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
在1929年12月29日的《最近新闻报》上，刊登着一封如下内容的电报：
“勃柳姆金被枪决。”
“科隆，12月28日讯。
《科隆日报》驻莫斯科记者来电：杀害米尔巴赫[1]的凶手，小有名气的勃柳姆金，最近被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拘捕证逮捕。
勃柳姆金被揭发同托洛茨基有秘密关系。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局务委员会的判决，勃柳姆金已被枪决。”
这个消息是否可靠，我没有绝对的把握。但是，一连串的情况，不仅容许我，而且迫使我认为它是可靠的。如果表达得确切一点：我心里对此毫不怀疑，只是认为对斯大林杀害勃柳姆金还没有足够的法律上的证据而已。
您当然知道，左派社会革命党叛乱之后，勃柳姆金很快就转向布尔什维克，英勇地参加了国内战争。嗣后，他有相当长的时间在我的军事秘书处工作。后来，他主要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系统工作，但也在军事系统和党的系统工作过。他在不同的国家执行过极为重要的任务。他对十月革命和党的忠贞是毫无疑问的。
直到最后，勃柳姆金还在干重要的苏维埃的工作。他如果是一个反对派成员的话，怎么能够兢兢业业地工作呢？这一点可由他的工作性质来说明，因为这种工作具有十分特殊的性质；勃柳姆金没有机会或者几乎没有机会同党的基层组织发生联系，参加讨论党的问题和其他问题。这并不是说他隐瞒了自己的观点。相反，他向原来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对外处处长明仁斯基和特里利谢尔都表明过他同情反对派一方，但是，他也象任何一个反对派成员一样，当然甘愿在为十月革命效力的岗位上完成自己负责的工作。明仁斯基和特里利谢尔认为，勃柳姆金是一位无法取代的人，这并没有错。他们依然叫他干他原先的工作，这一工作他一直干到最后。
勃柳姆金的确在伊斯坦布尔找过找。我在上面已经提到，是在我的秘书处的工作才使勃柳姆金同我个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我的军事著作中有一卷就是他编辑的（我在这一卷的前言中说明了这一点）。他来伊斯坦布尔找我，为的是打听我怎样估价时局，检查一下他是否做得正确，因为他依然在为一个驱逐、流放、监禁他的最亲密的同志们的政府效力。我的答复当然是说他做得完全对，因为他不是对已经窃据了党权的斯大林政府，而是对十月革命来履行自己的革命职责。
从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一篇文章中，您也许看到了一段引文，说我在夏天不仅同一位来访者谈过话，而且向他预言苏维埃政权仿佛不久就要必然灭亡。这位卑鄙的中伤者当然是在撒谎。但是，把事实和日期加以比较，我才明白，文中所说的正是我与勃柳姆金的那次谈话。他的工作与他隶属于反对派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对这个问题，我只是顺便回答说，我被驱逐出境，以及其他同志被监禁，这不会改变我们的基本路线；在危急的时刻，反对派将会在前沿阵地上挺身而出；在艰难的时刻，斯大林也不得不号召反对派，就象策列铁里[2]曾经号召布尔什维克来对付科尔尼洛夫一样。因此，我说道：
“只是不要太晚了。”
显然，勃柳姆金被捕后把这次谈话说成是反对派的真正情绪和企图的证据。可是不要忘记，我是由于被指控犯有准备武装反对苏维埃的斗争罪才被驱逐的！我曾通过勃柳姆金往莫斯科给志同道合者转了一封有通报性质的信，而这封信的基础则是我在许多已经发表的文章中阐述过的那些观点：如斯大林分子对我们的镇压还不意味着国家阶级本质的改变，只是正在准备这样的改变并使其变得容易些；我们的道路依然是改革的道路，而不是革命的道路；为自己的观点而不妥协的斗争应该有长期打算。
晚些时候，我得到消息：勃柳姆金被捕了，经他手转寄的那封信落到了斯大林的手里。我不知道勃柳姆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捕的。莫斯科当局知道他到过伊斯坦布尔。他的上司（明仁斯基和特里利谢尔）也了解他的反对派观点。他是为了他所执行的工作自己主动返回莫斯科的。有关后来的事，我所知道的只有我在上面引用的《科隆日报》的电报中所说的那一点了。
这个事实的性质不需说明。您知道，按照1922年的著名的审讯，就连那些组织杀害列宁﹑乌里茨基、沃洛达尔斯基、我及其他人未遂的社会革命党人，也没有被枪毙。1918年在勃柳姆金也曾隶属的社会革命党中，只有亚历山大罗维奇一人在其组织叛乱的时刻被枪毙了。这次叛乱的参加者勃柳姆金不仅很快就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而且是一位积极的苏维埃工作者。但是，如果说他在1918年没有因为带头参加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叛乱而被枪毙，那么，他在1929年被枪决却是由于他一边为十月革命的事业忘我地效力，同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斯大林的派别分道扬镳，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职责是传布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观点。
勃柳姆金被枪毙（我再说一遍，我个人对这个事实不怀疑）是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这样的事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已经彻头彻尾地成了斯大林私人的机构。在国内战争时期，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是严厉的。但是它的工作是在党的监督之下进行的。党内无数次提出了抗议、声明，并要求对各种各样的判决作出说明。担任肃反委员会首脑的捷尔任斯基是一个有高尚道德精神的人。他服从于政治局，而政治局委员对各种问题不仅有自己的看法，而且善于坚持自己的看法。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一种保障，即肃反委员会是革命专政的一个工具。但是现在党已被扼杀了。有关勃柳姆金被抢毙的消息，成千上万的党员只能在拐弯抹角的地方胆战心惊地窃窃私语。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首脑的明仁斯基，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幽灵。在国家政治保卫局起重要作用的亚哥达，是一个卑鄙的钻营家，他已把自己的命运同斯大林捆在一起，甘愿毫不犹豫地执行斯大林个人的一切指示。政治局已经不存在了。布哈林已经说过，凭借国家政治保卫局所搜集的文件，斯人林业已控制那些所谓的政治局委员。在这样的条件下，血腥镇压勃柳姆金成了斯大林个人的事。
就是在现在的权力机关独裁的条件下，这种前所未闻的罪行也不会滴水不漏。斯大林不会不预先觉察到这一点，他极为慎重地决定杀掉勃柳姆金，这一事实证明他对左倾反对派多么恐惧。不应有任何怀疑，只有极少数的反对派跟随拉迪克和其他投降者走，而在国外，反对派却在一系列的国家内取得了重要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胜利，而勃柳姆金则是为此抵罪的牺牲品。
斯大林想用枪毙勃柳姆金来正告国际上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他在国内有成千上万的人质，他们将会为国际舞台上的真正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丢掉自己的脑袋。换句话说，除了开除出党、失业、家庭挨饿、监禁、驭逐、流放，斯大林企图用来恐吓反对派的，还有他手中掌握的最后一招：枪毙。
可以有把握地预言，结果将与斯大林为自己提出的直接目标背道而驰。有史以来，凡是进步的、依靠事物发展的客观逻辑的思潮，既吓不倒，也不能被枪毙。但是，反对派显然不能坐等事物的客观进程，而消极对待斯大林的热月政变镇压之后的这次新的血腥镇压。应该尽快开展一场国际运动，每一个反对派在这场运动中都应该干需要三个人、五个人或者十个人的条件下才能胜任的事。
我是怎样想象这场运动进程的呢？
首先，应该把事实本身通告所有的共产党员，要求党的官方领导出面确认或者辟谣。
问题提得越是果断、广泛、大胆，官方领导越会惊慌失措。这件事的全部内幕就会被更快地揭发出来。应该造成巴黎、柏林、维也纳、布拉格、纽约都来要求莫斯科澄清事实这样一种气氛。
欲达此目的需要干什么呢？我认为，首先，要出版一种小传单，题目是：《斯大林杀害了勃柳姆金同志，这是否是真的？》在这张传单中，应该向加香[3]、台尔曼[4]等人直接了当地提出下列问题：他们是否知道这件事？他们本人是否要为斯大林集团杀害无产阶级革命者承担责任？
假如第一次质问没有得到任何反响（也许会这样），那么，就应该趁热打铁出版第二种更富有进攻性的传单，将其通过一切可能的方法和渠道，成千成万份地散发。
很有可能的是，在来自西方的压力和联共（布）内恐慌的情况下，斯大林会试图抛出某种毒辣的说法，诸如同“弗兰格尔将军的军官”有联系呀，准备叛乱呀，或者是准备搞恐怖行动等。对这样的卑鄙行为应该有所准备。但是，类似的说明未必会产生重要影响，这既是因为过于令人感到有拿破伦的警察的手段的味道，也是因为尤其斯大林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实际上已经使尽了这些招数。无须乎提醒，勃柳姆金与我们大家一起所坚持的原则立场，已将来自他那一方的各种冒险斗争方法排除了。
勃柳姆金案件应该成为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的萨科和万采蒂的案件。这场为拯救我们在苏联的志同道合者的斗争，同时也应该是对西方国家里的反对派队伍的一次考验。只要按照革命的方式，也就是说，只要竭尽全力而又奋不顾身地开展运动，反对派便会立即出人头地。这样我们才会有权说：勃柳姆金不是白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每一个反对派的中心都应该仔细讨论当前的运动步骤，对其作极其细心的准备。为了将预定的措施付诸实践，也许，最好在每一个城市选出一个全权的三人小组。在开展这场运动的事务中，所有反对派组织的成员都要听命于这个三人小组。
很有可能，在您收到这封信之前，报刊上就发表了这类有关勃柳姆金命运的消息，它们使有关证实或者反驳的进一步的“法律”的质询变得没有必要。那时，就要简单地确认事实并质问党中央，它是否要为这种犯罪行为向工人阶级承担责任。
全部任务在于不要把质问变成放空炮，也就是说，不要把它简化为仅仅是发传单而已。应该找到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个问题或者直接了当提出控诉的方法。应该渗透到党的和全体工人的会议中去。要预备准备宣传画、短小的（十行字左右）传单，等等，等等。
最好要部分地利用这封信中所包含的材料，把有关我与勃柳姆金在伊斯坦布尔会面的一切，不是放在第一份传单里，而是放在第二份传单里。
在对勃柳姆金的遭遇最后的、纯形式的怀疑排除之后，我将继续寄来一些补充材料，其中也会寄来以悼文形式对他的评述。
致以反对派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30年1月30日
（冀元璋 译）
[1]米尔巴赫（1871——1918年），德国外交家，曾经驻莫斯科大使。被俄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杀死。——译注
[2]策列铁里（1881——1959年），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译注
[3]加香（1869——1958年），法国共产党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1924——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译注
[4]台尔曼（1886——1944年），德国和工人运动活动家，1925年当选德共中央主席，1924——1943年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