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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xemburg and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卢森堡和第四国际
托洛茨基
1935年6月24日
向东 译、赤心 校
〔说明〕原文写于1935年6月24日。最初发表在《新国际》（ New International）1935年八月号，第二卷第八期。
法国和其他地方正在努力建立一个所谓的卢森堡主义，作为左翼中派主义者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战壕。这个问题可能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有必要用一篇更为广泛的文章讲讲真正的和所谓的卢森堡主义。在这里我只想谈谈这个问题的基本特征。
我们不止一次保卫罗莎·卢森堡，反对来自斯大林及其官僚的无耻和愚蠢的歪曲。我们将继续这样做。我们这样做，不是出于感情上的考虑，而是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要求。然而，我们对于罗莎·卢森堡的保卫并不是无条件的。罗莎·卢森堡教义的薄弱环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暴露无遗。社会主义工人党人[1]及其族亲们（例如那些浅薄的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文化”：法国斯巴达克斯[2]、出现在比利时的社会党学生期刊、通常也有比利时《社会主义行动》[3]期刊等）只利用那些在罗莎身上根本不起决定作用的弱点和不足。他们最大限度地概括和夸大这些弱点，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一个完全荒谬的体系。这里的悖论之处在于斯大林派在没有承认甚至理解的情况下，也在他们最近的转向之后在理论上走近了被夸张的卢森堡主义的消极面，就更不用说那些社会民主阵营中的传统中派主义者和左翼中派主义者了。
不可否认的是，罗莎·卢森堡冷静地将群众行动的自发性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自我陶醉式保守政策相对照，特别是在1905年革命之后。这种对照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很早于列宁，罗莎·卢森堡就抓住了僵化的党和工会组织的阻碍性质，并开始与之斗争。因为她指望阶级冲突会不可避免地加剧，她总是预言必将会出现群众自主地朴素地反对官僚们的意愿和路线方向。在这些广泛的历史轮廓中，罗莎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1918年的革命是“自发的”，即它是群众违反党官僚的所有规章和所有防范措施而完成的。另一方面，整个德国随后的历史充分表明，仅依靠自发性远不足以取得成功；希特勒政权是反对自发性灵丹妙药的有力论据。
罗莎本人从来没有局限于纯粹的自发论，比如像帕尔乌斯那样，他后来用他的社会革命宿命论换取了最令人厌恶的宿命论。与帕尔乌斯形成对比，罗莎·卢森堡致力于预先教育无产阶级革命派，并尽可能在组织上使其团结起来。在波兰，她建立了一个非常严格的独立组织。最多只能说，在她对工人运动的历史哲学评价中，先锋队的预备性选择对于罗莎来说不像预期的群众行动那样重要；而列宁则没有用未来行动的奇迹来安慰自己，而是利用一个明晰界定的纲领以合法的或非法的方式、在群众组织中或是地下活动中，不断地、不知疲倦地将那些先进工人焊接成牢固的核心。
罗莎的自发论是反对僵化的改良主义机构的有力武器。尽管可以肯定还处于萌芽阶段，它还是显示了它的反动特征，因为它常常被用来反对列宁建立革命机构的工作。对罗莎本人来说，这只是偶然发生的。她在革命意义上过于现实，以至于无法将自发论的要素发展成一种完美的形而上学。在实践中，如前所述，她本人的每一步都在破坏这一理论。1918年十一月革命后，她热诚地开始了组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工作。尽管罗莎在监狱里写作的、从未由她自己出版的苏维埃革命手稿[4]在理论上非常薄弱，但根据罗莎随后的工作可以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即她一天比一天更接近了列宁在理论上明确界定的关于自觉的领导和自发性的概念。（肯定是这种情况导致她没有公开自己的反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手稿，这份手稿后来被极为可耻的滥用了。）
让我们再次尝试将自发的群众行动与有目的的组织工作之间的冲突应用到当前的时代。世界大战以来，所有文明国家和半文明国家的劳苦大众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力量和无私的代价！人类以往历史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在这一点上，罗莎·卢森堡相对于市侩、打手和埋头直行的自我陶醉式官僚保守主义的傻瓜们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正是这些不可估量的能量浪费，才构成了无产阶级在法西斯主义成功前进中大倒退的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世界的形势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所决定的。工人运动的领域今天仍然被破产的旧组织的巨大残余所拖累。在无数的牺牲和失望之后，至少大部分欧洲无产阶级已经退缩到了自己的外壳里。它从痛苦的经历中，有意识地或半有意识地吸取了决定性的教训：伟大的行动需要伟大的领导。在当前事务上，工人们仍然将选票旧投给旧组织，但仅限于他们的选票而决不是他们无限的信心。另一方面，在第三国际惨痛崩溃之后，要想让他们对一个新的革命组织充满信心，就要困难得多。无产阶级的领导危机正在于此。在这种情况下，与有目的地选拔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的干部相比，唱一首关于不确定的未来群众行动的单调歌曲的行为意味着从事一项彻底的反动活动。这正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所在。
当然，一个老派的左翼社会主义工人党人[5]可以召唤起自己马克思主义者的追忆以阻止自发论的野蛮狂潮。这些纯粹书面的保护措施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迈尔斯[6]（和平方案的可爱的缔造者和《青年公报》法文版文章的同样可爱的作者）的学生们叫嚣着即使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行列中也算是最无耻的有关自发性的谰言。施瓦布[7]的实用策略（狡猾的“不言而喻”以及对未来群众行动和自发的“历史进程”的永恒慰藉）也意味着对被彻底扭曲和篡改的卢森堡主义的战术利用。而在“左翼分子”、“马克思主义者”未能公开打击他们所在党的这种理论和实践的情况下，他们的反迈尔斯文章就具有了寻找不在犯罪现场证明的理论性质。当一个人蓄意参与犯罪的时候，这样的不在场证明就真的变得很有必要了。
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当然不能用抽象的公式来克服。这是一个极其枯燥的过程的问题。但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历史”过程即不是意识活动的客观前提，而是一系列不间断的思想、政治和组织措施，目的是将世界无产阶级的最优秀、最自觉的分子融合在纯洁的旗帜下，这些分子的人数和自信心必须不断得到加强，他们同广大无产阶级的联系必须发展和深化——一句话：在新的、极为困难和艰巨的条件下，恢复无产阶级的历史领导地位。最新的自发困惑论者几乎没有权力提及罗莎，就像那些可怜的共产国际官僚没有权力提及列宁一样。撇开已为事态发展所克服了的琐事不谈，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我们为第四国际所做的工作置于“三个L”的标志之下，即不仅在列宁的标志下，而且也在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标志下。
注释：
[1]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成立于1931年，由左翼社会民主人士和前右翼共产党人合并而形成的德国中派主义团体，其中一些领导人曾短暂支持托洛茨基在1933年倡导的新国际; 其大部分成员最终回归社会民主党——编者
[2] 法国斯巴达克斯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左翼中一个支持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派主义小团体。
[3] 比利时《社会主义行动》是比利时工党左翼的刊物。
[4] 即卢森堡在狱中所写的《论俄国革命》，1922年由保尔·列维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书名是《俄国革命——评判的评价》。
[5] 《托洛茨基文集1935-36》中这一人被换成保尔·弗勒利希（Paul Froelich,1884-1953）,他曾参与德共右翼反对派，1932年领导一支少数派加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二战后，回到西德，加入社会民主党。他写了卢森堡传
[6] 本名Walter Loewenheim，德国一个小中派主义组织（1931年起叫做新开始）的领导，希特勒上台后在社会主义工人党流亡者圈子内，有一些影响。
[7] 吉姆·施瓦布，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9年因支持共产主义右翼反对派被开除出党。1932年离开右翼反对派，1939年成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巴黎的流亡者委员会领导人。二战后回归斯大林主义，在东德政府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