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纳托利·瓦西里也维奇·卢那察尔斯基
最后几十年的政治事件使我们分属于不同的阵营，因此，我只能根据报纸来了解卢那察尔斯基的命运。但是，曾经有些年，紧密的政治关系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个人关系虽不过分亲密，但却相当友好。
卢那察尔斯基比列宁小四、五岁，比我差不多也大这么多岁。这一年龄差异虽不算大，但却意味着我们分属于革命的两代人。卢那察尔斯基投入政治生活时是基辅的一个中学生，当时还受到民意党人为反对沙皇制度而进行的恐怖主义斗争的最后余波的影响。对我的那些较为亲近的同时代人说来，民意党人的斗争却早已成为历史传说了。
从学生时代起，卢那察尔斯基就以多方面的才华使人惊叹。他写诗，十分敏慧地吸收各种哲学思想，他在大学生晚会上朗诵得极好，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在他写作的调色板上，从无缺少色彩之憾。当他还是个二十岁青年的时候，就能够做关于尼采的报告、对康德哲学的绝对命令问题进行论战、捍卫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对索福克勒斯[1]和莎士比亚进行对比研究。在他身上，非凡的天赋同贵族知识分子的无边无际的广泛涉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广泛涉猎的特点，当年曾经在亚历山大·赫尔岑身上得到过最好的体现。
在四十个春秋里，也即在他全部自觉活动的一生中，卢那察尔斯基始终同革命和社会主义相联系。他蹲过监狱，被流放过，也曾经流亡国外，但始终是一个不动摇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同样来自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圈子里的他的成千上万的过去的战友，不断地转向乌克兰民族主义阵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阵营，或者专制主义的反动阵营。对于卢那察尔斯基说来，革命的思想并非青年时代的一种爱好：这些思想已深深进入了他的神经和血管里。这是值得在他的墓志铭上首先大书一笔的一个特点。
当然，如果把卢那察尔斯基看成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和受过严峻锻炼的人，看成是一个从不左顾右盼的斗士，那也是不对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他的坚定性十分——或者照我们许多人的看法过于——富有伸缩性。广泛涉猎而浅尝辄止，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他的智力上，而且也体现在他的气质上。作为一个演说家和作家，他很容易就离题发挥。艺术的形象常常会吸引他，使他从基本思路上远离开去。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则很容易左右摇摆。卢那察尔斯基对于所有哲学的、政治的新东西，都十分敏感，常常被它们所吸引，或者常常卖弄它们。
毫无疑问，广泛涉猎的气质削弱了他进行内心批判的呼声。他的演说经常都是即兴的，在这种情况下又往往都是冗长的老生常谈。他写东西或者口述作品，极其自如，几乎从不修改自己的手搞。他缺乏精神集中和内心的监督，以便创造出更为持久的、无可辩驳的财富。要做到这一点，他的天才和知识是绰绰有余的。
但是，无论卢那察尔斯基怎样离题发挥，他每一次总会重新回到自己的主题上来。不仅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是如此，就是在他的整个政治活动中也是如此。他的各式各样的、有时甚至是突如其来的摇摆，总有一个有限的幅度：这些摇摆从来没越出过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界限。
早在1904年，也即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后大约一年的时候，卢那察尔斯基从流放地直接逃亡国外，接着就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在那些日子里，列宁刚刚同自己的老师们（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自己最亲密的同志们（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分道扬镳，因而十分孤独。他非常需要一个能够粗线条地处理许多事务的工作者，对于这些事务列宁不喜欢、也不善于浪费自己的情力。对于列宁说来，卢那察尔斯基的确是一件极好的命运的赠礼。卢那察尔斯基刚刚走下车厢的阶梯，便全身投入到瑞士的、法国的、以及整个欧洲的俄国侨民的沸腾生活中：他到处做报告，发表论争演说，参加刊物上的论争，领导各种小组活动。他打趣、挖苦、用假嗓唱歌，以他多方面的知识和在私人交住中的和蔼可亲征服着年长的和年轻的人们。
恭谦随和是卢那察尔斯基精神面貌中一个颇为重要的特点。他厌恶追求卑微的虚荣，也不过分用心于在敌友中间坚持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卢那察尔斯基整个一生都深受别人的影响，这些人论知识、论天才，常常不及他，只是在性格上更为坚强。他归附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他的年长的朋友波格丹诺夫影响的结果。青年学者——自然科学家、医生、哲学家、经济学家——波格丹诺夫（原姓马林诺夫斯基）事先就坚信无疑地对列宁说，他的小同志卢那察尔斯基一来到国外，就会仿效他的先例加入布尔什维克的行列。这个预言全部变成了现实。但是也是这个波格丹诺夫，在1905年的革命被粉碎之后，把卢那察尔斯基从布尔什维克这里拖向一个很小的、最不妥协的小组。这个小组将对反革命胜利采取“不承认态度”的宗派主义观点同抽象鼓吹用实验室办法炮制的“无产阶级文化”结合了起来。
在黑暗的反动年代（1908——1912年），当广大知识分子阶层普遍陷入神秘主义的时候，卢那察尔斯基同高尔基一起也转而倾向于神秘主义的寻求。他同高尔基交谊甚深。他一面没有同马克思主义相决裂，一面把社会主义理想描绘成一种新的宗教形式，并且郑重其事地寻求它的新的仪式。尖刻的普列汉诺夫称他为圣徒阿纳托利[2]。这个绰号伴随他很长时间！列宁同样也无情地抨击这位过去的、也是将来的战友。虽然在程度上逐渐趋于缓和，但这种敌对态度一直延续到1917年，那时卢那察尔斯基才又重新回到布尔什维克一边，当然也不是没有反抗和没有外界的强大压力，而这一次，这种压力是来自于我这方面的。从此，开始了一个不知疲倦地进行宣传工作的时期，这是卢那察尔斯基政治活动的巅峰时期。然而即使在这一时期也有不少仅凭一时性起而出现的波动。例如在1917年11月，在最危机的时刻，他几乎同党决裂，因为那时从莫斯科传来谣言，说什么布尔什维克的炮兵把圣瓦西里教堂给毁了。一个真正认识、并且十分尊重艺术的人，是不能够容忍这种摧残文化的野蛮行为的！幸运的是，我们知道，卢那察尔斯基是一个易于消气的和不难说服的人，再说，在莫斯科革命的时日里，圣瓦西里教堂也丝毫没有受到破坏。
在同原来的大学、以及整个教育界人士打交道的过程中，卢那察尔斯基作为教育人民委员是不可替代的人。这些人士确信无疑地以为，从“不学无术的夺权分子”那里，只能期待彻底消灭科学和艺术。卢那察尔斯基兴致勃勃地、并且毫不费力地对这个封闭自守的群休表明：布尔什维克不仅尊重文化，而且也不排斥熟悉文化。在那些日子里，不止一个大学讲坛的祭司不得不张大了嘴巴，看着这位野蛮人用六七种现代语言和两种古代语言发表讲话，并且信手拈来、出其不意地表现出多方面的广博的学识。这些知识足足够十个教授来承担的。在使有学位文凭的、科班出身的知识分子转向苏维埃方面的工作上，卢那察尔斯基有不小的功绩，但是作为教育事业的直接组织者，他却显得极其软弱无力。由于不着边际的幻想和行政上的无能，他在领导工作方面的最初尝试未获成功，此后卢那察尔斯基自己也停止了对实际领导工作的渴望。中央委员会为他配备了若干助手，这些人借助于人民委员的个人威望，牢牢地控制住领导权。
因此，卢那察尔斯基便有更多的可能在业余时间里从事艺术工作。这位革命的部长不仅尊重戏剧、了解戏剧﹑而且还是一个多产的剧作家。他写的剧本揭示出他多方面的才识和兴趣，表明他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历史和文化中去，而且还表明他具有善于将幻想和借鉴结合起来的非凡的才能。但是也仅此而已，在这些剧本里确实没有真正艺术天才的印记。
1923年卢那察尔斯基出版了一本题名为《侧影》的书，内容是描写革命领袖们的。这本书出版的很不是时候：仅仅指出一点就够了，书里甚至都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第二年《侧影》就被禁止发行了，卢那察尔斯基感到自己已是个半被贬黜的人。然而即便在此时，他的恭顺谦和的性格特点也没有离开他。他很快就和领导班子成员的更换妥协了，至少是完全服从于那些新的能左右局势的人。然而不管怎么说，他在他们的队伍里最终仍是一个别具一格的人。卢那察尔斯基过于熟悉革命和党的历史，他的兴趣过于广泛，此外他还接受了过多的教育，这一切在官僚队伍中不能不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污点。他被解除了人民委员的职务，应该说在职期间他最终还是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解职后卢那察尔斯基几乎没有什么事可做，一直到他被任命为驻西班牙大使为止。但他还没有来得及赴任新职，在芒通[3]死亡就夺去了他的生命。不仅是朋友，即使是诚实的敌人也不会不对他的灵魂表示崇敬的。
列·托洛茨基
1934年l月1日
[1]索福克勒斯（约公元前496——公元前406年），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译注
[2]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的名字。——译注
[3]芒通，法国南部的小城，疗养区。——译注
附录
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
1． 1926年1月26日卢那察尔斯基在大剧院的讲话（摘录）
请你们设想一下，假如我们这里出现了这样一个人，他名声远震，他在国内很有份量，他想要夺走我们的领导权，那么，他可能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他可以成为资本主义分子的首领，他可以依靠耐普曼[1]，依靠我们专家中的上层分子，依靠日益增长的富农，依靠小市民们的各种形式的好感，依靠所有想使俄罗斯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满分子。他们这些人很可能会聚集在他的周围。对于这样的人，很难想象我们会让他活到明天。一旦我们看见这种人在滋长，我们就会把他掐死。因此，列宁曾经担心，这种人可能会出现在我们共产党内。当然，这种人不会直接跑出来公开地说：我想成为资本主义分子的首领。然而他可能并不完全清楚，他在向哪里走，可是他毕竟会实行这样的路线：赢得他们的好感，并倒向他们一边。假如在我们党的队伍里出现了倾向于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人，那么他就会渐渐地募集自己的信徒。请不要以为我这里是在暗指托洛茨基，而且我还要说，托洛茨基根本就没想到过这点，他甚至可能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离这一点更远。然而，他们那些人却希望这是真的，尽管托洛茨基成为反对派时所谈的并不是这些东西。他们兴高采烈，很想用金丝绒的座垫托着一顶王冠奉献给托洛茨基：列夫[2]一世，请你实行反对共产党的路线吧，我们支持你。俄罗斯的一切新资本主义分子和旧资本主义分子残余，想以喝彩颂扬的合唱来大声疾呼的就是这一点。或许，托洛茨基没有觉察到这种好感，并且对此也不感兴趣，然而我们看得清楚，他们确实对他怀有好感，并且喜爱他。而当托洛茨基采取正常的立场，蔑视冒险时，他们就不再喜爱他，并说：这是一个像所有其他共产党员一样的人。同志们，当然无须说明，这种可以称之为农民的、小资产者的倾向，这种最初表现为对富农危险估计不足的倾向，是危险的。请问，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团结一致地对付这种危险呢？完全做好了准备，同志们。我们密切注视着，可以说一切都逃不出我们的眼睛。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存在着民主倒退的危险，农民群众可能被引到这方面去。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执行我们的政策，不使这种事情发生，让我们的红色拖船牵引着后面的农村驳船前进，我们会察觉到社会上的每一个痛疽，每一个毒疮，会察觉到每一个鲍古舍夫斯基。他要实现自己的美梦，谈何容易。
2. 1926年3月3日卢那察尔斯基致托洛茨基的信
（机密）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教育人民委员
1926年3月3日
莫斯科，斯列坚林荫道
6号4宅
电话40——61
致列·达·托洛茨基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
昨天当我在全市女工大会上作报告时，乌格拉诺夫[3]告诉我一个消息，说您对我从国外回来后第一次在纪念列宁逝世周年的全市会议上的发言极为不满，这使我非常惊讶。他对我说，似乎您对这一讲话中提到您的那部分表示抗议。这使我困惑莫解和十分痛心。我绝不想使您产生这么一种错觉，仿佛我属于您的政敌之列。我从来都不是这种人。对于您，无论是作为人，还是作为政治家，我一向怀有深深的敬意，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当您和党发生尖锐分歧的时候，尽管我完全不是您的支持者，但我拒绝发表任何讲话，我认为，本来您承受的就已经够多的了，大家都把矛头指向了您。当年我追随列宁，认为必须同您一度主张的关于工会运动的思想作斗争，在我这样做的时候，正象听过我讲话的那些人可以证实的那样，对您本人是非常有分寸和谨慎的，我现在也还是这样做的。也许，人们在向您转述我关于您的讲话时撒了弥天大谎，但我又想，您是能够像许多人一样通过无线电听到我的讲话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敢担保，您是不正确地解释了我的讲话。我没有速记记录，但是我能够完全准确地回忆起我所说过的关于您的话。我说过：
“党内的每一次分歧，正象列宁所断言的那样，都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引起连挑起分歧的人也难以料想的各种后果。”
我曾指出，我们存在着尚未完全形成、但有社会可能性、并等待着形成时机的右的和左的集团——这就是日益增长的资产者分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偏激，也就是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够自觉的、受急燥情绪支配而头脑发热的、并在相当程度上落后的阶层。
鉴于这种情况（我想您不会否认这种情况的存在吧），我说道：
“托洛茨基同志同党的主流进行斗争的时候，当他被指责为右倾的时候，多数小市民群众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幻想，以为在他身上有比党要右一些的因素，以为他们可以以他为领袖了。他们准备起来捍卫他，他们几乎准备用金丝绒的座垫托着王冠献给他，并称呼他为列夫一世，然而托洛茨基同志根本没有想过同党进行斗争。于是他们彻底失望了，小市民阶层表示不再理会他，并痛苦地声明：是的，托洛茨基是一个像其他共产党员一样的人。”
在这个地方我的讲话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只有最愚蠢的人才不懂得，这不是给我鼓掌，而是给您鼓掌。挤满大剧院大厅的全体听众以热烈掌声对您的行为表现出自己的欣悦赞赏，并对那种愚蠢的小市民的绝望发出大声嘲笑。
您能在我这段讲话中否定什么呢？难道您不知道，在您同党发生冲突期间，广大的小市民圈子里产生了您会采取分裂步骤的希望？难道您不知道，他们以极其反常的方式同情您（当然主要是这些圈子里的人），把您当成是可能破坏强大的共产党的人，难道您不知道，后来他们便深深地失望了，而那些值得称颂的话（“也像其他共产党员一样的人”)，对您是完全合适的。我在讲话里并未说您别的什么东西。上面我引的那些话，虽然尖锐，但是怎么也不能算是在反对您。同样，我讲话中提到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的那一部分，尽管经过编辑整理变得很尖锐，但同样也是完全同志式的。我一千次说过和强调过，我绝没有指责他们有意识地倾向于盅惑人心，但是我从他们的总的立场中看到了这种倾向的迹象，因此我理解党的担心。因为现在这一个或那一个活动家，可能在自己都没有觉察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地成为一个组织者，来组织确实存在于无产阶级中的那部分思想消沉、对我们前进道路的缓慢和曲折产生极端不满情绪的群众。我任何时候也不回避把我所想的东西说出来，但同时我也极度爱惜党的所有领袖，我从来都拥护他们的一切和解，不赞同激化和扩大领导阶层的分歧。
我给您写这封信是为了避免误解，并希望您能正确地理解这封信，而不把我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意图归咎于我。
致以无产主义的敬礼！
阿·卢那察尔斯基
（签字）
3． 1926年4月14日托洛茨基写给卢那察尔斯基的信——《工会争论》
阿纳托利·瓦西里也维奇：
我曾许诺在给您的第一封回信里向您证实，您关于我对农民及其与无产阶级相互关系的观点的表述是完全错误的。近年来，确实出版了不少极坏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伪造历史，胡乱摘取一堆毫无联系的、不顾背景的引文，从而把一些青年人彻底引入了歧途。可是，您并不是这些小册子训练出来的呀！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您也就我对农民的看法散布歪曲原意的、与事实不符的观点呢？
您在大剧院列宁逝世周年纪念会上谈到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我想问一下：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您不从十月革命前夕和十月革命后的争论谈起呢？人为地提出党的历史的某些片断，而对另一些更重大和更有意义的事情却避而不谈，依我看，这意味着把听众引入歧途。比如说吧，为什么您只字未提关于党内围绕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和中央集权的正规军问题所进行的斗争呢？这一问题的争论对于革命的命运来说，怎么也不比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期间的争论、或关于工会问题的局部性的分歧更为重要。然而党内的青年人关于这些却只字没有听到。但您却认为谈论工会问题的争论、而不谈论十月革命前夕的争论和所有其他争论，这是您作为宣传家的职责。
那么，您是否正确地评价了工会争论本身的意义呢？我看，一点儿也没有。要知道，当时问题决非是在谈论工会，而是谈论怎样从经济的死胡同中摆脱出来。余粮征集制使农业只达到它一半的水平，而且还使它日趋下降。工业也没有向庄稼人提供什么东西。工农联盟的最基本的经济前提在革命的进程中被取消了。在余粮征集制和城市定量配给制基础上是没有经济出路的，这意味着政治也没有出路。在这个基础上每一问题都不可避免地陷入死胡同。而关于工会的向题正是在这一没有希望的、彻底瓦解了的基础上提出的。现在，当我们已经离那时够远的时候，似乎可以把当时的争论放在一种正确的经济和政治背景上来认识了。关于工会的争论正是始于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而这次大会不仅没有取消余粮征集制，而且还建立了播种组织与促进委员会，也就是说，把在农村方面的军事共产主义推向了更极端的表现形式。在“十人”决议案中（在我的决议案中也如此）谈到工会必须并入国家机器，只是速度要慢一点。既然经济停留在余粮征集制和城市配给制上，那么工会实际上是一个死的机构，我们在工会的名义下实际上谈的是工人阶级。在群众严重不满的情况下，工会或者是将自己同国家对立起来，并且使经济机器彻底刹车，或者和经济机构一起，把自己拴在同一辆无望的、陷入泥潭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大车上。当时我坚持的是后者。列宁曾回答说：
“群众经受不住啦。”
这对不对呢？是对的。然而群众同样也经受不住日益严重的经济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绝望。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在喀琅施塔特事件的直接影响下，我们在列宁的领导下从余粮征集制转向了粮食税制和自由贸易。然而，关于工会的决议还是旧的：其中仍然谈到并入的问题，——只是速度放慢一些而已。几个月之后，才感到有必要制定一个关于工会的新决议。列宁起草的新决议已经完全建立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使工会摆脱了“并入”，要求工会在对待工农国家的关系等方面有更大的独立性。我们一致通过了这一决议。它适应于新的经济计划，而这些新的方法正在把国家从毫无希望的死胡同里挽救出来。关于工会的争论开始于推行播种组织与促进委员会，以转向新经济政策而告终。如果做一个事后明公，那么可以说播种组织与促进委员会是对农民“估计不足”的最高体现，是对其经济条件和方法、以及其心理的不理解。但是，在关于工会的争论中，谁也没有对播种组织与促进委员会表示过异议。这些组织完全不是根据我的倡议建立起来的，它们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反对。怎么能够忽视这样一些重大的事实，而只限于对争论的某些回忆、争论时的互相指责、以及一些反映经济困境的政策和心理的偶然性的引文呢！怎么可以忘记在代表大会上获得胜利的“十人”决议案经过几个月就被取消的事实呢！为什么？因为领导管理的方法改变了。当然，在任何争论中夸大都是难免的。每一方都想使另一方的观点陷入荒谬绝伦的地步。争论双方远远不总是清楚地了解争论的历史前景。工会争论更是如此。整个争论都受到经济困境的箝制。党为此而深感不安，因为已经不可能在军事共产主义的基础上维持苏维埃制度了。怎么能在现在，在事过几年之后，还要局限于那种陈腔老调，说什么将工会联合起来的口号（当然，对于那个时代来说也是完全无济于事的口号）是出自“低估农民”呢！那么，保存余粮征集制、设置播种组织与促进委员会呢——难道这些是出自正确地估计农民吗？怎么能允许这种思想官僚存在呢？这种思想用一些现成的、简短的模式代替了活生生的社会进程！
自从列宁起草了关于工会的新的决议，以代替第十次代表大会的过渡的和局部的决议之后，在工会这一领域里再没有任何分歧了。实际上在争论之前也不曾存在过什么分歧。比如说，这一点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看得很清楚：列宁在争论前不久极其热情地坚持让我来领导工会。关于工会的争论，实际上不是争论工会问题。党在寻求从经济的死胡同里走出去的出路。在争论结束时，列宁指明了这一出路。奇怪的是，这时所有的人都忘记了工会，也就是说忘记了引证同喀琅施塔特事件之后制定的新的经济方针相适应的工会决议。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才在几个月之后，不得不将这一决议重新签发。而您却将这些置于不顾。
您向年轻的听众们讲述说，好象托洛茨基在工会争论期间认为农民不会跟随工人踏上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您这是从哪儿弄来的？请看看您在大剧院是怎样转述我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的：
“当工人阶级帮助农民从地主手里夺取土地的时候，农民会跟着工人阶级走，一旦取得了土地，他就会对工人说：你是共产党员，我和你走的不是一条路。——因此农民同无产阶级分裂了，出现了国内战争。可是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假如毗邻的欧洲无产阶级不来解救它，农民就会把无产阶级掐死。托洛茨基当时大致就是这样想的。可是列宁却不这样想，他说：这是错误的，这是谎言。”
那么，列宁是怎么想的呢？原来是这样想的：
“假如我们开展这种性质的城乡交流，假如在事实上我们不仅善于打仗，而且也善于做生意，那么农民就会长时间地、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对我们表示完全的信赖。”
如此看来，我是反对城乡贸易交流，反对新经济政策，否定这种政策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大路喽？这事出于何地、何时？阿纳托利·瓦西里也维奇，您这样做很不好。在工会争论期间，列宁还不可能谈到城乡贸易问题。如果他谈到的话，那就什么争论也没有了。您这样说太轻率了，不能用这种轻率态度来教育年轻人。
说实在的，真不知怎么反驳您才好。为了这一点，实际上需要在这里重新抄录我的所有讲话和文章，或者更准确地说，我的著述的全部内容。
在斯维尔德洛夫逝世之后，列宁最初确定加米涅夫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人选。“工农”主席的思想是由我先提出、再经列宁同意的。加里宁的人选也是由我提出的。在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推荐这一人选的时候，我曾经把未来的主席戏称为全俄的领班。这都是些不足挂齿的小事，如果在另外的情况下，根本不值一提，但是您得同意，这些小事足以清楚地说明我的思想脉络。至少这些小事要比事后教训人更有说服力。
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所谓我同列宁在农民问题上有分歧的谣言，仅仅是由白卫分子散布的。他们还将这个问题同“民族”问题绞在一起。1919年我曾给中农们写过一封信，说在党的农民政策问题上，实质上也就是党的中农政策问题上，我同列宁完全一致。列宁也发表了一封信，说同我的意见完全一致。这里连一点儿外交辞令的影子都没有。后来有人企图这样来看这件事：好象我们表示意见一致，仅仅出于表面的政治目的，为的是掩盖内部的分歧。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列宁事先读过我给中农的信，我也在付印前读过他的信。根本没有任何分歧，连丝毫痕迹也谈不上。即使现在任何人也不可能指出丝毫痕迹来。
在同波兰作战期间，我曾就“革命中和苏波战争中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题目做过一系列报告。恰好我手边有一份报告的笔记，我现从中摘出几十行来：
“我们完全不像孟什维克那样提出要求，要农民抛弃自己的全部利益、并且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不是的，我们要促使农民们懂得自己在革命和无产阶级为其创造的新的环境中的历史利益……农民是不是全认清新的时代环境和自己在其中的任务呢？孟什维克彻底否定这一点。我们在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方面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被孟什维克看成是乌托邦，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等等。实际上，这种把农民看作是一成不变的、自我封闭的阶级的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农民是一定环境的产物，他也随着一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客观事实的教育是最有力的教育。今天所出现的这些因素、事件和命运的打击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农村进行共产主义宣传鼓动的任务，就在于利用事件进行教育，并使之深入到农民的意识中去。”
这里面何曾有关于农民要转而反对无产阶级的意思呢？而这样的引文我可以举出几十处。这些话是在1919年初说的和写的。是在1919年初军事共产主义高潮时期，在指望欧洲革命可以迅速发展的时期说和写的。
阿纳托利·瓦西里也维奇，在您看来，好象是我在反对新经济政策（您自己是不是相信这一点呢？），因此您就不得不在今天，在1926年，在大剧院的舞台上向我说明，推进新经济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工业同农民的贸易交流。请允许我向您引证一段我在1921年11月10日在索科尔尼克区党员全体会议上就这一题目所说过的话：
“工人阶级的国家正在努力通过合作社的途径掌握农民市场。为争取农民而进行的新的斗争已经开始。整个革命就其实质说来，是一场争取农民的斗争，谁能使农民跟随自己前进，谁就是革命的真正主人。例如，我们同孟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所进行的斗争，它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员的双手向农民表明，只有他才能够结束同德国人的战争，只有他，即工人共产党员，才能够切实地从地主手中剥夺土地，并将土地交给农民。正是为了这一点才进行斗争的。在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胜利，农民们是十分清楚这一点的。”
接下去还有：
“如今他们（农民们）会说什么呢？哪块花布更便宜，他就会买哪块。而且买了谁的花布，他就会转向谁那一边。如果我们的花布更好、更便宜，他就会买国家的花布，从而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取得胜利。如果资本家的花布更好，农民就将买个体资本家的花布，那时候社会主义共和国就将瓦解，我们这里就将出现资本主义。”
确实，引述这些话很不好意思。但是您应该同意，关于这个题目，您1926年所作的报告比起我1921年的讲话，并没有增加任何东西。这并不是对您的指责。可是您为什么要把问题弄混淆呢？为什么要向听众的耳朵里灌输混淆视听的东西呢？!
我担心您这时会说：那么如何解释“不要皇帝而要工人政府”的传单呢？这理由对于许多人来说，是最后的避难所。但是，根据我的记忆，“不要皇帝而要工人政府”的传单是写于1905年春天的。阿纳托利·瓦西里也维奇，无论是谁，无论对任何人来说，要求他在1905年知道、并且理解我们在列宁领导下于1917年、1918年以及以后的年代里所学会的东西，那是不正确的。征引过去的东西是可以的，也是应该为，如果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现在的话。为了混淆和歪曲今天而断章取义地截取遥远过去的引文，那就不可取了。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我从来也没有写过“不要皇帝而要工人政府”的传单。您奇怪吗？我知道几十本不学无术的小册子和抄袭之作，将这一标题的传单说成是出自我的手笔。顺便说一句，对于这一传单也只有联系到传单本身的内容才能正确地理解它。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从来都没写过这样一份传单，而且根据我的回忆，也从来没有读到过。我知道这一传单是帕尔乌斯[4]于1905年初在国外写成的，并由《火星报》编辑部印发的。我当时正以秘密身份生活在俄国。帕尔乌斯的传单在俄国从来没有印发和流传过。当时我自己在俄国也写了不少传单，其中也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巴库印刷所写过传单。有两份很长的致农民的传单就是我写的，并且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印发（大约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在彼得堡苏维埃时期，我同布尔什维克们共同工作，我们团结一致，一起推行“农民”政策（同农民联盟协作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任何分歧。1906年初我在监狱里写了小册子《我们在争取立宪会议斗争中的策略》。这本小册子是由列宁在《新潮》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小册子自始至终阐述的是这样一种思想：我们的革命将取决于正确处理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列宁通过克努尼扬茨[5]非常称赞这本小册子。上面提到的两份致农民的传单、以及刚刚说过的小册子连同许多其他文件一起收于不久前出版的我的文集的第二卷中（《我们的第一次革命》）。至于“不要皇帝”的传单，您在书中是不会找到的，原因很简单，它不是我写的。
我这里丝毫不是想说我在1905年没有犯过任何错误。错误是不少的。我的最主要的错误在于自1903年分裂以后，我没有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我曾在某个时期使自己同布尔什维克处于敌对状况，并因此而接近孟什维克，现在我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必要来减轻由于上述原因所出现的种种错误。我将在即将出版的某卷文集中发表与这一问题有关的所有文件，并力图结合历史的回忆作必要的说明。谁都不可能在事后重新修改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无论如何这也是一条将我引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道路。随意摘取这条道路上的个别细节，目的只能是打击人，而不是为了说明问题和给人以教益。但是既要摘引细节，至少应该有良心，哪怕是从形式的角度也应该如此，既不要弄混日期，不要把别人的话放在我的名下，也不要用我自己曾经在很久以前就说过的、并且说得毫不逊色的话，来教训我。
正如您所看到的，这封信写得过长了。关于您在大剧院的报告，我还可以说很多。就说上面这些吧。祝您一切都好。
列·托洛茨基（签字）
1926年4月14日
又及：
也许您，阿·瓦[6]，会回复我的信？
（孙美玲 译）
[1]耐普曼，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1921——1936年）出现的资本主义分子。——译注
[2]列夫，托洛茨基的名宇。——译注
[3]乌格拉诺夫（1886——1940年），曾任联共（布）中央书记。——译注
[4]帕尔乌斯（1869——1924年）。俄国孟什维克。——译注
[5]克努尼扬茨（1878——1911年），俄国革命活动家，布尔什维克。——译注
[6]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名和父名的缩写。——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