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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上就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的讲话[1]
（6月1日）
同志们，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以极大的兴趣聆听了粮食部长的讲话，[2]它直接教会了我们中的许多人一点东西，未必能对这里的所有讲话都这么说。这个讲话如果没有提供对已经完成的组织工作的汇报，这点部分可以用新部长不久前才刚刚开始履行自己的责任来解释，但它至少勾勒出了在当前最重要的某个领域中的行动纲领，这是在其他部长的讲话中所没有的。
人们对我们说革命，法国大革命，就此交换意见，再次翻出了过去的马克思主义与民粹派的争论，但是，同志们，须知我们在此面对的是革命民主派的议会，部长们对它做关于他们已经做了什么和他们打算做什么的汇报。因为问题涉及到政权，每一个演讲者——尤其是像部长这样重要的演讲者——的任务是说，我在自己的领域中做了这些、这些，我认为这已经足够了，因而政权的这个组织是令人满意的，或是相反，说：同志们，我的行动计划是这样的，但它们在政权组织中受到了抗拒，因此在这里必须解决如何对这个政权进行改革和改造的问题。粮食部长就是这么对待事情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不仅认真地听他的讲话，还确认了我带着它们出席会议的那些结论，因为在思想对手那里总能学到不少东西，如果他们是严肃地提出自己的任务的话。
粮食部长对我们所说的，确实把问题从抽象的高度降到了地上，降到了俄国经济的相当贫脊的地上。我们必须组织粮食供应，我们必须扩大和高速生产。组织粮食供应，意味着组织它的分配。在这条路上的障碍是运输困难，它们应该克服，而且只有以整个国家的方式才能克服。关于运输困难，执行委员会的经济处说了许多：损坏的机车、今天的工业不能生产新机车和修复旧机车。同志们，其中有一个例子，我也提请粮食部长注意。
彼得格勒一家设备精良的大企业的经理说，现在，彼得格勒现在为1920年的潜水艇生产柴油机。他断言说，他作为技术人员、组织者和经理相当熟悉的一定数量的工厂，不用经过太大的技术改造，就可以每月生产15台机车。对这个数字我不能担保，也不对这个数字深信不疑，但这是一个严肃的技术人员和组织者，是他说出了相应的机车数量。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因为这就必须破坏国家与其他工厂或工厂与其他企业签定的合同。这破坏了局部的利益、局部的利润，国家政权在其现结构下，是不敢走这一步的。人们对我们说，我们还没有找到道路。是啊，还能说哪些道路呢，同志们？须知已经成立了政府，进入这个政府的劳动部长是社会主义者，工商部长是重要的资产阶级工商业政治家柯诺瓦洛夫。很显然可以假定，通过这两个代表的合作首先把生产的组织和计划引入工业中。柯诺瓦洛夫做了什么？柯诺瓦洛夫辞职了，他是在最著名的工商机构的促进下，在它们公然表达的同情下辞职的。他走了，同志们，说他的离开是他不友好的性格的结果，是可笑的。
我认为，这也是广泛传播的看法，柯诺瓦洛夫是俄国工商资本的最进步和严肃的代表；他的辞职是对对我们提出的，我们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的怠工。接下来我要问，同志们，出路何在？这是我们整个政府的一个具体任务和核心问题。这是有关我们的工业命运的问题，人们绕开这个问题，似乎它是有关布尔什维克或国际主义者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吹毛求疵的问题。做了建立联合内阁的试验。谁将在那里，会不会是彼列韦尔泽夫，[3]社会主义者还是正派的自由派分子，这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一样的。但整个组织的核心是按联合型建立的：劳动部长是社会主义者，工商部长是资本的重要代表。当问题被这样提出后，柯诺瓦洛夫走了。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用了三个星期给他找助手，可没有找到，没有找到，同志们……（掌声。）
这意味着什么，同志们？如果原则、即有重要的资本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的原则本身是正确的，那就应该问自己，如何解释它的破产和它的失败。须知我们现在没有政府，政府处于危机状态，为什么工商界最重要的代表在工商资本的支持下从中退出。
这意味着我们生活在引起恐慌的政权危机中。现在都说把特列季雅科夫[4]——莫斯科交易所委员会的代表，即对那些柯诺瓦洛夫有充分权利以它们的名义说话的工商界负责的人物——从莫斯科请来。问题归结为换人，我们是否能，我们是否也应该预言，这一企图将重蹈所有此前解决政权危机的企图的覆辙，即或是特烈季雅可夫成功地对政权组织的革命创举怠工，或是辞职。而他为什么要辞职呢，同志们？他为什么要对工业怠工呢？为了加剧危机，为了表明革命因素瓦解了经济，为了用这种方式与革命和无产阶级纠缠。读一读克林斯基在特别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国内纸币太多，你们怕什么！等一等，当饥荒开始和银根紧缩，当真正的饥荒开始时，所有人都会大声疾呼强硬政权了，那时就轮到我们了。”但须知，克林斯基说的正是严肃的资本家和地主心里想的。他们在等待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村底层将被消耗殆尽，那时就该轮到他们了。我说，特烈季雅可夫登场只是为了推行这个纲领（如果只要不把他转向社会主义的话）；如果他表现得对自己的阶级不够忠诚，转向斯柯别列夫和其他社会主义部长们时，这个阶级就会抛弃他。
这样，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长期不能解决的局面，因为问题不是归结为技术层面，而是坚决地贯彻哪怕是不完善的计划，而为了这样坚决地贯彻，必须要有一个单一的政权。全部实质就在于此，如果你们想与工商业者携手行动，那么在政府中有5个社会主义者和10资产阶级分子或是相反，就无所谓了，如果你们认为行动应该得到资产阶级赞成，那就应该对它投降，它在经济问题上的全部策略归结为让革命消耗殆尽。
地主和大资本家在与各政党和民主派的革命力量关系上，不断地进行威胁和敲诈，同志们，当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时，勃拉姆松[5]同志出场了，他说：“别指责部长们或政府，想想他们每天都不得不钻过所有障碍——左派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布尔什维克等——的带刺的栅栏。”同志们，难道这是严肃的提问题的方法，难道其中有丝毫的严肃性？您怎么能这么提问题，既然在俄国存在着政权，有你们的政权，须知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多数是你们的多数，军队支持你们，冒出一些鼓动者、煽动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就能使这个依靠所有苏维埃、军队和民主的国家政权的创造性的努力瘫痪。同志们，这个观点对你们所有人来说是极具侮辱性的。
同志们，我认为，说什么依靠大多数人民的革命政权的创造性努力能够被这些或那些煽动者所瘫痪，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举个例子。在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中，一位属于策列铁里的党的演讲人对他提出了这样的质询：“您是否知道，在您的部里，在一个电报局中有黑色百人团的巢穴，它的官员们走到农村问农民，在沙皇统治下更好些，不对吗？”这位质询者问道：“您是否打算捣毁这个黑色百人团的巢穴？”策列铁里怎么回答他的？“不，”他说，“我不打算采用镇压措施，我想创造这样的条件，当黑色百人团的鼓动者来到农村，问在沙皇时代是否更好时，他会得到这样的回答：你扯谎，在沙皇统治下更糟糕……”（掌声。）
正确，完全正确。我本人也为这个回答鼓掌。我对你们提出这样的要求，这个原则不仅对黑色百人团的鼓动家采用，也对左翼采用，而你们对后者比对黑色百人团的鼓动家要差得多……（掌声。）同志们，我要求的是微不足道的最低纲领。
这个纲领是让来到喀琅施塔得的临时政府的委员也做这样的事，让喀琅施塔得人说：对，这个政府委员比我们选举的委员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应该让他们相信这点，正是因此，临时政府在其今天的构成的情况下，派到地方的委员被最忠诚、十分忠诚各部部长的农民代表苏维埃称为是从地主中单方面挑选出来的。同志们，因此在这些地方发生了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与委员们之间的所谓的误会。
同志们，这是整个那个不幸的政策的结果：在革命时代，当社会利益暴露得格外明显，所有的阶级热情都被激化，人民群众从旧的农奴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提出了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在上面，我们有被劈为两半的政权，并非因为有苏维埃和临时政府，而是因为临时政府不是按照强硬型的政权，而是按照地主和农民代表、资本家和工人代表之间的常设会议和常设调解法庭的模式建立的。调解法庭在革命时代是无法进行统治的，因为政府中的多数的脊梁要硬得多，因为它代表的是在几十年、几百年的漫长岁月中已经习惯于管理和统治的阶级，而我们的部长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事实上向他们投降，全部工作正陷入全面停滞，来自右边人对它怠工，我们走不出不断的瓦解。
同志们，我完全赞同我们的粮食部长。我与他不属于同一个党，但人们如果对我说，内阁将由12个佩舍霍诺夫组成，我会说，这是前进了一大步……（掌声。）
这是向前迈出的重大的一步。你们看到，同志们，我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从某个党团或政党的观点出发，而是从在当前这个时刻组织经济的任务这个更广泛的观点出发。当粮食部长佩舍霍诺夫对我们说，人民群众必须遵守纪律——这是正确的，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
工人群众看到了什么？他们首先看到国家完全瓦解，其次是资本代表赤裸裸的掠夺，我对你们说，同志们，在这些情况下每个工人都有心理权利对自己说：既然一切都在瓦解，资本家继续掠夺，我干吗要沉默？我提出最高要求，拿我所能拿的一切。这是局势的必然结果。
但是在那一天，在那个时候，当每一个工人、至少是每一个诚实的、道德没有败坏的工人在国家政权中将看到是自己的政权，他将说：这个政权不会欺骗我，不会偷我的财产。工人、农民、士兵将会说：“佩舍霍诺夫不会出卖我。”那时，佩舍霍诺夫不是作为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员，不是作为半个部长，因为他现在是半个部长，而是作为有全权的部长对工人阶级说：我们有多少煤、多少生铁，在这个基础上有多少工厂可以开工，在国库里有多少资金，在银行里有多少钱，你能拿到这样的工资，得到这么多的产品，那时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将感觉他对政府就像是罢工工人对自己同盟的管理机构一样；他要求增加资助，同盟说：这是我的钱袋，我的账本，我拿不出更多的钱了。只要盛加略夫们、捷列先科们、李沃夫们和柯诺瓦洛夫们、立宪民主党人或可能是比立宪民主党人更右的人还在台上，工人阶级将说：这是资本家的傀儡，我不相信他们，我将争取得到我所能得到的最多的东西。这完全是自然的心理。
就所有其他问题，我应该说同样的话。经过两个星期或经过一个月，你们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将比今天尖锐得多，需要比今天更加有勇气的出路。我举一个例子。想象一下，在今天的政府下的俄国军队的民主化，这个调解法庭式的政府绝对没有行为能力，当参加过战争和幻想土地的俄国士兵像火山岩浆一样地涌向农村，迫使实现实际上没有解决的消灭地主领地的任务，当俄国士兵不能回到自己的农村，他将碰上瘫痪的铁路机构，他将挨饿，得不到食物时，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最严重的复杂化、最严重的冲突。你们说，需要纪律。完全正确，需要纪律，但是谁的纪律，让谁遵守的纪律。
当唐恩同志说什么社会主义革命者、国际主义者的代表们否认强有力的革命政权的必要性时，是错误的。我们中没有人否认强有力的革命政权的必要性。问题是谁的政权，统治谁的政权。公爵李沃夫们的或是站在他们背后的那些人的、凌驾于工人民主之上的政权，还是工人民主对它的各个部分和全体人民的政权？同志们，问题就是这样。我说，在复员时需要最强有力的政权。现在，当士兵逃离军队，或是在火车站无法无天，或是砸坏面包店，他觉得自己是个土匪，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反对凌驾在他头上的政权的罢工者。
如果在他头上的是来自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政权，强有力的政权，则不听话的人的心理就不是罢工者的心理，而是工贼、破坏罢工的人的心理。需要培养和形成这样的舆论，工人、农民和士兵，这是你们自己的政权，而现在政权在李沃夫们、柯诺瓦洛夫们或明天的特烈季雅可夫们的手中，用什么语言、什么呼吁，无论它们多么雄辩，你们什么目的都达不到，因为几百年来，这些阶级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样的奴役和什么样的屈辱，已经牢牢地印在俄国工人和农夫的头脑中。虽然你们借助于所有社会主义者部长，但你们什么也达不到，因为工人群众不会认为这个政府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是自己的政府。
因此所谓的左翼鼓动分子是在为俄国革命的明天做准备，不管你们的政策如何——我认为它是错误的，他们都支持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权威，他们做得对，因为他们说，苏维埃今天的政策是错误的，但全部政权应该转交给它们，朝这个方向去影响它们，你们要记住，除了这些工兵代表苏维埃之外，你们没有其他革命组织。因此，同志们，半途而废的政策、暗箱妥协的政策是无力的，它有将苏维埃的权威引向不得人心和敌意的深渊的危险。我斗胆认为，我们不是以自己的工作破坏你们的权威，我们是为明天做准备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还说什么小团体和一小撮人夺取政权。这是不对的。在我出席的所有集会和所有会议上，当人们问我现在是否应该退出苏维埃、不服从苏维埃，和政府一起与它们做斗争，粉碎它们时，我回答说：不，我们不满意政府，我们不满意苏维埃，但只要工人代表苏维埃没有通过重新调整自己的内在意识理解到，在这个关键时刻，它有责任承担起对沙皇制度全部可诅咒的遗产和第一届自由派政府加剧的战争破坏的责任时，我们就不能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中。
只有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还能够把真正创造性的、革命纪律的因素灌输到饥肠辘辘的、已经开始绝望的群众的意识中，同志们，只有它才能不顾私有财产的利益解决迫在眉睫的我们的任务。断言立宪会议将解决所有问题，是许多部长推行的政策，同志们，这个政策是错误的，实质上是自由派的政策。立宪会议将解决许多问题，但需要筹备它，需要为它的存在创造条件，而这种崩溃的局面、不断增长的对政权的无作为的不信任，可能破坏召开立宪会议机会的本身。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那些乌鸦根本不那么天真，他们占据着自己的阶级岗位。他们在内阁中的傀儡对佩舍霍诺夫们的创造性的努力怠工，用粮食问题、土地问题、工业问题、外交问题使俄国革命应接不暇。在所有领域中推行纠缠政策，破坏政权的威信和对它的信任。它来自右边，而那些人警惕地呆在塔夫利达宫里，像克林斯基所说的那样，等待群众绝望，并说，我们要旧沙皇，强硬的十月党的政权。那时，罗将柯将登台，就是那个罗将柯，在他身上有俄国革命的回光，农村里挂着他的肖像，他是新一届临时政府之父；他将任命他的古契柯夫，那时我们将有真正强硬的政权，这个政权将把右翼的你们和左翼的我们拴在一起。
同志们，我不希望今天就改变你们，从我这方面来说，这是过于大胆的想法，但我希望今天能达到的，是想唤醒你们的想法，即我们之所以成为你们的反对派，不是出于敌对，不是出于敌意的或自私的派别动机，而是因为我们像你们一样，为革命所遭受的全部苦难和创伤而痛心。但是，我们看到了你们看不到的其他答案，如果你们是在确立俄国革命的今天，我们则是为你们筹备它的明天。我们动员最革命的左翼，如果苏维埃和政府的双重政权、即无政权的政策导致反革命危机，古契柯夫们与罗将柯们一起清除革命，那时你们，同志们，将看到，我们来自左翼的人将与你们并肩作战，而且不是最差的，我们同样捍卫革命成果的发展和深化。
《前进》杂志第3期，
1917年6月28日
[1] 这个问题在代表大会的日程中是这样表述的：关于革命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政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报告人是孟什维克领袖之一李伯尔。与社会主义者部长们的报告相关的一些问题与这个报告交织在一起。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的所有政党的领袖都参加了就这个报告的辩论。
[2] 佩舍霍诺夫（Алекс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Пешехонов，1867-1933）担任临时政府的粮食部长。他是苏维埃的正式代表。就其政治信念来说，佩舍霍诺夫属于人民社会主义者党，是它的创建人和领袖。佩舍霍诺夫在20年代是自由派民粹派的最著名的理论家。与米亚科京以及《俄罗斯财富》杂志的其他评论家一起创立人民社会主义者党。在战争年代里，这一派民粹党人持护国主义立场。1917年，佩舍霍诺夫与该党的其他领袖所持的立场，甚至用米留可夫的话来说（参见他的《俄国革命史》），几乎与立宪民主党的立场没有任何区别。十月革命后，佩舍霍诺夫脱离了积极的政治活动。1922年，佩舍霍诺夫被驱逐出国，撰写了一本书，在其中承认了我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复苏俄国、在群众文化大幅度提高方面的一系列功绩。
[3] 彼列韦尔泽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ереверзев）彼得格勒著名律师、劳动派分子。在政治观点上接近社会革命党人。在七月事件时任司法部长，公布了反对我党的伪造的文件（例如其中有证实布尔什维克与德军总参谋部勾结的文件等）。
[4] 特列季雅科夫（Третьяков）莫斯科工厂主。1917年是俄国工商界领导人之一。特列季雅科夫不止一次在不同的政府班子中任部长。特列季雅科夫作为最高经济委员会的代表进入克伦斯基9月25日建立的政府中。在内战期间，特列季雅科夫在高尔察克麾下担任重要角色。在侨居国外期间，特列季雅科夫是前工厂主同盟的领导人之一。
[5] 勃拉姆松（Леонтий Мосеевич Брамсон，1869-？）俄国人民社会党人的领袖之一。在某些问题上，勃拉姆松与该党的右翼多数有分歧。1917年作为人民社会主义者党的代表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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