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离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二十二章离别

　　“我坐在一间私人囚室……父母带给我一张女孩们的相片（他的女儿齐娜和尼娜）——我写信是谈这个的。她们各有特色，都很好看。尼努什卡有这么一张面孔——惊恐，却同时有那么一点好奇。齐努什卡是如此爱思考。这里有人成功将齐努什卡的脸弄脏了一点点。如果你还有一张多余相片的话，请寄来一份。”^[1]

　　——列夫·托洛茨基致亚历珊德拉你·索科洛夫斯卡娅·布朗施泰因，写于圣彼得堡监狱，1906年5月17日

　　得了白喉的小谢尔盖已经遵循医嘱卧床一周有余了。但在美国之旅的最后一星期，这场热病最终治愈了。谢尔盖想出门。这间维斯大道的逼仄三室公寓开始像监狱一样难受。他请求，他恳请。他像所有9岁小孩那样缠着不放，直到他的母亲不堪其扰，忽视了更好的方案。
　　娜塔丽娅告诉谢尔盖，可以出门了。医生对此不表反对。谢尔盖只能待在附近，并在半小时内回来。别忘了，纽约市开始由冬转春。温度不再一天天跌破零度。路边的雪堆开始溶化。人们走街串巷，或为杂务，或只是逛逛。春天的宗教节日还有两周就要到了——4月7日的复活节，4月8日的逾越节。不过身为社会主义者，托洛茨基夫妇并不庆祝其中任何一个。
　　娜塔丽娅当天有大把事情要忙，她得做好归国前的收尾工作。娜塔丽娅已为孩子们办好了布朗克斯公立小学的离校手续——他们已在这里习得了一些英语，足够交上美国朋友了。娜塔丽娅并不需要为这趟旅程打包太多行李，他们不带家具和艺术品，衣物不多，也没多少纪念品。他们才到美国10周，没时间收集太多杂物。作为多年来的资深流亡者，托洛茨基夫妇早已学会了轻装旅行。他们最终将只为自己和孩子们带上三包东西，没有行李箱，也没有包装盒。
　　娜塔丽娅大概会在本周与露丝·哈默（医生的妻子）一起，乘坐露丝本人的奢华私人汽车出游观光，并享受一顿临别午餐。两个孩子：谢尔盖和利奥瓦也大感兴奋。对他们而言，这趟旅程意味着另一场大历险：搭乘另一艘大船横穿大西洋，有水手和大烟囱同行，有海鸥和冰山共舞，与陌生人们同船，然后是一望无垠的海景。他们终将看到父母的生长之地——俄国。
　　不过令人神伤的是，这也意味着离开纽约。他们还没怎么去了解这座城市。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如此宏大，如此忙碌，如此兴奋。
　　从登陆的那一天起，谢尔盖就迷上了纽约。他喜欢数东西，而这里的数字又生长得如此之大：摩天大楼上如此之多的楼层，如此之多的地铁商店，如此之多的街道。他们住在布朗克斯维斯大道第172街。父亲的办公室在圣马可坊，或者叫第8街。街道数字或涨或落，而这取决于他们步行的方向。
　　谢尔盖常常以他9岁孩童的好奇心幻想着：如果你走得够远，会不会竟而抵达“第1街”？在那之后呢？“第0街”？再往后呢？这也许听起来傻傻的。但就在母亲那天让他离开卧床、给他穿上暖暖的衣服、送他去人行道之后，小谢尔盖便开始漫步了。他并未计划远行，只打算走上几分钟。天知道如果他再选一次，又会如何。谢尔盖一路向南，街道的数字也越来越小。他穿过一条大街，越过马匹和汽车，看到了大街另一边的建筑物和商店。这个街区与下一个颇为相像。谢尔盖走到下一处街角，再下一处。随后他环顾四周。
　　情况有变。谢尔盖观察到，第172街以南的街道不再以数字标注，而是用上了专名：詹宁斯街（Jennings Street），弗里曼街（Freeman Street）。在他抵达第167街之不久，维斯大道却消失不见，成了别的街道：西农场路（West Farms Road），接着是霍伊大道（Hoe Avenue）、韦斯特切斯特大道（Westchester Avenue）。
　　谢尔盖又走了一会，已经没有任何他眼熟的街道了。他认不出其中任何一条的名字。谢尔盖环顾四周只看到公寓大楼和商店，却没有一栋在他家附近。他在哪里？他走过了哪条路？
　　他走得越来越快，也不确定走哪个方向。黄昏随之降临：他迷路了。
　　而在公寓楼内，娜塔丽娅正忙着打包行李、决定带哪些物品穿越半个世界回到俄国。不久之后娜塔丽娅注意到，谢尔盖还没回来。半小时过去了，他还没有如约回来。此时的娜塔丽娅走到窗前外望，却并没有看到人行道上的谢尔盖。她下楼跑到大街上、走到街角，也未能看见谢尔盖。娜塔丽娅再次环顾四周、苦苦等待，接着又回到了楼上。但时间接着流逝，依旧一所所获的她变得焦虑起来。怎么办？她拿起电话拨给了她在《新世界》的丈夫，但他也不知所措。于是，娜塔丽娅只能继续等待。
　　此时此刻，一点也不害羞的谢尔盖开始询问大街上的路人：他在哪里。哪怕距家已有12个街区之遥，谢尔盖在这片居民区还是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能听懂他俄英混合口音的路人。这位陌生人最后带着他穿行数个街区，找到了最近的警察局。在这里，一名身着蓝色警服的和蔼男人询问谢尔盖，他是否知道自己公寓楼的电话号码。当然，谢尔盖说。
　　电话最终响起时已是三个小时之后。娜塔丽娅疯狂地抄起了电话。她听到电话线那头有男子在说她听不懂的英语。接着，娜塔丽娅就听到了谢尔盖的声音，“我在这儿，”谢尔盖说。
　　现在，娜塔丽娅带着大儿子利奥瓦，一起快步跑向这家警察局。当娜塔丽娅走上前台、告诉大家她是谁之时，执勤警官们大感激动、解脱。“她受到了喜气洋洋的欢迎，”托洛茨基后来写道，“就像是大家翘首以待的贵宾。”^[2]娜塔丽娅看到，小谢尔盖正在和一名警官下跳棋，嘴里嚼着一根他们给的口香糖，与他的新朋友们相处甚欢。
　　美国，一个多么奇特的地方。街道上的陌生人乐于助人。警察很友善。他们就像热情的邻居，像招待最好的新朋友一样招待娜塔丽娅母子。俄国会不会也像这样？
　　在美国的最后日子里，托洛茨基至少曾作出过一次与纽约社会党当权派领袖们改善关系的努力。尽管，似乎并不是与莫里斯·希尔奎特和解。自从两周前在勒诺克斯赌场以微弱优势击败托洛茨基少数派报告以来，希尔奎特继续试图构建一个“联合和平阵线”——尽管，和平的大门已在他面前关闭。这个国家似乎将在数天之内加入欧洲战事。希尔奎特已经呼吁，4月7日在圣路易斯召开一次社会党全国紧急大会，并在会上处理这场危机。希尔奎特承诺了强硬的反战立场，但这只能招来各方的一致批评。他面临自身阵营日渐增多的反叛。反叛不仅来自托洛茨基的左翼阵营，也在颇具声望的社会党人士中引发共鸣：现在，他们突然决定先把国家摆在第一位。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尔、杰克·伦敦，历史学家古斯塔沃斯·迈尔斯（Gustavus Myers），新闻工作者查尔斯·爱德华·拉塞尔等十余人都威胁退出社会党——除非本党放弃和平主义者立场，并支持前去“那里”。
　　与此同时希尔奎特坚称，所有社会党的反战行动都必须“严格依循美国立场”。不能总罢工，不能使用暴力，不能违法——这些观点是在疏离左翼的强硬路线。^[3]
　　托洛茨基与一批希尔奎特派人士会谈，但进展并不顺利。托洛茨基仍然觉得这些人颇为恼人。他回忆说，他曾在某个时刻解释说，俄国民众的党派将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夺取权力。但正如托洛茨基回忆，他们“把我的说法当笑话。”其中一人对托洛茨基说，“不值得浪费5分钟驳斥我那毫无意义的白日梦。”托洛茨基写道，整个场景演变为“就好像是一块石头扔进一个活跃着迟钝冷漠、华而不实井底之蛙的水坑，之后所激起的反应。”^[4]
　　时间所剩无几。托洛茨基决定利用他在纽约的最后一个周日早晨再做一场演讲。这一次是在东第5街的贝多芬音乐厅，对蜂拥而至的500名全国犹太工人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f Jewish Workmen）成员发表演说。当时的纽约公共市场专员（commissioner of public market）亨利·莫斯科维茨（Henry Moskowitz）碰巧与托洛茨基在当天早晨同台，他后来写下了当天的情况。这位古怪的俄国人已与这些移民工人们建立了联系——这一点使莫斯科维茨大为触动。莫斯科维茨注意到，当天早晨坐在讲台上的托洛茨基是如何如何地“衣衫褴褛”，“脸上饱经风霜”，看起来“没刮胡子”，头发“乱蓬蓬地”。他就像是一位“战斗着的煽动家，他既没有办法、也没有意愿去关切自己的形象。”他凝视四周，以他那“热忱而闪耀的双眼。”^[5]
　　但是，及至托洛茨基登台开讲时，这番印象就骤然改变了。托洛茨基的形象并不重要。他的出场就已闪耀全场。“冷静，诚挚，没有意外。他那锐利的金属质声线穿透了整个大厅，毫不费力就折服了众人。”
　　托洛茨基以俄语发表演说。尽管有朋友做了零零碎碎的翻译，这对莫斯科维茨仍是一门新语言。但莫斯科维茨感受到了大厅内观众的反响：轻声笑语，接着是开怀畅笑，然后是频频点头。所有人的眼神都聚焦在这位衣衫褴褛的男人身上，他们“将托洛茨基视为他们之中的一员，”莫斯科维茨写道。演说本身——就莫斯科维茨能听懂的那部分而言，展现了托洛茨基的非凡功力。他将世界大战描绘为一场资本家之间的火并：美国的摩根集团对上德国的布莱希罗德银行家族（Bleichroeders）。此外还有英法两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这些金钱大亨们相比，国家和政府都只能叨陪末座。全球各地工人们的共同利益则与之针锋相对。世界“只有一场战争，”托洛茨基告诉听众们，“那就是阶级斗争；只有一个敌人——资本主义。”^[6]
　　演说结束后托洛茨基坐了下来，享受全场簇拥而来的掌声。他将与美国告别，也告别这里的点点滴滴。

^[1] Volkogonov, Trotsky, 42.

^[2] Trotsky, My Life, 278.

^[3] Pratt, 124, and Draper, 92–93.

^[4] Trotsky, My Life, 276.

^[5] Moskowitz, “Trotsky on the East Side.”

^[6] 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