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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自保的恐怖
托洛茨基
1935年11月2日
何伟 译
译注：《官僚自保的恐怖》以《官僚道路上激增的镇压》（Increasing Oppression the Path of the Bureaucracy）为题登载于1935年11月2日的《新战士报》。后收入在《托洛茨基文集：1935-1936》（探路者出版社，1970）。
塔罗夫同志的信是我们的一份非同寻常的文件。塔罗夫是一位苏联技工，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现在当然已被逐出苏联[1]。早在1928年，塔罗夫就因“左翼反对派”的罪名而被捕；他被流放了三年，在严酷的单独监禁的情况下坐了四年牢，随后又流亡了几个月。
塔罗夫犯下了什么样的反革命罪行呢？早在1923年他就坚持这样一种思想，那就是十月革命创造了可以进行远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的工业化的机会。他和其他的塔罗夫们一起发出警告，反对把一切赌注都压在富农身上的政策，这种政策会危害整个苏维埃制度。他要求主要依靠贫农，系统地把农村经济集体化。这就是他在1923年至1926年间犯下的主要罪行。他比统治集团的上层更有洞察力，更有远见。无论如何，这就是塔罗夫为其承担责任的那个派别的罪行。
1926年，所有的塔罗夫们都要求苏联工会断绝同英国工会总委员会的政治友谊，后者正在背叛矿工的罢工和总罢工：因为这件大功，总委员会的首脑、斯大林和托姆斯基的前盟友西特林（Citrine）在周年纪念日被英王陛下封为爵士[2]。1926年，塔罗夫和其他列宁主义者一起抗议“工农民主政权”这一斯大林主义理论——这个理论强迫波兰共产党支持毕苏茨基的政变。但是塔罗夫的罪行并未到此为止。作为一名国际主义者，他特别关心中国革命的命运。他认为克里姆林宫做出了罪恶的决定：强迫年轻而英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服从其纪律[3]；而且还允许纯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以“同情”组织的资格参加共产国际。后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布哈林从莫斯科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熄灭农民的土地运动，以免“吓跑”蒋介石和他的军官们[4]。塔罗夫和其他的列宁信徒认为，这个政策是对革命的背叛。
塔罗夫们还犯过其他一些类似的罪行。从1923年起，他们要求开始制订五年计划[5]； 1927年，当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终于出台时，所有的塔罗夫们都认为不应当像政治局所做的那样，把工业的年度增长率定为5%—9%，而应当是这个数字的两到三倍。确实，这一要求后来实现了。但是由于塔罗夫们因富有远见而揭露了上层统治集团的落后，所以犯下了危害革命（即官僚的威信）之罪。
塔罗夫们密切关注工人阶级中的青年。在他们看来，应当给青年提供独立思考、学习、犯错和自立的机会。革命的领导人变成了滥施体罚的军士，他们对这一事实提出了抗议。他们预见到，这样用兵营的方式扼杀青年，必然导致道德堕落、露骨的流氓习气和逆反情绪的增长。这些警告都被扣上了这样的帽子，说是企图唆使新一代人对付老一代人，发动反对“老近卫军”的叛乱——而这个“老近卫军”已经遭到诽谤、消灭和监禁，或者被斯大林在他的禁卫军的帮助下搞得士气低落。
这些就是塔罗夫的罪行。对此我们必须补充一点：包括塔罗夫在内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从未试图通过暴力手段去强行推行自己的主张。他们没有号召发动反对官僚的起义。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在试图并希望说服党。起初，他们为争取赢得让全党了解自己的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而斗争。但是，因世界无产阶级的失败而赢得独裁统治的官僚并不是拿论据的力量、而是拿格伯乌的武装支队来对付列宁主义反对派[6]。1928年，热月分子镇压了反对派，逮捕了数千人，塔罗夫就是其中的一员[7]。然后他被流放了三年多，坐了将近四年牢。从他现在提供的这个简短的记事中，读者可以了解这些监狱里的情况：虐待，体罚，十四天的绝食折磨，招来的却是强迫进食和新的虐待。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先于斯大林提出了集体化问题，因为他们及时对同蒋介石和后来的沃尔特·西特林爵士结成背叛性联盟的后果提出了警告……
随后又是一个晴天霹雳：希特勒掌握了德国政权。共产国际的政策为他扫清了道路。希特勒翻身上马的时候，为他执鞭坠镫的首先就是斯大林。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所有粉饰之辞都不能洗刷自高自大的领袖们犯下的这一历史罪行的污点。斯大林集团对那些及时预见并作出警告的人更加恨之入骨。身陷囹圄的列宁主义者被迫用自己的骨头偿还这一集无知与背叛于一身的致命政策：正是这种结合构成了斯大林主义的本质。
纳粹主义的胜利让塔罗夫忧心忡忡，他向莫斯科当局提出了下述建议：他宣誓放弃反对派的活动，然后恢复他塔罗夫的党籍，作为一名严守纪律的战士参加对抗法西斯主义危险的斗争。
不难解释塔罗夫这一行为的心理原因。对一名革命者来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当帝国主义反动派接二连三地攻陷无产阶级堡垒的时候，自己却被缚住了手脚。但是塔罗夫的政治建议是双重不现实的。首先，不加批判地支持斯大林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归根结底是帮了法西斯主义的忙——过去十二年的整个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第二，塔罗夫的建议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不会被官僚采纳。只要还有一个列宁主义者在无私地、勇敢地在大庭广众之下履行委派给他的任务，不去公开放弃和唾弃布尔什维主义的优良传统，就能够默默地驳斥“托洛茨基主义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先锋”这一神话。这个愚蠢的神话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不得不每天都靠外力支撑着。此外，如果塔罗夫成功的话，必定会有人步他后尘。这是不能允许的。那些仅仅宣布不再公开表达自己观点的勇士还不能被允许入党——不，他们必须放弃自己的思想，而且一并放弃自己的思考权。他们必须唾弃那些已被整个事变进程证实了的观点。
斯大林主义制度不能包容一名准备顺从地工作、但拒绝撒谎的革命者，这最好不过地表明了这个制度的特征，它的内部腐化和欺骗。不！斯大林需要变节分子，在变节分子之下，他还需要那些随时准备无耻地颠倒黑白的人，需要那些煽情哭丧的人，这些人事实上满脑子都是食品券、汽车和渡假区的别墅。党和国家机器就是被这些骗子手、两面派和堕落之徒把持着。这些人是不可靠的，但却是必不可少的：官僚专制与工人国家的经济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它特别需要骗子手来对付一切事物。
因此，塔罗夫重新参加官方“党”的尝试彻底失败了。塔罗夫走投无路，只好逃出苏联。他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经验是苏联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极其宝贵的教训。站在第四国际旗帜下的这些组织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从塔罗夫事件中得出了一个崭新而明确的结论。《公开信》写道：“统治集团通过迫害、诬陷和血腥镇压的方法，企图把任何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征兆消灭在萌芽状态。真正的列宁主义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苏联一样遭到如此野蛮的迫害。”
乍看起来，这几句话似乎有些夸张：列宁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不是也遭到了无情的迫害吗？实际上《公开信》没有任何夸张之处。在法西斯主义国家，列宁主义者是和政权的其他敌人一起遭到迫害的。众所周知，希特勒最最仇恨的是党内反对他的“左翼”战友，这些人使他想起了自己的过去。[8]斯大林主义官僚把同样野蛮的暴行发泄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这些真正的革命者身上，后者象征着党和十月革命的传统。
应当从塔罗夫同志的事件中得出的政治结论是很清楚的。今天还在想着“改良”或“改造”苏联共产党，那就是彻底的精神错乱。一架首要目的就是把无产阶级夹在铁钳之内的官僚机器是不可能用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在革命的英雄时期，革命恐怖是觉醒的群众用以对抗压迫者的武器，是无产阶级统治的直接防卫措施，现在它已经完全被官僚冷血无情的、充满恶毒的恐怖取代了，它就像一头发疯的野兽一样厮杀着，目的是保住自己的地位、美差和无所顾忌的独裁统治，来对抗无产阶级先锋队。正因为此，斯大林主义在劫难逃！
1889年2月20日，恩格斯给考茨基写了一封真正值得注意的信（直到最近才发表），论述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信中写道：“至于谈到恐怖，那么，在它具有意义时，实质上就是战争措施。阶级或唯一能保证革命胜利的阶级的派别集团，通过恐怖不仅保持住政权（在把叛乱镇压下去以后这是起码的），而且保证自己有行动自由，能无拘无束，有可能把力量集中在决定性地点，集中在边境上。[9]”但是一旦边境安全因军事胜利而得以保障，在偏激的公社（它打算用刺刀给其他人民带来解放）被消灭以后，作为一种革命武器，恐怖寿限已过。确实，罗伯斯比尔当时处于他权力的最高峰[10]；恩格斯说，但“从那时起，对他来说，恐怖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着重体是恩格斯用的）
这段话简洁而深刻，所以值得注意。这里无需详述现在和过去时代的差别：这是众所周知的。同样清楚的是罗伯斯比尔和斯大林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的区别：前者在最关键的时期战胜了国内外的敌人，保证了革命的胜利；但是在俄国，这项工作在列宁的领导下已经完成了。斯大林只是在这一时期落幕之后才走上前台的。他是官僚热月的活化身。在他手中，恐怖首先是用来摧毁党、工会和苏维埃，并建立个人独裁的工具，缺乏的只是……一项皇冠。恐怖完成了自己的革命任务，已经变成了篡夺者自保的武器，用恩格斯的话说，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
产生于官僚实行集体化的手段的那些毫无意义的兽行，和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优秀分子进行的卑鄙的报复和暴行，不可避免地会激起愤怒、憎恨和复仇的热情。这种气氛造成了青年当中的个人恐怖主义情绪。因无耻而著名的乌克兰的小波拿巴S.科肖尔[11]不久前说托洛茨基“在报纸上号召暗杀苏联的领袖们，”同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如果你愿意的话，已被叶努基泽案件证实——直接参与了暗杀基洛夫的准备工作。鉴于读过托洛茨基著作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搞清楚托洛茨基有没有号召“暗杀苏联的领袖们”，那么这就足以揭穿科肖尔的谎言中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那一部分。我们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正在“拉脱维亚领事”和“弗兰格尔军官”的帮助下伪造一些文件[12]。波拿巴制度的科肖尔之流依然能够迫害、绞杀和枪毙大批无罪的革命者，但这并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他们的恐怖是历史上的一种荒谬的东西。它将会和它的组织者一起被清扫干净。
我们号召暗杀苏联的领袖们了吗？自我神化的官僚们可能真诚地幻想着自己在创造历史，但是我们并不赞同这种幻想。斯大林并未创造机关。是机关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斯大林。日丹诺夫取代了基洛夫，这对事态没有造成任何改变[13]。供群众消费的商品严重不足，但形形色色的科肖尔们却不计其数。他们彼此之间身高相差一厘米左右，腰围也只相差数厘米。仅此而已！在一切别的事情上，他们都和写给斯大林的颂辞毫无二致。如果斯大林本人被卡冈诺维奇之流取代，那么和日丹诺夫取代基洛夫一样，也不会引起什么改观[14]。但是某个卡冈诺维奇能够拥有足够的“权威”吗？不用为此担心；所有的科肖尔之流——第一个、第十五个和第一千零一个——将会立即通过官僚的传送带赋予他必要的权威，正如他们以前创造了斯大林的“权威”一样，这也是他们自己的、实现其漫无控制的统治的“权威”。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看来，个人恐怖是如此可悲和虚弱。不，我们并非没有学过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仅苏联官僚的命运，而且整个苏维埃政权的命运都取决于世界历史范围内的因素。只有国际无产阶级取得胜利，苏联无产阶级才能恢复自信。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团结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之下。在苏联，也必须谨慎地、但是坚定地为这面旗帜展开斗争。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里，却存在着专制官僚，这种历史荒谬不能、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已经完成三次革命的无产阶级将会再次抬起自己的头来。但是官僚的“荒谬”不会抵抗吗？无产阶级会找到一把足够大的扫帚。我们会帮助他们。
1935年9月6日
注释：
[1] A.塔罗夫（1898—1942）是出身于高加索的亚美尼亚的一名工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参加过国内战争。1927年，他以反对派分子的名义被驱逐出党，流放到西伯利亚。他最初逃到伊朗，后来到达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作为亚美尼亚抵抗组织的一部分参加作战，后被纳粹分子杀害。他的信用英文刊登于1935年10月9日的《新战士报》。
[2] 1925年5月，英国和俄国的工会领导人成立了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以实现工会的统一，并同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斗争。委员会的英国部分有工会代表大会（英国劳工联合会）总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把这当作一种策略，来保护自己免遭左派的批评。在5月份工会代表大会号召的总罢工之前和期间这一紧张时期，这一策略对他们同英国矿工罢工保持团结尤为有用。甚至当总委员会背叛了总罢工的时候，俄国人还抓住英俄委员会不放，直到英国人在1927年9月退出之后，统一委员会才瓦解了。沃尔特·西特林爵士（1887—1983）是英国工会代表大会1926至1946年间的秘书长。米哈伊尔·托姆斯基（1886—1936）是一名右翼布尔什维克，曾反对1917年的十月起义。苏联工会首脑，政治局成员，在20年代中期和斯大林过从甚密，尤其是在英俄委员会的问题上，后来参加布哈林领导的右翼的反斯大林斗争。莫斯科大审判时期自杀。
[3] 1925年至1927年的中国革命因中国共产党人按照莫斯科的命令加入蒋介石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并把革命隶属于他们同国民党的这一联盟的利益而被粉碎。
[4]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1890—1986），斯大林的早期支持者，1920年起是中央委员会成员，1930年至1941年是人民委员会主席，1939年起继李维诺夫担任外务部长。1957年，他因反对“去斯大林化”而被赫鲁晓夫清除出领导阶层。蒋介石（1887—1975），1925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时期的右翼军事领袖，1927年4月对上海共产党人和工会成员发动血腥屠杀，之前一直被斯大林分子奉为伟大的革命家。他一直统治着中国，直到1949年被推翻。
[5] 苏联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于1928年，找算温和加速工业增长，对农民采取一种犹豫不决的政策。突然政治局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号召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由之产生的加速和强制农民集体化导致了一个经济混乱和居民异常困难的时期。
[6] 格伯乌（GPU）是苏联政治警察的名称缩写之一，其他名称有契卡、NKVD、MVD、KGB，但格伯乌（GPU）是最常使用的。
[7] 1794年热月是法国新历中的一月，该月，革命的雅各宾分子被革命的反动一翼推翻，不过还没有走到恢复封建制度这一步。托洛茨基用这一术语作历史类比，来说明保守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在国有化了的财产关系的范围内夺取了政权。
[8] 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发动“血腥清洗”，扫除了纳粹党内潜在的反对分子和其他一些德国资产阶级集团。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465页。
[10]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1758—1794），从1793年起是法国政府中的雅各宾领导人，直到热月9日被反革命推翻，后被斩首。
[11] 斯坦尼斯拉夫·科肖尔（1889—193？），20年代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于1930年成为政治局成员。1938年被解除一切职务，不久在大清洗中失踪。
[12] 这指的是斯大林派策划的两次阴谋。在1934年的基洛夫谋杀案中，一个拉脱维亚领事被指控“为托洛茨基传递信件”。1927年，格伯乌把一个密探安插进了左翼反对派内部，这个密探曾在弗兰格尔的白军中当过军官。斯大林借此指控左翼反对派“从事反革命活动”和“同帝国主义勾结”。
[13] 安德列·日丹诺夫（1896—1948），1923年起是斯大林的盟友，基洛夫被暗杀后，于1935后继任列宁格勒党组织的秘书，1939年起是政治局成员。后神秘死亡。
[14] 拉扎尔·卡冈诺维奇（1893—1991），1938年至1939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1924年起为中央委员会成员，1930年起为政治局成员。1934年起任共产党监察委员会首脑，负责清洗。1950年代赫鲁晓夫掌握苏联领导权后，他被当作“反党分子”解除了一切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