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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三部曲》第三版译者前言

施用勤

2022年8月14日



　　自从本书第二版以后，国内关于十月革命的评价发生了质的变化。
　　从2010年10月的《炎黄春秋》上刊登一篇标题为《一部颠覆性的著作：〈 20世纪俄国史〉》的访谈以来，十月革命是列宁、布尔什维克与德皇、德国总参谋部合谋的产物的说法甚嚣尘上。虽然该文说此书在俄国出版后反响热烈，几年时间内数次再版。但我在网上查了查，除了一篇该书主编祖博夫关于此书的自吹自擂的长文外，有关此书的评论并不多，且多数是批评性的反响。看来，所谓的该书出版后在俄国反响热烈，一版再版，纯属受访者为抬高此书的身价而制造的谎言。因文中说列宁拿德皇的资助、布尔什维克破坏家庭、斯大林和希特勒一起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纯属无稽之谈、极端荒谬，又看到了此书在俄国国内的反响，笔者认为这些说法不值一驳，故在本书再版前言中没有对此发表看法。
　　令笔者没有想到的是，该访谈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据说该杂志刊登此文后，杂志社的电话被打爆，读者纷纷询问该书是否已被译成中文。国内多家出版社争相购买此书的版权，准备翻译出版。如果在网上点击“列宁、德皇”，《列宁是德奸》、《列宁靠德皇资助发动十月革命》之类的标题铺天盖地，这些文章虽然标题各异，表达方式不同，情绪激烈程度有别，但基本内容是一样的，即列宁接受德皇资助，乘德国总参谋部提供的铅封车回国，并由此得出列宁是德奸，没有德国资助，就没有十月革命，没有共产主义运动的崛起，同时也发泄对“德奸”，对“德皇资助的革命”的强烈仇恨。列宁接受德皇资助，背叛祖国，似乎已是如山铁案。而且引经据典、言之凿凿。其实依据的只是《20世纪俄国史》一书中披露的材料以及德国2007年的《明镜周刊》上刊登的一篇标题为《皇帝陛下的革命家》，副标题是《被收买的革命》的文章。
　　乍一看，令人觉得是找到了新材料，因而对革命家列宁和他领导的革命产生了新看法。当年，由于布尔什维克的保密工作做得好，欺骗了人民群众，才赢得了他们的支持，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其实不然，这些爆料并非什么新鲜事，早在七月事件时，临时政府通缉“德奸”列宁，宣布布尔什维克为反革命政党并将其取缔，依据的就是列宁接受德国总参谋部的资助，乘德国总参谋部提供的铅封列车回国。在通缉列宁，捣毁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社及党的机关，并将它的一批领袖投入监狱，布尔什维克党员遭到“爱国”民众的殴打和残杀后，彼得格勒苏维埃多数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领袖宣布，“卖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被彻底搞臭，被消灭了。然而事与愿违，仅仅两个月后，这个被“彻底搞臭，被消灭了”的党就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选举中成了多数（在全俄多数城市的苏维埃中也一样），而一直把持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团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因拒绝与新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合作，退出了主席团。一个月后，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某些反对布尔什维克党革命的党派领袖，如克伦斯基，在为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而发动的内战失败后，就在他的回忆录中再次把十月革命的胜利与德国总参谋部的资助联系起来。当时英法两国的政治家也都持此说。也就是说，今天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指控，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而是在重弹当年的老调。
　　当年的俄国人怎么啦，居然听任“德奸”列宁的党夺取政权，听凭他签订卖国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而且在内战中为保卫这个政权英勇战斗，反对那些爱国的政治家和将军们。他们是不是有病啊？他们的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今天的上述文章的作者和当年的俄国百姓不同，前者仅仅是依据这两件事就义愤填膺地对列宁和十月革命做出了判决，而后者除了听到这些指控外，还有他们对战争的仇恨，对和平及新生活的向往，他们不想再为本国和外国资本家继续流血，承受战争的苦难和牺牲。当他们经过对比，发现了只有布尔什维克才能使他们实现和平和土地的愿望时，他们就不再相信对该党领袖的卖国指控，选择了布尔什维克。
　　今天的人若想研究这段历史，也不能只把眼睛盯在这些指控上，而要回到当年的历史语境中，至少要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看列宁与德国的“联盟”


　　列宁称20世纪是战争与革命的世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说，是正确的。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别说是十月革命，就连二月革命也未必会发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大概是不能否认的。而且这不仅是布尔什维克的结论，还是第二国际的结论。在战争迫近时，它开了三次国际会议，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发表充满国际主义精神的反战宣言。但在战争真的来临时，它就放弃了国际主义，支持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战争。仅从这一点来看，说第二国际背叛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毫无疑义的事。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始终坚持国际主义，主张“革命失败主义”，“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国内战争”。因而应该承认，列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坚持国际主义，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那些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人硬说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不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而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真是颠倒黑白。
　　在战争开始阶段，在各国政府掀起的沙文主义狂潮中，持反战立场的人是很困难的。不要说他们反对的各国资产阶级，就是他们昔日的同志，也与他们反目为仇。他们不仅在盟国（英法两国）中受排斥，就是在敌对国家中也一样。托洛茨基就因为反战宣传在一家德国法院被缺席判刑。在那段时间中，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反战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稍后的昆塔尔会议上，为坚持国际主义，坚决地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沙文主义而斗争。随着战争的持续，它带来的苦难日益深重，反战的国际主义者才逐渐获得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
　　“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列宁一贯的立场，而不是他与德国“勾结”的产物。因为在战争开始阶段，德国帝国主义未必会想到利用列宁和他的党，一是因为它知道列宁不仅是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死敌，也同样是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死敌；二是它清楚，在当时的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反战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是没有市场的。随着战争陷入僵局，东西两线作战的德军很难取得进展；另外，在军队和群众中厌战情绪的增长和布尔什维克因坚持反战而影响日益增强，德国总参谋部才有可能把目光投向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所以列宁的反战立场不可能是德国资助的产物。
　　如果说确有列宁和德国为实现推翻继续战争的临时政府而共同行动的话，唯一的实例就是列宁等俄国侨民乘德国总参谋部提供的铅封车回国一事。列宁回国是为了实现他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内战”，让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推翻它，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因而受到了协约国的阻拦，他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回国，所以只能铤而走险。另一位反战领袖托洛茨基虽然取得了临时政府驻美国领馆出具的回国护照，但在途中被英国海军非法扣下，在哈利法克斯战俘营羁押了一个月。德方同意为列宁等人回国提供方便，当然是有他们的打算，他们知道这些人是反战的，并主张推翻进行战争的俄国临时政府，而这也是当时身陷两线作战的德国所需要的。历史提供的答案是，在这场交易中，列宁和他的党所承担的只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推翻了临时政府。即他实际所做的，没有超越他的一贯立场。他的目的不仅是推翻本国政府，还要以自己的革命为表率，引领欧洲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起而效法，彻底推翻各国的统治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先进国家中的胜利。德方所追求的目的是要减少一个敌人，摆脱两线作战的困境，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在重新瓜分世界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
　　当时的人当然会质疑列宁等人的取道德国返回俄国的事，尤其是想继续进行战争的当政者。列宁回国后，受从瑞士回国的侨民的委托，对在4月4日举行的彼得格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作了《我们是如何回国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地叙述了事情的全部过程。因通过正常渠道回国无望，尔·马尔托夫提出建议，以遣返在俄国的德奥侨民作为交换条件，让俄国侨民取道德国回国。为此，他们曾向俄国发了若干份电报，并通过瑞士社会党人弗里茨·普拉滕实施这个计划。后者与德国驻瑞士大使签定了一份书面协议，该协议的要点是：所有侨民不管对战争的看法如何，均可回国；侨民所乘车厢享有治外法权，护照和行李不受检查；回国侨民必须在俄国宣传回国侨民要与数量相等的德奥被拘留人员交换。[1]这三条中，只有第三条可以算得上是对德国允许他们回国的回报。参与谈判并在这份协议书上签字的还有法国、德国、瑞士、波兰、瑞典社会党人。[2]事情说得很清楚了。虽然流言诽谤并没有停止，但临时政府在在6月18日（俄历）进攻失败之前，没有再以此为借口，对列宁和他的党发难。因为英法两国政府阻止列宁等反战人物回国，即使不是应临时政府之请，至少也是得到它的默许。现在想利用此事指控列宁，它没有底气。另一方面，在民众普遍反战情绪的压力下，它不敢贸然用通敌罪指控列宁。至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不欢迎列宁回国，是毫无疑义的，但他们克制自己，没有就此事做文章，其原因在于虽然他们与列宁及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现在是对立的两方，但在之前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长期斗争中，他们毕竟曾是革命战友，他们知道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是本国剥削阶级的敌人，也与世界上所有剥削阶级势不两立，更知道像列宁这样的革命家是绝对不会为德皇效力的。值得玩味的是，就是那个时任司法部长，后来指责列宁是“德奸”最起劲的克伦斯基，为抗议第一届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因列宁等乘德国总参谋部提供的铅封车回国一事指控他们为“德奸”而以辞职相要挟 ，认为这个指控是对革命家的恶毒诬蔑。从这个角度看，这些今天拿这个说事的的人比当年列宁的敌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不如。
　　6月进攻的失败使群众的反战情绪强烈到了极点，临时政府和执政党为给失败找替罪羊，才开始拿“德奸”说事，但收效甚微。7月在彼得格勒市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参加者有民众，还有武装士兵，打出的标语，所喊的口号，都是布尔什维克的。这次示威游行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组织的，相反，由于他们认为推翻临时政府的时机还不成熟，因而力劝游行群众保持克制。临时政府调动军队镇压示威群众后，以列宁是德奸为借口，宣布布尔什维克党为非法，通缉逮捕它的领袖。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此时之所以昧着良心做以前他们克制自己不做的事，无非是为了自保。

决定十月结局的是德皇的金马克，还是民心向背？


　　至于德方对列宁和反战的国际主义者的资助，当时也是临时政府关注的要点。在这方面早就编造了不少谣言。在托洛茨基等人离开美国回国前的欢送会上，德裔美国人为他们募捐了300多美元。在俄国报纸上则被说成是一万美元。托洛茨基在反驳时除了说出真实数字外，还对此大加讽刺，说在德方眼中，临时政府只值一万美元。在七月事件后，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门也对布尔什维克的经费进行了调查，但一无所获。在克伦斯基于1928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关于资助德奸一事，也只说了德国对一个名叫叶尔莫连科的准尉提供了1500卢布的活动经费。而在《明镜》周刊的“德皇陛下的革命家”一文中，资助费用竟有2600万马克。并断言没有这笔经费，就没有十月革命，没有德国的支持，布尔什维克政权就挺不过它的第一年。据说，些金马克相当9吨黄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对于推翻像俄国这样一个大国政府，并把它变敌为友来说，又不能不说这对德国来说是太划算了。
　　在临时政府发动6月进攻前，执政党的领袖对布尔什维克说，你们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撮。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团中没有一个席位，在七月事件后又遭到镇压，宣布已经被彻底消灭。它真的能仅凭2600万马克就起死回生，而且迅速壮大并战胜执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吗？[3]
　　何况英法两国也为自己的盟友提供了不少援助。即使没有，临时政府在财源上也不会处于劣势，因为执政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无论从宣传资金和武装上，他们只会比布尔什维克党强。仅沙皇政府在战争初期转移到喀山国库的黄金，就有500吨。这些都在临时政府的掌握中。就算是布尔什维克得到德国资助的9吨黄金，也只是这批黄金的1/50弱。
　　托洛茨基在其《俄国革命史》中有一段话，说的是执政党和临时政府的报纸成捆成捆地送到前线，扔在角落里没人看。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传单，士兵们则争相传看、朗诵、传抄，二者形成鲜明对比。
　　根据托洛茨基的话可以推断，执政党的失败不是因为没有资金办报纸和搞宣传，而是它们办的报纸没人看。2600万马克可以办报，搞宣传，也可以假定布尔什维克办报和搞宣传靠的就是这2600万马克。但是，你可以用钱印报纸，可以组织演讲，但你不可能用钱去贿赂读者和听众去看你的报纸和听你的演讲，更不可能让他们追随你去行动。
　　看来，关键不在于钱的多少，而在于你印的报纸群众爱不爱看，你说的东西群众爱不爱听。为什么布尔什维克的报纸读者爱读，临时政府和执政党的报纸群众就不爱看呢？
　　看看二月革命的口号就清楚了。二月革命是群众自发的革命，它既不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也不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二月革命的口号是：“和平、土地、面包”。应该说，在苏维埃各政党中，唯一一个真正为这三个口号而斗争的政党就是布尔什维克党。那个把“把土地分给农民”写进自己的党章的社会革命党在它掌权的6个月里，甚至没有为实现它的这个目的做过一件事。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德国资助、阴谋的结果，还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请读者自己判断吧。

《布列斯特和约》，坐地分赃，还是城下之盟？


　　《明镜周刊》上的《德皇陛下的革命家》一文是这样评价布列斯特和约的：“很快，新成立的苏维埃国家就跟德意志帝国缔结了和平条约，和平带给德国在东线的安宁，让德国对东欧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威廉二世曾经梦想过，与苏俄建立一个对抗西方的同盟关系或者友好结盟关系，就像二十多年之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勾结一样。尽管这个同盟的两方信誓旦旦，但是从来没有忘记想要把对方送上绞刑架。受德国皇帝支持的列宁帮助德国的同志们去进行反对帝制的革命，而威廉二世则不仅支持布尔什维克，同时又去支持他们的反对派。1918年11月4日基尔德的水兵起义导致德皇政府中断了与俄国新政权的外交关系，双方相互利用的阴谋关系告一段落。”
　　结合德皇资助革命一事，“很快”两字让人觉得，《布列斯特和约》是德皇与布尔什维克的阴谋得逞之后，双方的坐地分赃，是布尔什维克报答德国当初对它的资助，而且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用文中的话，即是“双方相互利用的阴谋关系”。
　　苏俄与德国的谈判从1917年12月9日开始，到1918年3月3日签定，历时两个多月，说快也快，说慢也慢。但在这个“很快”的两个月中发生了太多的事，不知是此文的作者不知道，还是知道了不说。不管是出于哪种原因，笔者不得不替他来重温这段历史。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起草的第一个法令是《和平法令》。这个法令呼吁所有交战国的人民和政府——不单单是对德国和奥匈帝国政府——立即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公正的和平条约。正是因为英法两国政府拒绝参加和平谈判，苏维埃政府才不得不与德国单独媾和，而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也力求让谈判为英法两国的加入敞开大门。《和平法令》体现的是革命外交原则。
　　因为同盟国是与原俄国交战的一方，因此和平要以消弭这两方的战事为基础。11月22日，苏俄与同盟国签署了全线中止军事行动的协定。和谈从12月9日开始。苏俄代表团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关于民主和平的声明。同盟国于12月25日做出答复，同意了民主和平方式。但在12月28日，德方提出了苛刻的和约条件。托洛茨基是俄德布列斯特和谈苏俄代表团第二任团长。列宁之所以让他去主导谈判，是因为“为了拖延谈判，必须有能拖延的人”。为什么要拖延谈判，拖延到什么时候？列宁根本不想签署这个屈辱的条约，也就是说，他根本不想“酬谢帮助过”他的德国帝国主义。拖延能解决问题吗？但对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领袖来说，拖延不仅仅是缓兵之计，他们认为世界革命即将全面爆发，十月革命的成功只不过是它的前奏。在拖延的几个月甚至几周的时间内，不仅德国，甚至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政府都将被无产阶级起义推翻。
　　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布列斯特和约》是城下之盟，是他们不得不接受的耻辱条约。不是布尔什维克不想保卫国家，而是他们没有军队保卫国家。当然，这也是他们的反战宣传的后果，这种宣传激起的士兵的厌战情绪瓦解了军队。在十月革命前，各部队的士兵委员会就向彼得格勒苏维埃表示，如果在第一场雪之前还不能停战，他们就自主撤离阵地。托洛茨基在其自传《我的生平》一书中谈到他第一次穿过俄军前方阵地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看到战壕几乎已经空了。他曾劝一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驻前线代表，要求他用有力的语言支持他们代表团的谈判。后者回答说：“根本不行，我们不可能再回战壕里，他们不会理解我们，还会说我们像克伦斯基一样继续欺骗他们。”[4]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法打仗的。虽然列宁说过，革命胜利后，他成了爱国主义者。但在战场上，保卫国家不能仅凭领袖是否爱国，而是能够战斗的军队。
　　后来，苏俄的不战不降的态度激怒了德国，德军在最后通牒到期后发起了进攻。霍夫曼将军认为，这是这是他所经历过的一场最可笑的战争。战争几乎完全在列车和汽车上进行。列车上载几名携带机枪的士兵和一门大炮，冲向下一站，便将车站夺取，逮捕布尔什维克，另一支分遣队乘火车继续前进。[5]他的回忆证明了托洛茨基所言不虚。
　　看来，此文作者对谈判过程，对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和谈中的分歧也不甚了了。
　　在没有武装力量支持的情况下，进行并拖延谈判，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在苏俄代表团的坚持下，布列斯特和谈是公开进行的。在谈判中，托洛茨基为唤醒西方无产阶级，与同盟国的外交官和军人展开唇枪舌剑的斗争。在苏俄主动中止谈判的会议上，托洛茨基发表了挑战式的演说：“我们拒不签署德国和奥匈帝国主义用刺刀写在现存各民族肌体上的条件。我们不能以俄国革命的名义在给千百万人带来压迫、不幸和灾难的和约上签字。”[6]之后，他就带领苏俄代表团退场。这场斗争的效果，当时被关在德国监狱中的李卜克内西做了如下的评价：“即使到了以屈辱的投降谋得和平的地步，布列斯特的结果也不会等于零。由于俄国代表团，布列斯特成了声传遐迩的革命讲坛。它揭穿了同盟国，揭露了德国的贪婪、欺骗、狡诈和伪善。它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大多数的和平政策宣判了死刑，它有力量解放各个国家的群众运动。”[7]
　　这就是托洛茨基主张“不战不和”，即停战，但不签署和约，这是出于下述考虑：1、霍亨索伦王朝不缺乏与俄国作战的意愿，但它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是否能调动军队反对要求和平的革命？2、十月革命对德国军队有什么影响？它是否很快能显现？拖延谈判是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并让欧洲工人有时间来领会苏维埃革命以及它的和平政策。如果不让欧洲工人看到革命的俄国是德国统治阶级的死对头的无可辩驳的证据的话，则会减轻协约国日后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困难。[8]
　　他与列宁在和谈中的分歧也在于此。列宁同意他的不战不和的方针，但主张一旦德方提出最后通牒，就立即签约。托洛茨基则认为，必须等德国人重开战事后再签约，德军的军事行动不仅可以提供苏维埃革命是德国统治阶级的死对头的充分证据，也能最雄辩地驳斥说列宁是德奸的诬陷。在德军发动进攻后，托洛茨基以弃权的方式保证了列宁主和立场取得多数。但苏俄不得不为此接受更加苛刻的条件。为此，托洛茨基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备遭诟病。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点，即布尔什维克不想让自己与德国停火和单独媾和有损于英法两国。在停火协议谈判过程中，托洛茨基指示苏维埃政府谈判代表：如果同盟国国家不同意不把它们的军队从俄国前线调往西线，就拒绝签署休战协定。这一条件开始遭到德国将军霍夫曼的拒绝，尔后被接受。托洛茨基在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讲述了此事，并说： “如果我们不得已单独与德国签定停战协议，那么我们就有权对德国说，不许把军队从俄国战线调往其他战线……因为英、法不应被压倒。我们有自己的代表和德军人员一起，监督这些条件是否得到遵守。”[9]有人会说，一个革命政府，会为与之并不友好的英法资本主义政府着想吗？不过是说说漂亮话而已。
　　韦勒－本涅特在其关于布列斯特和谈的著作中对此是这样说的：“但胜利的和约也是有代价的。100万人的军队滞留在东线不能调动，是德国扩张的代价，而在西线激烈进行的列强之战，用这支军队的半数可能就足以在它的前几个阶段扭转局面。”[10]需要提一下的是，作者并非亲苏俄人士，他是站在协约国的立场上叙述此事的。
　　“和平给德国在东线的安宁，让德国对东欧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威廉二世曾经梦想过，与苏俄建立一个对抗西方的同盟关系或者友好的结盟关系”。苏俄退出战争，德国在东线自然安宁，苏俄无力在东欧与它抗衡，也不能通过谈判让它退出东欧，它对东欧的影响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它想利用东线的安宁而抽调兵力加强西线的如意算盘却落空了。连这都做不到，哪里还谈得上威廉二世的梦想——德俄对抗西方的同盟呢？
　　布尔什维克党为签署这个和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党内发生了几乎导致党的分裂的主战派（左派共产主义者）和主和派之间的激烈争论，它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执政联盟因后者反对和约而破裂，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德奸的流言再度抬头，加速了内战的到来。

布尔什维克破坏家庭，共产共妻？


　　这一说法也是出自那篇访谈。笔者学俄文出身，当年插队时在农村自学俄文，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看俄文原文小说。一生看了不少原文和翻译的俄国小说。近20多年来，主要从事对托洛茨基著作的翻译和与此人相关的历史研究，自认为对俄国革命史有一定的了解，尤其是对十月革命。我所阅读过的相关俄国历史、文学著作，没有一本提到过布尔什维克破坏家庭，或以新的男女关系来取代夫妻关系。只知道直到苏联解体，苏联社会的基本单位或细胞仍是家庭，也没有看到过十月革命后家庭曾被布尔什维克破坏，什么时候恢复的记录和描写。十月革命后，列宁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是政府首脑。在他那个时期的著作中，根本没有鼓吹破坏家庭和共妻的文章和法令。在布尔什维克那个时期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中，也看不到这样的文件。至于共产共妻，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那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诬蔑。共产共妻的说法，骨子里是封建主义的，把女人看作是财产（在卦书中，妻财是并列的），资本主义也没有摆脱这一封建遗产。只要对马克思主义有最基本的了解，就知道这纯属诽谤，共产主义要解放全人类，首先要解放的是女性。女性获得尊严，与男性一样参与社会生活，同工同酬，是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布尔什维克领袖托洛茨基曾说过，革命如果不能首先解放备受压迫的妇女，就不配称为革命。如果在俄国的历史、文学作品中有过对布尔什维克这样的咒骂，那也只能是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和诬蔑，正如当初中国的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诽谤和诬蔑一样。这对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敌对双方来说，是很正常的事。但对事隔几十年后撰写历史的人来说，却是不可饶恕的。另外，我觉得文章表述很成问题，既然家庭破坏了，人的繁衍仍要继续，那只能是群居群宿，所谓的共妻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还用得着“甚至”吗？就是在扎米亚京的反专制独裁的寓言小说《我们》中，独裁者都没有消灭家庭，只是为了便于控制，让所有夫妻都生活在玻璃房里，只有在获准性交时，才能挂上帘子。
　　笔者正好看了《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中的一篇题为《从旧家庭到新家庭》的文章。此文曾刊发在1923年6月13日的《真理报》上。该文是对当时举行的莫斯科积极分子座谈会上的一个重要议题——家庭解体——发表的看法。文章是针对与会人员对旧家庭解体和新家庭轻率建立的忧虑的。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布尔什维克破坏家庭，共产共妻”的指责纯属子虚乌有。如果破坏家庭、共产共妻真的是布尔什维克的国策的话，莫斯科的积极分子座谈会就应该对旧家庭的解体欢呼雀跃，而不是感到忧虑了。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整个这句话说的是他们对旧家庭的解体和新家庭轻率建立感到忧虑，也就是说，旧家庭的解体和新家庭的建立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整个社会仍然以家庭为单位，并非家庭解体后，整个社会就群居群宿——共妻，而是旧家庭解体后，又组成了新的家庭。
　　也许有人会问，这篇文章是在1923年6月写的，距1917年十月革命已经5年多了，共产共妻是否发生在这段时间内？上面已经说过，在列宁这段时间的著作和俄共当时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中，都找不到相关证据。而且，无论是在彼得格勒的斯莫尔尼宫内，还是在后来的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中，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都还是以家庭为单位，并没有关于他们是群居群宿的记录。如果布尔什维克真的主张破坏家庭，共产共妻的话，领袖应该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们保持自己的家庭，却让整个俄国社会破坏家庭，是不可能的。他们自己不共妻，却让整个社会共妻，也同样不可能。另外，十月革命以后到1921年，布尔什维克一直在为新政权的生存全力以赴地斗争，无暇他顾。十月革命后的当务之急，是停止战争，争取和平，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虽然为布尔什维克政权赢得了喘息时机，但也激化了社会矛盾，此前与布尔什维克联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政府，发动了反布尔什维克的暴动，从而推动了内战的爆发。此后是长达3年的内战。虽然布尔什维克赢得了内战的胜利，但经历了帝国主义战争、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内战，俄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铁路运输即将瘫痪，粮食产量降到了战前（即1913年）的30-40%，生铁产量为战前的2%，食糖产量为战前的4%。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为拯救濒临崩溃的经济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还是工人阶级和社会，都不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家庭上。1922年，经济形势稍有改观，家庭危机逐渐露头，到1923年引发了社会忧虑。
　　托洛茨基作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虽然当时已经遭到政治局中的多数派的排挤，但毕竟还是7人政治局中的一员），当然不会在这种社会现象中只看到消极的一面，陷入道德说教或哀伤的感叹，而是深入分析它的原因，阐发其中蕴涵的积极意义。
　　他认为，旧家庭的解体，是巨大的事件——战争和革命——冲击着家庭生活方式的结果。巨大事件的机械力量与觉醒的思想的批判力量结合在一起，在家庭领域中产生了当前这个正在经历的破坏阶段。只是在夺取政权后，俄国工人才在自己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开始自觉地迈出文化的最初几步。在强大的震荡的影响下，个性刚刚挣脱了日常生活方式、传统、宗教形式和关系，那么他的个人抗议、他对旧风俗的造反在开始时采取了无政府主义的形式，或是肆无忌惮的形式，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其中表现的是觉醒的个性，他想按照新方式而不是按旧风俗建立自己的生活。
　　接下来，托洛茨基列举了导致离婚的几个主要原因：丈夫因征兵脱离了习惯的条件，在内战战线上成了一位革命者。他经历了最伟大的内在变化。他的视野扩展了。他的精神需求提高了，复杂了。这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了。他回到了家中。他看到一切或几乎是所有一切都还停留在老地方。夫妻双方的惊讶转变成相互不满。不满又变成了愤恨。愤恨导致了分手。
　　丈夫是共产党员，过着积极的社会生活，和它一起成长，并在其中找到了自己个人生活的意义。但妻子，女共产党员也力求参加社会工作，参加会议，在苏维埃或工会里工作。家庭或是不知不觉地化为乌有，或是由于缺乏家庭舒适产生了冲突，引起了彼此仇恨，于是就离婚了。
　　丈夫是共产党员，妻子是非党人士。丈夫全身心地投入社会工作，妻子仍封闭在家庭圈子里。支部决定，共产党员应摘去家里的圣像。丈夫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妻子认为这是灾难。在这个实质上是偶然的事情上，暴露出丈夫和妻子之间精神上的鸿沟。夫妻关系日益紧张，最后是离婚。
　　一个有10年、15年共同生活的家庭。丈夫是一位好工人，关爱家庭，妻子忠于自己的家，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于自己的家中。但偶然的机会使她加入了妇女组织。一个崭新的世界在她面前展现。她的精力有了新的广泛的应用之地。家庭生活大不如前。丈夫生气。妻子觉得自己觉醒的公民尊严受到侮辱。离婚。
　　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旧的婚姻中越是缺少个人关系，外在的连接——包括仪式、宗教方面在内的习俗——起的作用就越大。因而对这个后者的打击，就是对家庭的打击。在旧家庭本身之中没有内在联系，如果它本身在很大程度上靠惯性力量维系，那么每一个外在的推动都能导致它的解体。而在这个革命的时代中，这样的推动比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家庭动摇、破裂、瓦解，再次产生，再次破裂的原因，就在这里。
　　接着，托洛茨基还谈了建立新家庭的文化和物质两方面的条件。在苏俄进行的全部文化工作，都是为了提高公民的文化水平，不提高男女公民的文化水平，就不可能建立新家庭。除此之外，还需要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使家务劳动、孩子的抚养、教育社会化。
　　虽然托洛茨基在为旧解体家庭辩护，但从中可以看到，他否定的是缺乏内在联系的、靠惯性力量维系的旧家庭。然而他否定（破坏）旧家庭不是为了共妻，而是为了建立男女双方志趣相投的、更加和谐的新家庭。这种家庭比维系在习俗上的家庭更加合理，更加进步，更加符合时代潮流，大概是不能否定的。
　　不过，“共妻说”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笔者曾在《作家文摘》（第184期）上读到一篇题为《1918年苏联伪造“共妻令”的风波》的文章，讲述了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苏俄曾经出现过的“共妻”现象。但这个标题中有两个毛病。1918年还没有苏联，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是苏维埃俄国，简称苏俄。苏联于1922年12月建立。虽然这1922年前的苏俄和1922年后的苏联在政权制度上没有本质的差别，但苏联这个名称在1922年前是不存在的。另外，这篇文章的标题不大规范，苏联伪造“共妻令”的说法容易引起误解，似乎“共妻令”是苏联伪造的。从文章内容看，伪造“共妻令”完全是个人行为，因而应该加“在苏俄发生的”几个字，这样就不会造成任何误解了。文中介绍了在苏俄发生的几件与 “共妻”有关的事。第一件事是莫斯科的一家布店小老板赫瓦托夫编撰《俄国少女及妇女公有法令》，并擅自在莫斯科大街小巷粘贴。该“法令”称，从1918年5月1日起，所有17－32岁的女性应摆脱个人控制的束缚，成为人民公共财产。将由莫斯科无政府主义者委员会负责对已经收归公有的妇女进行分配。据该法令，男人有权享用一名妇女，但每周不得超过三次，每次不超过三小时。此案受到苏维埃执法机构的高度重视，1918年6月底，在莫斯科对此案进行了法庭审判。当时地位很高的柯伦泰为被告做辩护，认为被告的荒诞作法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道德沦丧的结果，要求法庭对赫瓦托夫法外开恩，将其无罪释放。但在获释后的第二天，他就被一群无政府主义者杀死了。应该说，这个“共妻令”与布尔什维克和它的苏俄政府没有关系。它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突发奇想的个人行为。
　　另外在苏俄发生的与所谓的“共妻”有关系的事件，是个别地方政府所为。弗拉基米尔市苏维埃曾颁发过一条政府法令，宣布18-32岁的女性为国有财产。1918年夏，叶卡捷琳诺达尔市苏维埃向一些优秀红军战士颁发令纸，作为对战斗英雄的奖励，令纸上写着：凡持本令纸者，有权在叶卡捷琳诺达尔城挑选10位16-20岁的姑娘，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其社会化。[11]这两个例子虽然是“官方”的，但都是地方政府所为，仅限于当地，而且时间不长，没有泛滥到全国，更没有成为整个苏俄政府的国策。《二十世纪俄国史》的作者说布尔什维克破坏家庭，共产共妻，除了恶意诋毁外，还能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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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有些人以不同的方式做着同样的事。他们想用文字和语言重塑斯大林的金身，实现后者靠权力、镇压、谎言、假案、大清洗（血腥镇压）未能实现的事。在这些人中，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所谓的“左派”教授格雷弗·弗尔（Grover Furr）相当突出。
　　2016年10月，笔者应一些年轻朋友之邀，在北京东四一家民营书社听过他的一次讲座。
　　虽然讲座场所比较简陋，面积不大，主室的条案两边坐了20来个人，就把屋子挤得满满的。讲座主办方还是做足了准备工作，把格雷弗·弗尔教授的讲座内容翻译、打印出来，发给听众。但讲稿的题目与通知的不同，成了《托洛茨基——1920年代的争论，1930年代的谎言》。
　　我浏览了一下弗尔教授的讲稿，它留给我的印象是：水平不高，立论随意，没有一项他说的托洛茨基的谎言是能够站住脚的。
　　讲座主持人是北大教授，看来与弗尔教授十分熟悉。他首先对弗尔教授做了简单的介绍：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美国左翼，一直进行俄国革命史的研究，揭露各类对革命、对斯大林的歪曲诽谤，或是揭穿那些反对他的人的谎言。他已经撰写并出版了《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此书的中译本和俄译本也分别在中国和俄国出版，据说在俄国的销售还不错。主持人还说，因教授的左派观点，他的很多著作在美国很难出版，为此深感惋惜。他强调说，弗尔教授精通20多国语言，他对托洛茨基谎言的揭示是看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得出的。他对弗尔教授为揭示真理不辞劳苦的精神大加赞扬，说教授今天下午两点抵达首都机场，马不停蹄地去了一所大学，之后只有20分钟的用餐时间，就来这里给大家讲座。听了这番介绍，所有在场的人都为教授热烈鼓掌。最后他说，今天的讲座先由弗尔教授演讲，然后大家提问题。
　　在弗尔教授宣读完他的讲稿之后，开始讨论。我率先发言：“弗尔教授说的是托洛茨基的谎言。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对这个人物有大量不同的说法，判断他的言论是真话还是谎言，取决于你占有的资料，还取决于你的立场、观点和利益。要澄清历史、证伪、揭穿谎言，需要依据靠得住的史料和文献，否则，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造成新的伪造和谎言。教授讲稿中对‘列宁遗嘱’的看法，说它是托洛茨基为了达到夺权的目的，伙同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一起伪造的结论，依据的是推测和流言，是站不住脚的。”
　　弗尔教授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说了一通他不是对托洛茨基做好坏判断，只是揭示托洛茨基的前后不一致和自相矛盾。而他说托洛茨基伙同克鲁普斯卡娅伪造遗嘱，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并非一定如此，等等。
　　我本想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穷追猛打，这时书社主人出面制止我。我知道在这种场合是争论不出什么来的，于是承诺不再发言。
　　弗尔教授不辞劳苦地奔波于美国和中国之间，为斯大林招魂，传播别人和他本人对苏共历史和早期领袖人物托洛茨基制造的谎言。他在美国没有市场，在中国倒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原因并不难理解。在美国，有关联共（布）党史、党内斗争，各种不同观点、立场的著作、史料都早已公开出版，所以读者对相关问题的了解相对比较全面，虽然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但要他们相信弗尔教授的谎言和他借助谎言重塑的斯大林偶像，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但在中国，长期以来，斯大林一直被誉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中共虽然承认他犯了错误——肃反扩大化，但毛泽东亲自定调，功过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在当年中共的反修斗争中，捍卫斯大林，反对赫鲁晓夫对他的批判，是斗争的重要部分。在文化革命初期，更提出要挖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这是毛泽东自比为斯大林了。那时虽然也出版了一些与主流观点不一致的书，但量很少，还都是内部读物，一般人根本看不到。即使对关于斯大林的宣传有怀疑的人，也无法进行相关的研究，一是没有资料，二是不允许。我认识一个人，在大学期间因与几个同学一起研究托洛茨基而遭受牢狱之灾。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出版了一些揭露斯大林的真实面貌以及联共（布）党史真相的书。遗憾的是，这一过程始于1980年代的布哈林热。因布哈林是捍卫新经济政策，反对托洛茨基的工业化，反对斯大林放弃新经济政策的，新经济政策又被说成是旨在解决农民问题的，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是从农业生产开始的，所以布哈林热持续升温。在此期间，在中国宣传和出版有关布哈林的书籍和文章已经合法化。但在1996年，我译的《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一书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时，曾受到安全部、公安部、中联部和新闻出版署四个部委的调查，虽然对出版社、责编和我本人没有造成不良后果，但也足以表明，在那时，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仍是非法的。其实这时，中国知识界已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告别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很多人认为人间正道私有化，对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体制正确与否、斯大林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中各派的是与非等，都不再感兴趣。1999年，我参与翻译并对全书进行统校的伊萨克·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虽然也引起了读书界的注意，一些报刊上也刊登了一些写托洛茨基的文章和对此三部曲的评论，但只是一些微澜，根本热不起来。后来又陆续出版了我译的托洛茨基的三本重要著作——《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2008年）、《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2010年）、《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2012年），反应更微。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读者失去了深入认识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机会。
　　由于缺了这一步，中国现在还有不少向往社会主义的人仍然迷信斯大林，对他和当年的反对派领袖的看法，仍停留在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框架内。弗尔教授制造或搜集的对托洛茨基的新旧谎言，不难在这些人中找到共鸣。所以有单位请他前来，安排他演讲，也有出版社为他出书，兜售他的谎言，而且还是十分低劣的谎言。
　　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揭穿弗尔教授的谎言，驱散弗尔教授粉饰假革命家、真独裁者、革命的掘墓人（托洛茨基语）斯大林，诬蔑真革命家托洛茨基的迷雾，让有志革命的人看清这两个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弗尔教授的谎言太多，无法在一篇前言中逐条分析。在此只限对他关于《列宁遗嘱》的谎言和他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理论斗争的总结。

列宁遗嘱


　　弗尔教授宣称：“我们发现，所谓的‘列宁遗嘱’可以确定并非他本人写的，因此，这份遗嘱也许并不能反映列宁的思想。”说可以确定“列宁遗嘱”不是列宁写的，这不是什么新发现，因为所有相关材料都说：列宁中风第二次发作后，他失去了书写能力，后来的著作都是他口授的。但推断“遗嘱”不能反映列宁的思想，仅凭这一点是不够的。
　　而使教授得出这个结论的，是莫斯科州立大学的历史学者瓦连廷·萨哈罗夫的相关研究。他说，萨哈罗夫的研究，依据的是1990年代苏共首次公开的档案，他的研究结果写成了长达700多页的论文，专著由莫斯科州立大学出版。教授把萨哈罗夫的结论概括如下：所谓“列宁遗嘱”主要是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炮制的，帮助她的是列宁的秘书，尤其是首席秘书马莉娅·沃洛季切娃和利迪娅·福季耶娃。这里并没有现存的来自列宁本人的原始文档。（甚至没有“遗嘱”之类的标题，事实上最开始连标题都没有），它们的真实性从未得到过证实。……
　　首先来分析一下萨哈罗夫说这份文件并没有“遗嘱”的标题的说法。列宁本来写的就不是遗嘱，而是他希望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解决的紧迫问题，他一度还希望他能亲自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讲话。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中，一般被称为“列宁遗嘱”的文章被放在《最后的书信和文章》中，它的标题是《给代表大会的信》。在对这封信的注释中说，这是病中的列宁为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在１月23日口授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在括弧中也明确地标出了它是对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所以，“甚至没有‘遗嘱’之类的标题”云云，不仅不能给萨哈罗夫、弗尔教授加分，还能让人产生他们对这段历史了解有限的印象。他说的没有标题，也不能说明问题。在《列宁全集》的目录中，凡是标题前面标有星号的，都表明标题是编者加的。如果以没有标题来认定文章是别人伪造的话，那《列宁全集》中的伪造就太多了。《给代表大会的信》这个标题确实是编者加的，因为前面有星号。但编者用这个标题是有根据的。列宁的秘书玛·阿·沃洛季切娃在1922年12月23日的日志中是这么记的：“８点过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叫去住所。口授了４分钟。觉得身体不好。医生来过。口授前说：‘我想向您口授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请记吧！’”[12]由此可见，这个标题完全符合列宁的本意。
　　把明明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这些文件说成遗嘱，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这里面肯定会有不少幕后交易，而文件矛头所指的对象、列宁治疗的中央监护人的斯大林在其中起了多大的作用，读者不难想象。
　　弗尔教授由此推断——实际上也是萨哈罗夫的推断：文件的第一段声明据说是列宁于1922年12月22日做出的，第二段据说是于1923年1月4日做出的。但是没有记录显示列宁的秘书记录了这两段口述。这两段声明1924年5月或者6月才出现。……除了列宁的秘书们，列宁的妻子娜捷施达·克鲁普斯卡娅也显然与两份文件的制作和延迟发表有关联。托洛茨基也许也参与其中。实际上，托洛茨基和克鲁普斯卡娅可能一起通过伪造文件的方式来攻击斯大林。
　　萨哈罗夫的研究确实是挺重视史料的。因为除了上述这封信，他还研究了列宁值班秘书日志，指出日志不全，缺了1922年12月24-29日的记录，而且杂乱无章。并对照了列宁值班医生日志，发现秘书日志关于列宁口述的记录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医生记录的病人的身体情况根本就不允许他口述。
　　他还以一定的篇幅描述了克鲁普斯卡娅与斯大林的关系。从而得出结论，由于克鲁普斯卡娅与斯大林关系不好，所以她不希望他上台，因此她要帮助托洛茨基，打击斯大林。但这不是列宁的意愿，所以她就只能求助于伪造。于是，一个伪造列宁遗嘱的完整的证据链就形成了。
　　笔者没有条件像他一样去俄国核实他所说的一切，也无意这样做。我在此只想说，即使上述一切都是真的，他的结论仍只能说是推断。因为萨哈罗夫指出的种种可疑现象，完全可以做相反的推断。如几天的值班秘书日志的阙如，不少研究者就认为这是斯大林所为。有更多的证据表明，斯大林以中央对列宁的医疗监护人的身份，严密地控制了列宁的秘书，列宁最后口述的文件，虽然他一再强调保密，但都被他的秘书在第一时间交给了斯大林。
　　我在此只想问一个问题：莫非斯大林他们没发现《值班秘书日志》中的混乱和关键几天的缺失，莫非他们没有把它和《值班医生日志》加以对比并从中得出“列宁遗嘱”是伪造的结论。为什么这些问题要在几十年后由萨哈罗夫来发现呢？斯大林对列宁晚年的言行是如此关注，他怎么会忽略这两份重要的日志呢？怎么会发现不了萨哈罗夫发现的问题呢？而最希望发现这些文件是伪造的人，莫过于斯大林了。因为它们会直接影响他的政治生命。如果他不是没有发现，却对此闭口不谈，那结论只有一个，即这些缺失和混乱的出现，是和他有直接关系的。
　　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斯大林的多数派制造了无数的谎言，把假的说成真的，把真的说成假的。他怎么会容忍这份对他极为不利的伪造的遗嘱呢？不当时就揭穿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它们的真实性在当时是不能否认的。
　　另外，历史人物在历史环境中行动，必然受到历史环境的制约，他们不能单凭主观愿望行事。拿“列宁遗嘱”来说，当时帮列宁记录“遗嘱”的秘书们还在，为列宁治病的医生还在，克鲁普斯卡娅还在。显然，知道此事的人还要更多些。所以对此事不是想怎么说就能怎么说的，说什么别人都会相信的。另外，当时的许多人对列宁、他的工作、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了解，当然比后来人更清楚，当年的当事人显然比几十年后的萨哈罗夫更清楚地知道，说病中的列宁会受制于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他口授的文件是他夫人伪造的，是不会有人相信的。斯大林就是对遗嘱再恨，再想否定遗嘱，他也只能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小型领导人会议上以他特有的风格，说列宁的信是处在“娘们”（即克鲁普斯卡娅和两个秘书）的影响下的病人的文件，但不敢说是“娘们”伪造的。并在必须搞清楚列宁的真实意愿的借口下，决定把信封存起来。[13]弗尔教授引用的皮达可夫对列宁最后信件的看法，也只说它们是在列宁承受着难以忍受和令人无比沮丧的病情所带来的压力下写出来的。皮达可夫在说此话时，已向斯大林投降，在当时事关重大的“遗嘱”问题上，他当然要按照当权派的口径说。
　　不过，他们不能做、不敢做的事，成就了萨哈罗夫，让他有机会根据对《值班秘书日志》和《值班医生日志》的研究，写出700多页的博士论文，得出骇人听闻的结论：“列宁遗嘱”是克鲁普斯卡娅和秘书伙同托洛茨基伪造的。
　　我还想从另一个角度阐述这个问题。与这些文件利益攸关的、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政治局多数没有人否定过它们的存在，也没有人否认过它们的真实性。
　　1923年6月初，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主席团成员在对季诺维也夫关于公布“列宁遗嘱”的建议进行讨论时，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人的意见分别如下：
　　托洛茨基：“我认为这篇文章应该公布，如果没有妨碍公布它的正式理由的话。如果传达这篇文章和其他文章（《论合作社》、《评苏汉诺夫》）时（在传达的情况下）是否应有区别。”
　　加米涅夫：“不能公布，这是没有发表的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文章的素材和内容仅是个人鉴定。”
　　季诺维也夫：“娜（捷施达）·克（鲁普斯卡娅）也认为，只应该转交给中央委员会。关于是否要公布的事我没有问，因为我那时认为（现在仍然这么看），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可以提这个问题。在传达的情况下是没有区别的。只有这份记录（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是稍晚转交给我的——在几天前。”
　　斯大林：“我认为没有必要刊印，况且也没有得到伊里奇的刊印的批准。”
　　托姆斯基：“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建议，只是让中央委员们知道。不是公布。没人能从大范围的公布中知道任何东西。”
　　A·索尔茨：“弗·伊·的这些意见不是面对广大读者的，而是中央委员会，因此用这么多的篇幅做个人评价。与那篇论合作社的文章毫无共同之处。”
　　布哈林同志、鲁祖塔克同志、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同志：“赞成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建议。”[14]
　　上引文件是一份绝密文件，标题是《政治局委员和主席团成员对季诺维也夫公布“列宁遗嘱”建议的意见汇总》，记录者是斯洛瓦廷斯卡娅，时间是1923年6月初。而季诺维也夫的相关建议是6月2日提出的。
　　这份文件的日期，证明弗尔教授 “这两段声明1924年5月或者6月才出现”的断言是错误的。
　　我引这份文件有两个目的。一是证明文件中提到的几个人最迟在1923年6月初就知道所谓“列宁遗嘱”的内容了。二是想请读者注意，在当时，除托洛茨基外，都只是反对公布“列宁遗嘱”，但没有一个人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斯大林承认“遗嘱”存在，并用它来打击政敌，还有多次。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成为反对派后，他用了其中对这两人的界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后来，在布哈林沦为反对派后，他又用了列宁在遗嘱中对他的鉴定：“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 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
　　1927年10月，在同反对派斗争的高潮中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声明：“列宁‘遗嘱’是给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这个‘遗嘱’已在代表大会上宣读过。”[15]
　　至于为了防止“遗嘱”扩散，对宣读过程做的种种限制，媒体也都有介绍，而且证据确凿。
　　在《斯大林全集》第10卷中，还有一段他为自己的粗暴辩解的名言：“我对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并分裂党的人是粗暴的。……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只说斯大林粗暴，但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16]
　　上述文件和斯大林本人的文章证明，当时联共（布）高层都知道“遗嘱”的存在。可斯大林和多数派在公开场合仍竭力否认它的存在。如果说上面列举的那份文件教授看不到的话，斯大林文章中的相关说法他是应该也能够看得到的。这正是以揭谎言为己任的弗尔教授揭穿斯大林在列宁“遗嘱”问题上制造谎言，证明自己客观公正立场的好机会。但他不仅不这么做，却以托洛茨基在1925年曾撰文否认美国同情者伊斯特曼在其著作《列宁死后》中公布的“列宁遗嘱”的真实性和他后来流放时又再度承认“遗嘱”的真实性，来揭露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前后不一，出尔反尔，连对他曾引证过的科特金称托洛茨基否定伊斯特曼著作引用的“列宁遗嘱”的真实性的文章是斯大林口述的说法，他也反对。这一切只能表明弗尔教授揭露谎言是有倾向性的，他的谎言揭露本身就是谎言，一文不值。
　　更重要的是从哪个角度来判断“列宁遗嘱”的真伪。列宁是否口授了“遗嘱”，主要应该根据他的政治活动来判断，而不是《值班秘书日志》中的混乱和它与《值班医生日志》，克鲁普斯卡娅与斯大林的关系。通过本三部曲，中国读者可以了解列宁晚年口授的这些文件的深层原因。

“不断革命论”对“一国社会主义论”


　　看了这个标题，我简直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断革命论”对“一国社会主义论”是对不上的。我怀疑是译文出了问题。我看了原文——“Permanent Revolution” versus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确实是“不断革命论”对“一国社会主义论”。而且还明确地说，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是完全对立的。教授把当年党内斗争中两场理论争论各一半“versus”在了一起，再次证明了教授的对当年联共（布）党内斗争的理论之争缺乏起码的了解。
　　更可笑的是，弗尔教授直接从中得出了结论：“在我看来，托洛茨基是被自己的谎言所强迫，不得不串通谋杀，并且在苏联内部搞蓄意破坏，同德国与日本合作，因为他拒绝承认在他的所有理论立场上都是错误的。”
　　由于理论破产和拒绝承认理论错误，被迫铤而走险，走上谋杀、破坏、与德、日军国主义合作颠覆苏联，把理论错误和密谋颠覆活动结合起来，确实是弗尔教授的一大发现。但是，如果“不断革命论”对不上“一国社会主义论”呢？弗尔教授的努力岂不白费了？
　　在此笔者不得不给弗尔教授补补课，简单介绍一下“不断革命论”之争和“一国社会主义”之争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断革命论对的是俄国革命的三阶段论。简单地说，不断革命认为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可以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而之前的俄国革命三阶段论则认为，俄国先要经历资产阶级革命，然后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待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由于本书中对这两个理论有详细的介绍。读者在阅读到相关段落时加以注意就行了，在此无须赘述。只说一下，没有不断革命论，就没有十月革命，也没有后来俄共把国际共运的工作重心向落后国家革命的转移，也就不会有1925-1927年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以及上世纪50、60年代波澜壮阔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在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过程中，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起了桥梁和助产士的作用。
　　因为“不断革命论”论是在1904年底提出的，那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哪里谈得上什么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呢？所以它不可能是针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而“一国社会主义论”说的是在单独一个国家里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如果非要说二者有联系，只能在这一点上，即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就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来，二者之间就有了因果关系，而不是versus了。当然，这是个不恰当的比喻。
　　“不断革命论”是托洛茨基对落后国家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的设想，它的对错应该由实践来检验，而不是由另一个理论“阶段论”来定它的正确与否，更不是与它没有关系的“一国社会主义论”。客观地说，它已得到十月革命和后来的中国革命的验证。在中国是得到了正反两个方面的验证。在1925-1927年的大革命中，因当政的斯大林、布哈林恪守阶段论，拱手把革命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并让无产阶级在运动中为资产阶级作苦力，不允许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独立领导运动，致使革命半途而废。后来的中国革命的成功，再次证明了“不断革命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的标志之一——土地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之后才完成的，此后革命继续发展，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
　　“一国社会主义”versus的不是“不断革命论”，上面已经说清楚了，它实际上versus的是“世界革命论”。
　　弗尔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设是可能的。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建设证明了它的真实性（之后中国也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弗尔教授的说法，根本没有触及当年“一国社会主义”之争的核心。“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设是可能的”，其实是争论双方都没有异议的。俄国革命已经爆发，但它并没有引发世界革命，甚至是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因此，它只能在一个国家内进行建设。由于革命建立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破除了私有制，对生产资料和土地实行了国有化，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只能是社会主义建设。
　　斯大林、布哈林在1924年底炮制“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强调能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违背了布尔什维克的世界革命的传统，引起了轩然大波。它首先遭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批评，从而导致多数派的第一次分裂和季托联合反对派的诞生。双方争论的焦点不是在一个国家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在一个国家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仅不是不断革命论者，而且还是该理论的主要批评者。这也证明了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不是“不断革命论”。
　　“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提出针对的是世界革命论。这可以用斯大林本人在争论中说过的话来证明：“谁否认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成（黑体是我加的——施）的可能性，谁也就一定要否认十月革命的合理性。”[17]他的这句话与他本人在1924年说过的话截然不同：“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指建成社会主义——施），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18]
　　上述两段斯大林本人的话中的第一段证明，“一国社会主义论”强调的是在一个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而不仅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斯大林的第二段话，是斯大林在成为“一国社会主义论”者之前，即他还是一个世界革命论者时说的，引文中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意思是社会主义的建成要通过世界革命。而且，世界革命对应的不是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即建成社会主义世界。
　　在澄清了这两个理论之争后，还有必要再分析弗尔教授对托洛茨基在“一国社会主义论”上的前后矛盾的指控，还有他对列宁后来赞成这个理论的断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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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解体、国际共运的衰落，并不像国内某些人说的那样，是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背叛的结果。根子在斯大林，他破坏党内民主，对联共（布）的残酷清洗，不是出于革命的需要、党的需要、无产阶级的需要，而是出于维护他个人专权的需要，而且他还使这一切制度化，形成了斯大林体制。今天的国际共运的低迷，证明的是斯大林主义的失败，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弗尔之流为斯大林主义招魂，为他涂脂抹粉，旨在让共产主义运动万劫不复。有志革命的青年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千万别上他们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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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中央编译出版社支持，读者厚爱，本书出了第三版，为进一步完善译文质量提供了机会。笔者根据英文原文参照俄译本再次对全书进行了校对，发现了不少问题，深感“译”无止境。
　　本书责编李晓燕女士为这次再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对她表示深深的谢意。
　　我的年轻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游先生指出了译文中的一些问题，还发现了两处作者的错误，如说盖得是国防部长，托洛茨基长女去世时是30岁，据他的建议，以译注的形式对此加以改正。中译本是根据此书英文第一版译的。在该版本中，《流亡的先知》在一处误把斯米尔诺夫写成斯米尔加，王先生根据名字前的限定语“战胜了高尔察克的”判定斯米尔加应是斯米尔诺夫，足见他的史学功力。他在对我指出这个错误时，还用英文本（后来的版本）和俄译本中此处均是斯米尔诺夫来证明他的推断，展示出他的严谨学风。我谨代表全体译者对他表示诚挚的感谢。



[1]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119-120页。

[2] 参见同上，第120页。

[3] 华东师大教授吕新雨石她的《列宁“德奸”案的前世今生》一文中，以翔实的史料和严谨的逻辑证明列宁被德国收买纯属子虚乌有，并彻底揭穿了德国《明镜》周刊的《德皇陛下的革命家》和俄国《二十世纪俄国史》的作者的假专家、假学者、假教授的面貌，暴露出他们仇恨革命的真嘴脸。

[4] 《托洛茨基自传》第331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

[5] 本书第337页。

[6] 本书第41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7] 《托洛茨基自传》第329页。

[8] 参见同上，第331页。

[9] 本书第391页。

[10] 同上，第392页。

[11] 参见《1918年苏联伪造“共妻令”的风波》，载《作家文摘》第184期第141页。

[12]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463页。

[13] 引自托洛茨基的《列宁遗嘱》。

[14] 《苏联的共产党反对派——1923-1927》第56页，CHALIDZE PUBLICATINS1988年版。

[15]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49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6] 同上，第151-153页。

[17]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99页。

[18] 同上，第6卷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