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相关链接：第四国际
帝国主义大战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1]
（第四国际关于帝国主义大战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宣言）
托洛茨基
（1940年5月）
译者：龚义哲
在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进行到转折点的时候，第四国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召开了紧急会议。相互试探、进行准备与军事上相对消极的阶段早已过去。德国已经发动了全面进攻，将地狱的烈火全部倾泻到盟军头上；而同盟国也在用它们全部的破坏性力量回击。从现在开始，欧洲以及全人类的命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由这场帝国主义大战的进程以及它所导致的经济与政治后果来决定。
第四国际认为，现在正是开诚布公的时候：它要表达自己对于这场大战、对于参战各方的观点；它要对各个工人组织的战争政策进行分析；最重要的是，它要指出摆脱战争，走向和平、自由与繁荣的道路。
第四国际依靠的不是驱使各国人民相互厮杀的各国政府，不是对这些政府负责的资产阶级政客，也不是那些为正在交战的各国资产阶级提供支持的工人官僚。第四国际依靠的是男女工人，是士兵和水兵，是破产的农民与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第四国际与压迫者、剥削者和帝国主义者绝无瓜葛。它是属于全世界劳动者、被压迫者与被剥削者的党。这个宣言就是说给他们听的。
目前的大战的总原因
与1914—1918年的大战结束时相比，科技是更为进步了，可是人类却更加贫困了。各国的生活水平相继下跌。这次大战爆发时，农业的情况已经比上次大战爆发时更糟糕了。各个农业国均已破产。工业国的中等阶级已在经济上被掠夺一空，形成了一个长期失业的阶层——他们就是现代的贱民。国内市场已严重萎缩。资本输出急剧减少。帝国主义实际上已经瓜分了世界市场，每个强国都拥有自己的一块地盘。地球的人口出现了可观的增长，但在目前这场大战爆发前的十年时间里，世界上109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却下降了大约四分之一。一些国家的外贸总额下降了二分之一、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
殖民地国家既要跟宗主国承受一样的危机，还要承受自己独有的内部危机。一些落后国家在过去还能维持半独立的地位，如今已经沦为彻底的奴隶（阿比西尼亚、阿尔巴尼亚、中国……）。为了战争，每个帝国主义国家都要有自己的原料产地，而为了争夺原料产地，又发生了新的斗争。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正在破坏人类千百年来的一切劳动成果，留下的只有污染。
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拥挤不堪。接收一百个难民，都会成为令美国这样的世界强权头疼的大问题。在飞机、电报、电话、广播和电视的时代，跨越国界的旅途却被护照和签证所阻拦。这个国内外贸易日渐萎缩的时代，同时又是沙文主义——尤其是反犹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资本主义在自己的上升时期，曾把犹太人从隔离区中释放出来，利用犹太人为它发展商业。如今，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在榨干犹太人的每一滴血汗；这个星球上有二十亿人，犹太人的总数只有一千七百万人（还不到百分之一），却没有一寸立足之地！人类通过拓展土地和发展科技，征服了天空和大地，资产阶级却想把我们的星球变成一个污秽的牢笼。
列宁与帝国主义
1914年11月1日，在上次帝国主义大战爆发后，列宁写道：“帝国主义严重地威胁着欧洲文化的命运，如果没有一连串胜利的革命，这场战争过去之后，很快又会有其他的战争接踵而来。关于所谓‘最后的战争’的童话，完全是一种空洞而有害的童话……[2]”工人们，请记住列宁的这个预测！目前这场战争——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不是由某个独裁者随心所欲地发动的。早在很久以前就有人预测了它的爆发。各国资本家的利益冲突，是导致这场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与官府编造出来欺骗人民的谎言相反，造成战争与其它一切社会恶疾（失业、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法西斯主义、殖民压迫）的主要原因，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以此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国家。
以目前的科技水平与工人的技术能力，完全可以创造出充足的条件，让全人类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取得长足的进步。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根据一个总计划，正确地、科学地、合理地规划每个国家和整个地球的经济生活。但是，只要社会的主要生产力仍然被垄断组织（即各自为政的资本家集团）所掌握，只要民族国家仍然是这些垄断组织手中的驯顺工具，争夺市场的斗争与争夺原料产地的斗争，其破坏性就一定会越来越强。只有革命的工人阶级，才能从这些贪婪成性的帝国主义集团手中夺过国家政权，夺取对经济的掌控权。这就是列宁的警告的意义（如果没有“一连串胜利的革命”，就一定还会爆发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各种各样的预测与预告都要接受事实的检验。所谓“最后的战争”的童话已被证伪。而列宁的预测不幸言中了。
大战的直接原因
目前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是富裕的老牌殖民帝国（英国和法国）与后起的帝国主义强盗（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竞争。
英国是资格最老的资本主义强权，在十九世纪，它是当之无愧的霸主。从1815年到1914年的这段时间，是名副其实的“英国统治下的和平时代”（Pax Britannica）——当然，各种各样的军事冲突依然此起彼伏。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舰队，它在海洋上充当着世界警察的角色。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早在上世纪末，用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德国，就已经开始角逐欧洲的头把交椅。而在大西洋对岸，曾是英国殖民地的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竞争，是导致了1914—1918年大战的最重要的经济矛盾。至于美国的参战，则是一种预防措施——它不能容忍德国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
战败的德国跌入了深渊。它的领土被肢解了，它的周围全是虎视眈眈的敌人，巨额的赔款使它不堪重负，内战的折磨使它虚弱不堪，它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果不是永远的话——都无法参加竞争了。法国暂时坐上了欧洲大陆的头把交椅。英国虽然打赢了战争，却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它的各个自治领的独立性不断加强；它的殖民地频繁爆发争取独立的运动；它丧失了海上霸权；随着航空兵的发展，它的海军逐步失去了原先的重要性。
在打赢战争后的头几年里，英国凭着惯性，仍想扮演世界领袖的角色。它与美国的冲突越来越有火药味。下一次大战，似乎将是这两个盎格鲁—萨克逊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但是，英国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它相信凭着自己的经济实力，无法对抗大洋彼岸的巨人。它与美国签订了条约，允许美国拥有与它相当的海军力量[3]，这表明它正式放弃了海上霸权，而在此之前，它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海上霸权。它用关税壁垒取代了自由贸易，表明它公开承认了英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失败。它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表明它放弃了“光荣孤立”政策。于是，它抛弃了一切神圣的传统。
法国与英国一样，它的经济实力也是与它的世界地位不相称的，不过，法国的情况要比英国好一些。德国的覆灭与凡尔赛和约的刻意安排，使法国暂时成为了欧洲的霸主。法国的人口规模与经济基础根本撑不起它的霸主地位。当胜利的幻梦褪去后，真实的力量对比便浮现了出来。不只法国的敌人，就连它的盟友也已看出，法国已是外强中干。法国为了寻求庇护，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英国的最新的自治领。
德国凭借其一流的科技与组织能力，不可阻挡地复兴起来。它的复兴比人们的预计要快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英国，因为英国扶持了德国，以便对抗苏联、对抗法国的过度扩张，将来或许还要对抗美国。当资本主义英国还是最强大的强权时，它这种合纵连横的计策曾多次取得成功。当它衰落后，它就玩不转这种它曾经得心应手的招数了。
与英国相比，德国更加灵活，生产力更高，科技更先进，它再次把英国挤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市场，特别是东南欧与拉丁美洲。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在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上进行的；而在今天，世界市场正在不断缩小，帝国主义国家除了从其它国家手中夺取市场之外，别无出路。
跟上次大战一样，第一个跳出来要求重新瓜分世界的，还是德帝国主义。英国政府对此措手不及，先是企图牺牲别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尽量避免战争。但这种政策是短命的。对希特勒来说，同英国“交好”，仅仅是一个短暂的战术步骤。英国政府向希特勒做出的让步，比希特勒自己预计的要多得多。张伯伦原本打算通过慕尼黑协定，同德国建立长期的友好关系，没想到它却加快了英德关系的破裂。希特勒已经不能指望英国政府会做出更多的让步——德国的进一步扩张，必将危及英国的生命线。结果，张伯伦在1938年10月签订慕尼黑协定，宣称世界已经进入了“和平的新纪元”，然而就在几个月之后，慕尼黑协定引发了一切战争之中最恐怖的战争。
美国
战争一开始，德国遭到了封锁，放弃了世界市场上的一些阵地，英国便拼命地挤占这些阵地；而美国则几乎是水到渠成地把英国给排挤出去。世界上的黄金，有三分之二都存放在美国的金库里，剩下的三分之一也正在运往美国。英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扮演全世界的银行家的角色了。英国在其它领域的处境也一样糟糕。当英国的海军和商船队正在遭受沉重损失的时候，美国的造船厂却在建造庞大的舰队，确保美国拥有远胜于英国和日本的海上优势。显然，美国正在准备采用“两强标准”（也就是说，它要建立一支军力超过第二海军强国和第三海军强国的海军军力之和的海军）。它还通过了新的方案，准备建立一支能压倒其它国家的空中力量。
但是，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强权，它的工业实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却并不总能保证美国的经济能够蓬勃发展，相反，这给它的社会制度危机注入了反复发作的、极其有害的毒素。它虽然拥有数以十亿计的黄金，却派不上用场，成百上千万的失业工人也找不到工作！第四国际在六年前发表的提纲《战争与第四国际》中做出了这样的预测：
“美国的资本主义正在面临着曾经把1914年的德国推向战争道路上的同样的问题。世界不是瓜分了吗？它还必须重新瓜分。对于德国来说，那是一个‘组织欧洲’的问题。美国必须‘组织’世界。历史正在使人类面对着美帝国主义火山的爆发
[4]。”
“新政”和“睦邻”政策[5]，是用妥协退让来缓解社会危机、推迟社会危机的高潮到来的最后尝试。这个耗费了数百亿美元的政策破产后，走投无路的美帝国主义就只能诉诸武力了。为了维持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国将以某种借口和口号，参加这场规模宏大的冲突。美国资本主义会在何时、在何种情况下同它的敌人进行斗争，目前尚不清楚——恐怕连美国政府自己都不清楚。与日本的战争，将是争夺太平洋上的“生存空间”的斗争。在大西洋上的战争，即使是直接反对德国的，也将是争夺英国遗产的斗争。
对美国政府而言，德国战胜同盟国的前景，简直就是一个噩梦。德国如果能占领欧洲大陆，利用欧洲殖民地的资源，并开动全欧洲的兵工厂与造船厂——尤其是在同东方的日本联手的情况下——这将对美帝国主义造成致命的威胁。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欧洲战场上的大规模会战，不过是德美战争的序曲罢了。法国和英国只是美国资本主义在大西洋彼岸的堡垒。一位英国首相曾扬言要让莱茵河成为英国的国界，假如英国真的做到了这一点，那么美帝国主义也许就会说，泰晤士河应当成为美国的国界。为了给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美国政府正在狂热地引导舆论，它对于芬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等国的遭遇可谓义愤填膺。格陵兰“在地理上”是西半球的一部分，它正好拥有丰富的冰晶石，而冰晶石又是铝的生产所必需的原料，于是，在丹麦被德国占领后，格陵兰便成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美国政府也没有忽视被奴役的中国、无助的菲律宾、孤悬海外的荷属东印度群岛和开放的海上航线。因此，对被压迫民族的伪善的同情，甚至是地理上的考虑，正在把美国推向战争。
但是，除非美军能得到法国和不列颠群岛的有力支持，否则它的干预是不会成功的。假如法国被德国占领，德军攻抵泰晤士河，力量对比将会对美国极其不利。出于这些考虑，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加紧备战，但是，它还得扪心自问：参战的有利时机是否已经错过？
针对白宫的官方立场，美国孤立主义发起了喧闹的抗议，而孤立主义本身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另一种形式而已。美国资产阶级当中有一部分人，他们的利益主要维系于美洲大陆、澳大利亚和远东，他们预计：假如同盟国战败，不仅整个拉丁美洲，就连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将自动成为美国的囊中之物。美国统治阶级全都坚信，为了争夺中国、荷属东印度群岛和整个东方，在不远的将来与日本必有一战。美国资产阶级当中的这部分人很有影响力，他们正打着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幌子，紧锣密鼓地制订在美洲大陆进行扩张、并同日本开战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的要求，还不能马上同德国进行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至于诺曼·托马斯[6]之流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不过是这个帝国主义帮派的小跟班。
我们反对美国参战的斗争，与孤立主义、和平主义毫不沾边。我们要公开告诉工人群众：帝国主义政府一定会驱使美国参战。统治阶级内部争论的只是何时参战、先对哪个国家开战。想用报上的文章与和平决议来使美国保持中立，无异于用扫帚阻挡潮水。要真正地开展反战斗争，就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并无情地揭露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只有革命才能阻止美国资产阶级参加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或发动第三次帝国主义大战。其它的方法，不是花言巧语的骗局，就是自作聪明的愚蠢，或两者兼而有之。
保卫“祖国”
差不多一百年以前，当民族国家仍代表着一种相对进步的因素的时候，《共产党宣言》就已宣称：无产阶级没有祖国；无产阶级唯一的目的，就是建立全世界劳动者的祖国。到了十九世纪末，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更为广阔的天地，而拥有军队和关税壁垒的民族国家，已经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最恶劣的障碍。到了今天，如果还有社会主义者要求保卫“祖国”，那么这个人就跟保卫封建制度（也就是说，保卫自己身上的枷锁）的旺代农民[7]一样，扮演了反革命的角色。
在最近几年，甚至最近几个月里，世人惊讶地发现，在欧洲地图上，一个又一个国家如此轻易地消失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政治版图的变动之快，只有拿破仑战争时期才能与之相比。在拿破仑战争时期，问题在于用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取代已经过时的封建国家。如今的问题则是用各国人民的社会主义联邦来取代已经过时的资产阶级国家。链条总是从最薄弱的环节开始断裂的。在垄断组织的残酷竞争中，独立的小生产商和小贸易商是没有多少活路的；同样地，在帝国主义强盗的争斗中，独立的小国也没有多少生存空间。
德国认为，考虑到自己的战略位置，取道中立的小国，进攻自己的主要敌人，是比较有利的。与之相反，英国和法国则认为，用这些中立小国来掩护自己，是比较有利的，德国如果进攻这些小国，就会把它们逼到“民主的”同盟国阵营里。这个问题的实质，并不会因为双方采用了不同的战略而改变。夹在两大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小国，正在被碾成粉末。对于大国来说，要“保卫祖国”，就必须牺牲掉好几个中小国家。
但是，就连大国的资产阶级，考虑的也根本不是保卫祖国，而是市场、租界、原料产地和势力范围。资产阶级根本不是为了祖国而保卫祖国。他们保卫的是私有财产、特权和利润。只要这些神圣的价值遭到威胁，资产阶级就会马上转向失败主义。俄国资产阶级正是这么做的，十月革命后，俄国资产阶级的子弟参加了每一支同苏维埃政权交战的军队，向他们原来的祖国开战，他们现在仍然准备这么做。西班牙资产阶级为了拯救自己的资本，不惜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求援，乞求他们提供军事援助，向本国人民开战。挪威资产阶级为希特勒的入侵出了大力。资产阶级过去一直是这样做的，将来也还会这样做。
官方的爱国主义不过是掩饰剥削利益的假面具。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要轻蔑地丢开这个假面具。他们不会去保卫资产阶级的祖国，而会去保卫本国与全世界的劳动者与被压迫者的利益。第四国际的提纲中指出：
“在反对‘保卫国家’的反动口号的同时，必须提出用革命摧毁民族国家的口号。针对已被资本主义弄成疯人院的欧洲，必须提出建立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的纲领，作为迈向世界社会主义合众国的一个步骤[8]。”
“保卫民主”
所谓“保卫民主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口号，与“保卫祖国”的口号同样虚伪。说得好像工人群众已经忘了英国政府帮助希特勒及其刽子手上台这回事似的！帝国主义民主国家其实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贵族统治制度。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的立国之本，正是对殖民地人民的奴役。正是因为掠夺了整个美洲大陆的丰饶财富，才有了美国的民主。这些“民主国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特权地位。帝国主义民主国家把相当一部分战争负担转嫁给了自己的殖民地。奴隶不得不献出鲜血和黄金，让自己的奴隶主继续维持奴隶制。没有殖民地的资本主义民主小国成了殖民帝国的卫星国，从它们的殖民利润当中拣食一点残羹剩饭。为了保卫自己的特权，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随时可以抛弃民主。
小国挪威再次让全世界看到了腐朽的民主的内部机制。挪威资产阶级一手利用社会民主党政府，同时另一手利用法西斯警察、法官与军官。在遭到第一次重大打击之后，民主派头目就被扫清了，然后法西斯官僚马上发现自己与希特勒有共同语言，就当上了房子的主人。在此之前，已经有许多国家以不同的形式进行过同样的试验：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等。资产阶级在遇到危机时，总是会让它真正的统治机关（即金融资本的直接工具）摆脱各种民主条规的束缚。只有无可救药的瞎子，才会以为英法两国的陆海军将领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反法西斯战争”！
民主国家正在转变为反动的独裁制度，这个过程不会由于这场大战而中止。相反，就在我们面前，这个过程正在逐步完成。
在各国国内，在全世界，这场大战都会立即加强最反动的集团、最反动的制度的力量。各国总参谋部（波拿巴主义阴谋集团的巢穴）、各国警察的毒牙、形形色色的拿钱办事的爱国帮派、各种各样的教会，都会立即被推到前台。罗马教廷（人类的愚昧与仇恨之集大成者）正受到各方的顶礼膜拜，信仰新教的罗斯福总统更是对它赞赏有加。物质上与精神上的衰退，总是会带来警察的镇压，并使人对宗教鸦片日趋依赖。
为了获取极权制度的优势，各个帝国主义民主国家正在加紧向工人阶级进攻，并大力迫害革命组织。它们先是利用战争的威胁，现在又是利用战争本身，来打垮国内的敌人。资产阶级始终不渝地遵守着这个信条：“主要敌人在国内。”
历史上，最弱小者遭受的苦难往往最多。在目前这场对各国人民的大屠杀中，最弱小的人就是来自各个国家的无数难民，其中就有流亡的革命者。欺压毫无还手之力的外国人，是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首要表现形式。所有的民主国家在建造关押战俘的集中营之前，都会先建造关押流亡革命者的集中营。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府，尤其是苏联政府，它们对难民、流亡者和无家可归者的处理方式，已经给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了最黑暗的一章。我们要向正在被关押、被迫害的兄弟致以最温暖的问候，并鼓励他们继续坚持下去。欧洲和世界未来的大多数领袖，必将从资本主义的监狱与集中营中涌现出来！
纳粹的战争口号
总的来说，希特勒的正式口号是经不起检验的。由于希特勒正在把民族国家变为多民族的国家，并践踏其它民族的自由与统一，所以，所谓争取“民族统一”的斗争，早就成了谎言。所谓争取“生存空间”的斗争，不过是帝国主义扩张（即吞并与掠夺政策）的幌子。纳粹主义以种族的优劣，来为帝国主义扩张辩解，这也是谎言；它完全是按照战略考虑来判断哪个种族优秀、哪个种族低劣的。法西斯宣传中较为固定的一个要素，也许是反犹主义；希特勒在狗的吠叫声和猪的哼唧声中发现了“种族”与“血统”的真正语言，从而给他的反犹主义赋予了动物学的形式。难怪恩格斯把反犹主义称作“傻瓜的社会主义”[9]！法西斯主义唯一不加掩饰的特征，便是它对权力、压迫和掠夺的渴望。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文化最纯粹的精华。
各个民主国家的政府，以前曾盛赞希特勒是反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战士，现在又把他说成了不小心从地狱里放出来的恶魔；谁把这恶魔放出来，让他侵犯条约、国界、规则、制度的神圣性的？要是没有他，资本主义世界就会像花园一般欣欣向荣了！多么可悲的谎言！这个脑袋里长着计算机、手里握着无限威力的狂人，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狱里钻出来的；他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全部破坏性力量的化身罢了。在弱小的游牧民族看来，成吉思汗和帖木儿是上天降下的灾祸，其实他们不过是想要获得更多的牧场和劫掠定居点而已，而这是所有游牧部落共同的需求；同样地，把老牌殖民强国给彻底打翻在地的希特勒，也不过是帝国主义对于强权的渴望的更彻底的化身罢了。深陷困境、无法自拔的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趋于绝望，它借希特勒之手，开始剖腹自尽。
参加了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屠夫们想把希特勒变成他们的替罪羊，他们是不会成功的。
现有的全部统治者都将接受无产阶级的审判。希特勒不过是这些罪犯当中的首犯而已。
德国的优势
无论这场大战的结局如何，德国都已经清楚地展现了自己的优势。当然，希特勒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新式武器”。但是，德国凭借组织得更为完善的工业，改进了现有的各种武器，并且协调一致地运用了这些武器，使德国军国主义获得了凶猛的力量。军事力量与极权体制的特征密切相关：统一的意志、集中的主动性、准备的保密性和行动的突然性。此外，凡尔赛和约也给同盟国帮了倒忙。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十五年里，德国一直被限制军备；希特勒上台后，不得不白手起家扩军备战，因此，德军可以摆脱各种陈规陋俗的限制，不用受过时的技术与装备拖累。士兵的战术训练的指导思想，是根据最新的技术制订的。显然，在杀人机器这方面，只有美国能够超越德国。
法国与英国的虚弱，并不出人预料。第四国际的提纲（1934年）指出：“国联的崩溃，是同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政治领导地位的开始崩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10]。”这个纲领性文件进一步指出：“优势的英国，在策划谋略方面是越来越难得逞了”，“英国的资产阶级看到英帝的分崩离析、看到印度的革命运动和他们在中国的地位的摇摇欲坠而惊慌失措[11]”。这就是第四国际的力量之所在：它的纲领经受得住重大事件的考验。
由于英法两国可以通过剥削殖民地获得稳定的超额利润，它们的工业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组织上都已远远落后。另外，由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鼓吹的“保卫民主”，为英法资产阶级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政治形势。而这种状况，又总是会滋生懒惰与停滞。如果说，现在的德国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优于法国和英国的巨人，那么这主要应该归功于那些“保卫民主”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由于他们的阻挠，无产阶级未能及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不能使英法两国摆脱衰退。
“和平计划”
作为奴役各国人民的回报，希特勒承诺，在未来的几百年里，他会给欧洲带来“德国统治下的和平”。何等空洞的狂想！在战胜拿破仑之后，“英国统治下的和平”能维持一百年——而不是一千年！——只是因为英国率先采用了新技术和进步的生产制度。然而，今天的德国就跟它的敌人一样，尽管它有着强大的工业，但它却是一个垂死挣扎的社会制度的旗手。希特勒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和平的到来，而意味着一系列新的、血腥的冲突将在全世界爆发。在推翻英帝国、使法国像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一样沦为自己的保护国之后，控制了整个欧洲及其殖民地的德国，必将成为世界头号强权。它的跟班意大利顶多也只会控制地中海沿岸，不过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但是，头号强权并不等于唯一强权。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只会进入新的阶段。
日本正在准备建立“新秩序”，它打算趁着德国的胜利，把自己的统治扩张到亚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苏联将会夹在由德国统治的欧洲和由日本统治的亚洲中间。整个美洲大陆，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将落入美国之手。如果算上偏僻的意大利帝国的话，世界将会被暂时分成五块“生存空间”。但是，帝国主义天生憎恨任何权力的划分。为了集中精力对付美国，希特勒将不得不用血腥的手段来解决昔日的盟友——斯大林和墨索里尼。在这场新的斗争中，日本和美国绝不会袖手旁观。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不会是民族国家，也不会是旧式的帝国，而是横跨整个大陆的国家……。如果希特勒在目前这场大战中获胜，他不会带来“德国统治下的千年和平”，只会带来持续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血腥混战。
但是，同盟国的胜利，也不会带来比较光明的结局。如果法国获胜，它会为了重塑自己的强国地位而肢解德国，让哈布斯堡王朝复辟，并使欧洲巴尔干化。英国要想重新获得主导欧洲事务的地位，就只能重施挑拨离间的故技——一方面是挑拨德法关系，另一方面是挑拨欧美关系。这样一来，凡尔赛和约之后的局面，就会在欧洲重演，而且要恶劣上十倍，这对已经虚弱不堪的欧洲将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另外，还得考虑到一个情况：没有美国的帮助，同盟国是不可能胜利的，为此，美国将会索取比上次参战更高的回报。筋疲力尽的欧洲——赫伯特·胡佛[12]的施恩对象——将沦为破产的债务人，而债权人自然是它在大西洋彼岸的救星。
最后还有一种可能性最小的假设：交战双方在筋疲力尽后，按照“没有胜利者，没有征服者”的和平主义公式，实现了和平；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那也只会使国际形势重新回到大战爆发前的混乱局面，但这一次，这种局面却是建立在浸透鲜血的废墟、枯竭的资源与无尽的苦难之上的。要不了多长时间，一切旧的矛盾，就会在新的国际冲突中，以爆炸性的威力爆发出来。
同盟国许诺，在这次战争之后，将会建立一个民主的欧洲联邦，在各种各样的和平主义谎言之中，没有比它更拙劣的了。国家不是抽象的事物，而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工具。只要还没有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将垄断组织与银行没收，国家之间的斗争就只能是垄断组织之间的斗争。指望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会自愿放弃由它的力量带来的优势，就跟指望各个垄断组织会自愿平分投资基金一样，是荒谬的空想。只要资本主义所有制依然存在，民主“联邦”就只会是国际联盟的更糟糕的翻版，它具有国际联盟的一切缺陷，却没有国际联盟曾给人们带来的幻想。
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已经使这个救世计划名声扫地，帝国主义霸主们却徒劳地想让它复活。它们的小资产阶级奴仆徒劳地翻炒和平主义的冷饭，然而这种和平主义早就变成了对它们自己的嘲讽。先进工人不会被愚弄。正在交战的各方势力无法实现和平。工人和士兵将拿出自己的和平计划！
保卫苏联
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的盟约，拉开了这场世界大战的序幕，并直接致使波兰人民陷入奴役之中；斯大林之所以签订这个盟约，是因为苏联自身的虚弱，以及当权官僚对德国的恐惧。造成这种虚弱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权官僚；当权官僚的国内政策，在统治集团与人民之间挖下了一道鸿沟；当权官僚的国外政策，牺牲了世界革命的利益，来满足斯大林朋党的利益。
占领波兰东部（这既是同希特勒的盟约的一部分，又是反抗希特勒的保障）之后，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半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财产都被国有化了。不这么做，当权官僚就不能把占领区同苏联合为一体。从中可以看出，尽管十月革命遭到了窒息与亵渎，但它依然活着。
当权官僚想在芬兰实现相同的社会变革，但未能成功。帝国主义发动了全世界的舆论来“保卫芬兰”；英法两国直接进行干预的威胁；希特勒的急躁（他必须在英法两国的军队登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前占领丹麦和挪威）——这些因素，迫使当权官僚放弃了将芬兰苏维埃化的企图，将目标降为夺取必要的战略要地。
出兵芬兰，无疑会使苏联人民遭受严重的指责。但是，先进工人能够理解：克里姆林宫的寡头集团犯下了累累罪行，但这绝不是说，苏联就不应该存在下去。如果苏联在这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这不仅意味着极权官僚的覆灭，也意味着新的所有制形式的毁灭、计划经济的首次试验的崩溃、整个国家将沦为殖民地；也就是说，意味着帝国主义将获得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它获得喘息之机，然后再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结局，绝不是苏联各族人民和整个世界工人阶级想要的。
芬兰对苏联的反抗，尽管是英勇的，但是，它跟后来的挪威对德国的反抗一样，都不是保卫国家独立之举。芬兰政府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它宁愿向苏联屈服，也不愿意让芬兰成为英法两国的军事基地。我们完全承认每个民族都应享有自决的权利，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在目前这场大战中，这种权利的分量不会比鸿毛更重。我们必须根据最根本的、而不是最不重要的因素，来给自己的政策拟定基本原则。第四国际的提纲指出：
“保卫国家的概念，特别是当它同保卫民主的观念是一致的时候，最容易迷惑弱小国家和中立国家（瑞士、比利时的一部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工人……只有来自瑞士偏僻乡村的一位冥顽不化的资产阶级（如罗伯特·格里姆
[13]）才会煞有介事地认为，他参加的世界战争是为保卫瑞士的独立而进行的
[14]。”
这段话在今天具有特殊的意义。有些小资产阶级假革命者相信，在保卫苏联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取决于某些策略性的插曲（比如红军进军芬兰），这些人与瑞士社会爱国主义者罗伯特·格里姆可谓半斤八两。
世界资产阶级利用苏芬战争，发动了一致而疯狂的宣传运动，这便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在此之前，当权官僚的种种背信弃义和暴力行径，从来没有让资产阶级如此义愤填膺，因为世界政治史就是一部充满了背信弃义和暴行的历史。红军会按照它在波兰东部的做法，对芬兰进行社会改造——正是这种前景让资产阶级惊恐万状和愤怒不已。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所有制受到了新的威胁。这个反苏运动自始至终都贯彻了阶级性质，它再次揭示了这个道理：苏联的社会基础，是由十月革命奠定的，而官僚阶层终究还是要寄生在这个社会基础之上；所以苏联仍是工人国家，这让全世界资产阶级感到心惊肉跳。苏联与资产阶级签订的插话性的条约，并不会改变这个事实：“同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发生的那种对立情况比起来，世界帝国主义与苏联之间的敌对性矛盾，是无比深刻的[15]。”
不少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昨天还把苏联当成团结“民主”力量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核心，今天就突然发现，当他们的祖国遭到希特勒威胁时，苏联不但没有来帮助它们，反而还采取了帝国主义的政策，于是他们断言，苏联和法西斯国家毫无区别。
每一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会反驳一声：“扯淡！”——苏联和法西斯国家当然是不一样的。对于两者在社会基础上的差别，资产阶级要比满嘴空话的激进派认识得更加透彻。当然，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并不等于它一定会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这可以给社会主义（即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力）奠定最主要的基础条件。如果有人以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不会给群众创造福祉为借口，而拒绝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的话，那就等于以房子没有墙壁和天花板就住不了人为借口，而拒绝打下坚实的地基。凡是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无论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有多么微不足道，如果不去保卫它们的话，彻底的解放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保卫计划经济这一重大的革命成果，并阻止资本主义关系的复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不愿守住旧阵地的人，是拿不下新阵地的。
第四国际要保卫苏联，但是保卫苏联的唯一方法，就是革命的阶级斗争。要正确地教育工人群众，使他们认识到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国家、工人国家——的阶级性质，以及这些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有它们的内部矛盾，从而使工人群众能够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下，都能得出正确的实际结论。第四国际会不倦地同莫斯科寡头集团进行斗争，同时坚决反对任何有可能帮助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政策。
保卫苏联的工作，必须符合准备发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原则。我们坚决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是愚蠢而反动的斯大林主义的产物。只有世界革命才能拯救苏联，保证它的社会主义方向。但是，要进行世界革命，就一定要消灭克里姆林宫的寡头集团。
用革命推翻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集团
在向“民主国家”献了五年殷勤之后，当权官僚突然同希特勒结盟，并帮助希特勒扼杀波兰人民，这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奇耻大辱；在出兵芬兰之前，它鼓噪起了可耻的沙文主义，而在苏芬战争中，又表现出了同样可耻的军事低能；它先是高声许诺要从资本家手中“解放”芬兰人民，然后又怯懦地向希特勒屈服——这就是斯大林主义体制在历史的紧要关头的表现。
极权寡头集团已经成为阻碍国家发展的大敌，这在莫斯科审判中已经暴露无遗。随着经济生活的不断发展，它提出了越来越复杂的要求，它再也无法容忍官僚的桎梏了。但是，寄生帮派却不愿做出任何让步。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它摧毁了这个国家最宝贵的一切东西。不要以为在二十年时间里经历过三次革命的人民会突然变傻。他们遭到了压制和误导，但他们正在观察和思考。官僚阶层每一天都在通过恣意妄为的统治、压迫、掠夺和嗜血的报复来向人民宣示自己的存在。半饥半饱的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正在满怀仇恨地低声谈论疯狂的人民委员的肆意挥霍。为了给斯大林的六十岁生日献礼，乌拉尔的工人被逼着干了一年半的活，用珍贵的石料造出了可憎的“各族人民之父”的巨型肖像，——这种行径只有薛西斯[16]和克蕾奥帕特拉[17]才干得出！一个纵容这种丑恶行径大行其道的制度，必然会遭到群众的痛恨。
国外政策与国内政策如出一辙。假如当权官僚能代表工人国家的真正利益，假如共产国际能为世界革命事业发挥作用，小国芬兰的人民群众就一定会心向苏联，这样也许就不用出动红军，或者说，芬兰人民会把红军的进攻，当作革命的解放行动，而揭竿响应。然而，当权官僚的全部政策，都在使芬兰工农疏远苏联。希特勒在进攻中立国的时候，可以依靠所谓的“第五纵队”；然而，尽管芬兰有着1918年起义的传统[18]，尽管芬兰共产党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斯大林在芬兰却得不到任何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的进攻带有直接而公开的军事暴力的性质。而莫斯科的寡头集团必须对这种暴力承担全部责任。
战争是对一个制度的严峻考验。这次大战的第一阶段的后果之一，便是苏联的国际形势显著恶化（尽管它取得了一些装点门面的成就）。当权官僚的国外政策，使广大的世界工人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疏远了苏联。当权官僚夺取的战略要地，在世界各大势力的冲突中，只是第三流的因素。同时，德国却获得了波兰最重要、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并与苏联直接接壤，也就是说，德国已经走到了向东方进攻的门槛上。德国通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控制了波罗的海，把芬兰湾变成了一个紧紧盖着瓶盖的瓶子。进退两难的芬兰已经处于希特勒的直接控制之下。现在，苏联在列宁格勒国境对面的对手，已经不是弱小的中立国，而是强大的德国。全世界都看到了被斯大林清洗后的红军是多么虚弱。苏联国内的各种民族分离主义倾向都在加强。克里姆林宫领导层的威信已经严重受损。当权官僚在芬兰进行的军事冒险，让西方的德国和东方的日本都感到无比安心。
面对着数不胜数的凶兆，斯大林只能从他贫乏的武器库里找出唯一的应对办法：他撤了伏罗希洛夫[19]的职，换上了一个更加无足轻重的铁木辛哥[20]。斯大林总是利用这种手段，来把人民和军队的怒火，从真正的罪魁祸首身上转移开；他把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提拔到军方首脑的高位，从而保证这个人对自己绝对忠诚。当权官僚再次暴露出它自己才是失败主义的巢穴。只有粉碎这个巢穴，才能保障苏联的安全。
发动革命推翻莫斯科统治集团，是第四国际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它需要英雄主义与牺牲精神。但是，人类已经进入了大动荡的时期，这个时期会给克里姆林宫的寡头集团造成接二连三的打击，会破坏它的极权机关，会加强劳动群众的自信，从而加快第四国际苏联支部的建设。只要我们能够帮助他们，事情就会变得对我们有利起来！
战争中的殖民地人民
这场大战对帝国主义中心地带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和危险，也给被压迫的各个民族开启了广阔的机遇。从欧洲传来的隆隆炮声，是它们获得解放的时刻正在临近的预兆。
如果说，用和平手段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改造的纲领，是一种空想的话，那么，通过和平手段来争取殖民地的解放的纲领，就是双倍的空想。另一方面，最后几个半独立的落后国家，也已经在我们面前沦为了殖民地（阿比西尼亚、阿尔巴尼亚、中国……）。目前这场大战，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一些国家想要夺取殖民地，另一些国家则拒绝交出殖民地。无论哪一方，都根本不想让殖民地获得解放。正在衰落的帝国主义国家必须尽量榨取殖民地，并尽量减少给殖民地的回报。被奴役的各族人民必须进行直接而公开的革命斗争，才能为自己开辟解放的道路。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争取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斗争，以及随后的“保卫祖国”的斗争，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保卫祖国”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都会无条件地支持中国或印度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因为这种斗争“使落后人民摆脱了亚细亚主义、地方主义和外国的束缚，从而对帝国主义国家施以有力的打击[21]。”
同时，第四国际事先就清楚一个道理，它还要向落后民族发出警告，让他们明白这个道理：它们迟迟才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不可能走上独立的、民主的发展道路。被日益腐朽的资本主义所包围、深陷于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之中的落后国家，即使能获得独立，这种独立也一定会是半真半假的，而在国内阶级矛盾与国外压力的影响下，它的政治体制最终必然会变成对人民的专政——土耳其的“人民”党[22]、中国的国民党都是这种制度，甘地未来在印度建立的也会是这种制度。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立场来看，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只是把落后国家纳入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过渡阶段。
第四国际并不认为在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之间、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着截然分明的界限。第四国际要把它们结合起来，使它们服从于全世界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斗争。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有国际无产阶级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同样地，只有不断革命的纲领，才是真正致力于消灭一切社会压迫与民族压迫的纲领。
中国的重大教训
中国的惨痛经历，给所有被压迫民族上了宝贵的一课。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本来完全有可能胜利。在当时，一个统一的、完成改造的中国，将会在远东成为捍卫自由的坚强堡垒。整个亚洲的命运，乃至全世界的部分命运，也都会被改写。然而，当权官僚对中国群众缺乏信心，他们为了拉拢军队将领，便利用自己的全部力量，迫使中国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打下手，从而协助蒋介石粉碎了中国革命。理想破灭、军阀混战、虚弱不堪的中国，向日本的入侵敞开了大门。
每一个濒临灭亡的制度，都无法从历史教训中学到任何东西，斯大林寡头集团也不例外。在抗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当权官僚再次让中共接受蒋介石的束缚，摧残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主动性的萌芽。抗日战争已经打了将近三年，而如果中国能以土地改革为基础，发动真正的人民战争，并将革命之火传给日本士兵的话，日本将会遭遇真正的惨败，抗日战争也会及早结束。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害怕本国的武装群众，更甚于害怕日本强盗。如果说，蒋介石——凶残绞杀中国革命的刽子手——是为形势所迫而抗日的话，那他的纲领依然跟以前一样，是以压迫本国工人群众、向帝国主义屈膝退让为基础的。
东亚的这场战争，将会越来越紧密地同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结为一体。中国人民只有在年轻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独立，而世界革命的复兴将重新点燃无产阶级所必需的自信心。他们将指出一条坚定的前进道路。把我们的中国支部建成强大的革命党，是事变的进程向我们提出的紧迫任务。
印度革命的任务
在战争的头几周里，印度群众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迫使机会主义的“民族”领袖以他们并不习惯的语气说话。然而不幸的是，印度人民却相信了那些夸夸其谈的高调！甘地以“民族独立”的口号为幌子，迫不及待地宣称：在目前的严峻危机中，他不会给英国制造任何难题。但是被压迫者如果不随时随地利用压迫者的困难，又怎么可能解放自己呢？！
甘地“在道义上”拒绝使用暴力，这体现出的仅仅是印度资产阶级对本国群众的恐惧。他们颇有道理地预感到，英帝国主义将把他们一道拖下深渊。英国政府则一开始就警告说，它将动用“一切必要手段”（当然包括西线急需的空军）来对付抗命行为。这就是殖民地资产阶级与英国政府的明确分工：甘地需要得到张伯伦和丘吉尔的威胁，才能更有效地瘫痪革命运动。
在不远的将来，随着帝国主义大战日益成为印度资产阶级的一笔大生意，印度群众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会日益激化。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原料市场将向印度工业敞开大门，这将极大地促进印度工业的发展。如果英帝国彻底毁灭，印度资本与伦敦城之间的脐带就会被切断，印度民族资产阶级马上就会乞求纽约华尔街来充当自己的保护人。资产阶级是根据自己的物质利益，并结合重力的法则，来制定政策的。
只要这个解放运动仍然由剥削阶级来领导，它就不可能找到出路。唯一能够把印度团结起来的办法，就是在民族独立的旗帜下进行土地改革。一场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仅要直接反对英国的统治，还要反对印度的土王、外国租界、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国民大会党以及穆斯林联盟[23]的领袖。建设巩固而强大的印度支部，是第四国际的紧迫任务。
在过去五年里，苏联官僚一直在推行着阶级合作的叛卖政策，帮助各国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战争准备；当资产阶级不再需要和平主义的伪装时，它就马上抛弃了这个政策。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不仅是中国和印度，也包括拉丁美洲），鼓吹“人民阵线”的骗子却还在拖劳动群众的后腿，欺骗他们去为“进步”资产阶级充当炮灰，从而在当地为帝国主义创造政治基础。
拉丁美洲的未来
为了用暴力手段来解决西半球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美国正在疯狂地扩军备战，这将在不久之后决定拉美各国的命运。短暂的“睦邻”政策即将结束。罗斯福或他的继任者很快就会戴上套着天鹅绒手套的铁拳。第四国际的提纲指出：
“南美和中美只有把自己所有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强大的联邦，才能使自己摆脱落后和被奴役的状况。但是，能够响应号召解决这一任务的，决不是后起的南美资产阶级，一个完全被外国帝国主义用金钱收买的代理人，而是年轻的南美无产阶级，被压迫群众的理想的领导者。因此，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暴行和阴谋、反对当地买办集团的血腥勾当的斗争中的口号是：
南美和中美苏维埃联邦[24]。”
六年前写下的这段话，如今具有了非常迫切的现实意义。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只有走上自己的革命道路，才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从而变得不可战胜。只有这样的联合，才能领导被压迫民族推翻帝国主义，实现全面而彻底的解放。国际无产阶级的胜利，将使殖民地国家与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携手迈向社会主义，从而把殖民地国家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漫长痛苦中解脱出来。
不断革命的前景，绝不是说落后国家应该等待先进国家发出的信号，也不是说殖民地人民应该耐心等待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解救他们。俗话说，“天助自助者”。只要出现有利的条件，每一个国家（包括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群众都要开展革命斗争，并以此来给其它国家的工人群众树立榜样。必须做到积极、主动、坚决、果敢，才能真正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
叛卖的领袖对于大战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如果西班牙革命获得了胜利，欧洲就会进入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时代，也就能预先阻止现在这场大战的爆发。英勇的西班牙革命本来完全有可能胜利，然而，它却被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联手扼杀了，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是积极的帮凶。西班牙革命的失败，让世界无产阶级大失所望；而它所遭受的惊人的叛卖，也给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丰富的教训。
1936年6月，法国无产阶级的强大运动，为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25]。如果法兰西苏维埃共和国能够成立，它马上就会获得欧洲的革命领导权，在每个国家激起革命的回响，动摇每一个极权制度，人类也就可以避免目前这场帝国主义大屠杀，无数受害者的生命就能得救。然而，过去十年里最有希望的运动之一，却在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的积极配合下，被莱昂·布鲁姆[26]和莱昂·茹奥[27]的彻底的无耻、怯懦而背信弃义的政策给葬送了。
西班牙革命被扼杀，法国无产阶级的进攻遭到破坏——这两个悲剧性的事实，促成了目前这场大战的爆发。资产阶级相信，有了这样的“工人领袖”的配合，它就可以为所欲为，哪怕是驱使各国人民再次相互厮杀。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结束时，由于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从中阻挠，无产阶级才未能推翻资产阶级。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领袖的帮助下，资产阶级发动了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就让这场战争成为他们的政治坟墓吧！
第二国际
1914—1918年的大战，一下子就把第二国际分成了两个用战壕隔开的阵营。各国的社会民主党都保卫自己的祖国。战后不到数年，这些背信弃义、势不两立的兄弟们，就握手言和，赦免彼此的罪过了。
如今，第二国际的内部形势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表面上是这样。它的所有支部，无一例外，全都在政治上支持同盟国阵营的军事路线：一些支部这么做是因为它们是民主国家的政党，另外一些支部这么做是因为它们是来自交战国或中立国的流亡者。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霍亨佐伦王朝的旗帜下，执行着可鄙的沙文主义政策；现在它成了一个为法英两国效劳的“失败主义”政党。要是有人以为这些死硬的奴才已经变成了革命者，这将是不可饶恕的过错。这个问题并不难解释。威廉二世的德国在议会机关、市政府、工会和其它地方给改良主义者提供了足够多的美差。保守的工人官僚在饲料槽里吃得脑满肠肥，对于他们而言，保卫德意志帝国就是保卫他们那份猪饲料。早在六年前，我们的提纲就曾警告过：“只要政治制度能向社会民主党确保它的利益和特权，社会民主党就能保持它的爱国主义性质[28]。”即使是在沙皇统治下，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仍是爱国主义者——那时它们有自己的杜马党团，有自己的报纸，有自己的工会干部，并希望能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在失去这一切后，它们现在对苏联采取了失败主义立场。
因此，第二国际现在这种“一致”的态度，都是出于这个原因：它所有的支部，都希望同盟国能够保住它们在民主国家的工人官僚机构中的职位和收入，并帮助它们在极权国家官复原职、讨回工资。社会民主党总是做着“民主”资产阶级会庇护自己的白日梦，不敢越雷池一步。哪怕是在事关他们利益的时候，这些政治残障者也根本发动不起斗争。
这在斯堪的纳维亚暴露得尤为清楚：斯堪的纳维亚似乎是第二国际最安全的避难所，温和的、现实主义的、改良主义的与和平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曾在斯堪的纳维亚的三个国家执政多年。这些绅士所谓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保守的君主民主制，加上国教，再加上点滴的社会改良，而这种改良不超过在短时间内通过削减军费所能实现的程度。有了国际联盟的支持，又有了“中立”的保护，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政府以为它们可以在长达几代人的时间里，实现和平的、不受打扰的发展。然而帝国主义强权根本不在乎它们那点小算盘。它们不得不躲避命运的打击。苏联出兵芬兰后，斯堪的纳维亚三国政府都宣布对芬兰保持中立。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后，瑞典宣布对遭受入侵的两个受害国保持中立。丹麦甚至在自己遭受入侵时宣布中立。在自己的保护者英国的炮口下，挪威只做了象征性的自卫。这些英雄为了活命，不惜牺牲民主的祖国，却不愿为之赴死。这场他们没有预料到的大战，顺手毁灭了他们在国王与上帝的领导下和平发展的希望。斯堪的纳维亚的天堂，第二国际的希望的最后避难所，已经变成了帝国主义地狱的一小部分。
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只会一种政策——消极应付。在资本主义不断腐朽的形势下，他们无路可走，只能步步退让，削减他们那本已可怜巴巴的纲领，降低他们的要求，全面放弃他们的要求，不断地后退，直到缩进老鼠洞里退无可退为止。但是，就算他们钻进老鼠洞里，帝国主义无情的手还是会抓着他们的尾巴，把他们揪出来。这就是第二国际短暂的历史。目前这场大战是它的第二次死亡，可以认为，它这一次是死透了。
第三国际
堕落了的第三国际的政策——粗劣的机会主义与鲁莽的冒险主义的混合物——如果能对工人阶级产生影响，就会产生比它的哥哥——第二国际——的政策更为有害的后果。革命党的全部政策，都是按照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来制定的；共产国际的所作所为，却都在腐蚀和毒化这种阶级觉悟。
交战双方的官方宣传家，都会揭露敌方的罪行，有时揭露得还很正确。戈培尔曾揭发过英国在印度的暴行，他揭发的情况有不少是正确的。法英两国的报纸揭露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外交政策的许多惊人内幕。但是，这种单方面的宣传，本身就饱含着最有害的沙文主义毒素。真假掺半的谎言是最危险的谎言。
共产国际目前的整个宣传正好属于此类。共产国际花了五年的时间，最拙劣地向民主国家大献殷勤，它把整个“共产主义”缩减为对法西斯侵略者的千篇一律的控诉；到了1939年秋天，共产国际突然发现，西方民主国家原来都是罪恶滔天的帝国主义。好一个急转弯！从那时起，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亡国、德国对丹麦和挪威的占领、希特勒匪帮对波兰人和犹太人施加的可怖兽行，共产国际连一句谴责都没有！希特勒被写成了一个总是遭到西方帝国主义挑衅的热爱和平的素食者。在共产国际的报刊上，英法联盟成了“反对德国人民的帝国主义集团”。哪怕是戈培尔亲自出马，也炮制不出比这更好的宣传了！流亡国外的德国共产党心中燃烧着炽烈的爱国热情。既然德意志祖国仍是一个法西斯国家，那么德国共产党的立场就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斯大林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终于有了得到落实的机会[29]。
共产国际法国支部和英国支部的行为，乍一看是与德国支部截然相反的。与德国支部不同，它们不得不批判本国政府。但是，这种突如其来的失败主义并不是国际主义，而是一种扭曲的爱国主义——苏联官僚是这些绅士的衣食父母，所以他们也就把苏联官僚当成了自己的祖国。许多法国斯大林分子在遭受迫害时，表现出了无可置疑的勇气。但是，这种勇气的政治内涵，却由于他们为敌国的掠夺政策涂脂抹粉而遭到了玷污。法国工人对此会怎么想呢？
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总是会被反动派打成敌国的代理人。共产国际给自己的法国支部和英国支部制造的处境，给这种指控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从而把工人群众赶到了爱国主义阵营中去，或是让工人群众陷入了混乱和消极之中。
苏联官僚的政策非常简单：把共产国际像石油和锰矿一样，出卖给希特勒。但是，共产国际以狗一般的恭顺，允许自己被出卖，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共产国际的堕落之深。苏联官僚的代理人没有原则、没有荣誉感、没有良心——只有卑躬屈膝的奴性。然而这种人却从来没有领导过革命。
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友谊不会天长地久，甚至可以说持续不了多久[30]。在我们这个宣言抵达群众手中之前，苏联官僚的外交政策可能就会发生新的转向。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共产国际的宣传调子也会跟着改变。如果苏联官僚决定向民主国家靠拢，共产国际就会从仓库里翻出记载纳粹罪行的棕皮书。但这并不是说共产国际的宣传会具有革命性。它仍然会像以前一样，跟着苏联官僚的指挥棒转。要执行革命的政策，首先得把真相告诉群众。然而共产国际却在系统地撒谎。我们要向全世界劳动者大声疾呼：千万不要相信这帮骗子！
殖民地的社会民主党与斯大林党
与剥削者关系密切、渴求特权的政党，根本无法执行任何一种真诚的、涉及劳动者与被压迫民族当中最受剥削的阶层的政策。因此，通过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对殖民地的态度，就可以把它们的真面目看得一清二楚。
作为奴隶主的代理人与分享奴隶制利润的股东，第二国际在殖民地没有一个支部——如果我们不把那些由殖民地职员（主要是法国共济会员）和“左派”投机分子组成的松散小组算在内的话，而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骑在当地人民头上的。第二国际及时地抛弃了发动殖民地人民反抗“民主祖国”的不爱国的主张，为自己赢得了给资产阶级充当殖民地部长——即奴隶监工——的特权（比如西德尼·韦伯、马吕斯·穆泰等人[31]）。
第三国际曾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向所有被压迫民族发出了勇敢的革命号召，但它后来也在殖民地问题上彻底出卖了自己。就在几年以前，苏联官僚发现了同帝国主义民主国家结盟的机会，共产国际便不仅把民族解放的口号运用于阿比西尼亚和阿尔巴尼亚，还运用于奥地利。但在英法殖民地，共产国际就谦卑地把要求降低为“合理的”改良。当时，共产国际保卫印度，但这并不是从英国手中保卫印度的民族独立，而是预防日本可能对印度发动的进攻；它保卫突尼斯，防备墨索里尼的毒牙。现在形势发生了剧变。让印度、埃及和阿尔及尔彻底独立！——季米特洛夫会完全接受这个口号的。阿拉伯人和黑人会发现斯大林——当然不能算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又成了他们最好的朋友。共产国际德国支部以寄生帮派的厚颜无耻，保卫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不受英帝国主义的阴谋所害。这帮人什么都干得出，什么都愿意干！只要苏联官僚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政策发生新的变化，他们就会再次恭顺地乞求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在殖民地进行自由化的改良。
与第二国际相反，共产国际得益于它的伟大传统，在殖民地具有无可争辩的影响力。但是，随着共产国际在政治上的演化，它的社会基础也发生了改变。目前，共产国际在殖民地所依靠的那个阶层，正是第二国际在帝国主义中心地带的传统基本盘。帝国主义利用超额利润中的残羹剩饭，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培养了一个本土的工人贵族阶层。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贵族相比，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人贵族阶层可谓不值一提，但在普遍贫困的背景下，它就显得尤为突出，所以它会紧紧地抓住自己的特权不放。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官僚和工人贵族以及国家官吏，为苏联官僚提供了许多特别驯顺的“苏联之友”。在拉丁美洲，这种人最可恶的代表之一，就是墨西哥律师隆巴多·托雷达诺，他为苏联官僚效尽犬马之劳，给自己换来了拉丁美洲工会联合会主席的位子[32]。
这场大战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阶级斗争的问题，给这些骗子手和投机分子制造了越来越困难的处境，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必须充分利用这种情况，一劳永逸地把共产国际赶出殖民地国家。
中派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战争会对现存的一切东西进行考验，并抛弃一切已经腐朽的东西，它对苟延残喘的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在共产国际的官僚阶层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一定会转身投靠本国帝国主义，特别是在苏联遭遇挫折的时候。与之相反，工人群众将会越来越左倾。在这种情况下，分裂和瓦解是一定会发生的。也有不少征兆表明，第二国际的“左”翼有可能分裂出来。来历各异的各个中派主义团体将会合并、分裂，建立新的“阵线”、“阵营”，等等。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将会表明，它不能容忍中派主义。最严肃、最真诚的中派主义组织——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西班牙革命中扮演的可怜的、悲惨的角色，将作为可怕的警告，永远为先进无产者所铭记[33]。
然而历史就是喜欢重复。总会有人按照第二半国际的模式——这一次应该是按照第三又四分之一国际[34]的模式——去建立新的国际组织。这种开端，只有在它反映了工人群众内部的深远动向时，才值得关注。但是，可以预先确切地指出：这些中派主义的“阵线”、“阵营”和“国际”，都缺少理论基础、革命传统和完善的纲领，因而都是短命的。我们应当无情地批判它们的优柔寡断与半心半意，以此来帮助它们。
如果我们不提无政府主义，就不能完成对旧的工人阶级组织的破产清算。无政府主义的衰落，是当代最确凿无疑的现象。早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之前，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就已经成了最糟糕的机会主义者，成了直接为资产阶级效力的仆人。在上次大战中，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领袖大都成了爱国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当上了资产阶级政府的部长。无政府主义清谈家大谈废除国家，只是因为国家不需要他们。在危机时刻，无政府主义者就会像社会民主党一样，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代理人。
对于目前的大战，无政府主义者拿不出任何纲领，也没有任何主见，只有一面由于背叛西班牙无产阶级而被玷污了的旗帜。现在的无政府主义者只会用爱国主义——配上几声人道主义的哀叹——来腐蚀工人群众的意识。有的无政府主义工人是愿意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我们在团结这些工人的同时，还得要求他们同自己的领袖彻底决裂，这些领袖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革命中，都在给资产阶级充当跑腿。
工会与战争
垄断资本主义的巨头雄踞于正式的国家政权机关之上，居高临下地操纵着国家政权；机会主义的工会领袖则围着国家政权的脚底四处奔走，竭力拉拢工人群众去支持国家政权。如果工人民主能在工会中维持下去，这种丑恶的现象就不会上演。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变得越来越专制，工会内部的制度也随之变得越来越专制。在战争期间，工会官僚完全成了军队总参谋部安插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宪兵。
但是，干得再卖力，也救不了它。战争给目前的改良主义工会带来了死亡与毁灭。正值壮年的工会干部都被拉上了战场。他们的岗位被儿童、妇女和老人接替了，而这些人的反抗能力是最弱的。战争结束后，所有参战国都会遭到严重破坏，工人的生活水平将会倒退一百年。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改良主义工会才有可能存在。然而第一个被战争毁灭的，就是已经腐烂透顶的民主。当资产阶级民主最终垮台时，它会拉着支撑它的所有工人组织当垫背。改良主义工会已经没有生存空间。资本主义反动势力将无情地消灭它们。必须立即向工人大声发出警告，让每一个工人都注意到这种危险。
新时代需要新方法。新方法需要新领袖。只有一种方法能够拯救工会：把工会变为战斗组织，把战胜资本主义的无序[35]与帝国主义的劫掠作为工会的目标。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工会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但这首先需要推翻资本家阶级，并将生产资料国有化。只有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工会才能逃脱被战争的废墟压死的命运。
第四国际
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共戴天的死敌。但它并不害怕这场大战。它接受了由阶级敌人选定的角斗场。它高举着自己的旗帜，走进了这个角斗场。
第四国际是唯一一个做出了以下成就的组织：它对世界大势做出了正确的预测：它预见到了新的帝国主义灾祸必然到来；它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和平主义骗子和斯大林派的小资产阶级冒险家；它同以“人民阵线”为名的阶级合作政策进行了斗争；它把在西班牙叛卖革命的共产国际与无政府主义者钉上了耻辱柱；它不妥协地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中派主义幻想；它按照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精神，不断地锻造自己的干部。我们在战争时期的政策，只是我们在和平时期的政策的集中延续。
第四国际依据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制定了自己的纲领。第四国际坚决拒绝调和主义，这种调和主义现在已经成了各个不同阵营的正式的工人官僚机构的主导思想，工人官僚常常以此为掩护，向资产阶级民主屈膝投降。我们已经在一系列文件中阐释了自己的纲领，而这些文件是向所有人公开的。我们的纲领的精神，可以概括为六个字：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的纲领是以布尔什维克主义为基础的
第四国际彻底地、全心全意立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革命传统和组织方法。就让那些反对集中制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尽情哀嚎吧。就连只参加过一次罢工的工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没有纪律，没有一个坚定的领导层，斗争就搞不下去。整个当代都浸透了集中制的精神。垄断资本主义把经济上的集中制发挥到了极致。以法西斯主义为其外表的国家集中制具有了极权性质。民主国家正在日益仿效这种模式。工会官僚正在无情地保卫自己的强大的机关。为了同革命作斗争，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都在无耻地利用国家机关。在这种形势下，保障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用革命的集中制来对抗反动的集中制。必须精心挑选出一批久经考验、随时准备自我牺牲、对胜利充满不灭的渴望的革命者，用铁的纪律把他们凝聚成无产阶级先锋组织。要系统地、辛勤地准备进攻，当关键时刻到来时，要坚决地把整个阶级的力量投放到战场上——只有一个坚决的、集中的党，才能教会工人这个道理。
浅薄的怀疑论者总是喜欢说，布尔什维克的集中制会堕落成官僚主义。说得好像历史的整个进程，全都取决于一个政党的体制似的！事实上，党的命运取决于阶级斗争的进程。但是，无论如何，布尔什维克党仍是唯一一个在行动中证明了自己能够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国际无产阶级现在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党。如果战争结束后，资产阶级制度仍然完好无损，那么所有革命政党都将堕落。如果无产阶级革命能够获胜，导致堕落的条件就会消失。
在反动势力耀武扬威、群众陷入幻灭和疲惫无力的形势下，在被工人阶级的传统组织的腐臭气味给毒化了的政治气氛中，在无数的艰难困苦之中，第四国际的发展难免会比较缓慢。中派分子瞧不起我们的努力，他们曾多次进行孤立的尝试，企图把左翼团结起来，乍看起来，这些尝试要更广阔、更有前途。然而，还没等群众记住它们的名字，这些自命不凡的尝试就全都化作了尘土。只有第四国际在坚持不懈地逆流而上，并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就。
我们经受住了考验！
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首先应该具有这样的特点：每当形势发生新的转变时，它都会以严肃的态度，来制定和检验自己的政治路线。民主与集中制结合起来，才会结出丰盛的果实。我们的各国支部在战火中热烈地讨论了有关无产阶级政策的一切问题，对各种方法进行检验，顺便清洗掉那些只是由于反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而加入我们队伍的不可靠分子。在创建真正的革命党的过程中，同那些不可靠的同路人分道扬镳，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我们分散在各国的同志，绝大多数都经受住了战争的初步考验。这一事实，对于第四国际的未来具有无法估量的重大意义。我们组织的每一个基层成员，都要把自己当成即将在战火中建立起来的革命军的指挥员，这不仅是他们的权利，更是他们的义务。当群众奋起参加革命斗争时，各种机会主义的、和平主义的、中派主义的纲领就会马上暴露出它们的无用。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无论是在工厂里、在矿山上、在工会里，还是在团队里、在军舰上，都要比一百个自怨自艾的小资产阶级假革命者有用无数倍。
对于第四国际的作用，大资产阶级政客要比小资产阶级学究看得更清楚。就在法德两国断交之前，法国大使库隆德尔[36]与希特勒见了最后一面，两人用战争的后果来相互恐吓，最后达成共识：“唯一真正的胜利者”将是第四国际。波兰遭到入侵后，法国、丹麦等国的重要报刊都登出了这样的消息：在柏林的工人区，有人在墙上贴出了这样的标语：“打倒斯大林，托洛茨基万岁！”这句标语的意思是：“打倒第三国际，第四国际万岁！”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独立日，更为坚决的布拉格工人和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37]，“保护者”诺伊拉特男爵发表官方声明，宣称捷克“托派”是游行的幕后主使[38]。由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前总统贝内什[39]主办的报纸上，刊登了来自布拉格的消息，这些消息表明捷克工人正在变成“托派”。目前，这还只是一些征兆。但它们正确地预示了发展趋势。新一代工人将会被战争逼上革命的道路，他们将走到我们的旗帜下。
无产阶级革命
人们根据历史经验，总结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取胜的基本条件，并从理论上作了阐述：（1）资产阶级已深陷绝境，并导致了统治阶级的混乱；（2）小资产阶级中间出现了对现状严重不满、并绝望地寻求决定性变革的情绪，而没有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大资产阶级就撑不下去；（3）无产阶级中间产生了对现状忍无可忍、并愿意进行革命行动的意识；（4）无产阶级先锋队能够拿出明确的纲领，并能提供一个坚强的领导层——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取胜的四个条件。这四个条件同时成熟的情况是很少见的，这是许多革命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历史上，战争往往会催生革命，正是因为战争会动摇陈旧的体制的根基，削弱统治阶级的力量，推动被压迫阶级的革命义愤的增长。
不仅交战国，就连中立国的资产阶级都已经迷失了方向；人民群众的惊恐和不满情绪在不断加重；战争每进行一个月，这些情况都愈加严重。诚然，在过去二十年里，无产阶级屡战屡败，每次失败都比上一次更为惨重，它对自己的旧政党失去了信心，它的确是怀着消沉沮丧的情绪来迎接战争的。但是，谁也不应高估这种情绪的稳定性或持久性。形势造成了这些情绪；形势也将驱散这些情绪。
战争和革命，首先是由青年一代来进行的。成百上千万的青年在工业部门找不到工作，他们在失业中开始了自己的人生，也因此与政治生活相隔绝。现在他们正在或即将找到自己的位置：国家把他们编成团队，从而为他们开启了革命联合的机遇。毫无疑问，战争也将把老辈们的冷漠情绪一扫而光。
领导层的问题
领导层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既然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都在为帝国主义效劳，而真正的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那么，革命不就会被再次叛卖吗？换个问法：我们能不能及时建成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党？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首先就要正确地提出问题。没有成熟的革命领导层，某次起义就可能以失败告终。但是，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单独一次起义。问题在于整个革命的时代。
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走投无路，只能尽可能地垂死挣扎。需要为持续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战争、起义、短期休战、新的战争和新的起义作准备。一个年轻的革命党，必须立足于这个前景。历史将会给它提供足够的机遇与可能性，让它考验自己、积累经验并成长起来。先锋队锻造得越快，流血冲突的阶段就会越短，我们这个行星遭受的破坏也就会越少。但是，只有让革命党成为无产阶级的领导，这才能解决这个重大的历史问题。革命的发展速度与时间间隔的问题固然极为重要；但它不会改变历史的总前途，也不会改变我们的方针政策。我们的结论很简单：必须用十倍的精力去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先锋队。这就是第四国际的任务。
有些人为了给他们的悲观结论找借口，便一味念叨上次大战造成的悲惨后果，真是大错特错！首先，上次大战催生了十月革命，它的经验教训滋养了全世界工人运动。其次，目前这场大战的形势，与1914年的形势有着根本的不同。如今，包括美国在内，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形势都已极度恶化，战争的破坏力也远远超过了二十五年前的大战。因此，在这次大战中，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工人和士兵会做出更迅速、更坚决的反应。
第一次大战的经验，给群众留下了很深的影响。当时，群众仍对民主与和平主义充满了幻想，第二国际的力量便来自这种幻想。工人群众真诚地希望1914年的大战会成为最后一场战争。为了使自己的后代不再相互厮杀，士兵们甘愿赴死。正是因为心怀这种希望，人们才能忍受战争达四年多之久。如今，民主与和平主义的幻想已经几乎彻底破灭。对于目前这场带给他们无穷苦难的大战，各国人民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除了新的枷锁，他们已经不指望战争能带给他们什么东西了。极权国家的人民的想法也一样。背负着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的沉重负担、并牢记着它的经验教训的老一辈工人，还远未绝迹。那些比最老一辈年轻些的人，他们在上次大战期间还在上学，他们还记得那些虚伪的爱国主义与和平主义口号。这个阶层现在已经被战争机器的重量给压垮了，但是，当大战迫使劳动群众站出来公开反对本国政府时，这个阶层的无价的政治经验，就会迸发出它的全部力量。
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就是倒回奴隶制
我们的提纲《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反动腐朽透顶和掠夺本性的暴露，民主主义、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破灭，无产阶级对寻求一条避开当前灾难的出路的迫切需要，等等，把国际革命以振新的力量提到日程上来了[40]。”
十九世纪的问题，仅在于保证经济生活能够更快、更健康地发展；现在问题已经变了：如今的问题是阻止人类的自杀。这个尖锐的历史性问题，使机会主义政党彻底失去了立足之地。相反，革命党认识到，它是按照历史无情的必然性来行动的，它由此获得了无穷的力量。
另外，在上次大战爆发时，只有少数孤立的国际主义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与现在的革命先锋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当时，只有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了革命的力量。但是，除了列宁身边的一小批流亡者之外，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党员都未能摆脱民族的狭隘性，看不到世界革命的前途。
与上次大战爆发时的前辈们相比，第四国际的人数更多，它的准备工作也做得更为出色。第四国际直接继承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精华。第四国际吸收了十月革命的传统，并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最富有教益的历史时期的经验给总结成了理论。它对自己充满信心，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
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注意，战争会极大地加快政治进程。那些昨天看起来还很遥远的重大任务，在两三年内就会变成我们眼前的迫切任务，甚至可能要不了这么久。依据和平时期的惯常形势制定的纲领，必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与之相反，第四国际的过渡要求纲领，在目光短浅的政客看来非常“脱离实际”，但在发动群众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它就会展现出自己的全部重要意义。
在新的革命开始时，机会主义者会像二十五年前一样，再次向工人群众灌输在废墟上建不成社会主义的观点。说得好像无产阶级还有别的选择似的！人们只能在历史提供的基础上进行建设。俄国革命已经证明，工人统治可以让一个十分落后的国家发展起来，摆脱最严重的贫困。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完全可以创造更伟大的奇迹。战争能摧毁楼房、铁路、工厂和矿山；但它不能摧毁技术、科学和技艺。无产阶级在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后，通过正确地组织自己的队伍，投入资产阶级制度留下的合格劳动力，根据一个统一的计划组织生产，它不仅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修复被战争破坏的一切，还能创造条件，让以团结友爱为基础的文化能够充分发展。
怎么办？
德军在击败荷兰和比利时，并粉碎了同盟国军队的初步抵抗之后，正在气势汹汹地杀向巴黎和英吉利海峡；就在此时，第四国际召开了紧急会议，通过了这个宣言。在柏林，人们正在急不可耐地准备庆祝胜利。同盟国阵营已经惊恐不安，几乎惊慌失措了。我们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对战争接下来的阶段进行战略推演。无论如何，希特勒正凭着他的巨大优势，深刻地改变了全世界的政治形势。
“但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不是应该帮助民主国家进行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吗？”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圈子就是这样来提出问题的，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永远都只是资产阶级的某个派系的辅助工具。我们怀着极大的愤慨，拒绝这种政策。当然，就像同一列火车上也有不同档次的车厢一样，资产阶级社会里也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制度。但是，当整列火车正在坠入深渊的时候，面对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腐朽的民主主义和嗜杀成性的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区别也就消失了。
希特勒的胜利与兽行，自然会激起全世界工人的切齿痛恨。但是，工人的合情合理的仇恨，绝不意味着应该帮助希特勒的敌人（这些敌人尽管要弱一些，却跟希特勒一样反动）。对于人类的终极命运而言，英法帝国主义的胜利，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胜利一样可怕。资产阶级民主已经无药可救。工人如果帮助本国资产阶级同外国法西斯主义斗争，就只会加快法西斯主义在本国的胜利。历史提出的任务，不是去支持一个帝国主义阵营，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阵营，而是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制度。
工人要掌握军事技能
群众正在日益军事化。有人以为通过空洞的和平主义抗议，就能消除这种军事化，我们不接受这种奇思妙想。在下一阶段，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由武力来解决。工人不应该害怕武器，反而要学会使用武器。革命者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都要与人民打成一片。一个布尔什维克不仅要力争成为最好的工会活动家，还要力争成为最好的士兵。
我们不想让资产阶级到了最后关头，才把没受过训练、或没有接受过充分训练的士兵赶上战场。我们要求：国家必须立即给工人和失业者提供条件，让他们学会步枪、手榴弹、机枪、火炮、飞机、潜艇及其它战争工具的使用方法。必须与工会密切合作，成立专门的军事学校，把工人培养成熟练掌握军事技能、并能胜任指挥员职务的专家。
这不是我们的战争！
同时，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这场大战并不是我们的战争。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截然相反，第四国际的政策，不是为了让资本主义国家大发战争财，而是为了把帝国主义大战转变为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战争，推翻所有国家的统治阶级，进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从这个立场出发，战线的变动、首都的毁灭、领土的占领、个别国家的垮台，都只是重建现代社会的道路上的悲剧性的插曲。
无论战局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完成自己的基本任务：向工人群众解释说，他们的利益与嗜血的资本主义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发动群众反抗帝国主义；在一切交战国和中立国宣传工人联合的思想；在每个国家组织工人与士兵的联欢，并组织交战双方的士兵联欢；发动妇女和青年反对战争；在工厂里、在厂房里、在村庄里、在兵营里、在陆军和海军里，耐心地、坚定地、不懈地为革命进行准备。
这就是我们的纲领。全世界无产者，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根据《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探路者出版社，纽约，第二版，1973年）第183—222页译出。
[1] 1940年5月19日—26日，正当纳粹军队横扫西欧之时，第四国际在纽约召开了紧急会议，通过了由托洛茨基同志起草的这个宣言。这是第四国际在托洛茨基同志生前通过的最后一个重要决议。
在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爆发后，托洛茨基同志凭借他敏锐的直觉和丰富的经验，发现了这场大战与上次大战的不同点，因此，他得出了必须修改政策的结论。这个宣言，便是他的思考的结晶。
托洛茨基同志认为，随着社会的军事化，工人不能简单地拒绝武器，而应该主动接受军事训练，掌握武器的使用方法；应当在工会的监督下，对工人进行军事训练，使工人成为熟练掌握军事技能的专家。他还提出，战争将使形势迅速发生变化，第四国际的每一个成员都要把自己当成即将成立的革命军的指挥员。也就是说，他认为第四国际的各国支部都应当积极进行军事准备，要抓住有利的形势，建立政治独立的武装，借此推动革命。
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这一新政策，是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的。然而，他还没来得及进一步发展和阐释这个政策，就被斯大林的特务杀害了。他遇害后，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美国支部）继承和发扬了这个政策，将其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军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ry Policy，PMP）。
遗憾的是，由于长期的孤立和残酷的镇压，第四国际的许多支部，特别是被占领国家的支部，依然囿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抵触甚至拒绝接受“无产阶级军事政策”，没有积极参加反抗法西斯军队的武装斗争，结果失去了争取群众的支持、发展壮大组织的良机，也将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斯大林党，从而使斯大林党获得了叛卖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地的革命运动的机会。
本文原名《第四国际关于帝国主义大战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宣言》（Manifesto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on the Imperialist War and the Proletarian World Revolution），为简洁起见改为现名。——中译者注
[2] 弗·伊·列宁，《社会党国际的状况和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6卷，第45页。——中译者注
[3] 即《华盛顿海军条约》。1922年2月6日，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在华盛顿签订了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规定美、英、法、意、日五国的主力舰吨位之比为5:5:3:1.75:1.75。——中译者注
[4] 《战争与第四国际》，《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4月，第327页。
可在此处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FI-193406.htm——中译者注
[5] 所谓的“睦邻”政策，是由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的一项政策，他声称美国不会再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进行军事干预，只想当个“好邻居”。——原注
[6] 诺曼·麦顿·托马斯（Norman Mattoon Thomas，1884年11月20日——1968年12月19日），生于俄亥俄州马里昂市（Marion），190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11年担任长老会牧师。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反对美国参战。1917年参加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曾六次代表美国社会党参加总统大选。——中译者注
[7] 1793年春季，封建贵族利用当地农民的落后性，在法国西部的旺代（Vendée）一带掀起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叛乱，企图推翻共和国，复辟封建君主专制。革命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经过残酷的战斗，才在当年年底把旺代的反革命叛乱镇压下去。维克托·雨果在他不朽的杰作《九三年》中，对这场战争进行了精彩而入木三分的描写。——中译者注
[8] 托洛茨基，《号召建立第四国际的公开信》（Open Letter for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托洛茨基文集（1935—1936）》（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5-36]），探路者出版社，1977年，第二版，第26页。此处引文略有修改。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350803-1938.htm ——中译者注
[9] 这句话一般被认为是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说的，但它的原创者应该是奥地利社民党人费迪南德·克洛纳维特尔（Ferdinand Kronawetter，1838—1913）。——中译者注
[10] 《战争与第四国际》，《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二辑）》，第326页。——中译者注
[11] 同上，第326—327页。——中译者注
[12] 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1874年8月10日——1964年10月20日），共和党人，曾于1929—1933年担任美国总统。——中译者注
[13] 罗伯特·格里姆（Robert Grimm，1881年4月16日——1958年3月8日），1899年参加瑞士社会民主党，在一战期间反对战争，并组织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一战后参与成立第二半国际。1915—1917年、1919—1936年间担任瑞士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36—1945年任瑞士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1946年担任瑞士联邦国务委员会主席。——中译者注
[14] 《战争与第四国际》，《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二辑）》，第334—335页。——中译者注
[15] 同上，第329页。——中译者注
[16] 薛西斯一世（Xerxes I，约前519—前465），又译克赛尔克斯、泽克西斯、克谢尔克谢斯等，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前485年至前465年在位。——中译者注
[17] 克蕾奥帕特拉七世（Cleopatra VII，前69—前30），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前51年—前30年在位，因美貌动人、生活奢华而闻名。——中译者注
[18] 1918年1月，芬兰苏维埃在共产党领导下，试图夺取政权，但芬兰资产阶级政府向德军求援，镇压了苏维埃。苏维埃俄国政府当时没有足够的力量，只能给芬兰苏维埃提供象征性的援助。——原注
[19] 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逃脱。1918年再次被捕。1913年获大赦。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在卢甘斯克组织红军游击队。后任第10军军长。1919年改任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至196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0年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二战后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年退休。——中译者注
[20] 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Семё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Тимошенко，1895年2月18日——1970年3月31日），生于南比萨拉比亚（现乌克兰敖德萨一带）一个农民家庭。1914年应征入伍，曾在西线作战。1918年参加红军，1919年参加俄共（布）。内战期间历任排长、连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务。1925—1938年先后任骑兵军军长、军区副司令和军区司令等职务。1940年5月担任国防人民委员，不久后晋升为苏联元帅。苏德战争爆发后，于1941年7月改任西方面军司令。此后曾担任过多个方面军的司令，战争末期担任大本营代表。战后曾担任多个军区的司令，1960年担任国防部总监察组总监，1970年逝世。——中译者注
[21] 《战争与第四国际》，《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二辑）》，第332页。——中译者注
[22] 即共和人民党（Cumhuriyet Halk Partisi，CHP），该党于1923年9月9日由土耳其共和国首任总统穆斯塔法·基马尔（Mustafa Kemal，1881—1938）创立，原名“人民党”，1924年11月10日改称“共和人民党”。从1923年到1945年，该党是土耳其唯一的合法政党。——中译者注
[23] 国民大会党与穆斯林联盟是反对英国统治的两大资产阶级政党。印度独立后，国民大会党成为印度的执政党；印巴分治后，穆斯林联盟成为了巴基斯坦主要的政治力量。——原注
[24] 《战争与第四国际》，《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二辑）》，第333页。——中译者注
[25] 1936年6月，法国爆发了大规模工潮，大约七百万工人同时参加了罢工（许多是静坐罢工）。1936年7月，法国又爆发了一波工潮。——原注
[26] 安德列·莱昂·布鲁姆（André Léon Blum，1872年4月9日——1950年3月30日），生于巴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大学。当过律师。十九世纪末参加社会党。1914年7月饶勒斯被暗杀后，成为社会党的主要领袖。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9年出任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36年6月至1937年6月、1938年3月至4月两次出任总理。二战期间被维希法国政府关押，1945年5月获释。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任临时政府总理。——中译者注
[27] 莱昂·茹奥（Léon Jouhaux，1879年7月1日——1954年4月28日），法国工会活动家。曾长期担任法国总工会领导。——中译者注
[28] 《战争与第四国际》，《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二辑）》，第337页。引文有修订。——中译者注
[29] “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是斯大林的创造，这个理论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并不是敌人，而是双胞胎。既然社会民主党只是法西斯分子的一种变种，既然除了斯大林派，任何人都是某种形式的法西斯分子，那么，任何其它派别组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斯大林派就都不能参加。希特勒能成功夺权，“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居功至伟。斯大林派最后在1934年抛弃了这个理论，然后，它就不仅向社会民主党献殷勤，也向罗斯福和达拉迪耶等资产阶级政治家献殷勤。托洛茨基这句话嘲讽的是这件事：斯大林派在1928—1934年坚持认为，所有的非斯大林派组织都是“社会法西斯”，所以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拒绝与任何工人组织合作；在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条约之后，斯大林派事实上又变成了纳粹德国的坚定辩护士。——原注
[30] 1941年6月22日，第三帝国入侵苏联后，苏联官僚对希特勒的政策发生了决定性的剧变。——原注
[31] 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1859—1947），空想社会主义的法比乌斯社（Fabian Society）的创立者之一，并协助创办《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他曾担任殖民地大臣（1929—1931）与自治领大臣（1929—1930）。马吕斯·穆泰（Marius Moutet，1876—1968）是法国社会党人，曾在1938年的人民阵线政府内担任殖民地部长，并下令监禁印度支那托派领袖谢秋收（Tạ Thu Thâu，1906—1945）。——原注
[32] 比森特·隆巴多·托雷达诺（Vicente Lombardo Toledano，1893—1968），斯大林分子，墨西哥工人联合会（Confederación de Trabajadores de México，CTM，墨西哥主要的工会组织）的领导人。他积极参加了墨西哥斯大林党对托洛茨基的大污蔑，托洛茨基认为这个污蔑运动是为了给暗杀他制造舆论。——原注
[33] 1935年，与托洛茨基决裂的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同中派的工农同盟（Bloque Obrero y Campesino，BOC）合并，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POUM）。当他们参加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后，托洛茨基同他们断绝了一切关系。——原注
[34] 即“国际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心”（International Revolutionary Marxist Centre），它是由一批脱离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中派主义团体在1932年成立的国际组织，成员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西班牙支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支部）、独立工党（英国支部）、工农社会党（法国支部）等。它往往被戏称为“第三半国际”或“第三又四分之三”国际，因总部设在伦敦，简称“伦敦局”（London Bureau）。——中译者注
[35] 此处的“无序”原文为anarchy，通常译为“无政府（状态）”，即“资本主义一味追求利润，而盲目地、无计划地生产”，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一次次导向经济危机的原因。但是，为了应对危机，资产阶级之中也一直有管制经济的声音，尤其是在30年代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政府管制已成为普遍现象，如果仍译为“无政府状态”，则很容易让读者误会，故改译为“无序”。——中译者注
[36] 罗贝尔·库隆德尔（Robert Coulondre，1885年9月11日——1959年3月6日），法国外交官，曾于1936—1938年任法国驻苏联大使，1938—1939年任法国驻德国大使，他是法德断交前的最后一任驻德大使。——中译者注
[37] 1939年10月28日，即捷克斯洛伐克独立21周年纪念日，许多工人和学生不顾纳粹德国的镇压，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多次示威游行。——中译者注
[38] 捷克斯洛伐克被纳粹德国吞并后，被划分为“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与“斯洛伐克共和国”。在1939—1943年间，“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保护者”（即总督）为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1873—1956）。——中译者注
[39] 爱德华·贝内什（Edvard Beneš，1884年5月17日——1948年9月3日），生于波西米亚一个农民家庭，曾就读于布拉格查理大学，1908年获得法学学位。一战期间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独立运动的主要领袖，1915年流亡国外，1916—1918年担任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书记，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后，于1918—1935年任外交部长，1921—1922年任总理，并于1935—1938年担任总统，1939年10月—1945年4月任流亡政府总统，1945年—1948年再次担任总统。——中译者注
[40] 《战争与第四国际》，《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二辑）》，第325页。引文有修订。——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