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文系托洛茨基为纪念克拉辛之死而作；
2．本文为托洛茨基未完成的《肖像》一书中的“克拉辛”一章的片断
Ⅰ
我与克拉辛的初次见面是在基辅，时间是1905年的早春。记得是在一个院子里，当时天下着雪，石头缝间淌着水。一个高个子、长得很漂亮的人在院子里徘徊，他看上去还完全是个青年，穿着一件大衣，也许是带羊皮领的皮外套，这我已记不准了，总之天气糟透了。安排我们认识的人是谁呢？是一个基辅人。这时正是1月9日卡利亚耶夫[1]炸死总督事件发生后不久。此时我正处在地下状态，起初在一个年轻的律师家里住，但因为他非常害怕，我后来就去了齐赫文斯基教授家里，他是中等技校的教师。此后，我还以病人的身份被转移到眼科诊所，在那里我接受过眼科浴疗（其实这本来是不必要的，只是为装样子而已），负责诊所的教授来看望我，他小心地关上门并问我：
“有烟吗？”
“有，教授。”
“够劲儿吧？”
“是的。”
在这家诊所里，我偷偷地为克拉辛写过传单。说是偷偷地，是因为名义上有眼病的我是被禁止读书和写字的。开始时，传单的量是小的，只在基辅发行，那里的印刷技术也不错。后来因为1月9日事件和其他一些事件的发生，克拉辛就将更多面向农民的传单转寄至巴库的合法印刷厂了。那时候，我们的党就象我们的革命一样不太成熟，无论是它的成员，还是它所从事的事业，给人的印象都是缺乏经验和不完善的。当然，克拉辛此时也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不过在他的身上，已经表现出了某种坚定、清醒和“行政的”品质和才能。他当时已是个有着相当资历的工程师，工作相当出色，人们对他的评价很高。他的熟人及关系的圈子比那时任何一个年轻革命者的交际范围都更广泛而复杂。无论在工人的街区、工程师的公寓、海员大厦，还是在他们的文学界圈子里，克拉辛的关系网都无所不及。他把这一切都联合和组织起来了。我们约好在彼得堡见面。从克拉辛那里我得到了接头地点和关系。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接头地点是去康斯坦丁炮兵学校找老医生亚历山大·亚历山德诺维奇·利特肯斯和他的妻子维拉·卡芙莉洛芙娜·阿里斯托娃。还有一些工程师的接头地点，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那时，知识分子们正狂热地组织协会、互相联合，这种组织从根本上说是政治性的、激进的，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比立宪民主党还要“左”。在协会的成员中，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占了多数。除了那些纯粹不合法的组织，这条路线上的组织在后来的分化是不太明显的，何况，“恢复”统一的强烈要求已经有所表现。克拉辛本人那时曾是布尔什维克调和分子。由于我当时所持的立场，使我们更加接近。我们曾就统一和策略等问题多次交换意见并进行过争论。我们先是在利特肯斯家里会面，后来，我们的会面又改在克拉辛后来的妻子家中进行，当时因为留在利特肯斯家里有危险，所以我已离开利特肯斯，转移到另一个由克拉辛给我安排的公寓里。
从广义上说，克拉辛并不是理论家。但他是个很有教养、很有天赋、聪明过人的人，他无论遇到什么事都爱思考。
那时，在彼得堡已经有了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和孟什维克小组。就组织的力量而言，它们未必有多大差别。由于社会民主党人在每个新的运动浪潮中未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1905年春，他们就不善于自觉地发动群众运动，发挥自己的作用。1月9日事件及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事件过后，紧接着就发生了五一节游行的全面失败。克拉辛站在统一代表大会一边，既保持着同彼得堡委员会的关系，又保持着同孟什维克小组的关系。当时，他因为准备召开代表大会之事奔走，在彼得堡停留过数日。我每次都有机会同他见面。我还记得同他就与知识分子联盟的策略问题所进行的争论。后来，又产生了怎样进入立宪会议、有关临时政府以及我们对其应采取的态度等一系列问题。那时，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已经成立。作为调和派，克拉辛成了这个常务局的对立者。相反，孟什维克小组则同他保持着关系。与此同时，克拉辛在政治上又是接近布尔什维克组织的。这使他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他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一些独立的关系。在他的这些关系中，我还记得有一位年轻的工艺师斯米尔诺夫和他的妻子。他们有一个不大的，但属于自己的、独立于两个组织的印刷厂。他们为克拉辛印刷了不少号召书和告示等。其中的一些号召书还是我写的。
众所周知，以高尔基为首的一个活动在维特的知识分子代表团曾因有某种临时政府的萌芽而遭到逮捕。这个标题曾出现在印刷品上，但不知为什么我已记不清楚了。代表团很快又被释放。但关于革命政府的问题已成了某种更接近左翼知识分子的东西。在党内，围绕这个问题开始了有关策略和理论方面的谈话。我们同克拉辛展开争论。他建议我用书面形式阐明自己的观点，我也乐于这样做。克拉辛完全承认，提出临时革命政府的口号是有必要的。但就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能否自己掌握这个政府的问题，他却避而不谈了。在我的提纲中，有关这一问题的坦率观点是有的。妥协，已作为当前非主要问题而被我从提纲中去掉。提纲以这种形式在斯米尔诺夫家的地下印刷厂印刷。现在，想找到一份这样的提纲和斯米尔诺夫印刷厂的其他出版物都将是徒劳的。最近几年，我同克拉辛谈起了这个问题。他说，他曾有那时的全套地下出版物，但好象是在1905年底的一次搜捕中，这套东西被扣留了。众所周知，彼得堡保安机关已被炮火焚烧了，因此，寻找将不会有任何结果。有些同志仍然坚持要寻找前面提到的那些关于临时政府的提纲，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这已是1925年的事了，我当时还就此写了个字条给克拉辛。他把自己的答复从桌子那边递给了我，上而写着：
“l．很遗憾，如果巴库的全套印刷物没有在某个未被摧毁的档案馆里的话，那么它们就不会存在了。1905年（1905年12月或1906年的初冬），在我家的一次搜查中曾被抄走一份出版物的精装本（是印刷厂转入地下状态时，排字工们送我的）。这份‘材料’应该在彼得堡的保安机关里找到。2．‘文件’显然也没有下落。我想，它的部分内容已写进了第三次大会有关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3．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斯米尔洛夫和他的妻子现在在柏林商务代表处。”
统一代表大会由于孟什维克的缘故而没能开成。克拉辛在国外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临时政府的补充发言。
“政治变革的准备只能依靠武装群众的力量才能实现。从这一观点出发，临时政府便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产物。它的主要任务是：利用所有现行的庞大的政府机构。临时政府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对革命成果的巩固、武装群众，并以此为目的，分发军火库里的武器，实现我们最低纲领的一些要求，如：实行8小时工作制。临时政府还意味着同反动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既然我们是革命者，那么我们就有义务在其处于临时状态下支持它。如果我们不加入临时政府，那么就应该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去对其施加压力，影响其决策，影响以实现我们最低纲领基本要求为目的的每一步骤，而这些要求都是无产阶级向临时政府提出的。
在我们中间，目前并不存在对即将发生的变革只是政治变革这一问题的异议。其结果便是资产阶级的影响扩大，在临时政府的生命历程中，最终将会有这样的时刻到来，即革命将走向衰弱，资产阶级的力量将迫使它从无产阶级的手中夺取胜利果实。无产阶级已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但保存这些胜利果实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因此，当无产阶级作为巨大的牺牲品变得衰弱不堪时，资产阶级就会利用时机从无产阶级手中夺权。在这种时刻，我们的代表自然就应该脱离临时政府，以使自己的双手不沾上无产阶级的鲜血。我们的任务是，让无产阶级对临时政府、甚至对立宪会议实行严格监督。我们现在就应该培养无产阶级怀疑一切的习惯，教会它，使其如同现在对自由派采取不信任态度一样，就是对待立宪会议也应该表示怀疑。
在向无产阶级具体解释革命的详细过程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谈到临时政府的问题。我们有可能参加，也有可能不参加。问题并不在参加与否，而在于，为努力实现无产阶级的要求，我们要组织起来，以便可能从内部或外部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
至于谈到列宁同志提出的决议，我看其不足在于，它没有从该方面强调临时政府的问题，对临时政府和武装起义的关系谈得不够明确。实际上，临时政府是被人民起义作为自己的机构推出来的，它之所以是一支现实的力量，其原因在于它是起义人民的现实力量，是后者和临时政府之间的纽带。
在决议中还有一处的表达有误，即，临时革命政府仿佛只有在武装起义最后胜利和专制制度彻底崩溃以后才能出现。这是不对的，临时政府恰恰是在起义的过程中出现的，它积极参加了起义的组织工作，并以自己组织的影响使起义取得了胜利。请想一想，对我们来说，似乎只有当专制制度最终灭亡时才可能加入临时革命政府，这想法实在天真，就如同别人从火中取出粟子，而谁也不会来和我们分享的道理一样不能令人信服。
要达到彻底消灭专制制度的目的，如果临时政府没有我们的参加也是足够强大的，那么它当然不需要我们的合作，而其主要参加者就会是敌视无产阶级的派别和阶级的代表，他们就会千方百计阻挠我们加入临时政府。因此，在工人的圈子里，我们应该宣传的不只是对临时政府必要性的肯定，而是在说明革命之具体过程时，应明确指出，在什么情况下，临时政府的问题对无产阶级是比较有利的。
是否加入临时政府的问题本身，也就是有没有可能、是不是值得去加入的问题，如果参加临时政府是可能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决定，并且在确定具体时间和地点的基础上决定。对此，我认为应该写入会议的决议。至于我的其他补充意见都不过是字面修辞方面的问题而已。”
（克拉辛同志在讨论有关临时政府问题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即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3——54页。)
列宁对克拉辛如此分析问题给予完全的、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支持与赞同。他说：
“我完全同意克拉辛同志的意见，很自然，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注意的只是这个问题的展开与发展，而克拉辛同志却将这场斗争的重要性非常正确地表述出来了。所以，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不能不顾目标地去盲目斗争……”
（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第130页）
克拉辛的修改意见大部分都写入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克拉辛转变后，我同他就统一的不成功问题进行了十分尖锐的谈话。我说克拉辛投降了，而克拉辛申辩说，既然孟什维克分子不同意参加全体代表大会，不希望成为少数，那么对他来说，另外的出路是没有的。在这次交谈以后，我们不偷快地分了手。但这种不和的争执并未持续多次。革命事件很快接连发生了。尼古位·多布罗斯哥克的背叛（“金丝眼镜”)迫使我很快离开俄国去了芬兰，在克拉辛未来的妻子家里，我度过了几周时间。克拉辛也曾去过那里。我们谈到了“布里根杜马”及其它的抵抗。对于这个问题，如同在其他的战术问题上一样，我和克拉辛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我给他读了我致米留科夫[2]——是关于“杜马”的抵抗的——的公开信以及那个时期的其他文件。秋天，1905年的革命浪潮越来越高。彼得堡苏维埃、莫斯科起义、逮捕、西伯利亚流放、迁居国外等一系列事情接连发生。
1907年，克拉辛好象在维也纳找过我。
在反革命时代的初期，克拉辛参加了被叫做召回派的小组。我记得，梅什科夫斯基[3]（已故去）在维也纳与我相遇时曾告诉我，克拉辛在哲学问题上追随召回派小组的领袖人物波格丹诺夫。
不过我想，克拉辛同波格丹诺夫小组的结合并不是很牢固的。在这种并不长久、暂且称之为联盟的基础上，它不过是一种策略。克拉辛是个务实而又希望事有所成的人。既要不妥协地革命，同时又要等待时机进行准备，这样的策略对他来说是不符合他的天性的。1905年，除积极参加党的社会工作外，克拉辛还直接领导了十分有攻击力的战斗部队：武装起义的工人战斗队、夺取武器、准备炸药等。虽然克拉辛受过各方面的教育，而且又见多识广，但他在革命工作和生活中仍然首先是个实干家，也就是个能够直接获得成果的人。他的力量就在于此，可同时这也是他的要害所在。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正视这个现实，即革命已在走下坡路。逐渐集聚力量，政治上的磨练以及对经验的理论总结是需要数年时间的。而这一切对克拉辛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这便是离开党之前，克拉辛接近了“左”派的原因，因为他希望通过这条途径把握、壮大和复活正在流产的革命。克拉辛已接受了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主义，可以说，他想以此对事情的发展过程施加压力。但这一切尝试都没有得到，也不可能得到什么结果。无疑，克拉辛也是最早悟出这一点的人之一。于是，他退向一边了。
一流工程师的才能在一个急于建立功勋的革命者身上复苏了。我很清楚，早在1905年以前，克拉辛就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打算。但在首要位置上，革命斗争却远远居于生产和技术之上。当革命没有实现他的希望时，电子技术和工业便又上升到了首要地位。克拉辛在这方面也把自己表现为一个杰出的实干家，成了一个有特殊成绩的人。毫无疑问，他在这个时期作为工程师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给了他如同过去年代的革命斗争所给予他的那种个人荣誉。
象许多参加过1905年革命的人一样，克拉辛在两次革命之间的那段日子是站在党外旁观的。当然，他保持着自己所拥有的私人老关系，可同党的关系却未必保持下来。无论如何，我对这个时期是没什么可说的。象一切脱离党的1905年一代的代表们一样，他作为一个爱国者参加了战争。他同一切激进的知识分子一道参加了二月革命。而对克拉辛这一阶段的生活我是一无所知的。对列宁的立场，他采取了敌对的态度。对这一点，我能通过我同他的交谈，确切地说是l917年底我们的交谈得以证实。我不知道，克拉辛在二月和十月之间与高尔基的《新生活报》有什么关系。照他的情绪看，该报与他似乎是相当贴近的。他以敌视和怀疑的态度看待十月革命，把它当作一种冒险：一种要过早失败的冒险。他不相信党有克服崩溃的能力。对共产主义方法，他后来采取了嘲讽和不信任态度，称其为“万能钥匙”。在苏维埃历史最初较短暂的彼得格勒时代，人们曾经想让克拉辛靠拢。列宁很高地评价了克拉辛在技术、组织和行政方面的才干，并抛开政治上的分歧，说服他参加工作。克拉辛开始并未听从。
“太固执了，”列宁说道。“不过，那是个部长材料……”
对于克拉辛，列宁不止一次地使用过“部长材料”这种表述方法。也许，当工商业部的管理问题出现时，这个说法便猛然间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了。这时候正处于技术知识分子全面罢工时期。列宁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即暂时选出一个有威望、能干而又无党派的工程师来负责工商业部的工作。这个人既能成为人们尊敬的专家，又曾有过革命的经历，还能使工人们信服。提出了克拉辛作为候选人，可与此同时他又在犹豫，因为他还不知克拉辛本人的态度，因此，他又找了另外一些合适的候选人。我推荐了谢列布罗夫斯基，他是个工程师，过去同革命运动有过联系，1917年时正从事行政事务方面的工作。列宁对谢列布罗夫斯基是完全不了解的。我们决定首先由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来决定这两个候选人。因此，我当时便写了那封信。[4]
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没有采纳提议，最后任命了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为工商业人民委员。
这段时间前后，我曾两次参加列宁同克拉辛的谈话；第二次谈话还有已故的古科夫斯基参加。当时，我们也曾打算吸收他加入我们的工作。克拉辛此时显然仍在歧路上徘徊。他已被彻底地逐出了过去革命的轨道。看样子，新的工作已以其最大的可能性刺激着他。在他身上，重被唤起的革命激情同怀疑主义产生了矛盾。克拉辛躲开了列宁的进攻，夸张地皱着眉头，说着自己所知道的最尖刻的词汇，甚至使得列宁突然停止了严肃而又坚决的劝说。列宁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说，“怎么是这样一个人？!”随后，他又对对手尖刻而精确的话语哈哈大笑起来。因此，列宁后来不止一次地引用过克拉辛的“万能钥匙”这句话。
可是，克拉辛的对立立场也没能坚持多久。作为一个希望有所成就的人，他经不起重大工作这一巨大魅力的“诱惑”。每走一步，他都碰到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同他齐心协力工作过的人们。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时期，克拉辛已经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了。他的布列斯特之行本身，在德国人的眼里就成了被认为是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理由，因为克拉辛在德国左翼圈子里是很有名气的。在我们由多种人组成的代表中间，克拉辛是个出众的形象，他那清晰的谈吐、准确的言辞以及绝妙的、克拉辛式的玩笑十分引人注目。
他后来的工作情况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可以根据文件和详细齐全的政治备忘录来谈论。克拉辛后来无畏地参加了国内战争。作为一个授权管理军需供应的人员，他参加了无论是在谢尔普霍夫、还是在莫斯科召开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在这些岁月里，他同自己的政党已完全溶于国内战争之中了。
要在克拉辛死后的某些纪念他的文章中去了解一个真正的克拉辛是不可能的。首先，将他在党外，在革命的外边，致力于技术和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管理的那些岁月从他的生平中抹掉，已被当作一个优秀政党的要求。无论这是好的还是坏的，但把克拉辛一生重大的一章去掉是不应该的，因为即使克拉辛在回到党内以后，不能为党贡献自己非凡的技术知识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才能，或者过去他没有把自己生命的一个重要时代贡献给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我们都不能将他生活中的重要一页从他的生平中删掉。在我们对待故人的态度中，现在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刻板的公式化，出现了形式独特、然而丝毫也不吸引人的肖像研究方法：对某一点保持沉默，对某一点进行夸张，再对某一点进行修改，其目的就在于使死去的革命者有可能带着一份光荣的履历表出现在党的刊物上。这种手段与我们的党是极不相称的。就象官僚化的基督教在书写自己圣徒传一样，从他们的生平中除去与其真实生活相联系的一切。克拉辛是个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革命家，所以不需要在他死后对他一生的功过打什么折扣。如果某个献身于自己的学科的解剖学教授，遗言嘱咐将自己的遗体献给从事研究工作的学生们，那么，每个严肃的革命者能够，也应该有权力希望，既然人们将在他死后研究他，那么，他的生平传给年轻一代人的时候就应该是没有虚饰﹑没有夸张、同样也应该是没有诽谤的。在克拉辛的履历中，革命俄罗斯发展史上最轰轰烈烈的时代有了具体的体现。我们教育的任务并不在于，为了把伟大的死者表现为党的十全十美的德行端正者，而去粉饰一处，伪造另一处。教育的任务在于，为了使新的一代同我们过去的真实接近，我们要运用的不仅仅是社会历史大纲，而且还要运用活生生的形象。克拉辛完全不是个例外，而只是第一批觉醒的知识分子布尔什维克广大的群体中的一位优秀而极具才华的代表。革命的迫切性吸引这些知识分子投奔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期望着建立功勋，而后来，在最初的两个“杜马”时代之后，他们却越来越多地离开了革命，在6月3日成立的合法俄罗斯的经济、文化和文学工作等各领域找到了施展自己才干的地方。这些历史发展阶段所塑造的人们，至今仍起着巨大的作用。可在他们中间，却找不到一个象克拉辛这样具有复杂的个性、并且又才华横溢的人。对克拉辛真诚的悼念，一是为了尊重党的历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们要求在克拉辛的党证上不要发生因官方的规矩而倒填期限、涂改或修改的事。让克拉辛以他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本来面目而载入党的史册吧。
1926．12．17
[1]卡利亚耶夫（1877——1905），俄国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成员。1905年2月因刺杀莫斯科总督，被绞死。——译注
[2]米留科夫（1859——1943年），俄国立宪民主党的组织者和领袖之一。——译注
[3]梅什科夫斯基（1873——1922年），1907——1910年是党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成员。——译注
[4]这封信现在还未公开发表。——编者注
Ⅱ
列昂尼德·波里索维奇·克拉辛1870年出生于一个世代聪颖的家庭，他是一群很有天才的弟兄中最杰出的一位。当他还是学生时，就参加了革命活动。他曾在德国学习和生活过，精通德国的科学技术、文化，并精晓德语。
克拉辛不善于长久地停留在少数派中间。他喜欢果断从事，正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个革命者。但他又要求革命的方法必须迅速产生结果。他参加革命活动是完全自然的，同样，他也是完全自然地站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当力量的较量重新有利于君主制时，克拉辛参加了脱离列宁的极左的召回派。克拉辛试图抵制第三届“杜马”，并想用少数英雄所采取的人为方法达到此目的。作为化学家的克拉辛，他知道，什么叫甘油炸药，作为政治家的克拉辛，他也不怕使用它。但抵制“杜马”就意味着不承认革命的失败，以及革命失败所产生的影响。当现实对他来说又变成了令人不快的景象时，急于求成的实干家往往会成为一个主观幻想者。在克拉辛身上也发生了这种现象。但是，他同左派冒险主义的关系并不长久。现实的嗅觉占了上风。他没有回到耐心积聚力量、在精神上经受了1905——1907年事变、又将党组织转入地下状态的列宁身边。克拉辛不仅仅是脱离了极左派，而且也整个地脱离了党。他不善于长久地站在少数派一边，不善于忍耐地为遥远的那一天去做准备。
折中之辈常常会想，思想的革命形象往往是急躁的热情的产物。这是不对的。革命的实验和冒险的策略迫使人们去克服心理上的急躁。但真正的革命策略则要求人们不仅要具备其他品质，也要善于等待和长久地甘居少数。革命规律的节奏与个人的激情是完全不吻合的。革命者应该善于在思想上高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个别事件和阶段，最重要的是在失败时也不气馁，不去作消极的等待，而要进行积极的准备。这种能力是克拉辛所不具备的。所以，尽管他是个革命者和一个了不起的人，但他不是个了不起的革命者。
1908年，克拉辛同阿列克辛斯基，特别是同“前进派”小组建立了联系。在一段笔记中，列宁回忆说，l908年的夏天或秋天，阿列克辛斯基曾通过克拉辛向他借过一本书。
在反动时期，与党脱离了关系的克拉辛加强了自己与从未中断过联系的工业界的来往。1910年开始，资本主义的浪潮又重新取代了革命的潮汐。作为工程师和企业家的克拉辛，他因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而在自己新的活动范围里拼命地加倍工作。他将尖锐的观点、思维创造的灵活性和勇于行动的胆量都转移到了工业企业界这个场所。在这方面，战争为他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二月革命时，克拉辛已成为一个富有的人。
1918年，克拉辛当选为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同时，他还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工商业人民委员。
在国防委员会的大会上，克拉辛经常就如何根据列宁的主席笔记判断事物进行争论。克拉辛还承担了各种经济管理的任务，如：调查彼得格勒的鞋贮备量、在图拉军工厂如何实行三班制、如何调动军用车等。
克拉辛先被任命为工商业人民委员，后来还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不过，几年来，这个委员部完成的贸易成交额并不高。因此，克拉辛一直在忙着他主管部门之外的一些事：一个时期，他作为国防委员会的特派代表受命去过问部队供应的事，而当新经济政策开辟了与外界联系的可能时，克拉辛作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对欧洲进行了一系列的长时间外交访问。
1920年5月至1921年3月，克拉辛在伦敦开展了从法律上承认苏联政府的强有力的运动。
1924年底，克拉辛被任命为驻巴黎大使，并在那里成了伊兹沃尔斯基[1]的继位。他在那里的活动没有取得成绩。一年多以后，他又作为普通的特派员被转派至伦敦。
因为克拉辛在所受教育和业务上与德国的关系密切，并在战时领导了德国在俄国的工业企业，所以，在他成了苏联高级官员以后，白俄侨民就到处散布谣言，把他说成是实际上的爱国主义伪装起来的战时德国奸细，说他把被国家接管的德国企业变成了德国势力的据点。斯福尔察把这些流言告诉了拉克辛，这位伯爵说，克拉辛是这么回答他的：
“也许，我有义务充当这种角色，但我没有这样去做。要摧毁俄罗斯，大公和将军们并不需要我们去帮忙。”
在为克拉辛刷清不白之冤时，斯福尔察还是把为德国司令部的服务说成是布尔什维克的“义务”。我们不值得在此纠缠，但这位尊敬的先生说这种话出自克拉辛之口，就使这句话有了真凭实据似的性质。克拉辛是苏联政府的大使，该政府的领袖们反对过关于他们协助了德军司令部的愚蠢的中伤。如果连他们的反对都与事实有出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克拉辛也不会有兴趣在外人，在敌视自己的外交官跟前否认和损害自己政府、乃至自己本身的名誉。此外，克拉辛是个布尔什维克，他也知道，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他根本不可能说斯福尔察强加他的那些话，以此来寻找对白俄侨民的那些荒谬的奇谈的支持。
这位尊敬的先生还有一次以克拉辛的名义作了伪证。作为外交部长，斯福尔察坚持让意大利政府承认苏维埃俄国的必要性。1920年8月6日，斯福尔察在意大利国会上对此作了如下发言：
“如果布尔什维克主义理应失败，那么就让其由于自己本身的过失而失败，而非是在外力的作用下失败，否则，我们将会使许多不幸的人蒙难。”
几个星期后，来自莫斯科的克拉辛在自己与斯福尔察伯爵的第一次会晤中对他说：
“在俄罗斯，人们并没有因为您的计划而高兴；人们更乐意扮演不幸蒙难者的角色。”
原来，莫斯科认为封锁反而比承认强，克拉辛也在第一次会晤时及时把这一点告诉了意大利的这位部长。
“克拉辛很热爱列宁，”斯福尔察承认道。“可这并不妨碍他承认自己的‘朋友和领袖’在精神上是很有天才的，承认当他想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时，又会变得像个孩子。”
克拉辛对列宁的态度是很复杂的，这是两种性格和两种生活道路的巨大差异而致，但这两条道路在关键之处相交却不是偶然的。要是克拉辛想到，斯福尔察会把什么样的话强加在他的头上，那他怎么也不会对这位政治上的敌人说什么的，而斯福尔察始终都是一个敌人。可克拉辛没有想过，也不可能想出类似于这种强加于他的庸俗行为。克拉辛有足够的智慧去评价列宁精神上的卓越才智，并为此而自豪。斯福尔察说：“克拉辛热爱列宁。”他热爱列宁什么呢？尽管克拉辛在很长一段时期与列宁脱离了关系，但在他的一生中，他对列宁的智慧一直都是推崇备至的。在党的第三次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派成立了，继列宁的报告之后，克拉辛以这样的话开始了自己的发言：
“我同许多别的同志一样，带着十分愉快的心情倾听了……”
这种评介贯穿了克拉辛的整个一生，而且背地里说的时候比当面说的时候还要多。在革命最初的年代里，有多少次他对我们的政策表示出愤怒和不满，又有多少次他面带被征服者的微笑谈起列宁头脑创造性的威力！
斯福尔察再次强加于克拉辛的话至少使斯福尔察本人的名誉受到损失：“当他想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时”，列宁像个孩子。列宁不想，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出新裁的人。只有那些愚蠢的势利小人才会把这种要求强加给他，而克拉辛既不是势利小人，也不愚蠢。
斯福尔察把克拉辛置于高于一切俄国革命者的地位并不偶然。在他所见过的人当中，给他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人是不多的。最使这位意大利外交官惊叹的是：
“……一个事业上颇有所成的人和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在克拉辛身上的神奇结合。”
并非完全始终如一的斯福尔察谈到克拉辛时还说：
“他是个务实的人，他只对能看得见的结果感兴趣，而不喜欢去做想象中的准备；因此，他不是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
克拉辛在青年时期是个布尔什维克，在成熟时期又当了工人国家的部长。可这两个时代中间的一段长长的空白本身却说明，克拉辛不是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水远都在寻找直接作出决定和直接获得成功的机会；如果他所服务的思想不会迅速地带来这种成功，那么他就会将自己的兴趣转移到个人直接得到成绩的方面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克拉辛是更接近卡武尔这种类型，而非马克思或列宁那种类型的人。
列宁对克拉辛评价甚高，但他只是把克拉辛作为一个有才干的人、一个技术工作者和管理行家、资本主义世界的精通者来评价的。正是在这些问题范围内，列宁与克拉辛之间常有来往，比如：在国外订购火车、对巴库石油问题的看法、寻找所需要的专家等。毫无疑问，列宁是不会同克拉辛讨论政治上、特别是党的问题的，他总是尽量避免同他谈论关于党的话题。不考虑他们“过时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把克拉辛，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这样的人吸收进党的中央委员会，这在列宁那个时候简直是完全不可思议的。采取这一步的是那些用有影响的苏联人来加强自己地位的模仿者们。至于拉科夫斯基，十月革命前他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党人，而现在他入了党，被选入了中央委员会。只有以这样的理由来解释其中的差别，那就是列宁在拉科夫斯基身上，而非在克拉辛身上，也不是在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身上，发现了一个革命者和政治家的才干。
在大会上，人们喜欢听克拉辛的发言。他所提出的意见并非全都能得到大家的赞同，但他总是善于以自己的方式提出问题并指出别人所没有发现的地方，而且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说明问题。除了他那优秀的个人品格、出色的分析能力和受人推崇的机智外，严格的教育和各方面的生活经验也在这一点上使他受益匪浅。作为一个很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化学家，电工学家，地下印刷厂、炸药生产技术和大笔商务的领导者，“文明世纪的公民”，克拉辛在所有会议上对一切问题都能讲出自己独到的、克拉辛式的语言。开会的时候，我们常相互传递字条，这些字条虽远没有他的发言简短有力，但还是具有克拉辛的风格。它们中的一部分被人们保留下来了。
克拉辛很早就明确提出了改造我国工业固定资本的问题。1924年7月，他写了这样一个条儿给我：
“在国家范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首要和主要问题是彻底地重新装备几乎所有的工业设备。我们的生产工具已经不具备甚至在良好的管理条件下生产出低成本产品的能力了。”
“造纸厂的设备已经老化，耗费很高，而纸浆厂和桐油厂现在还没有。”
在那次会上，他还写道：
“石油设备（钻探机和捞油机）已破旧不堪。我们的贮油器要保存住石油也不太可能。我们不可能找到天燃气，而我们的蒸馏厂是废铁一堆，输油管不顶用。这油船呢，我们又没有。这怎么能低成本生产，又怎么能同美国竞争！”
“我们的锯木厂在技术上比瑞典差三倍，其余所有部门也都如此。”
下面这张有关商业的字条，看样子是与劳动国防委员会提出的某个问题有关：
“事情应该是这样：如果一个企业连年以较少的资本扩大自己的流通领域，争取更多的信誉，很有效地开辟了新的出口部门，在风险部门也不去盲目冒险，这就表明，这个企业是健康的。其中的秘密就在于，企业经营的最重要的关键便是企业的管理和一批善于经营的人员。资产阶级的商业大厦就是这样兴起的：他们常常从一个五戈比的铜币开始，五年之后，手里就掌握了上百万的财产。创业的机会、能力和智慧在此就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
在一次大会上（1924年6月），我给克拉辛写了下面这样一张字条：
“您如果认为美国在近期内只是追随英国的话，那么您就错了。相反，由于美国重新返回世界市场，我们有可能目睹英美之间关系的严重恶化。”
克拉辛当即就答复我：
“我认为，美英关系在近期内的恶化将不会是很明显的。您简直想象不出，美国人在国际政治问题上的不开通达到了怎样的地步！他们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敢同英国闹翻。”
以下是那些写在便条本的小纸片上的克拉辛式格言，很显然，它们是针对某个大会的参加者或发言者的：
“这是一个毫无生气的变形虫。”
还有一张写着：
“说话的机枪……”
还有许多、许多……
以下是一张对不列颠司法制度的简短评语：
“世界上再没有比英国法学家和高高在上的英国法庭更出色的骗子了！”
需要对此补充一点，即克拉辛与各国的法学家都有过来往，他的目光是锐利的。
克拉辛有自己的见解，但远不是他所有的观点都能被人们接受。克拉辛生活道路的独特性就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尽管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意见，但从他那里我们总是能学到一点东西的。
但在一个问题上，克拉辛采取了彻底的不妥协态度，总的来讲，这是不符合他在原则问题上所采取的一贯态度的：我指的是外贸的专营问题。他对不妥协态度的坚持并非出于原则，而是出于他的实际经验：作为外贸人民委员，他受命发展和调整苏联经济同世界经济的关系。不仅仅是因为“职责”，也是根据自己过去的一切经验，克拉辛比别的许多人都更早明白，苏联的经济就像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系统，不可能取得发展。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国工业的结构、它在战前与外国工业是什么关系、它对欧洲以及美国技术的依附性。他从苏联政权的最初期就开始了固定资本的更新改造工作。在发展出口方面，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道路。不仅在社会文化、也在经济和生产技术方面，他都称得上是个名符其实的“文明世界的公民”。他善于象评介我们固有的不足一样，冷静地评介我们所拥有的潜在条件。他很清楚，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下，不仅仅是自由地打开通向世界市场的大门，哪怕轻轻地开一条缝，那就会意味着，外国的商品和外国的资本将淹没整个国家民族工业，换句话说，那就是我们为帝国主义的反苏斗争提供了毫无疑问的胜利保障。克拉辛成了外贸专营的不妥协保护者。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列宁的完全支持。他的反对者用本位主义来解释他的这条路线。这种解释并不对。克拉辛在外贸方面的本位主义是他通过对各国经济实力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的结果。在这条路线上，他是从未动摇过的。也许，他最优秀的语言、最丰富的实践内容、最值得肯定和最出色的地方正是在他保护外贸专营的行动之中。
作为一个人，克拉辛是有魅力的。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保持着年轻人的灵活性和体态的匀称。他那真正称得上英俊的脸上充满着智慧和生机。讽刺的意味——一个见多识广、才能非凡的人的最真诚的讽刺——不断地由他的眼睛、通过他那富有表情的嘴表达出来。他的嗓音动听，充满欢快的节奏，他的手势清楚，语言流畅，简洁，规范。克拉辛作为一个演说家、一个讲故事者和一个交谈者也是很出色的。他写得少，他的活力是通过其它方式表现出来的。虽然如此，他写得却要比许多写过很多东西的人要好。总之，他把每一件事都做得很出色。
（苏玲 译）
[1]伊兹沃尔斯基（1856——1919年），沙俄外交大臣（1906——1910年），驻巴黎大使（1910——1917年）。——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