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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如何研究马克思
〔俄〕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1936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来庆立 编译
译注：2014年是列宁逝世90周年，世界许多左翼网站都刊发了纪念性文章。爱尔兰马克思主义网站（ireland.marxist.com）重新发表了托洛茨基1936年所写的《列宁如何研究马克思》一文，以资纪念。在有生之年，托洛茨基一直致力于撰写一本回忆列宁的著作，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完成，该文是托洛茨基已经撰写的一些章节，于1936年首次在法国公开发表。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14年第3期
不幸的是，没人告诉我们列宁是如何开展马克思研究的。除了一些非常有限和简单的言论，历史并没有留给我们其他东西。“他整天整天地研究马克思，作摘要、抄段落、记笔记”，雅思涅娃（Yasneva）写道：“要让列宁离开他的工作实在太难了。”
列宁的《资本论》摘要并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希望重构这位“健将”有关研究马克思的著作，而唯一基础就是列宁当时编辑过并得以流传下的研究笔记。高中阶段开始写作时，列宁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首先制订出可行的计划，然后再用争论和适当的引证补充、完成这个计划。在这一创造性的过程中，列宁展现出他所具有的品质——正如拉萨尔曾准确指出的——个人思想的物质力量。
研究，不仅仅是机械式的背诵或创造性的尝试，还包括与之相反的模式：总结他人的著作以揭示其逻辑框架，展示其严密论证过程。在阅读、思考和厘清术语、逻辑结构、辩证转换时，列宁总是充满了兴趣和热情，他在这一道路上艰难前行，总结每一个段落，有时是整整一页。借此，列宁获得了研究结果，也吸取了研究方法，登上了他人体系的无限阶梯并重构了这一体系。这一切都牢牢地嵌入列宁的大脑，并在坚固穹顶般的头盖骨的保护下，如此不可思议地井然有序。
形成阶段
列宁的一生从未远离俄国的政治经济术语，正是在萨马拉时期，他吸收并详尽阐述了这些理论。这并非由于固执，尽管智识上的固执是列宁最明显的性格特征，而是因为很早之前他就逐渐习惯于通过严谨思考作出选择，并仔细考虑每个术语的所有方面，直到这些概念的整体与他的意识融为一体。
在流放萨马拉和阿拉卡耶夫卡时期，《资本论》的第一卷和第二卷是列宁的基本指南。那时第三卷还没有出版，年迈的恩格斯刚刚整理出马克思艰深的手稿。列宁深入研究了《资本论》，他每次阅读都能发现新的理念。正如列宁后来常常说的，早在流放萨马拉时期，他已经学会了和马克思“一起探讨”问题。
面对大师的著作，鲁莽和戏谑自动远离列宁这种最具虔诚态度的精神世界。跟上马克思的思想进程，感受那极为诱人的力量，在不经意的断语和言论中发现推论，每次都能进一步坚定他对马克思批判中的真理性和深刻性的信念，以最虔诚的态度躬谢这位天才。对列宁来说，这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必需，而且成了一种快乐。马克思绝不会再拥有这样一个忠实并与其和谐相融的读者，也不会再拥有一个更好、更具洞察力并满怀感激之心的门徒。
弗多索夫（Vodosov）写道：“对列宁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信念，而是宗教。在列宁那里，人们感受到的是一种超越纯粹科学方法的信仰。”对于一般人来说，只要一种社会科学还有让人们继续犹豫不决的余地，那么它就配不上“科学”这个称谓。更为确定的是，和弗多索夫一样，乌里扬诺夫能够证明，他“深深地对所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见感兴趣，并反思这些意见”。但他这么做“不是为了寻找真相”，只是为了揭露这些反对意见的错误，“而这恰恰是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所深信的”。
以下描述蕴含着真实的成分，也就是说，乌里扬诺夫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其视为先前人类思想完整进化的成熟产物；既然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高度，他也就没有必要退到一个更低的水平；他全力捍卫那些他一直思索并不断验证的观点；他始终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自以为是的无知者和博学的庸才希望用一种貌似更可接受的理论替代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努力。
在科技或制药这类领域，循规蹈矩、浅尝辄止、繁文缛节会很容易招致人们的质疑。但是，在社会学领域，这些行为往往在自由科学精神的掩饰下纷纷涌现出来。对于那些将理论仅仅视为智力玩具的人来说，很容易从一个发现转到另一个发现，抑或更容易满足于对不同发现碎片的一种聚合。然而，列宁更加严格、更加严密，也更为正常，在他看来，理论就是行动的指南。上流社会的怀疑论者也许可以泰然自若地对医药进行冷嘲热讽，但是外科医生就不能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科学环境中。所以重要的是，革命者需要理论指导行动，而更加重要的是，革命者需要捍卫理论。列宁不信任涉猎浅薄者，也更讨厌庸医骗子。对于马克思主义，他最看重的是严格的纪律及其方法的权威性。
1893年，沃龙佐夫（Vorontsov）和丹尼尔逊（Danielson）撰写了他们最后一本书，这两位民粹主义经济学家无比坚定地认为，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而那时俄国资本主义正准备进行跃进式发展。当时日益衰落的民粹主义者不可能像这位在萨马拉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聚精会神地阅读理论家们的迟缓理论发现。列宁必须了解自己的对手，不仅仅是为了反驳他们的著作。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寻找斗争的内在确定性。的确，他以辩论的精神考察了现实，并将当时所有论战的矛头指向了仍然残存的民粹主义；但是，对于这位未来27卷论战性著作的著作者来说，没有谁比他更不屑于以纯粹论战本身为目的了，他必须了解现实生活。
列宁越了解俄国革命问题，越熟悉普列汉诺夫，就越尊重普列汉诺夫的批判性著作。目前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历史（如普列汉诺夫）的篡改，在这一主题上花了大量笔墨：“在俄国土地上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受流亡者组织和普列汉诺夫任何直接影响而自发产生的”——还应该再加上一句，即不受马克思本人影响，因为马克思也是地道的流亡者。他们将列宁称为俄国本土“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正是从这种马克思主义中产生了后来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将马克思主义的自发诞生看作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反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意歪曲。经济进程不能在本土无知的“纯粹”意识中得到反映，它只能在历史意识中得到表达，并为人类所有历史成果所丰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之所以可能在19世纪中期产生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因为辩证法，这一德国古典哲学的成就就在手边，仅仅是因为英国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仅仅是因为在大革命后，法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学说的蓬勃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伊始就从本质上具有国际性特征。伏尔加河流域富农力量的增长和乌拉尔河流域冶金工业的发展绝不足以单独带来完全相同的科学结果。劳动解放社在国外的诞生并非偶然：俄国马克思主义首先并不是将其未来曙光看作是俄国资本主义的自发产物，就像甜菜作物以及棉纺织业一样（即使是对于棉纺织业来说，机器还得进口），而是看作俄国革命斗争的全部经验和西方诞生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复合体。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在普列汉诺夫所奠定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精神上的乞儿又是如何“赞扬”列宁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列宁的历史贡献，没有必要再描写列宁的早期岁月——他是如何用自己的犁躬耕俄国的处女地。叶利扎罗娃（Elisarova）机械地模仿卡梅涅夫（Kamenev）等人写道：“不存在现存的详尽著述。对于列宁来说，重要的是研究原始资料，并从中得出自己的推论。”对列宁自身严肃且谨慎的科学精神来说，最大的攻击莫过于认为他不重视其前辈和导师这个观点了。而且，在19世纪90年代初俄国马克思主义没有形成详尽著述也不符合事实。
在那时，劳动解放社的出版物已经构成反映当时新趋势的简单版百科全书。在同俄国知识精英的偏见进行长达六年的英勇辉煌的斗争后，在1889年巴黎社会主义世界大会上，普列汉诺夫声称：“俄国革命运动胜利的唯一前提就是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对我们来说，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方式。”这些话从整个前述时代中概括出了最重要的一般性结论，也正是基于这种“流亡者”的普遍化，列宁继续在伏特加河流域研究学习。
弗多弗索夫（Vodovosov）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列宁过去常常带着深刻的感情谈及普列汉诺夫，尤其是谈及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弗多弗索夫能在时隔30年之后回忆起这个片段，可想而知，列宁当时是多么生动地表达他的感情。《我们的意见分歧》的力量，主要在于它将革命政策同唯物史观和俄国经济发展分析紧密联系起来。乌里扬诺夫在萨马拉发表的第一个反对民粹主义的声明，就与他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创立者的著作的热情评价密切相关。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最感谢的就是普列汉诺夫。
1922年末，当提及19世纪90年代初的发展时，列宁写道：“就在这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趋势开始扩展之后不久，西欧就呈现出沿着社会民主主义方向前进的动向。”这几句话概括了整个一代人的发展历史，也包含了一部分列宁对自己的回忆。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历史学说出发，在远远超越俄国知识阶层的劳动解放社思想的影响下，列宁成为一名社会民主党人。
在喀山萨马拉和阿拉卡耶夫卡时期，列宁认为自己只是小学生。但是正如伟大的画家在他们青年时期所展示的独立画法，甚至年迈的大师也会临摹其画作那般，列宁在“学徒”时期就呈现出如此思想和创造活力，以致很难区分哪些是他从别人那里汲取的，哪些是他自己创造的。但在萨马拉的最后岁月，这种区分逐渐变得明晰：学徒逐渐变成了独立的研究者。
历史性的争论
与民粹主义者的争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当前发展领域，或者说过渡到评价资本主义在俄国是否继续发展这一问题上。显示工厂烟囱和产业工人数量的图表以及那些反映农民阶级内部区别的图表，呈现出某种特殊意义。为了判定这一进程的动力，有必要将历史和现实的数据进行对比。因此，经济统计成了科学中的科学。一个个数据柱就成了破解俄国命运俄国知识阶层和俄国革命之谜的钥匙。即使是俄国军方在进行周期性战马普查时也会要求回答：谁更强大，卡尔·马克思还是俄国农村公社？
普列汉诺夫早期著作的统计数据也许并不丰富：对乡村经济研究具有重大价值的地方自治会（Zemstvos）的统计数据，也仅仅在19世纪80年代有所发展；而且，当时包含这些数据的出版物对于那些几乎与俄国隔绝的流放者来说，是很难接触到的。虽然如此，普列汉诺夫还是非常准确地指出了科学工作应该以统计数据为基础这一基本方向。新学派的早期统计学家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走的。郝威奇（M．A．Hourwich），一位俄国出生的美国教授在1886年和1892年发表了两篇有关俄国公社的文章。列宁对其评价甚高，并将其用作模型。由此也可以看出，列宁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承认其前辈工作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