符合的，——就滚蛋。由于这样的分类，高尔基先生笔下的人物差不多就没有一个能够获准进入上流社会。根据我们手头的两张统计表（第289、300页）来看，除作者外，获准的有：基列尔卡、奥尔洛夫夫妇、马尔华及其倾倒者们、《二十六个和一个》中的面包师傅和《有一次，在秋天》里的娜达莎。可以这样说，他们这些人构成了高尔基作品中供上流社会仕女们阅读的版本。

　　但是，良茨基先生也并没有让这些被社会唾弃的人听从命运的摆布。他把柯瓦洛夫和吉洪（短篇小说《苦恼》中的人物）叫了过去。他说道：“柯瓦洛夫已经本能地感觉到，他这个可怜人身上所缺少的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了。他渴望得到这个‘东西’，就像一个在迷濛的雾中掉到河里的人拼命想去抓住河岸一样。对于所有的柯瓦洛夫们来说，这个‘东西’就是知识，就是认识字[6]……”良茨基先生套用了那本陈旧的格言集里“学习就是光明”这条家喻户晓的谚语，这样惊叹道。之后，他就把这些被认为是废物的人打发走，每人送了一本“媒介”社[7]的出版物。祝您成功，良茨基先生，他们拿这些东西去卷烟卷，倒是再好也没有的！

　　良茨基先生把这批讨厌的客人打发走了之后，就打开大厅的门，那里已经聚集着《欧罗巴导报》的好多读者，于是对主犯，即对高尔基先生的公开审判就开始了。良茨基先生身上有着非常浓厚的检查官的癖性，他能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激发被告的天良。所以，他一上来就想吓唬一下这位被告，就是所谓先来一个下马威：

　　“您是否还记得，高尔基先生，有一次，在秋天，您跟一个没有饭吃的娼妇一起偷过小吃摊上的面包？”良茨基先生一上来就这样“开门见山地”说道（第287至288页）。良茨基先生当着他的听众把破坏基本制度，即所有制的罪名加在我们这位作者的身上后，接着，就又扯到另一个问题：

　　“您破坏了伟大的自由原则，把它同那些到处流浪，没有身份证的人的生活胡乱搅在一起。您还给人们提出这样的任务：用为自由而生活来代替自由地生活（第294页）。总之，我根本不理解，您为什么给您那些流浪汉谈论自由？‘真正存在着自由的地方，人们就不会去谈论自由，也不会去注意自由，就如一个肺部正常的人不会去注意新鲜空气一样’（第295页）。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多说的呢？”
　　“您还破坏了伟大的劳动原则，您没有让奥尔洛夫老老实实地为上流社会去做皮靴，却反而把他弄成个流浪汉。在我们看来，这在心理上是毫无道理可言的。谁脑子清醒，谁就不会去做流浪汉，何况有着一身的手艺和劳动的习惯呢。”
　　“您侮辱了农村和人民——这是任何一个良好社会的基础。当然，您生活的那种环境‘没有给您认识农村的机会，没有使您能够即使不说喜爱吧，至少也该理解它’。因此，您在农村里‘就感到令人难忍的窒息与愁闷’……但是，您笔下的那些人物却尽是些‘特别的、被社会唾弃的人，或者更精确点说，是自绝（原文如此！）[8]于自己同伴的人，穷凶极恶的像头饿狼，并且按照狼的方式判断、思考（？），所以，他们的人生观在本质上是狼的人生观，既然这样，把这种人生观同真正人民的人生观相提并论，就不能不违背常理，因为在人民的人生观里，阴暗的思想是受深刻的人的感情制约的。’[9]既然，您，高尔基先生，承认同‘自己人物的世界观相一致，那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是反人民的’。”

　　在扣上这种大帽子之后，良茨基先生稍微缓和了一下语气，开始责备说：

　　“您用完全不能令人容忍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对待知识分子……在童年和青年时代，‘当您的那些同伴只知道（！）[10]偷窃、酗酒、为非作歹的时候’，您（顺便说到？）‘却读着各种各样的书’；可是，这些书是谁写出来的呢？是我们，是知识分子！后来，我们也曾向您高高兴兴地敞开我们的胸怀，而您却大模大样地对待我们。我们把您当作自己人看待，可是，您却把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叫作是萎靡不振的、利己主义的、虚伪的人。我们一直帮助您‘通过跟有识之士谈话，通过读书，——书也是这些有知识的人写的，——从那个流浪汉的圈子里摆脱出来，了解他们的内外生活的特点，——如果您总是同那些流浪汉生活在一起（！），您就一定不会注意这些特点。总之，除了您的才能外，您应该把您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艺术家所受的教育，都归功于知识分子’（第279页）。可是，您……却表现得非常的不好，非常的不好，高尔基先生！”

　　良茨基先生的这段控诉词不仅得到了自己、听众，而且看来还得到了被告的怜惜，这之后，他就非常温和地，甚至带点儿熟不拘礼的亲暱口气继续往下说道：

　　“我们也知道，高尔基先生，就您的本性来说，您不是一个流浪汉，而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艺术家。您做流浪汉是暂时的、偶然的。如果把您在作品中用您自己的名义说得如此真诚的那些片断集在一起的话，那就非常清楚地表明：您是一个温和的、善于爱人的人，一个对于人的苦难与痛苦有着共鸣的人，但也是一个带点儿病态的容易激动的、神经质的人。您回想一下柯诺瓦洛夫对您的评价吧：‘你对一切都抱着怜悯的态度。显然，你是一个心灵脆弱的人！’到底是谁对：是那断定您是一个‘心灵脆弱’和‘富于怜悯心’的柯诺瓦洛夫呢，还是那仿佛有些崇拜强者、崇拜凶恶的野兽式的粗鲁的您自己对呢？一个寓于怜悯心的和善于爱别人的人，一个有知识的和有理性的（原文如此）人能够真正地唱出‘勇士的疯狂就是人生的智慧’这样的歌来么（第300页）？您为什么喜欢‘采取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姿态，用不平常的感情和响亮的词句伪装起来’？您是在愚弄谁呢？并且，我们还知道，您的真正的道德，本质上它属于基督教，对于生活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的。可是，却突然出现了一种坏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鹰之歌》[11]。这简直是在‘胡说八道！’‘我们歌颂这种勇士的疯狂！’高尔基先生，您该为那些庸俗不堪的事物感到羞愧！您在悄悄地讲些什么呢？您是不是说过：生成爬行的东西‘不会飞’？没有吗？那我可能听错了……现在我宣布休息一下。”

　　休息之后，良茨基先生终于这样相信：听众已经从纠正过来的，并且是唯一“必要的和重要的方面”了解了高尔基先生，所以，他建议被告在下面这份自我否定书上签字：

　　“我，下面签字的人，马·高尔基，现在承认，我的题材仅仅是一个，多则是两个人，是和平的自然景象、海、太阳和空气。在这方面，我称得上是一个内行，在这方面，我是一个精练的审美家，而且还是一个同样精练的心理学家：总是沉思着灵魂的永恒的黄昏、关于人的存在的那些永恒的问题，您愈是拼命地想把这些问题的谜猜出来，它们就愈是深奥莫测。”

　　…………

二


　　在社会生活发展的进程里涌现出来的无数冲突与矛盾中，有一个矛盾是非常重大的，虽然并不十分令人触目，这就是生活的内容与其所创立的形式之间的矛盾。生活的内容比起那些形式，即比起生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极力把这个内容硬塞到其中去的那些形式来，真不知要丰富和纷繁多少。生活总是极其严峻地把无限丰富多彩的生活现象都装到那已经形成的各种社会形式的框子里去，并且无情地把所有那些不愿意呆在狭窄的框子里的东西加以摧残。尽管社会生活总是墨守陈规地极力把全部社会现象都塞到它所制定的那几个寥寥可数的框子里去，可是，就在生活过程本身中也还是存在着永远与这种严峻的做法相违反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分化。这个分化的因素极力想瓦解那些已经建立的关系，破坏那些已经形成的社会机体，把那些漂浮在社会生活的表面上的类似泡沫或者杂质的东西游离出来。这些杂质是发展过程中的废物呢，还是也包含着有价值的东西，——无论是在前者或者后者的情况下，它们都证明：在这个发展过程里并不是一切都很顺利的；它们还证明，这个过程并不能容纳所有的力量和才能，从而也就不能满足全部要求和需要。在生活的表面上积累起来的杂质要是愈多，其中有价值的东西要是愈多（这价值，当时不是社会的、也不是肯定的，而是否定的，它表明这些杂质并不是那种东西，然而却有可能成为那种东西），那么，这就意味着，各种关系所构成的现存制度就愈不能满足那极其丰富和纷繁的全部生活的需要。但是，任何一种自发的、无意识的东西，包括历史的过程在内，它的命运总是这样：只要一开始发展，它就会一直继续下去，不到变成荒诞的东西，从而变为可以意识到的事实不止，或者，不到外在的影响改变了它的进程不止。所以，硬把生活塞到一定社会形式的框子里去的那个社会过程，是自管自在行进和发展的，根本不考虑生活完全是按照另一条道路在运动，而且是变得愈来愈复杂，愈来愈纷繁的。由于形式与内容的这种基本矛盾，就使得愈来愈多的力量被消耗掉，因此，生活在大地上的人们，尽管在肉体和心灵上所占据的领域差不多一天比一天大，也还是感到“缺少活动的余地和感到窒息”。

　　我已经指出，生活总是愈来愈丰富，愈来愈纷繁的。正因为生活变得愈来愈复杂，正因为被它作为组成部分吸收到它身上来的成分愈来愈多，所以创立新的组合的可能性，以及生活所能创造的典型也就愈来愈多。而每一种新的典型，无论它是个人的或者集体的典型，都会提出自己的一些要求，要在生活的筵席上占据一个席位，取得自己在这共同的丰盛的酒席上应得的一分。但是，生活并不是完全平等地对待自己的孩子的：在一些孩子的心目中，它是一个母亲，可是，在另一些孩子看来，它却是一个狠心的后母。现代的生活，即社会生活，一般地说，是不认识人的；为了在生活中取得公民的权利，就须得出示身份证那样的东西，并且确定自己的社会面貌。

　　为了生存，人不得不进行永恒的斗争，一方面，在对大自然的斗争中，另一方面，又在为了争取领导权和统治地位而进行的对人的斗争中，由于劳动分工以及社会生产力组织的需要，形成了一些共同生活的形式，对于文明的民族说来，这些形式就成为它们的特征。这些形式也就是社会的阶级集团。社会生产，自然财富的社会开发以及生产力的社会运用，把社会变成一架机器，在这里，各个不同的阶级和集团相互建立起某些关系，以便最有利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达到主要的目的——社会生产。那个被历史发展的进程提到社会的首位上来的集团，就成为这架机器的主要领导者和调节者。这个集团由于掌握着组织与调节社会关系制度的大权，所以，它就使社会制度能最充分地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尽可能地保证它所同意的制度和秩序，当然也符合这个集团本身的利益，因为这种制度和秩序是最符合它的需要的。因此，它就倾其全力把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使社会分裂成不同的集团这种情况保存下来。正因为社会由于这种生产的利益而分裂成许许多多或大或小的集团，所以它里现呈现出来的就是一幅五光十色的图画。每个这样的集团都是在共同的物质利益的土壤上，在运用同样的手段来取得生活资料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同样的经济条件就在一定集团的成员身上产生出同样的心理状态，同样的法律的和道德的观念。经济上的需要变成心理上的、道德上的、法律上的需要。因而，也就随着出现了具有自己的一些概念和观点的小圈子，虽然这样的小圈子还是从属于统治集团的某些观点，即从属于所谓整个社会的概念，但是同时，它还是神圣不可侵犯地保留着它自己的一种特殊的世界观。

　　这样一来，现代社会就成了许多有着不同程度卑微利益的小圈子，为了在社会上获得公民权，就非从属于某一个小圈子不可。在现代条件下“生活”，就意味着依靠某种劳动或某种报酬来维持自己的生存。生理的概念为经济的概念所代替。但是，为了过这样意义的“生活”，就得不仅在社会意义方面，并且也在自己的世界观方面与一定的社会形式相适应。现代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他的阶级的心理状态，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而在这些现象之间发生不协调的地方，我们就遇到一种正在分化的典型。现在，我就来谈一谈这种典型。

　　我已经顺便指出，生活本身自发地表现出来的现象，比起那把它组织起来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形式来，真不知要丰富多少。不论人们多么努力想把全部社会现象都塞到这些狭窄的框子里去，人们都是不会成功的。分化过程经常把那些已经形成了的典型弄成各种不同的样子，同一父母也会生出许多彼此毫不相似的后代。在这些后代中，有一些按其心理状态的型式来说，与现存的某一社会集团极其相像；而另一些则又不大一样，因此，这样的后代只好克制自己，做出让步，走向妥协。他们在变成“凡夫俗子”[12]之前，往往扮演着“伟大人物”的角色。可是，在这许许多多的后代中，还能发现这样的极端的典型，他们就精神气质来说，与任何一个社会集团，或者，至少与他们本身所属的那个社会集团都不一样。必须要有性格上的根本改变，而不是单纯的妥协，才能使他们与已经形成的某种生活形式相适应。在这批极端的代表中间可以看到出身相同，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却起着完全不同作用的两种典型。第一种典型，即深刻的社会典型，他鉴于那个与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社会集团的死气沉沉的环境，就转而向社会呼吁，然而他所面向的不是现存的社会，不是向一架盲目的、力图以自发的力量向他们所不知道的目的地奔去的机器，而是向依靠自觉的创造活动建立起来的高级社会。这种典型所体现的主要是理性的、理想主义的、利他主义的对于日常庸俗行为的一种抗议。第二种典型则是鲜明地个人主义的，他痛苦地感到自己是受到了社会的排斥，因为把社会当作监狱那样加以蔑视和憎恨，这种典型根本不把共同的幸福当成自己的理想，而作为他的理想的仅仅是个人——首先当然是他自己个人——的自由与不受约束。按其心理气质来讲，这是一种反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的典型。这种典型在生活实践中简直发展到非常极端的地步。

　　上面所谈到的第一种典型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所以，我要谈的只是第二种典型，高尔基先生短篇小说里的那些“流浪汉”人物都是从这种典型所在的环境里来的。

　　要了解像切尔卡什、普罗蒙托夫等人的那种“豺狼的”性格，就必须仔细地研究他们这些人是怎样落到那种地步的。为此，就应该研究他们出身的那个环境，以及他们所不得不经历的那些过渡的阶段。高尔基先生的短篇小说展示出整整一座典型人物的画廊。他给我们绘出了流浪汉心理上的各种各样的色彩，并十分鲜明地表现了“流浪汉”面貌的演变情况。从短篇小说《傧相》中的那个还没有脱离农奴心理状态的乌波瓦尤席起，直到那代表着充分定型了的惯贼切尔卡什止，这就是贯穿那些过渡阶段的一道完整的阶梯。为了把这座画廊研究明白，就必须尽可能地把这些人物性格概括成一定的心理典型，即去掉所有那些属于个人的、偶然的特征，把所有共同的、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抽出来。

　　我在上面已经指出：人们的心理状态与生活所制定的那些共同生活的形式不协调，是人们所以受到排斥，沦为社会渣滓的主要原因。在现代生活中，一个完美的人要把全部能力发挥出来，凭自己的全部感情来生活，是很难找到立足之地的。生活不给这些能力以用武之地，所以它们只能被埋没。社会需要和为生活而经常进行的斗争只在人们的身上发展一定的心理特征，把这些特征提到第一位，还赋与它们以一般的日常生活的性质；其余的特征对于他只起一种摆摆排场和装饰外表的作用。至于那些与公共生活形式不协调的人，在他们身上有力地表现出来的就不是那些必要的、“装饰外表”的特征了，——他们对于那些“日常生活的”东西是极其轻视的。他们的心理与生活条件的这种不协调就逐渐把他们从社会中排斥出来，使他们脱离了自己的阶级，这样，又使得他们身上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反社会的”特征更加发展起来。

　　“我这个人，在生活中就感到憋气”，普罗蒙托夫说道（《无赖》）。“生活的天地是狭窄的，可我又是一个喜欢占据广阔空间的人……或许，这是不对的。但是，世界上就有一种特别的人，应该说，这是那永不安宁的日得[13]生养出来的一种人。这种人的特点就在于：他们怎么也不能给自己在世界上找到一个立足的地方，并且牢牢地守着它。他们内心里活动着的是一种对新事物怀着期望的不安心情……在生活里，人们是不喜欢这样的人的。他们这样的人：胆子大，可又不合群。要知道，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像五戈比的小钱，普普通通的铜板……这些五戈比的小钱和铜板之间的全部差别就在于：制造它们的年代不同而已。这个是被磨平了的，而那个却是比较新的，但是，它们的价值却是相等的，它们都是用同样的材料造出来的，它们身上那种令人恶心的气味也是彼此不相上下的。可是，我并不是五戈比的小钱，……虽然可能，我只是一枚两戈比的铜板。”这番话充满着骄傲和自命不凡的味道，甚至可以说是充满着崇拜这种特殊的生活、这种“不同凡响”的东西的味道。然而，一个完全定型了的流浪汉的基本特征却正是这样，普罗蒙托夫恰恰就是这种道道地地的、最完整的典型的鲜明代表人物之一。跟任何完整的典型一样，这个典型变得有点儿僵硬，因此同样落到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形式里[14]。高尔基先生短篇小说中的那些还没有发展到这种极端地步的人物，却令人更加感到有趣和富有教益。例如，柯诺瓦洛夫就是这样。那种模糊的、动摇不定的心理状态就与他那作为过渡典型[15]的角色相吻合。柯诺瓦洛夫与社会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既然是一个手艺人，当然他就没有与他所生长的那个环境断绝关系，因此，他的思想根源就离不开这种环境所具有的心理状态。他跟奥尔洛夫（《奥尔洛夫夫妇》）一样，也感觉到“生活是一个坑”，但是，他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并不是从否定社会出发，而是相反，从纯粹的社会观点出发的。“需要那样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人人都有广阔的天地，谁也不妨碍谁”，他这样宣称道。或者：“谁应该来建设生活呢？”他问道，接着，他就直截了当的这样决定道：“我们，我们自己！”他在做出这个决定的同时，就开始从哲理上去研究这个命题：“我们是什么人？”原来，他是一个多余的人。“我活着，我发怒”，他严厉地自我批评道，“我自己感到好像母亲生我下来的时候，我就没有别人都有的，以及一个人所首先需要的那种东西”，这就是说，没有那些“日常生活的”、“实际的”特征。“并不是我一个人，”他继续说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多得很。我们是一种特别的人……不能把我们列入任何一个人里来。我们需要特别对待……特别的法律……极其严酷的法律……以便把我们从生活中清除出去。”这个奇怪的结论完全是同柯诺瓦洛夫个人的心理状态有关的。柯诺瓦洛未是一个大主观主义者。我们已经看到，他是从自“我”这方面来看待社会问题的，并且，就是在评价他自己的时候，他所遵循的也是那个同样的原则。他发现，在他的内心里还缺少一种立足之“点”，所以，他就得出这样一个关于自己无用的结论。他的根本错误就在这里。缺少这样的“点”，不过是他与那已经形成的社会共同生活形式不相协调的一种主观反映。他们，柯诺瓦洛夫们，的确需要一些“特别的法律”，以便使他们能够成为有益于社会的成员。他们需要的是一种这样的社会组织，在这样的社会组织里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心理特征并不是另一种心理状态的附加物，而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日常生活的”情绪。在那样有利的完全适应的条件下，他们这些模模糊糊地憧憬着某种事物、有着非常强有力的性格的人，就一定能够起重大的作用，干出英雄主义的事业来。我们知道，在欧洲社会生活中的严重关头，在所谓的社会渣滓中却常常涌现出了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活动家，因而使论敌得到了把运动本身跟小偷、流氓分子混为一谈的借口。高尔基先生通过他笔下的奥尔洛夫（《奥尔洛夫夫妇》）这个人物，非常出色地把柯诺瓦洛夫们在精神上也有可能提高到创造出丰功伟绩的地步的情景展示出来。为了阐明这个有待发挥的思想，这里就多费一些笔墨来谈一谈这个从政论的角度看来非常精彩的短篇小说。

　　格利高里·奥尔洛夫的职业是鞋匠；他是一个机灵的人，手艺也很高明；他已经结了婚，并且跟他妻子的感情很不错，看来，他们已经有着能够建立那种平凡的小市民幸福生活的一切因素。“别人过日子，也不是怨天尤人的，他们不停地积攒钱，把钱拿去开作坊，后来，他们就过起老板的生活来了。”可是，奥尔洛夫却没有迁就自己的这种生活。“我已经学会了手艺……”他这样往下推论道，“这究竟是为着什么呢？是不是，除我之外，就没有什么鞋匠了呢？唉，去他的，做了一个鞋匠，以后又怎样呢？对我来说，这又有什么可满足的呢？……我老是呆在这个洞窟里，不停地缝着，缝着……到头来，还不是一死了之……为什么我要这样活一辈子，缝一辈子鞋，又一死了之呢？”由于这种生活所带来的痛苦和烦恼，奥尔洛夫开始喝起酒来；一种莫名的仇恨周期地，过了一定的时候就来袭击他，每在这个当儿，他就拿老婆来泄恨，狠狠地揍她一顿，然后，跑到酒馆里去跟那些只知欢乐不知愁的人一起大喝特喝。这种莫名的仇恨愈来愈频繁地袭击他，奥尔洛夫就愈自暴自弃，在前面等待着他的是流浪汉的那种痛苦的命运。可是，暂时他依然保持着他那手艺人的地位，跟柯诺瓦洛夫一样，他也力图用不合流的性格的观点来说明他自己的不幸。等到后来，终于沦落为流浪汉的时候，他就会用另外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事物，并且像真正的流浪汉那样把自己的不幸都统统诿之于社会。而在目前，在还没有跟这个社会割断联系的时候，他认为社会是健全的、正确的，自己才是不中用的东西。“显然，我生下来内心里就是不安定的，”他这样推论道，“我生来就是这样的性格。霍黑尔[16]的性格像一根棍子，而我的性格却像弹簧，只消按它一下，它就会动弹起来……比方说，我跑到大街上去，我看见这样那样的东西，可是，我自己却什么也没有。真使我生气。霍黑尔呢，他什么也不需要，这事儿真叫我生气，他这个大胡子鬼什么也不要，可是我……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东西……我是什么都要。然而，我老是这样呆在洞窟里，不停地干活，却什么也没有。”当奥尔洛夫意识到他自己与那些已经形成的生活方式不协调的时候，他已经毫不怀疑，他的位置是在“流浪汉的队伍”里了。“宁愿去当流浪汉”，他说道，“虽然会挨饿，可是却自由自在”。要不是由于外在的完全偶然的干涉，这样的命运早就落到他的头上来了。

　　城里发生了霍乱病，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抗霍乱的斗争也展开了。在容易受到传染的危险中间，在来自愚昧的市民群众的不信任的，甚至差不多是敌视的态度中间，与流行性疾病的斗争就提到了创造丰功伟绩的高度，提到了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高度。我在上面曾经说过，那些跟环境不协调的人，在比较良好的条件下也是能够表现出英雄主义的精神来的。对于奥尔洛夫来说，同霍乱病的斗争及其紧张的活动、每分钟都能受到的传染的危险以及忘我精神的光荣，就是这样的条件。他当了看护，卫生人员的奋不顾身的精神，“为了钱是决不会这样卖力地干的”这种认识，吸引住了奥尔洛夫，当他把那些英雄主义的因素从个人移植到事业上去的时候，他就理想化了自己的作用。像这种跟诗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传染病，在他的想象中却取得了勇士那样的艺术面貌。“我的灵魂在燃烧”，奥尔洛夫怀着愉快的心情向他的妻子说道，“心灵渴望广阔的空间，以便使我能够把我的全部力量施展出来……嗯！我现在感觉到我身上的力量是用不完了！就是说，例如，即使这种霍乱病变成了人……变成了大力士……甚至变成伊里亚·穆罗米茨[17]，我也要同他较量，做一次你死我活的斗争！看是你厉害，还是我，格利什卡·奥尔洛夫厉害，呶，看谁战胜谁吧？即使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要把霍乱病消灭干净……我要是死了，就在我的墓上竖一个十字架，刻上‘格利高里·安德烈耶夫·奥尔洛夫……为俄国消灭了霍乱病’。我再没有别的希求了。”奥尔洛夫的这种想象非常鲜明地说明了这种不协调的典型的心理状态的特征。他能够干出英雄主义的事业来，但是，有规律的日常工作他却干不了，尽管对于这样的工作他也是十分看重的。像他这样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社会形式的否定者，在否定了一定社会形式之后也是不可能同另一种社会形式相协调的，可是，任何一种有规律的工作却都少不了一定的社会形式、一定的制度。如果说能随心所欲地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现存的那些社会形式，并且使它们变得对那些不协调的人有利的话，那么，它们就完全消除了今后产生奥尔洛夫们、柯诺瓦洛夫们的可能性了，但是这些社会形式却不能把那些活生生的已经定型了的奥尔洛夫们改正过来，充其量不过在开始的当儿，能够使他们这样的人发生兴趣而已。

　　的确，在经历了一个时期以后，奥尔洛夫就开始这样思忖道：“彼得·伊凡诺维奇说：所有的人彼此都一样，难道我不是跟大家一样，也是人吗？然而，瓦希钦科医生就比我好，彼得·伊凡诺维奇也比我好，而且许多其他的人都比我好……这就是说，他们跟我是不一样的……我跟他们是不相称的，这一点我现在是感觉到了。”……在熟悉了自己的新环境和新的工作之后，奥尔洛夫发现，这也不过是一种“日常生活”，在这种生活中间，他的“快乐的”热情又冷下来了。他费了很大的功夫怀着无限向往的心情沿着悬崖峭壁终于爬到了高原上，——这时，他才看到，这儿跟下面平原上的情形完全一样，不仅住着人，而且还牧放着成群的牲口，不仅有灿烂的太阳，而且也有轻拂的和风。这儿，在卫生人员和医生们中间他也发现了十分确定的社会形式，并且很快就感觉到，他跟这些形式，跟它们的代表者的心理状态，如同跟下面平原上的那种形式一样，也是不协调的。原来他跟他们是不同的，他这样暗忖着，……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小小的事情：生卡·乞席克——奥尔洛夫同院住的一个男孩子——被送到隔壁病房里去了。在傍晚的时候，生卡就死了。他的死大大地影响了奥尔洛夫原先那种疑惑不定的思想。在沉默了一阵之后，他心里的“那些该诅咒的问题”又浮了出来。英雄主义的帘幕开始从他的活动中降落下来，“日常生活的”一面又现出来了。“在死亡面前无能为力这种令人沮丧的意识和对死亡的不理解支配了他。他在乞席克的身边忙过来忙过去，而且那些医生也是满腔热忱地悉心为他诊治……这个小孩还是死了。真叫人感到难过……总有一天，他，奥尔洛夫也会得这样的病，也会抽搐成一团……一命呜呼的”……怀疑的种籽终于埋在他的心里了。奥尔洛夫徒然地认为：同一个有学问的人谈谈也许能使自己的思想轻松些——柯诺瓦洛夫也曾用这样的幻想来安慰自己，——这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只不过是一种可以稍稍抑止内心的不满与忧郁的愿望而已。奥尔洛夫的妻子，玛特列娜却是一个有趣的对立面。我们是在同样的条件下，也是在那个地下室里看到她和奥尔洛夫的，她在那里帮助丈夫缝鞋子，他们俩也是一起到隔壁病房里去的。可是，无论在什么地方，玛特列娜都是一个安祥的、稳重的、令人喜爱的女人，跟她那不安静的丈夫不一样。她还是头一次落到这样讲究礼节的小市民的环境里来，所以，她在病房里意识到，她过去的日子是过得太好了，并且产生了这样的愿望：将来一定也要过这种安静的、纯洁的日子。当她的丈夫又露出他过去的那些恶习时，她就坚决地抛弃了他，而到一个学校里去给人补鞋。她是一个与自己的环境完全协调的人，也终于在这个环境的安静的、平凡的活动中找到了满足和幸福。她的丈夫却不是这样。乞席克死后不久，他先前内心里的那种愁闷又马上涌现出来。“我是多么的难过啊！”他抱怨道，“我在人间过得多么的憋气啊！难道这就是生活么？呶，比方说，那些患霍乱病的人，他们是些什么人呢？难道他们帮助过我么？有些人眼看就要死去，另一些人正一天天的复元起来……我也还要继续活下去。怎样生活呢？这根本不是在生活，而过的是一种害痉挛病的日子……难道这不令人感到可怕么？要知道我是完全了解的，只是很难表达出来而已，我不能那样生活下去……然而，我到底应该怎样生活，——我却不知道。你看，人们在医治那些病人，他们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料……可是，我这个健康的人，却是一个灵魂上非常痛苦的人。难道我还不如那些病人么？你认为我比霍乱病这个瘟神还要坏……我的心在痉挛，问题就在这里。”

　　这样一来，奥尔洛夫又恢复了他从前那种内心的情绪。但是，那些在他热中于医务活动的时期内沉寂下去，并且在他的心灵深处藏了起来的东西，现在又带着更大的力量突然爆发了出来：他采取了坚决的行动——去当流浪汉。在这个短篇小说的结尾地方，我们就在那散发着纯粹流浪汉哲学气味的令人可疑的小客店里遇见他了。“就是在现在，”他坦白地说道，“我还是想干点与众不同的事情出来……我想把整个地球弄成粉末，或者，集合一伙同道去杀犹太人[18]……杀个干干净净……或者，去干跟这些差不多的事情，站在比所有的人都高的地方，然后居高临下地向他们吐口沫……并且还要这样对他们说：喂，你们这些混账东西！你们是为了什么活着？你们是怎样生活的？你们是伪善的骗子，并不是什么别的！之后，就从上面一个跟斗栽下来，跌个粉身碎骨。”

　　在高尔基先生的那些短篇小说里，还可以找出很多相当突出的，完全值得一提的特征。但是，由于我的研究范围只限于上面所说的那些典型，所以不能深入地对我们这位作者的作品进行细致的评价。本文的目的在于：阐明那些确定不移的观点，提出一些在对高尔基先生的作品进行政论性[19]评价时，与《欧罗巴导报》的那位批评家所倚为根据的陈旧的道德说教全然不同的准则。

　　现在，由于良茨基先生对高尔基的那些歪曲和诬蔑，我还得稍微费点笔墨来谈谈作者对待他的那些人物的态度。

　　高尔基先生在生活中根据直接的亲身体验研究了他所要写的那些人物之后，看到了一个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说令人感到痛苦的事实：在那“豺狼”道德，或者正确点说，就是在生活实践的粗糙的外壳底下，往往隐藏着珍珠那样的道德品质，这就是当代的作家和思想家徒劳无益地呼吁着的东西。那种个人的力量，即使它在实践中仿佛应用得很不恰当，那种对于平凡事物的永远感到的不满足、对于好东西的无止境的渴望，以及对于非凡的事物和“勇士狂热”的苦苦追求，——这一切，都是对现成的社会关系性质表示抗议的征兆。难道这不是当代社会的优秀力量所追求而没有在自己的环境中找到的那些理想的激情的生动体现么？难道不是这种要求给易卜生、尼采和高尔基先生本人带来光荣与广大声誉的么？而同时，被社会的优秀力量所追求的那些品质却一直受到生活制度本身有系统的排斥，而且还往往被当成无用的——且不说有害的——东西而加以抛弃，这难道不是令人震惊的迹象么？既然必须到后院粪堆里去找社会道德结构的珍珠，可见，社会本身情形就很不妙。而我们的作者挖出了这个珍珠，并给社会展示出来。从这个时候起，他就成为这个珍珠的讴歌者，成为在我们的社会里还根本不存在的，然而却是向高级社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那些道德品质的讴歌者。在作者的心目中，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社会价值，只有抽象的价值，即作为某些社会品质的体现者。作者对流浪汉的态度，也就是对那些活生生的人的态度，是鲜明得不会使人产生半点儿怀疑的，值得惊异的倒是某些老爷们的无耻用心，他们不仅把流氓、小偷的观点和道德，甚至把这些人的行为都加在作者身上。[20]

　　高尔基先生把他在被社会唾弃的人们当中发现的那些品质作为一个标准，拿去衡量社会上的各个不同的阶层。但是，在一些人的身上，例如，在工商业阶级身上，如果说这些品质也有一部分得到表现的话，那么，也仅仅是把它们作为争权夺利的一种有利的武器而已（《福玛·戈尔杰耶夫》）；至于在另一些人身上，在城市底层或者在农村的人们中间，他只看到了为不可逼视的现实而进行的无聊的斗争；如果说在那里也发现了先天就具有这些道德品质的人，那么，他们就是跑到“外面”去的人，即流浪汉。最后，作者怀着很大的希望跑到最有希望的阶层——知识分子跟前去。他在那里发现的东西，他都在很多短篇小说里一再地，而且是非常明确地反映了出来。高尔基先生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这是可以用来写一篇洋洋大观的文章的一个题目。这儿不能细谈，——就不谈，这篇文章已经长得成了一篇论文了。为了便于了解高尔基先生对知识分子的否定态度，我只提一提他的几篇短篇小说就够了，如：《淘气鬼》、《瓦连卡·奥列索娃》、《庄稼汉》、《福玛·戈尔杰耶夫》。

　　这样，高尔基先生没有找到能够体现出他所喜爱的那些道德品质的社会力量，或者至少还没有在自己的短篇小说里把这种力量给描绘出来。这个原因，在我看来，在于这样的社会力量还刚刚在生长。具有独特的心理状态的、对现状不满的、追求着未来，同时对于这种未来所必需的力量表示向往的人物，已经从社会的细胞中逐渐地，但却是不可阻挡地诞生出来。这种无名的人物有时在高尔基先生的短篇小说里也一度出现，可是，他们的轮廓却非常的模糊。高尔基先生的思想为人们所乐于接受，加上类似的学说也极为流行，虽然这些学说是从另一种世界观，例如从尼采的世界观产生出来的，这个事实本身也就肯定了上面所说的想法：显然，在社会的核心里正诞生出一些未来的人物，改组生活，使它不再成为“陷坑”的责任就落在他们的头上。

（程代熙 译）




注释：

[1] 法文：淘气的孩子。

[2] 《欧罗巴导报》（1866-1918），在彼得堡出版的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的文史月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它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过一连串的斗争。

[3] 叶·良茨基：《马·高尔基》，载《欧罗巴导报》，1901年11月号，第286页。——作者注。

[4] 拉丁文：同类中的一个、魁首、第一人。

[5] 法文：故作姿态地。

[6] 真是简单而明白，而且一点也不用费脑子！——作者注。

[7] “媒介”社是一家出版大众读物的出版社，1884年底创办于彼得堡，其宗旨是宣传托尔斯泰主义。

[8] 真是一个与果戈理笔下那个中士一样的人物！——作者注。

[9] 显然，良茨基先生不仅用这种庸俗的观点来评价高尔基先生一个人，而且还用它来评价整个的世界。——作者注。

[10] 这个带些幼稚的字眼：“只知道”，已经完全超出文学上礼节的界线了。——作者注。

[11] 我推荐大家读一读良茨基先生对《鹰之歌》的这篇出色的分析文章，在这里，他，跟希腊神话中的那只长着女人头的怪鸟一样，“连自己都给忘掉了”。——作者注

[12] 这也是《欧罗巴导报》的一个撰稿人，斯巴索维奇先生，在为库兹涅佐夫辩护时所使用的一句话。难道这不是一句具有代表性的话吗？——作者注

[13] “永不安宁的日得”，典出《圣经》。阿加斯费尔犯了罪，上帝给他惩罚：令他不停地在路上行走，过着四处漂泊、流浪的生活。后来，人们就把阿加斯费尔叫做“永不安宁的日得”。

[14] 这种形式可以称为社会的，只是因为它是生长在社会身上的寄生虫。——作者注。

[15] 这并不是说，柯诺瓦洛夫这样的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切尔卡什或类似切尔卡什之流的人物。在研究“流浪汉”这类人时，如果把切尔卡什、普罗蒙托夫以及与他们相似的那些人物当成是已成形的最后的典型，那么，柯诺瓦洛夫还只是一种过渡的现象。——作者注。

[16] 奥尔洛夫同院住的一个居民。——作者注。

[17] 俄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

[18] 请不妨同霍乱病，即同依里亚·穆罗米茨比较一下。——作者注。

[19] 至于说到对高尔基创作的艺术评价，我只能用双手在良茨基先生的那个宽大的判决词下面签字。——作者注。

[20] 作者（指高尔基）本人在十一月二十二日致《圣彼得堡公报》编辑部的一封信里曾对此提出过抗议。在谈到不久前出版的《马·高尔基。格言和怪论》一书时，高尔基就指出了这样一个毫无道理的作法：“该书的编者把作者笔下的人物的观点和意见都加在作者身上。”——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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