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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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形势

　　军事事件是在国内生活日益加剧的困难的基础上展开的。在土地问题上、工业、民族关系的领域中，联合政府连一项有决定意义的措施都没有采取。粮食和交通越来越混乱。地方的冲突越来越频繁。“社会主义者”部长们劝群众等待。包括立宪会议在内的所有决定和措施都往后推。制度的站不住脚和不稳定显而易见。可能的出路有两个：把资产阶级从政权中赶出去，推动革命前进，或是转向凭借严厉的镇压来“遏制”人民群众。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走中间道路，只是使形势变得更加混乱。当立宪民主党人，最聪明、最有远见的联合政府的代表明白，6月18日失败的进攻不仅能够沉重地打击革命，也能打击执政党时，他们急忙暂时走到一边，把全部沉重的责任都推给自己左翼的盟友。7月2日产生了内阁危机，表面理由是乌克兰问题。这是政治全方位极度紧张的时刻。从前线的各个角落派来代表团和个别代表，他们讲述由于进攻造成的笼罩着军队的混乱。所谓的国家刊物要求严厉镇压。从所谓的社会主义刊物上也越来越频繁地传来类似的声音。克伦斯基越来越公然地转到立宪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将军们的一边，他不仅示威性地把他的仇恨倾泻到布尔什维克头上，还把自己的不快倾泻到所有革命政党头上。盟国使馆对政府施压，要求恢复纪律，继续进攻。在政府圈子内笼罩着极度的惊慌失措。在工人群众中积聚着愤怒，它急不可耐地要求释放。“利用立宪民主党人部长辞职的机会，把全部政权夺到自己的手中！”彼得格勒工人这样对苏维埃的领导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呼吁。我记得7月2日召开的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社会主义者部长们来到这里做关于新的政权危机的报告。我们高度关注并期待，在他们建立并保卫的联合政府在联合政策本身造成的沉重的考验中可耻地解体之后，他们现在会持什么样的立场。策列铁里是报告人。他冗长地对执行委员会解释他与捷列先柯一起对基辅拉达所做的那些让步，^[1]决不意味着肢解国家，因此不能为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内阁提供充足的理由。策列铁里指责立宪民主党领袖的死守中央集权的教条，不明白对乌克兰人妥协的必要性等等。给人留下极度可怜的印象。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指责资本的清醒政治家的死守教条，后者利用第一个适当的借口迫使自己的政治总管为他们以6月18日进攻造成的事件发展的决定性转折付账。而结论呢？在所经历的全部联合经验之后，结论理当只有一个——与立宪民主党人决裂，建立苏维埃政权。那时苏维埃内部的力量对比是这样的，从政党来说，苏维埃政权直接掌握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手中。我们自觉地走向这点。由于不断地选举的可能性，苏维埃机制保证能相当准确地反映工人士兵群众的向左转。再加上与资产阶级联合的破裂，据我们的预见，激进倾向应该在苏维埃内部获得优势。在这些条件下，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的斗争就自然而然地进入苏维埃组织的轨道，能够无痛苦地展开。与资产阶级破裂后，市侩民主派将落到它的打击之下，被迫寻求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更加紧密的联系，而它的犹豫不决和政治上的模糊在我们的批评的打击下，早晚会被劳动群众克服。这就是我们要求我们在政治上并不信任（我们对此并不隐瞒）的苏维埃领导党，让他们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中的原因。
　　但在7月2日的内阁危机之后，策列铁里和他的同志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联合“思想”。他们在执行委员会中解释说，担任领导的立宪民主党人被死守教条、甚至反革命所败坏，但在外省还有不少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还能与革命民主派同步前进，为了保证与他们的合作，必须把把资产阶级的代表吸引到新内阁中。唐恩已经满怀希望的观察激进民主党^[2]了，它是在那时由几个可疑的政客拼凑出来的。联合的打破仅仅是为了给新的联合腾地方的消息立刻在彼得格勒传开，引起了工人区和士兵区的愤怒。7月3-5日事件就是这样产生的。

^[1] 众所周知，策列铁里、捷列先柯等人当时曾被临时政府派往基辅，与乌克兰拉达进行谈判。稍后，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民主党人利用该代表团对拉达做出的这些让步，提交辞呈，目的是推卸6月18日进攻失败的责任。

^[2] 激进民主党是以加入临时政府的涅克拉索夫为首的立宪民主党左派集团创建的。在联合政纲的基础上把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越来，是该党的任务之一。在阶级斗争激化的情况下，这个党是个死胎，在政治舞台上没有任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