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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第一次给予国外的报刊一种鼓舞，不过不是给予可尊敬的右派报刊，而是给予左派和极左派的报刊。人民群众对伟大的革命的同情正在非常巧妙地被导入苏维埃官僚的磨坊。“同情的”西方报刊无形中正在日益丧失那种发表使苏联统治阶层感到不安的东西的权利。凡是克里姆林宫所不喜欢的书籍，这种报刊都恶意地只字不提。振振有词而毫无价值的辩解文章则用许多国文字出版。本书从头到尾避免引用官方“友人”的专著，宁愿参考粗糙的原始资料而不愿使用老一套的外国解释。然而，这种“友人”的作品，包括共产国际的作品——这是其中最愚蠢最庸俗的部分——却汗牛充栋，在政治上起了并不是最小的作用。我们必须用最后几页结束语的篇幅来加以论述。
目前对思想宝库的主要贡献，据说是韦伯夫妇的著作《苏维埃共产主义》。这两位作者不提取得了什么成就和已经取得的成就正在朝什么方向发展，而用一千二百页的篇幅来说明办公室中所想的所说的东西或者法律中所说明的东西。他们的结论是：种种设计、计划和法律实现以后，共产主义在苏联就实现了。这就是这本令人感到沉闷的、重述莫斯科官方报告和莫斯科报刊上周年纪念文章的书的内容。
对苏维埃官僚的友谊并不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友谊，相反，这种友谊正是妨碍无产阶级革命的。韦伯夫妇固然随时可以承认，将来某个时候共产主义制度一定扩展到世界其他地方，“但是，如何扩展、何时扩展、扩展到什么地方、有什么改变，以及究竟是通过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渗透，或者甚至是有意识的模仿，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回答的问题。”这种拒绝回答的外交词令——或者，实际上，这种直率的回答——最好地说明了这些“友人”的特点，同时也说明了他们的友谊的实际价值。如果一九一七年以前，即对革命问题作出回答更要难得无可比拟的时候，每个人的回答是这样的，那末，在今天的世界上就不会有苏维埃国家，同时这些英国“友人”的友情也就会寄托到别的东西上去了。
韦伯夫妇好像不言而喻似地说，欧洲在最近的将来没有发生革命的希望，他们并由此得到一种宽慰的证据，说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是正确的。在把十月革命当作一件完全出乎意料而且感到不愉快的事件的那些人们的授权之下，这一对夫妇教导我们说，在不存在其他前景的情况下，有必要在苏联的范围以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真使人难以抑制得住无礼地耸耸屑！实际上，我们同韦伯夫妇的争论为并不是有没有必要在苏联建立工厂和在集体农庄使用矿物肥料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必要在英国准备革命和如何准备革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这两位博学的社会学家回答说，“我们不知道。”当然，他们认为这个问题是同“科学”冲突的。
列宁非常痛恨自以为是社会主义者的资产阶级保守分子，特别是英国的费边社成员。从《列宁全集》所附的年表中不难看出，列宁在其积极活动的整个一生中对韦伯夫妇始终保持一种强烈敌对的态度。一九〇七年他第一次提到韦伯夫妇时写道，他们是“英国实利主义的愚蠢的颂扬者”，他们“企图把宪章运动即英国劳工运动的革命时代说成是纯粹儿戏”。然而，如果没有宪章运动，就不会有巴黎公社。如果这两者都没有，就不会有十月革命。韦伯夫妇在苏联所看到的只是行政机关和官僚计划。他们没有看到宪章运动，没有看到共产主义，也没有看到十月革命。对他们来说，今天同过去一样，革命如果的确不是“纯粹儿戏”的话，至少还是一种背道而驰的和应当敌视的事情。
大家知道，列宁在反对机会主义者的论战当中是不屑于注意上流社会的风度的。但是，他的骂人绰号（“资产阶级走狗”、“叛徒”、“舐皮靴之流”）许多年来却恰如其分地描绘了韦伯夫妇的形象——费边主义的福音使徒，即对现存事物采取传统的尊敬和崇拜态度这样一种福音使徒。韦伯夫妇的观点近年来谈不上有什么突然的改变。这两个人在战争期间是支持本国资产阶级的，后来还接受了英王加封的帕斯菲尔德勋爵的称号。他们在信奉共产主义在一个国家——而且是外国——胜利方面并没有抛弃什么，也丝毫没有改变。悉尼·韦伯担任殖民大臣——即英帝国主义的狱吏头目——正是在他的一生中日益亲近苏维埃官僚、接收苏维埃官方材料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写出那部两卷巨著的时候。
一直到一九二三年，韦伯夫妇还看不出布尔什维主义和沙皇主义之间有什么重大的差别（例如，一九二三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然而，现在他们完全承认斯大林政权是“民主制度”了。用不着在这里找什么矛盾。费边社分子对于革命无产阶级取消了“有教养的”社会的行动自由感到愤慨，可是对于官僚取消了无产阶级的行动自由则认为完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难道这不一直是劳工官僚的职能吗？例如，韦伯夫妇发誓说，在苏联完全可以自由批评。对于这些人不能指望有什么幽默感。他们是十分严肃地提到那个臭名远扬的“自我批评”的，而这种批评是作为每个人官方义务的一部分规定的，至于其方向及其限度则总是可以事先确切地说出来。
天真吗？无论是恩格斯或者是列宁，都没有把悉尼·韦伯看成天真的人。倒不如说把他看成是可尊敬的人。毕竟这是一个已经建立的政治制度和一些殷勤好客的主人的问题。韦伯夫妇极端不赞成对现存事物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他们自认为是来维护十月革命的遗产而不许左翼反对派来侵犯的。为了说得全面些，我们要指出，在工党政府时期，帕斯菲尔德勋爵（即悉尼·韦伯）曾担任大臣，这个政府拒绝发给本书作者进入大英帝国的签证。这样看来，当时正在写关于苏联的书的悉尼·韦伯，理论上是维护苏联、使它免遭危害的，而实际上维护的却是英王陛下的帝国。公平地说，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是忠实于自己的。
对于许多文章艺术一无所长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来说，一种官方认可的对苏联的“友谊”乃是一种灵魂高尚的证书。互济会或和平主义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同“苏联之友”社的会员资格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它们都可以使人们同时过两种生活：一种是俗世利害圈子里的日常生活，一种则是使灵魂提高的精神生活。这种“友人”不时地访问莫斯科。他们在回忆中记下来的是拖拉机、托儿所、少先队、检阅、降落伞姑娘——一句话，甚么都有，就是没有新贵族。其中最好的人之所以闭眼不看这一方面，是由于对资本主义反动具有一种敌对的情绪。安德烈·纪德[1]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对苏联进行的愚蠢而不诚实的攻击，使我们现在抱着某种顽固的心情维护它。”但是，敌人的愚蠢和不诚实并不能为自己的盲目辩护。无论如何，劳动群众需要的是英明的友人。
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和属于社会主义方面的资产阶级分子之所以盛行同情苏联统治阶层，是有其并非不重要的原因的。在职业政治家的圈子当中，尽管政纲各有不同，对于诸如已经取得或者可以容易取得的“进步”采取友好态度的人却总是占优势。世界上的改良家总比革命家多得多，顺应环境的人总比不妥协的人多得多。只有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群众行动起来的时候，革命家才从孤立的处境中摆脱出来，而改良家才变得更像离开了水的鱼一样。
在目前的苏维埃官僚当中，没有一个人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前，甚至在这以后相当一个时期，认为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不是一种空想（当时这种“空想”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老一辈的外国“友人”几十年来一直认为俄国的孟什维克是真正的政治家，因为他们主张同自由派结成“人民阵线”，而否定专政的概念，认为专政是极度疯狂的做法。专政已经建立，甚至被官僚弄糟以后，再来承认专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而这正是这些“友人”心里所想的。他们现在不仅尊敬苏维埃国家，而且甚至保卫它，防范敌人——防范那些留恋过去的敌人，当然更要防范那些正在准备未来的敌人。如果这些“友人”是积极的爱国者，像法国、比利时、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改良主义者那样，那末，他们就可以很方便地用关心维护苏联来掩饰他们同资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不情愿地变成失败主义者，像昨天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爱国者那样，那末，他们就会希望法国同苏联的联盟可以帮助他们同希特勒或者舒斯尼格[2]和解。莱翁·勃鲁姆曾经是布尔什维主义在其英雄时代的敌人，曾经在《人民报》上特辟一栏明确地以公开攻击十月革命为目的，而现在却没有一句话来揭露苏维埃官僚的真正罪恶。正像《圣经》上的摩西由于急于想见耶和华的面孔而只被容许向圣体的背后膜拜一样，可尊敬的改良主义者，即既成事实的崇拜者，对于革命也只能了解和承认它的肥胖的官僚屁股。
目前各国的共产党“领导人”本质上也属于这一类型。经过了一系列猴子似地跳跃和扮苦脸以后，这些“领导人”突然发现了机会主义的莫大好处，并且以他们特有的无知所固有的那种新鲜劲头抓住了机会主义。单是他们对克里姆林宫上层集团的奴性十足的和并不总是无私的叩头这一点，就使他们绝对不能具有革命的主动精神。他们对尖锐的论据作出的回答只不过是咆哮和狂吠；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主子的鞭子下面摇摆他们的尾巴。这个最没有吸引力的集团在危险的时刻将会烟消云散，而现在竟把我们当作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这是怎么回事呢？历史虽然有其严肃的性质，但也难免偶尔演出一出滑稽戏。
比较诚实或者睁开眼睛的“友人”，至少在秘密交谈的时候承认，苏维埃太阳上有黑点。但是，他们用宿命论的分析代替辩证法的分析，用这样一种思想来安慰自己，即在一定的条件下，“某种”官僚蜕化从历史上看是不可避免的。就算是这样吧！对这种蜕化的反抗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种必然性有两个终点：一个是反动的，另一个是进步的。历史教导我们，个人和政党如果站在一种必然性的两个相反的终点，长此下去，就会站在壁垒的两个相反的方面。
这种“友人”的最后一个论据是，反动派将抓住对苏维埃政权的任何批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假定，反动派将试图从本书中为自己攒到一点什么东西。难道有什么时候不是这样吗？《共产党宣言》曾以嘲笑的口吻提到这个事实，即封建反动曾试图利用社会主义批评的箭来反对自由主义。这种做法并没有能够阻止革命的社会主义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这种做法同样也不能阻止我们。的确，共产国际的报刊竟至于断言我们的批评是在为军事干涉苏维埃进行准备。这种说法显然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从我们的著作中了解了苏维埃官僚的蜕化以后，将立即装备一支讨伐军来为被践踏的十月革命原则报仇！同共产国际论战者并不是用利剑来武装的，而是用嘴巴或者其他更不厉害的工具武装起来的。实际上，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只能在资产阶级的眼中提高苏维埃外交的持久信誉。
对于工人阶级及其在知识分子当中的忠实战士，则不相同。我们这本专著的确会引起怀疑和不信任——不是对革命，而是对革命的篡夺者。但这正是我们自己规定的真正目标。进步的动力是真理而不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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