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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法国工人的一封公开信
——史大林的背叛与世界革命
托洛斯基
（1935年6月10日）
来源：《斗争》杂志1936年第1期第4-5页。录入者：阿芬
说明：按刊载的原译文打字。如“史大林”等译名不作改动。文中有时用“布尔塞维克”，有时又译为“布尔雪维克”。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今天要离开法国了，这件事最后尽我能够把我的情形公开陈述给你们：在我居留在法国这期间，我是被判定着必须保守沉默的。
两年前，达拉第的“左派”政府，在它的蜜月的几星期内，允许我在法国居住，并可以享受别的外国人所享受的一切权利。但事实上，我不许住在巴黎，并且我立刻发现我是在警察的严厉监视之下。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以后不久，内政部长萨尔鲁在报纸上凶猛地煽动之后，即签发命令驱逐我出法国。但找不到允许我去住的外国政府。这便是直到现在那驱逐令才发生效力的唯一原故。经过国家保安处的传达，我被准许居住在某地方，在警察严厉监视下的一个小村子里。因此，在我去年在法国暂住的期间，我是和外部世界相隔绝的，隔绝的程度比较我在基马尔的警察监视下住在土耳其的普伦基堡岛上时还要厉害。这样的，激进党政府的入境许可证变成为一种特殊的圈套了。
我决不想抱怨第三共和的政府。那些最“民主”的部长们，恰和最反动的部长们一样，是以保持资本主义的奴隶制为他们的任务的。我是革命党的一个党员，这党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的的。从这样不可调和的冲突中必然要产生斗争，和斗争的一切后果。这里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呀！
但如果我可以叫你们注意到像我在法国居住状况的这样小事情。那只是因为这个插话是与共产国际的政策有极密切的联系的，这国际今天已变成工人阶级历史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了。
两年前，人道报每天都反复着说：“法西斯的达拉第所以邀社会法西斯的托洛斯基到法国居住，为的是想借他的帮助去组织对苏联的军事干涉。”有不少的忠诚而朴素无知的人都相信了这一胡说，正如一九一七年春天几百万的俄国农民、兵士甚而工人都相信了克伦斯基所捏造的，说列宁与托洛斯基都是“德皇威廉的奸细”的胡说一样。人们不应该埋怨未受教育的被骗的民众——应该来启发他们。但人们却可以而且应该埋怨那些有知识而故意传播谎语与谰言以愚弄劳苦群众的棍徒。这些有知识的棍徒即是所谓共产（？！）党的领袖们：嘉兴、杜来兹、维兰古社里叶、邬克罗等等。
今天，谁都知道，这些先生们已经和那“法西斯”的达拉第组织了一个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自称共产主义者的史大林派，已经完全不再谈法国帝国主义干涉苏联了。反之，现在他们希望从法国资本家与苏联官僚的军事联盟里得到和平的保障。由于史大林的命令，今天嘉兴杜来兹之类正在号召法国工人拥护他们那国民军事主义，即拥护阶级压迫与殖民地奴化的工具。这些造谣诽谤者已经迅速地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自己了。昨天他们还诽谤我和达拉第联合，说我是法国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但今天他们自己却真的和达拉第、赫礼欧与拉伐尔订立了同盟，并还躲到法国帝国主义的战车里想保护自己。
现时，诽谤造谣的先生们正在说（举例，看比利时史大林派的报纸），托洛斯基的政策与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的政策不是替赫礼欧和达拉第服务，而是替希特勒服务，这就是说，不是替法国帝国主义而是替德国帝国主义服务。但是这种新的诽谤里却响着过于陈旧的听熟了的曲调。在帝国主义大战时，因为我采取一种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立场，社会爱国主义者诸先生们，莱诺德、范第文、塞维拉和嘉兴等，都攻击我“帮助”德国的军国主义而反对法国的民主主义。就因为这个理由，白里安马尔维政府在一九一六年驱逐我出法国。并且在同时期，老资格的嘉兴“为了法国民主主义的利益”，即接受帝国主义政府的训令，送金钱给莫索里尼作为宣传费以鼓励意大利参战。这一切事实都不断记载在报纸上，并且也是很容易证实的。嘉兴对于这事实也从没有企图否认过。
现在，嘉兴又在从事于那在帝国主义大战中很污辱了他的社会爱国主义的工作。嘉兴之后跟随着其他法国共产（？！）党的全体领袖。这些人不是革命家，而是机械的执行者。上报命令他们做什么他们即做什么。只有马尔第在某一时期曾表现得算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他的过去是值得尊敬的。但共产国际的环境，也已经设法在腐化他。
为证明他们转向社会爱国主义是正当的，这些绅士们就呼救于“保护苏联”的必要。但这个论据是完全错误的，大家都知道，就是那“国民自卫”的理论也只是一种面具，用这面具，剥削者去遮盖他们那为战利品的抢劫贪欲与流血争夺，并把他们自己的国民变成炮灰。但是，如果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平素都主张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永不能并且也永不要保护它自己人民的真实利益，那么，现在我们怎能又忽然相信它是能够保护苏联的真实利益的呢？是否有人还能一刻怀疑，一遇到便利的机会时，法国帝国主义将要动员它的一切力量去推翻苏联的社会主义化的财产制，而恢复那里的私有财产制呢？如果真实情形是这样，那么，只有工人阶级的骗子们才能够粉饰他们自己的军国主义，直接或间接，公开或秘密地维护法国资产阶级和它的外交政策。史大林与他的法国的仆从们恰都是这样的骗子。
为遮盖背叛，他们当然要呼救于列宁——正像列巴、保罗佛尔、龙桂以及其他的机会主义者之有权利呼救于马克思一样。人道报几乎每天都引证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这信说明一九一八年初列宁怎样接见了一个法国的忠□，利用他的帮助去抵抗已经开始了的作新的进攻的德国人。引证这个意□论据的目的不是要证明这问题，而是（相反？），要向工人眼中抛沙土。我们将立刻明瞭地证明这个。
谁要否认苏维埃政府有权利利用帝国主义者间的冲突，或者在必要时对帝国主义者作各种让步，那自然是可笑的。罢工工人也常利用资本家企业间的竞争，并对资本家让步，并且在不能取得胜利时甚而还屈服于他们。但是因为这点，工会领袖是否便有权利去和睦地向资本家合作，粉饰他们，并变成他们的雇佣呢？没有人会说不得已而屈服的罢工工人是骗子。但鲁五克这个人，为了对资本家维持和平与和好，而瘫痪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我们不但有权利并且还有义务去公布他是工人阶级的骗子。在列宁的布勒斯特政策与史大林的法苏联合政策之间的不同，正像部分地失败以后被迫而对阶级敌人让步之革命的工会政策与自愿成为阶级敌人的盟友与仆从之机会主义政策之间的不同一样。
列宁接见了那反动的法国官吏。在那几天内我也抱着这样同于列宁的目标而接见了他：鲁白沙克把我们道路上的桥梁炸毁使我们的军需不至于落到德国人手里。只有完全轻狂的无政府主义者才会把这样的“和解”看作背叛。在这些日子里，法国的正式代表接见我并在各方面都给了帮助——军火与粮食。我们很透彻地知道他们的目的是想把我们牵连到对德战争中去，但德军事实上正在向我们进攻，而我们是软弱的。在此情形下我们有权利接受法国参谋部的“援助”吗？当然是有的！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我向党的中央提出了这样一个动议。这动议的原文刊载在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中央委员会正式会议记录里。动议是：
“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党执掌着政权并正在对德战争时，我们可以经过国家机关用一切方法去取得必要的物品以武装并供给我们的革命军队，抱着这个观点可以尽可能地在各方面设法取得这些物品，而且也可以从资产阶级政府手里取得。当这样作时，（我们的）党保持它的外交政策之完全独立，不在政治上对资本主义政府让步，在每个事变里都从自便的观点下去提出建议。”
列宁没有参加这一次中委会。他送来了一个通知。通知的真实原文是：“我赞成接受英法帝国主义强盗的马铃薯与军器”。这便是那时的布尔塞维克中央委员会利用资本主义的冲突之事实：同帝国主义订立实际协定（“接受马铃薯”）是完全允许的；但绝不允许同“帝国主义的强盗”建立政治的结合。
史大林的罪恶不在于他同阶级敌人建立了各种的实际协定：这些协定或许对或许不对，但在原则上是不能反对的。他的罪恶在于他赞成了帝国主义政府的政策，这些政府是保护那抢劫的与强夺的梵尔赛条约的。史大林还不曾从帝国主义强盗手里得到一点“马铃薯”，但他已经同他们建立了政治上的结合了。
法国资产阶级不需斯大林的拥护，已能够加强它那压迫六亿殖民地奴隶的兵力了。如果他要求这拥护，这只是因为它想削弱并腐化法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那对法国帝国主义的赞美歌上签名的时候，史大林的行动绝不像一个被压迫而暂时屈服给资本家的罢工工人，而像一个软化工人斗争的工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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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大林与共产国际领导之背叛，在现在苏联统治层之特性上表明出来：这是一种享受特权的无有监督的官僚层，它高居在人民之上并压迫人民。马克思主义教给我们存在决定意识。苏联埃的官僚层是最怕批评、运动与危险的：它是保守的，它贪婪地保卫它自己的特权。在绞杀了苏联工人阶级以后，它对世界革命早就失掉了信仰。如果劳动群众都闭起口，忍受着并服从着，它便答应给你建立个“一个国家内的社会主义”。
对于保卫苏联这问题，这个官僚层把希望放在它的政治的伶俐上、李维诺夫的外交上，对法国和捷克的军事同盟上，而不放在革命的无产阶级身上。反之，它还害怕法国或捷克工人之不经意的行动会惊坏了它的新的同盟者。阻碍“同盟”国家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已成了它的任务。所以，史大林背叛的根源，是苏维埃官僚的国家保守主义，是它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极端仇观〔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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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大林背叛的各种后果，直接地在法国共产党政策之剧烈转变上表现出来，这党不是被工人选举的领袖所领导，而是被史大林的代理人所领导的。昨天这些绅士们还在乱说着遇到战争时候的“革命的失败主义”。今天他们为了保持和平却已采取了“国民自卫”……的立场。他们一字一字地说着资本主义外交的公式。因为每个帝国主义的强盗都赞成和平，所以他们也都缔结联盟，增加武装，制造毒瓦斯，培养毒菌——仅仅是“为了和平”。谁要说“法苏协定是和平的保障”，谁就不但对苏维埃政府负起责任，并且还对法国的证券市场、总参谋部、以及这参谋部的毒气毒菌负起责任。
人道报写道，法国政府将会发现自己是“在法国工人的统制之下”。但这只是可怜的煽动者的一种空洞的成语。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一个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曾经“统制”过资产阶级的外交政策和军事行动呢？当一切权力都在资产阶级的手中时，无产阶级怎能完成这种“统制”呢？为要领导军队，便必须推翻资产阶级并夺得政权。此外别无道路。但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却表现着放弃了这唯一道路。
当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宣布说遇到战争时他预备去“统制”（即是说，去拥护）它自己的国民军国主义而不预备去推翻它时，这政党即在这件事上变成了资本家的家畜。无有丝毫根据再害怕这样一个党：它已不是个革命的老虎，而成了个驯顺的驴子了。你可以饥饿它，鞭打它，侮辱它——它还要拉爱国主义的车子。它或许时常仅只可怜地叫几声：“看上帝的面子，解除法西斯团体的武装”。为回答这种叫声，它将要多挨几下鞭子的抽打。而且是应该这样的。
共产国际曾把苏联的加入国联和签订法苏协定描写作无产阶级与和平的最伟大的胜利。但这胜利的实际内容是什么呢？
共产国际在一九二八年通过的纲领上写道：“（国联的）主要目的是制止革命危机之自动的发展，并用封锁与战争的手段绞杀苏联”。极其当然的，在这种情形下，苏联的代表是不能参加国联的，即世界帝国主义反革命的总参谋部。
但是从那时以后国联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为什么苏联觉得必须加入国联呢？这里我们所得到的是谁的胜利？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欺骗了工人。法国资产阶级如果发觉苏联还有革命的成分，那它是决不会与之成立协定的。世界革命之极端衰落是苏联加入帝国主义的战争营垒之唯一原因。
的确，如果苏维埃工业没有这样高度的成功，如果苏维埃没有坦克与飞机，是没有人会看重苏联的。但叫人看重的方法多得很。如果苏联仍然是国际革命的堡垒，如果共产国际发动胜利的进攻战，那么，法国、英国、意大利的统治阶级将毫不犹豫地加强希特勒的兵力使向苏联进攻。但在现时，在中国、德国、奥国与西班牙的革命消沉了以后，在欧洲的法西斯蒂成功了以后，在共产国际倒台与苏维埃官僚全国腐化了以后，法英意的资产阶级答复希勒特道：“为什么要冒远征苏联的危险呢？不须远征，史大林已在步步成功地绞杀革命了。和他成立一种谅解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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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苏协定不是一种和平的保障——好个不害羞的胡说——而是一种为了应付战争的买卖。这个协定对于苏联的利益，至少说是可疑的，只在得到罗加诺条约的共同签字国，即英意的同意时，法国才会“有责任”地成为苏联的帮助者。这就是说，如果法帝国主义觉得在紧急关头牺牲苏联去与希特勒成立一种协定是较为有利益时，英国与意大利是随时都可以帮助这种“背叛”使其合法化的。人道报事实上对这种限制的条文保持极沉默的态度。可是，一切都连系在这种条文上。协定束缚了苏联，而却曾会束缚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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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姑且承认：苏维埃官僚在作了一切错误与罪恶以后实际上除过法国订立这种含糊的不明确的军事同盟以外，已毫无能为了。因此，苏维埃除过批准史大林拉法尔的协定外，已无别的救星了。但着眼到法国这方面，问题便完全两样。法国无产阶级应该不许它的资产阶级隐藏在苏维埃官僚的背后。法帝国主义的目的在和苏联签订了条约以后仍是这样：保障旧有的贼赃；预备抢夺新的贼赃；预备法国人民的新的动员；利用苏维埃无产阶级的血。如果国会中的共产党与社会党的代表，都投票赞成法苏协定，那他们不过是再一次地证明了他们之背叛无产阶级！
如无反对本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反战斗争是不可以思议的。如无反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与同盟者即改良主义者与史大林主义者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不可以思议的。无情面地肃清工人阶级的组织——欺骗工人阶级的社会爱国主义的骗子之政治的和职工的团体，是必要的，无论它们的名子是里昂布乐木或杜来兹，鲁五克或孟摩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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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只有一个组织忠实、坚强而努力地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这就是布尔雪维克——列宁派的组织。它的机关报是一种周刊叫做《真理报》。每个有思想的工人应该认识这报纸。
布而雪维克——列宁派在一个特别小册子里已经很明白地严密地规定了无产阶级在反战斗争中的任务，这册子叫做《战争与第四国际》。直接地了解这个册子并慎密地讨论册子中提出的诸问题，也是每个先进的无产阶级的义务，无论就他个人说或就他的阶级说。
继承改良派的旧背叛而发生的史大林派的背叛，使一切无产阶级组织必须彻底改造。新的革命党是必要的！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的国际组织所从事的活动的内容，都在于要完成这种历史任务。
史大林的背叛并不使我们惊异。一九二四年以后当苏维埃官僚背弃了马克思列宁的学说而主张“一国社会主义”的学说时，我们就预料到了这一点。伪诈的人与庸俗人都说我们反对史大林的斗争是“个人的”斗争。现在就是瞎子也能确识〔认〕我们的斗争是为保持国际主义与革命的基本原则而发动的斗争。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曾千百次地说：“揭破一个史大林你将找到一个机会主义者”。今天，连揭破都不需要了。史大林主义者实际上站在工人阶级运动的极右翼，而就他们不断用上革命的权威来遮盖他们自己这一点说，他们比较旧的、传统的机会主义者要无限地有害得多。
史大林派对于布尔塞维克——列宁派（“托洛斯基主义者”）的忿恨，是保守的官僚们对于真正革命者的忿恨。在反对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的斗争中，这种害怕失掉权力和薪俸的官僚是无论什么卑鄙恶劣的手段都用得出的。
在实行他那最近一次的公开背叛以前，史大林第一百次地执行了一个反对苏联国内左翼的新暴行。他对反对派的人开了许多次欺诈的审判，藏起他们的真实意见而拿他们从未犯过的罪行加在他们身上。这样，过去共产国际的主席齐诺维夫被判了十年的监禁，仅只因为他在许多次的动摇与犹疑以后不得不承认了史大林政策之罪恶的特性。
苏维埃官僚在审判暗杀基维夫的恐怖主义者时，想经过一个挑拨者而牵累到我。在今年初，史大林逮捕了我的儿子，他是个青年科学家，忠实的苏维埃工人，与政治斗争绝无关系。逮捕的目的不但是要对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并且还要对他们的家属施行一种残酷的恐怖。官僚们在看见他们的威势与特权将要受到威胁时，是不知怜惜是什么的。在这一点上，史大林在全世界的资本主义警察方面找到了可靠的帮助。
最近，在四月间，史大林派遣了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袖们到巴黎来，鼓励法国的革命青年转向爱国主义的立场去。这些青年官僚在社会党内部组织了一个特别的史大林派小组织，它的主要口号是：“肃清托洛斯基主义者”！不用说，在作这样的破坏工作上，史大林阴谋团过去是而且现在也是不吝惜金钱的资本的：政见上尽管可怜，而金钱是不缺乏的。
但革命家是不会对恐怖屈服的。恰恰相反。他们的答复是加倍进攻。史大林主义现在是世界工人阶级运动的主要灾祸。这灾祸必须铲除，剿灭，用热铁烧毁。无产阶级必须再一次地团结在马克思与列宁的旗帜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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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志们！
我要向你们说的话还多得很，还多得很哩。但我被迫着须立即动身：无论何时那警官都会到这里来的，他要押送我和我那斗争与流荡的忠实同伴的妻出法国国境。我要离开法国时，我热爱着法国人民，确信着法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将来，但也仇恨着法国帝国主义的伪善、贪婪与残酷。
我坚决相信劳苦民众们迟早会给我以今天资产阶级所拒绝给与的厚情。如果最近将来法国无产阶级会给我以参加他们的决定斗争的机会，只要我身体尚健，我是时刻在等待着用文字和行动来答复你们的革命的呼唤的。
现在，允许我以同志的资格热烈地握你们的手，并允许我用那四十年来领导我思想与行动的那个口号来结束这封信：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日