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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5年到1917年
——今天革命的最紧迫的任务
1870-1871年的德法战争结束了欧洲民族国家迅猛形成时期。开始了政治停滞时代。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内核中积聚着史无前例的对抗；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以鲜明的形式标志出来。统治阶级的伟大艺术在于调和矛盾，填补所有缝隙，把所有重大问题的解决都推给未来。强大的传统使可能派[1]适应形势。在这种形势中形成了两代人的心理。认为革命是过时的“野蛮”的政治方法，完全属于过去的时代。革命者似乎是幻想家，是过去的政治形式的残余。
俄日战争和1905年俄国革命给可能派的偏见以沉重的打击。这些事件在全世界得到反响。在奥地利，俄国革命立刻导致赢得了普选权。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保守主义颤抖了，在它的耶拿代表大会上，党“原则上”接受了总罢工的方针。在法国，作为无思想的法国机会主义的议会主义对立面的革命工团主义抬起了头。在英国，成立了工党。但在欧洲，事情还没有发展到无产阶级与国家公开冲突的地步。同时，在亚洲、在东方，在波斯、土耳其和中国，俄国事件得到强有力的反响，直接导致了国家政变，在欧洲，它们只是引起心理震动，此后一切依旧。那次俄国革命被沙皇制度和反动的欧洲资本的联合力量所扼杀。它的失败使各地的机会主义复苏。1907-1914年间，是工人运动中最狭隘的保守主义和最琐屑的斗争的时期。但历史为革命者准备了最辉煌的报复。
这一次俄国发挥了首创精神。
只用一些公式思考的或者根本不思考的人认为，承认现在在俄国发生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整个问题就解决了。事实上，问题刚刚提出：这是什么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今后的远景中，它的各种内部力量如何？
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中，主要动力是小资产阶级和处在其影响下的农民群众。在我们这里、在俄国，小资产阶级在哪里？它的经济角色微不足道。俄国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在其高度集中的形式中发展。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的门槛上，俄国无产阶级就与俄国资产阶级敌对，是阶级与阶级的敌对。这样一来，俄国革命与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有深刻的差别。在这里，单凭历史类比是走不远的；必须观察活生生的力量，确定它们的运动轨迹。
1848年的德国革命几乎处在我们的革命和法国的“第三等级”的起义正中间的地方。后者当然也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德国资产阶级表明它已经没有力量完成自己的革命使命。在界定1848年事件时，马克思写道：
德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如此萎靡、畏缩、缓慢，以致当它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对峙的时候，它本身已经是同无产阶级以及城市居民中所有那些在利益和思想上跟无产阶级相近的阶层相对峙了……与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普鲁士资产阶级不是一个代表现代社会反对旧社会的君主制和贵族的阶级。它降到了一种等级的水平，既脱离国王又远离人民，对国王和人民双方都采取敌对态度。但是对每一方的态度都犹豫不决，因为它总是在自己的前面和后面看见这两个敌人……它操纵革命的舵轮，并不是因为它有人民为其后盾，而是因为人民在后面推着它走……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的态度，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利己主义，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用空谈代替思想，害怕世界大风暴，同时又利用这个大风暴来谋私利……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自己跟自己讲价钱；没有首创精神，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像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蹋健壮的人民的最初勃发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自己晚年的利益，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衰朽不堪——这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后执掌普鲁士国家政柄时的形象。[2]
读着导师写的这段界定，是否能认出我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和它的领袖呢？我们的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比德国资产阶级更晚。俄国无产阶级比1848年的德国无产阶级更加强大、更加独立，更加更加有觉悟。整个欧洲的发展早就把社会革命的问题提上了日程。所有这些情况都夺去了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对自己最后残存的信心和对人民最后残存的信任。
沙皇如此无耻地对待自由派资产阶级，真是令人惊讶。当他需要借新债时，他就召开杜马；得到借款后他就把代表们遣散回家。他立刻任命最野蛮的反动分子，作为对他们对“全社会信任的内阁”的要求的答复。宫廷奸佞一直都在激古契柯夫们和米留可夫们，这是它根本不怕后者的最好的证明。从它自己的角度来说它是正确的：它知道，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对宫廷匪帮的仇恨无论多么强烈，出于对工人群众的害怕，他们也不敢发动反对它的革命斗争。几个月前，米留可夫在杜马定称：“如果通往胜利的道路要经过革命，那我们就放弃胜利。”由于事关自由派资产阶级，尼古拉二世可以安稳地睡大觉：他知道，它的弱点将麻痹它对他的仇恨。
无产阶级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战争前夜，它处在最强烈的革命觉醒状态。1914年参加政治和经济罢工的工人人数与1905年的人数持平。1914年夏天，当彭加勒来到彼得堡，为日趋成熟的欧洲冲突做最后的准备时，这位法国总统有机会亲眼在首都目睹俄国第二次革命的头一批街垒。依靠俄国历史上最迅猛、内容最丰富的10年的经验，1912-1914年的运动发展规模要大得多。
像10年前一样，宣战立即阻止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国际解体对无产阶级先锋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在工人群众走上彼得堡街头前，战争已经打了31个月了，经历了无数的失败、政府丑闻、苏霍姆利诺夫[3]分子、拉斯普京、全面崩溃、物价飞涨、饥饿。
3月6日，在总罢工前夕，他们违背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意愿走上街头；报刊呼吁工人不要破坏正常的生产进程，别影响军队战事。但这不能阻挡饥饿的妇女。她们喊着“面包、和平”的口号走上街头。首都的工人支持她们。总罢工立刻把杜马与内阁之间的冲突甩到次要位置。无产阶级群众挤满了街道，使城市生活陷于停顿，以此证明，对他们来说，事情关系到的不是民主，而是反政府的公然的革命斗争。
军队的支持决定了革命在其第一阶段的命运。彼得格勒工人在那时组织得还不够充分，与全俄无产阶级的联系还不够紧密，因此没有可能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中。但他们足够强大，因此第一个打击就把沙皇和他的大臣们扔到垃圾箱中。这样，政府权力出现了真空。只是在这时，“进步同盟”[4]才登上了舞台。
罗将柯们、古契柯夫们、米留可夫们，就是那些直到最后一分钟还不遗余力地进行反对革命的斗争的人，当革命已经推翻了旧政府时，他们被迫把手伸向政权。就像马克思写的那样：“他们掌握革命的舵轮，不是因为人民支持他们，而是因为人民把他们推到了自己的前面。”
除此之外，再加上来自伦敦和巴黎的压力。俄国因“无政府主义”而瘫痪并退出战争的危险不仅会破坏春季大进攻（算来已经是第三个了）的计划，还可能在美国资产阶级参战前夕使它感到困惑。应该使俄国立即出现一个“权威的”政府，它能够以革命的名义宣布，新俄国将承担旧制度的全部财政和外交责任，首先是保证继续战争，直到“胜利结束”。只有“进步同盟”才能建立这样的政府。
李沃夫内阁推行出版集会自由，宣布大赦。但这些没有解决一个引发革命的根本问题，而只是为积聚的人民的愤怒提供了一个发泄口。战争依然在进行。物价飞涨、饥饿、金融危机仍旧。但最尖锐的是土地问题。
现在，工人群众将一批接一批地挺身而出，要求改善劳动条件，提出反战抗议。农民群众在农村造反，不等立宪会议决定就开始把大地主赶出他们的庄园。所有因反革命政变的危险而消除阶级斗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庸人认为，革命是革命家搞的，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在任何一点上把它停下来。阶级斗争和革命冲突的逻辑对庸人来说还是一部秘籍。
把全国无产阶级团结到统一的革命行动中，是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自由派的政府相反，工人阶级在和平的旗帜下斗争。俄国无产阶级越是迅速地使德国人民群众相信，革命是为了和平，为了民族自决权，德国无产阶级的愤怒就会越快地突变为公然的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争取和平的斗争的矛头所向是自由派资产阶级。但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巩固革命并把它扩展到欧洲的大地上。
没收罗曼诺夫王朝、地主和修道院的土地是巩固革命的第二个条件。政治庸人（其中包括那些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的人）试图在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的农民百分比的基础上计算共和国在俄国的机会。但他们仅仅以此证明了自己是政治盲人。如果革命把属于沙皇和地主的土地分给俄国农民，那么农民就会全力以赴地保卫自己的财产，反对反革命的君主制。
Die Zukunft，
1917年4月
[1] 可能派系19世纪80年代-20世纪初法国工人运动中以P.布鲁斯、B.马隆为首的机会主义派别。他们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鼓吹“可能的政策”。最初为工人党中的小资产阶级派别，1882年由工人党分裂成为独立的政党。20世纪初加入法国社会党。——译注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6-127页。
[3] 苏霍姆利诺夫（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ухомлинов，1848-1926）俄国骑兵上将（1906年），1908-1909年任总参谋长，1909-1916年任陆军大臣，为人狡黠钻营，1916年因俄军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缺乏准备而被捕，1917年被判处终身监禁。1918年因年老获释，迁居国外。——译注
[4] 进步同盟系俄国第四届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中的资产阶级地主党团（进步派、十月党、立宪民主党等）的联盟。由于沙皇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于1915年8月成立。为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和防止渐趋成熟的革命，“进步同盟”要求有代表参加政府并实行起码的自由主义改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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