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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大林与霍华德的谈话
托洛斯基
（1936年3月18日）
来源：《斗争》1936年第6期第2-3页。
编者按：史大林与美国美联社社长霍华德会谈于今年三月一日，谈话内容曾译载于三月初中国各报纸。
蒙古经验给了什么教训？
从实际的观点来看，在这次史大林对霍华德的谈话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提出警告说，如果日本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进攻，苏联必然要武力干涉。这个警告大体上是正确的吗？我们认为是的。这警告之所以正确，并不单是因为这里所提到的问题是保卫一个弱国使不受帝国主义野兽吞食的问题——如果这是唯一的着重点，苏联便必须不断地与世界各帝国主义战争。苏联对于这个任务是太软弱了，并且我们应该紧接着补充一句，苏联政府的『和平主义』之唯一可恕的理由，便是这种软弱。
但蒙古问题是日本对苏联战争之极有关系的军事要冲的问题。在这个地域上退兵的界限必须给与严格的划定。
几年前苏联把那在军事上也是极关重要的中东路出卖给日本。那时，共产国际自称这种行动是爱好和平之自愿的表示。事实上，这是迫于软弱而不得不然的行动。共产国际以『民族战线』的政策毁坏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革命。这样便解放了帝国主义的双手。苏维埃政府已把极关重要的军事防线放弃掉，于是日本得以顺利地夺去了华北，并且现在又得以顺利地侵犯外蒙。现在就是瞎子也会看清，抽象的和平主义与出卖铁路并无关系（如果真有关系的话，这出卖只是一种愚蠢的与背叛的行为）；中国革命的被消灭与红军红色舰队无作战预备所形成之不利的力量对比，则是出卖铁路的原因。
现在，就军事上说来，形势已有了明显的进步了：苏维埃政府认为对蒙古问题能够采取一种无条件拒绝的态度。我们当然欢迎苏联在远东地位之加强，并欢迎苏联政府对于日本把冲突扩大而挑起广大持久战争的能力采取更加批评的态度。但我们应该指出，苏维埃官僚们对待自己劳动者虽是非常勇敢的，但遇到帝国主义者的反抗时却容易发生惊恐：小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时是不客气的，但对于大资产阶级却常是敬畏的。
被第三国际所广大宣传的苏联外交政策的正式公式是这样的：『我们不要别国的寸土，但我们也不愿让出我们自己的寸土给别人』。可是在蒙古问题上，与保卫『我们自己的土地』却毫无关系：蒙古是个独立国家。由这个小例子可知，保卫革命并不可以降低为保卫国境。保卫的真正方法在于削弱帝国主义的地位。为要保卫革命的大本营，在不利的力量对比的形势之下，让出许多『寸』的国土给敌人，是不得不然的。如在订布列斯特条约时的情形，及出让中东路时期的一部分情形，就是这样。反之，在工人国家的力量对比是处于有利的地位时，不但道德地帮助别的国家的革命运动是一种责任，而且必要时用武力帮助也是一种责任：解放的战争与解放的革命是不能分开的。
因此，蒙古的经验把以历史的国境作基础之保守的和平主义的意识形态打得粉碎，虽然这个国境被人当作上帝十诫来尊奉。苏联的国界不过是阶级斗争的临时防线。这国界甚而缺乏民族的理由。乌克兰人——聊举一例——就被这国界割裂成两部分。如果遇到顺利的形势时，红军应该去帮助西部乌克兰人使脱离波兰刽子手的蹂躏。这是不难想像的，工农乌克兰的统一，将给波兰与全欧洲的革命运动一大推动。一切的国界都只是生产力的桎梏。无产阶级的任务并不是保持现状，即永远保存这些国界，而是相反的用革命的方法铲除它们，以达到建立欧洲与全世界社会主义联邦的目的。这个国际政策无论是现在或将来才能实现，但是要想使它的实现成为可能的话，苏联便必须从保守官僚的统治下与『一国社会主义』的宗教中解放出自己。
战争的原因何在？
霍华德问战争威胁的原因何在，史大林照习惯答道：『在于资本主义』。于是他引证了『企图瓜分世界所引起』的上次大战。但最当注意的是：当史大林的谈话，从过去说到现在，从模糊的理论回忆说到现实的政策以后，资本主义马上便消失了，并且在它的地位上出现了不能享受和平福利的个别的黑心的集团。史大林答覆战争是否必不可免的问话道：『我认为和平的朋友们的立场已经加强了。和平的朋友们能够公开地工作（！），他们以舆论的力量做后盾，并且他们还可以自由运动一切和平的工具，例如（！），国际联盟。这是和平朋友们的一种财产。……至于和平的敌人们，他们只能在暗地里工作。这是和平敌人们的一种债务。或许就恰因为这一点（？），他们会有一种失望的举动而决意走上军事冒险，也是说不定的』。
由此，我们发现了人类并不是分成阶级，分成互相攻战的帝国主义，而是分成和平的『朋友』与『敌人』，即分成圣徒与罪犯。战争的原因（如不是过去的，无论如何也是将来的战争的原因）并不是养成不可调和的冲突之资本主义，而是『在暗地里工作』的『和平的敌人』之恶意，而法、英、比以及别的奴隶主人们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作他们的工作的。但是恰因为和平的敌人们像恶魔一样地在暗地里工作，他们或许由于失望而会走入冒险。谁需要这种哲学的浆糊呢？它最好也不过是堪供某种老太婆的和平团体之用吧。
像我们从前说过的，法苏协定给与法国的无限保障比较给与苏联的要多。与法国办外交时，莫斯科表现得不坚定，或者更粗俗些说，拉法尔愚弄了史大林。与莱茵地域有关的一切事件都无可争辩地证实：莫斯科如果能更真确地评量时局，则即在这时局变化迅速，经济恐慌继续与国际合离无常而条约被一般人看作『保险』的现时代，它仍能够从法国榨得比较多的严格的保障。可是像我们曾说过的那样，苏维埃官僚与先进工人斗争时所表现的坚定性，较之与资产阶级外交官办交涉时所表现的要大得多。
但是，不论史大林怎样评价法苏协定，从没有那个头脑极简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经否认过或现在在否认苏维埃国家有权利与法国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订立暂时的协定，以为它的巩固取得辅助的支持。但为达到这个目标，丝毫不需要把黑叫白，把血污的强盗们捧作『和平的朋友』。资产阶级便不是这样，试举可叫作新同盟者的法国资产阶级作例：法国资产阶级在与苏联订立协定时，行动表现得很清醒而不感情用事，不浪费任何客气，并且甚而还保持一种警告苏维埃政府的切实而沉重的语气。虽然是痛苦的，但必须说出真实情形。拉法尔、萨劳与他们的同事们为保护资产阶级国家利益所表现的坚定与尊严，较之史大林与李维诺夫为保护工人国家所表现的要大得多。
把世界的强盗们分成和平之友与敌——难于想像一个更恶劣的愚蠢了！人们还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现状』之友与敌：但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现状不是『和平』的组织，而是少数人类不名誉地压迫最大多数人类的组织。现状是在他们的神圣国境以内或边界以外用不断战争的方法来保持着的（如英国之在印度与埃及；法国之在叙利亚；罗克之在法国）。这两个营垒是很不固定的，他们之间的不同，在于有些强盗认为用武器保持现有的压迫与奴化的国境是目前比较好的办法，而别的强盗则愿意马上打毁这种疆界。这种愿望与计划的相互关系是在不断的变动之中的。意大利拥护欧洲的现状，但却不拥护非洲的现状；可是对非洲国境之每一次进攻，马上都影响到欧洲。希特勒所以决定运兵入莱茵区，就是因为墨索里尼对几千万阿比西尼亚人的屠杀已经成了功。我们应该把意大利列入那一类呢——和平之敌人或和平之友？并且法国对意大利所保持的友谊较之它对苏联的友谊要无限的多。此时，英国正在乞求德国的友谊。
『和平的友人们』公开地工作着（谁曾想得到这个！），并且还能自由运用『这种工具，例如国联』。国联之外，和平之友还有什么别的工具呢？显然的，他们还有共产国际与亚姆斯特丹——布来耶尔委员会。史大林所以未说出这些辅助的『工具』，一部分是因为他不大看重它们，一部分是因为它不愿不必要地惊骇他们对话者。但是史大林却把这在众人面前已破产的国联转变成了一个和平的堡垒，各国的栋梁与希望。
要利用法德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毫不需要把资产阶级同盟者或以国联名号暂时遮盖自己的帝国主义的特殊结合理想化。罪恶不在于与帝国主义作某种实际的交涉，而在于苏维埃政府与第三国际不忠实地粉饰了它们的偶尔的同盟者和它们的国联；在于以裁军与『集体安全』的口号欺骗工人；并因此在行动上把自己变成了工人群众中间的帝国主义的政治代理人。
一九一九年列宁所起草的布尔塞维克党的政纲极清楚极简单地答覆了这一切问题。但是现在在克兰林宫中有谁会想到这个文件呢？今天，史大林及其党徒，即对于一九二八年布哈林提出的共产国际折衷政纲也觉得困难了。因此，我们认为把布尔塞维克党的政纲中论到国联与和平之友的问题的几段引下来，是很有用的。这政纲是这样说的：
『各国无产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胜利所给与的日在增长的压迫，将增加剥削者的抵抗，并且在他们方面要产生新形式的资本家的国际团结（国际联盟等等），这种团结一方面以世界规模对于各国人民施行有系统的剥削，一方面则以直接压迫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为主要目的。
『这一切形势不可免地要走向发生个别国家的内战，并发生无产阶级国家自卫与被压迫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革命战争。
『在如此情形下，和平主义、资本主义下的国际裁军、仲裁法庭等等的口号，不但是反动的空想，而且是明白欺骗劳动者，使无产阶级解除武装，迷惑工人使不去完成解除剥削者的武装的任务。』
这种罪恶的工作恰就是史大林与共产国际所进行的：他们在散播反动的空想，欺骗劳动者，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
关于世界革命之『喜剧的误会』
没有人强迫史大林去满足霍华德对于世界革命问题的知识之竭求。如果史大林是以非正式的政府领袖来谈话的（这个在谈蒙古问题时他已经声明了），那他只叫访问者去与底米托罗夫谈世界革命问题好了。但是不然，史大林自己来证明。初看起来，叫人完全不懂他为什么定要以他那粗悍与说起来痛心，对于世界革命的绝不聪明的议论来极残酷地表现他自己呢？但他已被不可控的需要逐驱到光滑的路上了：他必须与过去断绝关系。
关于革命的计划与意向怎样呢？访问的人这样问。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计划和意向』
但是关于……
『这都是误会的结果』。
霍华德：『一种悲剧的误会吗』？
史大林：『不，一种喜剧的，或者是一种悲喜剧的误会』。
就是去读或抄写这几句话也叫人难过，这话是多么不正当，多么卑鄙。这种……智慧要教给谁呢？连和平主义的妇女们也要拒绝它。
史大林问：『如果邻国都真实地巩固了自己，它们还会从苏联人民的主义中看出什么危险呢』？好的，允许我们来问一句，不能巩固自己的国家将怎样呢？可是，这就是事实的真实情形。正因为资产阶级的地位不巩固，所以它害怕苏维埃的主义，不是史大林的主义而是那领导去创造苏维埃的主义。为要安慰资产阶级，史大林又说出了补充的理由：『输出革命是瞎说。每个国家，假如它愿意，它将要完成它自己的革命，如果它不愿意，便不会有革命发生。例如，我们的国家愿意造成革命，我们就造成了它。……』还有许多同样的，自然相合的，漂亮而兼开导式的语调。史大林已从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完全而坚决地转到一国革命的理论了。如果一个『国家』愿意革命——它将造成革命，如果不愿意革命——它将不造成革命。现在，『我们』，举例说，愿意革命，……但在愿意以前，『我们』从别国输入了马克斯主义的理论，并利用了外国革命的经验。在几十年的长期中，『我们』在别国有我们的旅外组织，这组织指导了俄国革命的斗争。为要使各国经验与革命互助之交换有系统而灵活，『我们』在一九一九年组织了共产国际。『我们』不只一次地宣布，胜利国家的无产阶级帮助起来的人民是一种任务——以建议、物质，如果可能还要以武力帮助。这样的一切主张（它们间或是附带着马克斯、恩格斯、列宁、卢森堡、李卜克内西之名的）都写在布尔塞维克与共产国际的最重要的纲领文件上。史大林宣布这一切都是一种误会！悲剧的吗？不，喜剧的。最近史大林宣布在苏联的生活已变成『快乐』的了，这不是无意义的：现在则就是共产国际也由庄重的角色变成一个丑角了。如果革命的国际性真是单纯的显明的『瞎说』，那么它还能成什么呢？
史大林假使不对过去作无力的诬蔑（『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计划和意向』），而相反地拿他自己的政策与已被放进博物馆中的旧『计划与意向』公开对比一下，他一定会给他的访问者以更能见信的印象。史大林最好把我们从旧政纲中引来的上面几段读给霍华德，然后再作近乎下文的简略演说：『在列宁眼中国联是对劳动者施行血的压迫的机关。但在我们看来，它是和平的工具。列宁说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认为输出革命是瞎说。列宁把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斥作背叛。但我们则以全力鞭策法国无产阶级走上这条路。列宁严责在资本主义下裁军的口号是对劳动者的不名誉的欺骗。但我们的整个政策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你们的喜剧的误会』——这可作为史大林的结论——『在于你们把我们当成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继承者，其实我们正是它的掘墓者』。
这样的解释定能消除世界资产阶级的最后一丝的怀疑，并定能确定地建立史大林的政治家的名誉。不幸，他还不敢说这样坦白的话。过去束缚了他，习惯妨害了他，反对派的魔力恐吓了他。我们是帮助史大林的。按照我们的规则，我们对于这个谈话也说出真实的情形。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