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希特勒从西部闪电般地侵入波兰的时候，斯大林则小心翼翼地从东部悄悄地进入波兰。当希特勒摧残了两千三百万波兰人的自由，从而提出结束这场“无益”的战争的时候，斯大林则通过他的外交和他的共产国际对这种和平优势啧啧称羡。当斯大林在波罗的海沿岸占据了战略位置后，希特勒则乖乖儿地从那里撤走了自己的军队。当斯大林进攻芬兰的时候，希特勒的报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报刊——则向克里姆林宫表示了它的全力声援。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行动方向好象被一种内在的关系所维系。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有多久了呢？
双星有“光学双星”和“物理双星”之分：前者是假双星，后者则是真双星，它们成对组合，一个围绕另一个旋转。希特勒和斯大林在当今世界政治的血色天球上是一对真双星呢，还是假双星？如果是真双星，那么到底谁围绕着谁旋转呢？
希特勒本人倒是谈起过牢固而“现实的”公约。斯大林则认为最好还是一声不响地吸烟斗。敌对阵营的政治家和新闻记者出于挑拨朋友不和的目的，把斯大林说成主星，而把希特勒说成伴星。当我们试图探究这个不同寻常的问题时，切不可忘记，世界政治的发展道路并不像天体的运行轨道那样，划分得如此确切。
资本主义的德国要远比它的西方邻国出现得晚，可是它却在欧洲大陆上建立了最先进的动力工业，因而它感到自己在世界的原始划分中得到的东西太少了。“我们要重新划分世界，”1914年德国帝国主义者们这样郑重宣布道。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世界各国的贵族们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并取得了胜利。现在，希特勒想在更大的范围内重复1914年的尝试。他不得不这么做：爆炸性的德国资本主义在旧有的国境线内正憋得喘不过气来。然而，希特勒的野心是难以得逞的。即便他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他也无法在合乎德国利益的基础上重新瓜分世界。德国来得太晚了。资本主义在所有的国家里都遇到了麻烦。殖民地不愿再成为殖民地。新的世界大战将成为被压迫人民争取独立运动的新的巨大推动力。德国的确来得太晚了。
希特勒正在改换自己的“友谊”，改变自己对民族和国家的评价，违反和约和义务，欺骗敌人和朋友，——所有这一切服从于一个完整的目的：重新瓜分世界。
“德国在现阶段还不是一个世界强国，”希特勒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德国定要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否则它将一钱不值。”
把统一的德国变成统治欧洲的柱石；把统一的欧洲变成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柱石，从而也就变成排挤、削弱和凌辱美洲的柱石，——希特勒的这一野心是不会改变的。他的野心正被以铁镣压制德国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的极权制度所证实。
苏联的特点与此截然相反。沙皇俄国留下的是贫穷和落后。苏维埃制度的使命不是为生产力寻找新的领土，而是为旧有的领土创造生产力。苏联的经济任务不需要扩充疆界。生产力的状况不允许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苏联的进攻力量也不强大。防御力量仍像从前一样，仅仅限于自己的国土。
自从克里姆林宫取得了近来的“成功”后，把现在的莫斯科政策与过去的大不列颠政策相提并论便成为一种时髦，后者在尽可能严守中立的同时，保持了欧洲的平衡，而且还把打破这种平衡的钥匙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根据这种类推法，克里姆林宫站到了较弱的德国这一边，并准备着一旦德国取得了太大的成功，便跳到另一边去。这里的一切都被颠倒了。伦敦过去的政策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大不列颠在所有欧洲国家中具有巨大的经济优势。苏联则恰恰相反，在经济实力方面是各大国中最弱的一个。今年三月，在官方的自吹自擂沉寂了多年之后，斯大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首次谈到了苏联劳动生产率与西方劳动生产率的比较。他汲汲于世界经济统计的目的在于解释苏联人民仍然生活在赤贫之中的原因。为了在人均生铁产量方面超过德国，苏联必需把目前年产一千五百万吨的数量增加到年产四千五百万吨，而为了超过美国，则必需使年冶炼量达到六千万吨，也就是提高四倍。苏联经济的其它领域同样面临这样的难题，甚至比这更糟。不错，斯大林表示了这么一种希望：在十至十五年的时间里，苏联要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期限自然令人难以置信！而在这个期限结束之前，苏联如果参加一场大战，无论如何也意味着将以悬殊的武器作战。
近年来，与物质因素相比并非不重要的道德因素，每况日下。革命所唤起的社会平等的倾向，遭到践踏和漫骂。群众的希望受到愚弄。在苏联，有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享有特权的人，他们的手里集中了约有一半的国民收入，并把这种制度称之为“社会主义”。除此之外，国内则有一亿六千万遭受官僚压制的人，他们至今尚未走出贫困的境地。
希特勒和斯大林对待战争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说恰好相反。希特勒的极权制度产生于德国有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恐惧。希特勒从私有者那里得到了委任状，无论用任何代价也要使他们的财产免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而且还要为他们打开通往世界舞台的道路。斯大林的极权制度则产生于革命暴发户新阶层对受他们压制的革命人民的恐惧。对他们两人来说，战争是危险的。可是，希特勒要想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只有胜利的进攻战争才能确保德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未来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
斯大林则是另外一回事。他无法发动能取胜的进攻战争。况且他也不需要这么做。一旦苏联卷入会带来无数牺牲与困苦的世界大战，那么一切的欺侮和压制，以及官方制度的全部谎言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曾在本世纪中进行了三次革命的人民的反对。没有谁比斯大林更清楚地知道这点了。他的对外政策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避免大战的发生。
令墨守成规的外交界人士和头脑简单的和平主义者们惊讶的是，斯大林与希特勒结盟竟是出于这么一个简单的原因：大战的危险只能来自于希特勒；德国在克里姆林宫的眼里，要比它现在的敌人强大得多。莫斯科与英、法军事代表团旷日持久的会谈不仅成为了它与希特勒谈判的掩饰，而且也成为了一种军事侦察。莫斯科司令部确信，它的盟国并未做好大战的准备。完全军事化了的德国是一个可怕的敌人。只有通过参与其计划的方法才能换取它的好感。这便是斯大林下此决心的所在。
与希特勒结盟不仅延缓了苏联卷入大战的直接危险，而且还为谋取直接的战略利益创造了条件。当时，斯大林在远东地区为了避免战争，几年中一退再退，而在西线情况则是另一种样子，他俨然已能避免战争——一直向前挺进，也就是说非但不放弃已有的土地，反而夺取新的地盘。同盟国的报刊这样形容此事，说希特勒仿佛变成了斯大林的俘虏，同时，同盟国的报刊还指出莫斯科依赖德国的帮助取得了巨大的利益：半个波兰（如按人口计算，实际上只有三分之一），再加上波罗的海东岸地区的统治权和直到巴尔干的通路，等等。毫无疑问，莫斯科得到的好处是巨大的。可是，最终结果尚未出来呢。希特勒开始进行世界性的战斗。这一战斗的结局不外两种：要么德国成为欧洲和它所有殖民地的主人，要么它就灭亡。能否在这一战斗的前夕确保自己东部边境的安全，这对希特勒来说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他为此向克里姆林宫支付了沙皇帝国过去的部分土地。难道这不是一种昂贵的代价吗？
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什么斯大林入侵波兰和攻占巴尔干国家是为了“蒙骗”希特勒，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极有可能，恰恰是希特勒启发了斯大林，使他萌生了侵占波兰东部地区和攫取波罗的海沿岸的念头。鉴于国家社会主义是在鼓吹发动反苏战争的情况下产生的，斯大林自然无法相信希特勒的肺腑之言。谈判是在“现实的”色彩中进行的。
“你害怕我？”希特勒问斯大林道。“你想得到保证？拿去吧。”
于是，斯大林拿到了保证。
如果以为苏联新的西部边界永远隔断了希特勒前往东方的通路，那便大错特错了。希特勒是分阶段实现自己的野心的。眼下列人日程的是击毁大不列颠帝国。为了这一目的，可以做出某种让步。打开前往东方的通路，必将以德苏之间爆发一场新的大战为前提。一旦事情到了这种地步，那么，究竟会在哪段边界上首先发生冲突，便是无关紧要的了。
进攻芬兰似乎是与斯大林对战争的恐惧相矛盾的。其实，情况并非如此。进攻自有其进攻的道理。斯大林一边逃避战争，一边却又与希特勒结盟。他为了确保自己免遭希特勒的威胁，便想在波罗的海沿岸占据一些根据地。然而，芬兰的反抗有使所有的战略利益化为乌有、甚至还会走向反面的危险。如果赫尔辛福斯[1]不把莫斯科当回事儿，那么谁还会把它放在眼里呢？斯大林今天一套，明天一套，后天还会有另一套。即便斯大林想躲避战争，那也并不意味着战争会饶过他。
柏林公开推动莫斯科反对芬兰。莫斯科在西方每迈一步，便把苏联往战争中更拖近了一步。这个目的一旦实现，世界局势便会大变。近东和中东便会成为战场。印度的问题便会被径直提出。希特勒便会轻松地缓一口气，而且还会一见情况有所不妙，便能在苏联的帮助下缔结和约。莫斯科在阅读德国报刊就红军进攻芬兰所发表的友好文章时，肯定气得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不过，咯咯作响的咬牙声并不能代替铁一般的事实。苏德条约依然具有效力。斯大林也依然是希特勒的仆从。
对莫斯科来说，条约带来的直接利益是毋庸置疑的。当德国在西线无法脱身的时候，苏联在远东便感到十分自由。这并不意味着它将在那里发动进攻性的战役。不错，日本的寡头政治较之莫斯科的寡头政治，还要弱小一些，无法进行大的战争。不过，当莫斯科不得不面对西方的现实时，它一时还不会有深入亚洲的动机。至于日本，则不得不考虑这么一个事实：一旦挑起战争，将受到苏联的沉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东京有理由认为它的海上圈计划更为可行，这就是说不是向西方进攻，而是向南，进攻菲律宾、荷属印度、婆罗洲、法属印度支那、英属缅甸……莫斯科和东京这方面的协议好象是对莫斯科和柏林条约的一种对称的补充。至于这种形势会对美国产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
世界报刊总爱以苏联原料不足为借口，不知疲倦地反复强调斯大林能给予希特勒的经济帮助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并非完全如此。苏联的原料不足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官僚们制定的工业发展速度太快，未能保持各经济门类间的平衡。如果在一两年间把某些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从百分之十五降至百分之十、百分之五，或者仅仅保持上一年的水平，那么便会一下剩余出相当数量的原料来。另一方面，德国的海上外贸封锁也必定使它把相当数量的德国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俄罗斯，以换取苏联的原料。
还有一点不应忘记，苏联出于国防的需要，储备了而且还在继续储备大量的原料和粮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提供给德国以充实它那潜力很大的后备资源。莫斯科还能够向希特勒供应黄金，尽管经济孤立政策十分严厉，黄金依然是引发战争的主要动力之一。最后，莫斯科友好的“中立”政策大大方便了德国对波罗的海沿岸、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巴尔干的资源的利用。
“我们和苏维埃俄罗斯一道，”11月2日[2]希特勒的《民族观察家》不无根据地写道。“主宰着整个东方的原料和粮食产地。”
在莫斯科和柏林缔结条约前几个月的时候，伦敦的人们对苏联能够给予德国的经济帮助的意义的认识，远比现在清醒得多。皇家对外关系研究所的一部半官方的关于“联合王国的政治和战略利益”的著作中（序言中注明的日期是1939年3月），就苏德接近一事写道。
“对于大不列颠来说，这种联合的威胁是异常之大的。”
“我们不得不问一声，”参与合作著书的作者们继续写道，“如果德国东部边境不被从陆地上封锁的话，大不列颠在与德国的作战中将以什么样的措施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呢？”
这一看法十分耐人寻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德国与苏联结盟后，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的封锁压力，也许还要更多一些。
除了物质上的支持，还应当添加上——不知这个词用在这里是否贴切——精神上的支持。8月底以前，共产国际要求解放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和阿比西尼亚，而对英属殖民地则绝口不提。现在，共产国际却对捷克绝口不提，对肢解波兰表示支持，而且还提出了解放印度的要求。莫斯科的《真理报》对加拿大扼杀自由针砭，而对希特勒血腥镇压捷克人和残酷折磨华沙犹太人却只字不提。所有这一切都在说明，克里姆林宫是高度评价德国的力量的。
克里姆林宫并未弄错。德国的确不能以“闪电”战的方式一举摧毁法国和大不列颠；而且，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它的这种能力。然而，有一些国际宣传人士却急于把希特勒描绘成一个被赶入绝境而又筋疲力尽的躁狂者，这未免过于轻率了。希特勒还远未到这种地步呢。动力工业、技术天才、纪律观念，——这一切一样不少；德国那庞大的战争机器依然在跃武扬威。事关国家和政权的兴亡。波兰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半个政府目前正流亡法国。谁知道法国政府会不会和比利时、荷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政府一起到大不列颠寻求庇护呢？……我已说过，我绝不相信希特勒的德国统治下的和平[3]和称霸世界的野心能够得逞。总会有一些新的国家，而且不仅仅是欧洲国家，出来挡住它的去路。德国帝国主义来得太晚了。它的疯狂的军国主义必将以极其悲惨的结局收场。不过，在它的丧钟敲响以前，欧洲大陆上将有许多人和事物被荡涤干净。斯大林是不愿添在其列的。他最善于提防他人，因而知道现在便与希特勒决裂，还为时尚早。
同盟国的报界贪婪地捕捉这对新朋友之间的“冷淡”征兆，不断地预言他们将出现破裂。当然，不可否认，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4]拥抱的时候，他心里的滋味是不会好受多少的。许多年以来，苏联国内的任何反对派都被冠以纳粹代理人的美名加以痛斥、迫害和消灭。这一工作完成之后，斯大林开始与希特勒结成亲密的联盟。苏联国内有数百万人与被以莫须有的勾结纳粹的罪名枪杀和关进集中营的人有关系，——这数百万人眼下十分谨慎，但却是真正的鼓动反斯大林的人。这里还应当添加上共产国际的暗中抱怨：做克里姆林宫的外国代理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呢。斯大林毫无疑问也想把另一种可能公之于众。11月7日，李维诺夫[5]突然出现在列宁墓观礼台上；游行的队伍里举着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德国共产党领袖台尔曼的画像。这些不过是斯大林政策的外表装饰物，并不代表它的实质。李维诺夫，还有作装饰用的那两张画像，首先是用来安慰苏联的工人和共产国际的。斯大林仅仅想以此暗示各同盟国：在某种条件下，他会改弦更张的。不过，只有好作幻想的人才会相信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转变是指日可待的事。只要希特勒还强大——它确实很强大，斯大林便会永远是他的仆从。
细心的读者也许要问：这一切可能是正确的，可是你怎么只字未提革命呢？难道克里姆林宫没有考虑到发生革命的有利时机，它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难道斯人林的对外政策一点儿也没有反映对革命的估计？这样的见解是合乎情理的。莫斯科毫不怀疑，大战是能引起革命的。不过，战争并非由革命而起，而是由它结束。当德国十一月革命（1918年）爆发之前，德国军队已经给予沙皇政权以毁灭性打击。目前的大战也会在某个资产阶级国家发生革命之前好久，便把克里姆林宫官僚制度推翻掉。我们所以对克里姆林宫对外政策的评价不依革命前景为转移，自有其本身的道理。
然而，为了正确判定莫斯科今后的策略，以及它与柏林关系的进化，必须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克里姆林宫是否想利用战争来发展国际革命，如果是，那么究竟想如何行动？11月9日，斯大林认为有必要以异常坚硬的方式驳斥这样一则消息，消息说他仿佛有这么一种想法：
“……战争应当尽可能长地持续下去，以便参战国被完全拖垮。”
斯大林这次倒是说了实话。他不希望进行持续性的战争，其原因有两条：第一，它不可避免地会把苏联卷入战争的漩涡，第二，它也同样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欧洲革命。克里姆林宫具有充分的理由惧怕前者和后者。
“俄罗斯国内的发展，”在伦敦皇家研究所的研究著作的摘录中写道。“趋向于建立一个经理和官员们的‘资产阶级’，他们享有足够的特权，能够居于十分满意的地位。从各种各样的清洗中，可以发现一种手段，所有那些想改变社会现状的人都在这种手段下丧生。这样的解释加重了这种观点的份量：在俄罗斯，革命时期已经结束，现在的统治者竭力追求的只是如何保持住革命给他们带来的那份好处。”
说得妙极了！两年前，我在发表这部著作的摘录的同一家杂志上写道：
“希特勒反对法俄联盟并非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原则上的仇恨（任何一个稍有良知的人都不再相信斯大林的革命作用！)，而是由于他想把莫斯科拉过来，以便两国一致反对巴黎……”
当时，这些话被认作是有偏见的东西。然而事实作出了回答。
在莫斯科，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大规模的战争将开辟一个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时代。如果那里果真能信心十足地掌握革命运动并使它听命于自己，斯大林自然早就向它伸出欢迎的双手了。不过，斯大林知道，革命和官僚制度是誓不两立的，它会无情地对待保守的特权集团。克里姆林宫在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和l931——1939年的西班牙革命中的官僚主义庇护遭到了多么可悲的失败啊！在新的革命浪潮中，必将出现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它将把共产国际抛掷一边，并给苏联官僚们在苏联国内的政策的威信以毁灭性的打击。
斯大林集团是在与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壮大起来的。后来又打着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号，进行了那些清洗活动、演戏般的审判和大肆屠杀。在莫斯科被称作“托洛茨基主义”之事，实际上反映了新的寡头政治对人民群众的恐惧。这一纯属杜撰的名称已经带有了国际性质。我不得不在这里举出三个印象很深的例子，因为它们对于战争所引发的那些政治进程颇具征兆性，而且也充分地揭示了克里姆林宫惧怕革命的根源。
1939年8月31日巴黎的《巴黎晚报》的每周副刊上登载了8月25日法德断交之际法国大使库伦德尔与希特勒的一段谈话。希特勒唾沫四溅，洋洋得意地吹嘘自己与斯大林缔结的条约：“现实的条约”。
“可是，”库伦德尔反驳道。“斯大林表现得十分虚伪。真正的胜利者（一旦发生战争）将是托洛茨基。你想过这点吗？"
“我知道的，”德国元首回答道。“可是法国和英国为什么给波兰充分的行动自由呢？”
诸如此类的话还有一些。这里提到的我的名字自然是有所指的。不过，一个民主国家的外交官和一个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一同使用一个被克里姆林宫认为是自己的头号敌人的名字来说明革命，并不是偶然的。这两位交谈者在下面这点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即一旦发生革命，必将打出敌视克里姆林宫的旗号。
法国半官方报纸《时报》前驻柏林、现驻哥本哈根记者9月24日在一篇报道中说，革命人士以眼下柏林灯火管制时街道上的黑暗作掩护，在工人街区张贴这样的标语：“打倒希特勒和斯大林！托洛茨基万岁！”极其勇敢的柏林工人们就是以这种方法表达他们对条约的态度。未来革命的领导者将是〔一些完全另外的人。〕幸好斯大林未对莫斯科实行灯火管制。不然，苏联首都的街道上也会贴满同样的标语。
10月28日，捷克独立纪念日前夕，庇护者牛赖特男爵[6]和捷克政府对示威游行的组织者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布拉格的工人宣传鼓动，尤其是罢工，是一种托洛茨基共产主义活动，政府对此严加谴责。”
(《纽约时报》10月28日）
我全然无意在此夸大“托洛茨基分子”在布拉格示威游行中的作用。不过，政府方面夸大其辞的做法倒是说明了为什么克里姆林宫的主子们对革命的恐惧决不下于库伦德尔、希特勒和牛赖特男爵之流的原因。
可是，对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波兰东部）实行的苏维埃化，以及目前对芬兰实行的苏维埃化，难道不是社会革命的事实吗？回答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否定大大多于肯定。每当红军占领一块新的土地，莫斯科官僚们便在那里建立一种能确保其统治的制度。居民们仅被允许通过极权主义的公民投票方法对所实行的改革表示赞同。这类改革只有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才能完成，参加者是少数十分落后的居民。芬兰“苏维埃政府”的新首脑奥托·库西宁不是革命群众的领袖，而是斯大林手下的一名老官吏，是一个头脑迟钝、一味唯唯诺诺的共产国际书记。这样的“革命”自然是克里姆林宫所能接受的。这样的“革命”希特勒是不害怕的。
由库西宁和布劳德罗夫——两个只知向上爬的官吏——组成的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根本不适于领导群众的革命运动。不过，它却是一个能有效掩饰斯大林和希特勒条约的漂亮的革命词藻，也就是说能有效的欺骗苏联和外国的工人们。今后，它将成为对帝国主义民主进行讹诈的有用工具。
令人惊讶的是，西班牙事件的教训怎么很少被人记取！斯大林一面提防企图利用西班牙内战来建立反布尔什维克四国联盟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面给自己提出任务，这就是向伦敦和巴黎证明，他有能力使西班牙和欧洲免受无产阶级革命的冲击，而且他取得的成功会让佛朗哥[7]和他的靠山们望尘莫及。没有谁像斯大林那样残酷地镇压西班牙的社会主义运动，在那些日子里他俨然以一个真正的民主宪兵自居。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既有丧心病狂的造谣欺骗，又有按莫斯科审判的式样如法炮制的虚假审讯，还有有组织有步骤地暗杀革命领袖。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号下，他们发动了反对农民和工人占领土地和工厂的斗争。
西班牙内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注意，因为它在很多方面都是未来世界大战的一次预演。无论如何，斯大林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要在世界范围内重复他的西班牙经验，并想取得更大的成功，——这就是说为了博得未来的战胜者们的好感，他以行动表明，除他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有效地对付红色幽灵，而为了便于定名称，这一红色幽灵将被重新冠以“托洛茨基主义”的美名。
五年来，克里姆林宫领导了一些有益于民主同盟的活动，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在最后关头把它对“集休安全制”和和平的那份儿爱再好不过地奉献给希特勒。共产国际的官员们接到“从左向后转”的命令，于是立即从档案馆里找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旧公式。应当想到，新的“革命”曲线要比“民主的”曲线短一些，因为战争的气氛大大加快了事态的发展速度。而且，斯大林的战术仍是那一套：他把共产国际变成对对手进行革命恫吓的工具，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让它在关键时刻转换成一种有利可图的外交手腕。这里根本用不着担心布劳德罗夫之流会表示反对：这些老虎受过专门训练，它们害怕鞭子，习惯于在指定的时间进食自己的那份肉。
斯大林通过驯服的记者散布流言说，假如意大利或日本有一方与英国和法国联合，俄罗斯便站在希特勒一边参战，并且还将顺便把德国苏维埃化。（参见11月12日的《纽约时报》）。不打自招！克里姆林宫以“征服德国”为名，现在已把锁链紧紧地拴在德国帝国主义的战车上，这样一来，那些有可能成为希特勒的敌人的人自然便成为了斯大林的敌人。斯大林事先许诺要把德国苏维埃化，并以此掩饰他有可能站在第三帝国一边参战的居心。那么，这一“苏维埃化”是否按加里西亚[8]的方式进行呢？不是的，因为如果这样，红军必须得预先占领德国。是否通过德国工人起义的方式进行呢？也不是的，因为克里姆林宫如果有这种能力，那它为什么还要非等意大利或日本参战不可呢？这种新闻报道出笼的目的十分显然：一方面是为了吓唬意大利和日本，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吓唬英国和法国，并想以此来躲避战争。
“不要惹我发火，”斯大林威胁说。“不然我会做出可怕的事来。”
在斯大林的这番话里，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成分是虚张声势，另外的百分之五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渺茫的希望：一旦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革命便是救星。
按克里姆林宫外交当局的指令出笼的把德国苏维埃化的设想是十分荒谬的，其程度决不下于张伯伦在德国复辟温和的保守帝制的梦想。德国的军事力量，以及纳粹制度的抵抗能力是不容低估的！只有新的世界同盟运用空前规模的战争才能摧毁德国的军队。也只有德国工人的强有力的反抗才能推翻希特勒极权制度。他们进行革命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让威廉二世或斯大林来替代希特勒。人民群众对纳粹暴政的胜利将是世界历史上最震撼人心的事件之一，它将立刻改变欧洲的面目。激动、希望和兴奋的浪潮定会在密闭的苏联境内涌起。苏联人民仇视贪婪而残忍的统治阶层。他们的仇恨情绪一直受到这么一种思想的抑制：帝国主义在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我们。西方的革命将使克里姆林宫的寡头政治失去其唯一的政治生存权力。斯大林即便能比他的盟友希特勒活得长久，那也是暂时的。这对双星必将从天幕上消逝。
列·托洛茨基 1939年12月4日 科约阿坎
芬兰经验之后的斯大林
还在斯大林集团刚刚着手谋划把“托洛茨基分子”开除出党的时候，斯大林便以他惯用的谮言中伤的伎俩问道：
“难道反对苏联胜利成果的反对派会在未来的战斗中反对帝国主义吗？”
对此，我在1927年8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用秘密速记的形式写道：
“斯大林实质上指的是另一个不便径直说出的问题，这就是：难道反对派认为斯大林的领导不能确保苏联获胜吗？是的，是这么认为的！”
“那党呢？”莫洛托夫在座位上打断了我的思路，他曾被斯大林私下里称作“大脑迟钝的人”。
“党被你们扼杀了，”我随即答道。我用下面的词句结束了自己的速记：
“拥护社会主义祖国？——是的！拥护斯大林路线？——绝无此意！”
现在，正如十三年前一样，我依然完全维护苏联的安全。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政治上，我离不列颠统治阶级的距离都比克里姆林宫的那位孜孜不倦的忠实捍卫者肖伯纳[9]要远上数千英里。法国政府不断逮捕那些和我的观点一致的人。可是，这一切丝毫也没有促使我去拥护克姆林宫的对外政策。恰恰相反，我却认为苏联在日前国际形势中的主要危险来源是斯大林和以他为首的寡头政洽。在世界社会舆论面前反对他们这些人，对我来说是和捍卫苏联密不可分的。
斯大林的身躯显得十分高大，因为他站在庞大的官僚金字塔的顶端，并投下长长的影子。而实际上，这是个中等身材的人。他资智平平，狡诈大大多于智慧，此外他还有着永无止境的虚荣心，异常固执，嫉妒心理和报复心理极强。斯大林目光短浅，无论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一点主动精神：他总是在观望等待，不停地耍着手腕。他手中的权力几乎都是时势造成的；他只不过是顺手摘取了成熟的果实而已。对统治地位的欲望，对人民群众的恐惧，对弱小对手的残酷无情，以及甘愿在强敌面前低头屈服——所有这些特点新的官僚们发现在斯大林身上都表现得极其充分，于是他们拥戴他为自己的皇帝。
1924年列宁逝世之际，官僚阶层其实已很强大，虽然他们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斯大林作为官僚阶层的“总书记”当时已然是位独裁者，不过他本人并未充分明白这一点。国家对此则更不明白了。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斯大林竟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的情况下一手独揽了独裁者的大权！斯大林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官僚阶层的化身。
斯大林在与反映了群众不满情绪的反对派的斗争中，渐渐意识到了自己作为新官僚集团的权力和特权的卫道士的使命。他马上感到信心十足和坚定起来。就其主观倾向来说，斯大林目前是欧洲最保守的政治家。他想让历史在确保莫斯科寡头政治的统治的情况下，不要放慢和停止自己前进的速度。
在著名的大清洗中，斯大林极其残暴地显示了他对官僚阶层，其实也就是对他自己的坚不可摧的忠诚。它的意义未被及时理解。老一代的布尔什维克竭力想维护党的传统。苏联的外交官们试图按自己的方式思考国际社会舆论。红军统帅们则捍卫军队的利益。所有这三种人都站在了与竞里姆林宫集团的极权利益相对立的那一面，于是他们全被消灭掉了。试想一下，如果敌方的飞机成功地穿越了所有边境线，并一举炸毁了外交部和国防部大楼——当时外交界和军界的精华正巧在开会，那将是怎样的一场惨剧啊！如此可怕的打击会给国家生活带来怎样的震动啊！斯大林不用外国轰炸机帮忙也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战役：他从世界各地把苏联外交官召集到一起，又从苏联各地把苏联军事长官召集到一起，然后把他们关进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地下室，从脑后给他们一枪。而这一切竟发生在新的大战的前夜！
李维诺夫的生命倒是保全了，可是他的政治生命并未比他过去的政治伙伴长多少。在消灭李维诺夫这件事上，除了政治动机——在希特勒面前低头屈服——之外，无疑还有其个人动机。李维诺夫并不是位有独立精神的政治人物。可是，他老是让斯大林感到讨厌，因为他会说四种语言，熟习欧洲各国首都的生活，而且在政治局做报告时总爱引经据典，叫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僚们摸不着头脑和恼羞成怒。大家一致得出这么个美妙的结论：摆脱这个知识过于渊博的部长。
斯大林轻松地缓了一口气，终于感到自己现在是他的所有同事的首脑。然而恰恰是在这里开始出现新的麻烦。不幸在于斯大林缺乏独立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他的意志潜力尽管很大，可是综合分析能力、创造性的想象力，以及实际知识却相当贫乏。他在思想上总是依傍他人：他长期摹仿列宁，只要稍有偏离，必定和列宁的思想发生抵触；而从列宁患病起，斯大林便借用他的临时盟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思想，后来这两人被他推至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枪口下。随后的几年中，他利用布哈林的总结性结论来从事实际的阴谋活动。当布哈林这位党的便雅悯[10]被镇压后，斯大林便打定主意，今后再也不需要什么总结性的思想了；这时，苏联的官僚阶层和共产国际的权力机关全都沦于极端可耻的恭顺境地。
然而，国际关系相对稳定的时期结束了。严酷的动荡不安已经来临。斯大林这位近视的经验论者、国家机器的操纵者、不懂一门外语、也不读任何报刊——每日印有他的照片的报刊除外——的十足的外省人，一时惊慌失措。他无力应付重大的事件。对他那副驽顽迟钝的头脑来说，当前时代的前进速度过于迅疾了。无论是从莫洛托夫，还是从伏罗希洛夫[11]那里，他都无法借用新的思想。即便从西方民主国家的那些不知所措的领袖们那里也同样无法借用到。在这种条件下，斯大林可以向之借用思想的唯一政治家便是希特勒。请看此人之举！[12]希特勒拥有斯大林所有的一切东西：对人民的蔑视，漫无原则，沾名钓誉，极权机关。不过，希特勒也拥有斯大林所没有的东西：想象力，使群众狂热的能力，大胆敢为的霸气。在希特勒的掩饰下，斯大林试图把希特勒的方法用于他的对外政策。起初，一切似乎都还顺利：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不过，从芬兰起他碰了钉子，而这是绝非偶然的。芬兰的失败敲响了斯大林衰败的钟声。
在红军入侵波兰的那些日子里，苏联报刊突然发现了斯大林好象在国内战争时期便已表现出来的伟大的战略才能，并立即宣布他为超拿破仑。在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代表团谈判期间，那些报刊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最伟大的外交家。苏联报刊许诺说，以后将由不流血的方式，只用天才的策略的威力便能完成一系列奇迹。结果并非如此。斯大林在不了解芬兰人民曾有过为争取独立而进行长期斗争的传统的情况下做出判断：只要施加外交压力，便能摧毁赫尔辛福斯政府。他愚蠢地打错了主意。可是，他并不及时改弦更张，反而进行恫吓。按照斯大林的指令，《真理报》扬言要在几天内消灭芬兰。整天做着拜占庭帝国梦的斯大林自己却成了自己恫吓的牺牲品：他的恫吓非但没有吓住芬兰人，反而逼使他立即采取行动。于是，发动了一场可耻的战争，——这场战争全无必要，看不到任何前景，缺乏道义和物质的准备，甚至连当时的日期似乎也预示了反对这一冒险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对于效法自己的鼓舞者希特勒到前线去之事，甚至连想也没想过。这位克里姆林宫的好耍手腕的人十分谨慎，不敢拿他的战略家的假名声去冒险。况且，当他面对群众的时候，总是无话可讲的。很难想象当这位表情呆板、眼白泛黄、说话喉音很重、声小而又缺乏表现力的无能之辈，站在战壕里或行军途中的士兵们面前的时候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位超拿破仑小心谨慎地留在了充斥电话机和秘书们的克里姆林宫里。
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红军接连不断地打败仗，饱尝了痛苦和屈辱：什么也没有预见到，甚至包括气候。第二次进攻进展缓慢，伤亡惨重。对一个弱小的对手都未取得事先扬言的“闪电般”胜利，这本身便是失败。即便在某种程度上补偿错误、失败和损失，即便事后使苏联人民能容忍对芬兰的不明智的侵略，也只有这么一个途径才能实现，这便是通过社会变革来博取哪怕是部分芬兰农民和工人的同情。斯大林懂得这一点，并公开宣布自己的目的是推翻芬兰的资产阶级：正是为了这一目的，那位倒霉的库西宁才从共产国际的办公室里被剔除出来。不过，斯大林害怕英国和法国会进行干涉，害怕希特勒不满，也害怕持久的战争，于是知难而退了。这场可悲的军事冒险便以真假参半的和约收场了；这是形式上的“强迫订立和约”，实质上的软弱妥协。
希特勒利用苏芬战争败坏了斯大林的名声，进而把他牢牢地拴在自己的战车上。他借助于和谈确保自己能够进一步取得斯堪的纳维亚的原料。不错，苏联也取得了在西北方向的战略利益！可是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啊！……苏联红军的威信一落千丈。全世界劳动群众和被压迫人民的信任也被丢掉了。结果，苏联的国际地位非但没有得到巩固，反而开始削弱了。斯大林本人经过这次战役变得一蹶不振。苏联国内的公众情绪必定是这样的：不应进行这场不体面的战争，而既然发动了战争，那就应当将它进行到底，也就是说要把芬兰苏维埃化。斯大林答应做到这点，可是并末兑现。这意味着，他什么也没有预见到：不论是芬兰人的反抗、严酷的气候，还是来自盟国方面的危险。斯大林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的领袖”和“芬兰人民的解放者”遭到了失败，就如同他作为外交家和战略家所遭到的失败一样。独裁者的威信受到了难以补救的打击。极权统治的宣传将日益失去其感召力。
不错，斯大林可以暂时得到外来的支持：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则必须让盟国与苏联交战。一旦发生这样的战争，那么摆在苏联人民面前的，便不是斯大林独裁的命运问题，而是国家的命运问题。反抗外国干涉必然会巩固官僚阶层的地位。红军在防御性战争中无疑会比进攻性战争中表现得出色。克里姆林宫出于自卫的目的，甚至还会采取一些革命的措施。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独裁的末日也不过是往后推迟了一下而已。斯大林独裁的低能在最近这十五个星期里表现得尤其突出。不要以为受尽极权压制的人民失去了观察和思考的能力。他们迟早会做出自己的结论的，而且还会更准确、更深刻。当然，斯大林政权的顶点还在后边。人民还将面临更多的严峻考验。现在正是我们这个星球失去平衡的时刻，斯大林无力挽回官僚极权制度日渐倾斜的颓势。
列·托洛茨基
1940年3月13日 科约阿坎
[1]赫尔辛福斯，即赫尔辛基。——译注
[2]即1939年11月2日。——译注
[3]原文为英文。——译注
[4]里宾特洛甫（1893——1946年），纳粹德国战犯。1938——1945年任外交部长。——译注
[5]李维诺夫（1876——1951年），苏联外交家。——译注
[6]牛赖特（1873——1956年）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之一。——译注
[7]佛朗哥（1892——1975年）。西班牙独裁者。——译注
[8]加里西亚，史地名，在波兰和乌克兰西部一带。——译注
[9]萧伯纳（1856——1950年），英国戏剧家。——译注
[10]便雅悯，《圣经》传说中犹太人祖先雅各的小儿子，约瑟的同母兄弟，倍受宠爱。——译注
[11]伏罗希洛夫（1881——1969年），苏联元帅。——译注
[12]原文为拉丁文。——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